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研究所图书馆的胡适档案中，过录了一封此前未曾入集的徐志摩书信，有一千字，要算长信，就是写给胡适的。这封书信的末尾，徐志摩只写了“星一”，即星期一。因为信中提及了“中公学潮事”，《徐志摩书信新编》的两位“整理者”在该信题注中就说明：“考《胡适日记》，1930年10月31日日记有关于中公学潮事，故此信当作于是月下旬，星期一是27日。”于是，“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便成了这封徐志摩书信的写作时间。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九年十月出版的十卷本《徐志摩全集》书信卷连注文也不要了，就把二〇一七年四月浙江古籍出版社那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两位“整理者”的“考《胡适日记》”之后的“注”当成一锤定音的结论，直截了当地把该封书信标为“1930年10月27日”。

细读徐志摩这封书信，言及“中公学潮”时，明明白白地写着“今日中公又演武剧”，与胡适日记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记有”的“中公学潮事”不是发生在中国公学的同一起“学潮”，是“中公又演武剧”，即中国公学再次发生的又一起“学潮”！因而，貌似唯一结论的该年“是月下旬”即十月下旬唯一的那个星期一，即该年的十月二十七日同样无法确立为徐志摩这封书信的写作时间，该封书信的写作时间还得另外设法弄个明白。

该信正文末尾有“《诗刊》已见否？顷先寄一册去”的叙说，可为此信写作时间提供一个上限。我存用的这册徐志摩编的《诗刊》季刊创刊号影印件，不见出版时间，但署名“志摩”的《序语》标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写作时间，函询胡适“《诗刊》已见否”自然只能在刊物出版后，写信时间也只能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下旬，甚或其后。

徐志摩此信头一段谈到自己收到暨南大学聘书的事，更可以为此信写作时间提供有力的佐证，信中写道：“暨南聘书虽来，而郑洪年闻徐志摩要去，竟睡不安枕，滑稽之至，我亦决不向次长人等求讨饭吃。已函陈钟元，说明不就。”郑洪年是暨南大学时任校长，作为校长何以如此恐惧引进徐志摩这个文学教授？据梁实秋《关于徐志摩》一文所说是郑洪年认为徐志摩“此人品行不端”，自然是指离婚又再婚的事情。徐志摩自己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具体些，为“我回来时候很多朋友对我说郑韶觉在那里不舒服，说我‘浪漫有名’，又说我是新月分子，我自然只有好笑。我本不向他求事，他既如此，我还能去吗”，再往下的“我答应他三天内给他回信，今天已是第三天，而我还是决定不下”的述说，进一步证实了徐志摩此信写于二月九日，而不是此前或者此后的某个“星一”。

真诚聘请徐志摩到暨南大学任教职的那人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十卷本《徐志摩全集》和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都弄错了一个字，不是“陈钟元”，而是“陈钟凡”，即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陈中凡，又名钟凡，字斠玄。估计是徐志摩书信手迹中“凡”的行草字有点儿像“元”。陈中凡比徐志摩年长九岁，一九三一年，他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徐志摩写给陈中凡“说明不就”即不拟应聘的书信手迹收入二〇〇一年一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清晖山馆友声集》中，也以排印本形式编入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八卷本和商务印书馆十卷本《徐志摩全集》以及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三书中，写作时间都是明确的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

如此一来，致胡适的这封千字书信之写作时间“星一”，便是徐志摩给陈中凡写信的次日，即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徐志摩这封信中说的中国公学的“又演武剧”即又一次学潮，就发生于二月九日。“又演武剧”的又一次“中公学潮”应该是九日下午发生的，到了徐志摩写信时候的“星期一夜十时”，当事人双方仍然“在新新”即在“新新旅馆”之类中国公学的校外一处场所“议事”。

这封徐志摩书信很重要，仅仅在信中写出的人名，除了郑洪年、陈中凡，尚有中国公学的校董蔡元培、王云五、高一涵、丁鷇音、刘南陔，以及名教授杨杏佛、马君武、罗隆基、潘光旦、俞剑华、黄时，还有陆小曼的堂兄耀昆，即一直随小曼父亲陆定生活并与王赓友好的陆耀昆，更有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徐志摩挚友王文伯等，可谓讯息密集。而且不少人都只是两个字甚或一个字表示，并非全名，要熟悉中国公学当年史况和徐志摩交往情形，方可完全读明白这一封书信的内容。有的内容我暂时也弄不明白，如书信末段一句“新月又生问题，肃、陆不相让”中的“肃、陆”是哪两个人，“不相让”的事是什么事，等等。

查胡适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剪贴了三天前的《新闻报》上所登《教部已接管中公》一文。据剪报来看，可能“教部”规定的“将校内非法团体解散”一条惹起了被定为“非法团体”成员们的异见，加之原校长马君武又“不明大体”，才导致 “中公又演武剧”。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根据“记载甚略”的“报纸”相关文章，胡适对中国公学发生的学潮之前因后果有一个“推论”：“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可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生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容纵学生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于是校董会遂把学校送给教育部与党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