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1980年代形成的知识场域出发，当代文学批评步入了两个不同的经验空间。一部分“跨出了文学，投入一个的更大的世界——批评家兴致勃勃地将现实视为一个可供分析的大型文本”[1]。另有人则面对学科合法性的问题，不无忧虑地谈论道：“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2]学界并召唤着学科规范、历史话语的建成。粗略来讲，前者的批评实践相当程度上是借新时期引入的西方理论资源完成的，呈现出理论化的趋势；而后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在近几年呈爆发之势，引发了众多关于“史料学”“历史化”“史学化”的讨论。如果放弃那种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理论建设、历史建设的普遍论调，历史地看，“理论化”的批评与“史学化”的批评在新时期批评史上存在着微妙的不平衡。它们从19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出发，在新时期第二、三个十年里“理论化”的批评率先崛起，稍后它又衰落下去。而在“理论化”遭受质疑的时间，“史学化”的批评实践异军突起。这样的起落过程参差交错，又如此迅速，稍不留神就从前一个命名、质疑、鼓动的逻辑中滑脱，遛入新的话语丛林。针对二者，当代文学学科内部已经存在着很多令人迷惑的声音：有人抱怨做“史”的太多，有人则声称“批评”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有人在鼓动“回到历史”时，有人已经将其视为陈规与陷阱。但好在这种矛盾并非不可理解，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什么样的势态，历史总有其内在逻辑。把握住这一关节之后，我们便有可能从那些唱衰或捧场的迷魂阵中走出，抓住有真实分量的部分。

经历过新时期的学人，总怀有几分对过去的警觉。“作为‘新时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模式构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六十年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基本认知装置。”[3]对这些装置的“考古”构成了日后“重返八十年代”的动因，因为在当时重新出发的当代文学研究正是从这一装置的内部开始书写。事实上，新时期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是有解放意义的。由1980年代末期延伸到1990年代之后的“重写文学史”，通过对启蒙使命的重新确认，将当代文学从“社会主义性质”中剥离出来。只是这种“解放”并非没有牺牲，“启蒙”视野下20世纪50—70年代年代的当代文学由于缺乏“审美”而被历史排除在外，原来由“革命叙事”确立下来的以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为主的学科格局被再次颠倒。“重写文学史”赋予的“‘文学史’想象乃是一种‘退行’的历史。文学仿佛是不断由‘五四’这个高峰时代向后退行，向着某种低谷进发，而直到‘新时期’这一过程才告终止”[4]。这也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学科分工。以中间的30年为界，现代文学占有了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框架。而当代文学研究滑入到了时间的最尖端，当代文学研究“被实际等同于以当下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被等同于文学批评”[5]。这是1990年代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以理论化的批评实践出现的历史前提。

当然，这不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等同于“当下研究”，“当下研究”就必然以“理论化”的方式进行。那种批评理论，认为理论过密导致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缺失而遭遇合法性危机的观点是一种因果倒置。退开来看，如果将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上溯到1980年代中期，会发现在1985年西方理论入场并非无的放矢。“重评”打捞出的“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等文学资源和当时的批评家抱有很大期望的“现代化”的文学创作，已经使得人们对那种单一性质的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怀疑。什么是文学？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就在原来笼罩一切的元理论的薄弱之处，西方理论凭借自己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力与新时期“价值重估”和“历史重述”的诉求有效对接。“新的作品（材料）”和“新的标准（方法）”良性互动，构成了新时期重要的话语资源之一。[6]换句话说，新时期对过去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改写，不是像它声称的那样从“无理论”到“理论化”、从“非科学”到“科学”的，而是用一种科学观替代另一种科学观，用一些新理论替代旧的理论。客观上，当下批评被“理论化”了，也正是通过“理论化”被截留在“当下”的当代文学加入到了新时期的主流话语中，以“无历史”的方式成了新历史的一部分，确认了自身的合法性。

在1980年代，“理论化”批评是当代文学站稳脚跟的方式，1990年代亦是如此。在后新时期，“当下创作”被商品经济冲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的边缘，文学本身不再与历史形成对话。这也意味着文学研究通过当下批评介入历史的可能性被拦腰斩断，而在以现代文学为主而形成的解释历史的框架里面寻找自身历史的完整认知也是徒劳的。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再度通过“理论化”的批评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与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不同，1990年代的“理论化”批评借重的是西方的阶级、种族、性别、区域、民族等等话语，以“文化研究”“大众文化批评”的方式使199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得以自由出入于文化镜城般的社会现实，反过来这些理论也赋予了它释放出20世纪50—70年代历史资源的独特通道。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的“再解读”，199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给定的“当下批评”的站位，完成了对给定这种站位的历史逻辑的强力反拨。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再次回应那种站在“历史化”立场对“理论过剩”的批评之声。事实上，早在1991年就有敏锐的研究者提出过史料建设，在其尚未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7]，1999年两本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却给予了当代文学“史”的依凭。与其说当代文学的历史来自史料的更新，不如说来自借助“理论”势能获得的视野突破。

当然，从另一种层面来看，尽管“理论化”的批评在一定限度上将当代文学从“重写文学史”给定的历史中解放出来，但“理论化”的批评能推动着当代文学研究走多远呢？它的限度也仅限于此。这也是吴秀明将当代文学史料称为“历史补课”的原因之一。近年来隐有“转向”之势的“史学化”批评在用各自的方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回应着“理论化”的批评实践的缺失与缺憾。

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中国学术原本就具有考据、实证的传统，比较成熟的古代文学学科有版本、目录、辨伪、校勘等一套文献学学问；现代文学方面，1980年代钱理群、樊骏等人倡导的史料建设如今也走到了比当代文学更远的位置。从1949年迄今，当代文学都有大批史料散落在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这些“批评”和“写史”都需倚重的文本资料亟须清理、证实、完善，否则就会有根基不稳之虑，这是西方理论无法触及的。一些观点将“史料学”称为“新史学”,因为当代文学史料学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以往的文学研究可以依凭的史料类型非常有限，这些“常规性史料只是史料形态之一种，而这一史料形态的存在属性与特征，又规约着它叙述事实的视角与方式”[8]。“新”不仅是要挖掘陌生的史料，还意味着对史料边界的拓展，“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9]，这些工作或许无法形成那种“翻案”式的突破。但在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学科关系已经稳固之后，徐徐图之也无不可，“它们所发掘的新材料可以在不同研究者手中与不同问题相遇并激活新的结论或方法”[10]。眼下成系统的当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已经初具规模。这是一种以实证之“真”补足阐释之“真”的尝试。因而，那些认为做“史”太多，淹没了批评的直观性意见者，未免责备求全。

那么，史料的增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突破原有的文学史认知框架呢？“史料学”的发起者对这一基本问题并非没有考量。“史料学”第二个引人瞩目的工作是活的田野调查。当代文学的历史是一片广阔的田野，在看得见的作家作品之下，还有包括疆域、山川、名胜、学校、赋税、物产、乡里、人物、艺文、金石、灾异、历史、地理、风俗等“沉睡着的文学矿藏”[11]。在文学体制和规范之下，透过这些材料“去寻找和发现那些隐存于外表的人心中的内在的人，‘看不见的人’、‘核心’、‘产生其他一切的那些能力和情感’、‘内心的喜剧’、‘心理’”[12]。“即是说通过触摸这些东西去深刻理解那个年代的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悲欢离合中的历史面貌、历史轨迹，以及历史的整体性形成之原因”[13]。对这种感觉结构、主体位置的看重，隐含着一层从1990年代借由“外部转向”打开的缺口，继续向前结构一个有立体、有纵深的、有主体差异的历史面貌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史料学”之“全”，是对“理论化”批评的片面性“补课”。受制于当下性的批评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无法完成这种“整全”的认知，这是必然的；而西方理论也要受制于它本身的认知结构的规束，即使以女性、阶级、种族、地域的一端切入纵向的历史，事实上完成的还是对历史的分割。

换句话说，要面对“历史”这个庞大的对象，过去倚重的那些“理论”已经显得惊人的有限，历史学的、古典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都被排除在外了。“理论化”的批评为我们打开了建立整体性的学科格局的可能，却无法进一步回应这一愿景。因此，“史学化”的批评不单是对“理论化”批评的救弊，也是对其整体诉求的续接。它不是对理论方法的弃置或偷懒，它是“重新出发”，“是以基础性的材料工作去重新开掘那些被‘重写’所遮蔽的当代文学的复杂面向，是一种对‘重写’的重写，也是一种‘搁置方法’的方法”。[14]

另一方面，理论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理论无法反思自身。理论的先验性的预设会使得其对象的丰富性还未敞开就被封闭。这是那些批评理论太多的人一早就感受到了的。1990年代的“再解读”，将叙事机制视为与意识形态机制同构的方式，突破了那种政治/文学的二元论调，但是，它“一定程度上，在这个视野中所有的政治构成都会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宰制、合谋，这是否是另一种的理论先行呢？”[15]在这种制度、政策、话语之外的“政治”的复杂性，包括人际伦理、组织秩序、思想意识等等被省去了。对反本质主义而言，理论又成了一种解释历史、现实时最本质主义的教条。

这种反思将“历史化”导向了另一个位置。现当代文学史的深处一直有一条极具自反性的脉络，“重写文学史”对文学的重估、现实和对现实的讲述的迅速变幻、后现代理论的引入，使得人们对我们能否接近真实、历史是否存在一种处于中心的真实都产生了怀疑。在反思之后，如何处理文学、历史的经验呢？如何处理局部经验与整体视野的关系呢？我们是否可能或者还是否需要最终用那种从十七年继承而来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固定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再次“历史化”？

除了整理历史材料之外，“社会史视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试图“做减法”，“对构成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预设、历史叙事等加以澄清”。[16]张旭东的“批评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都有以“史学化”批评的方式来拒绝封闭到一个自足的大叙事之中的尝试。

这种意义上，“理论化”批评为我们清理出了一片开阔的历史场域。而“史学化”的批评可以说是再一次的“理论”尝试，它在最低限度上将清理我们的知识的讹误、历史材料的片面性，而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将突破“范式”“方法”的规条，朝着一种我们现在还无法预知面貌最终呈现，或者连“最终”的存在都会被质疑的理解和进入历史的方式进发。把握住这一逻辑，我们也可以像回应对“理论化”的批评那样对“史学化”的批评唱好或唱衰的声音。它无意于远离具有鲜活生命的文学本身，也不等同于“论”得太多就以“史”代“论”的线性推理，其存在和爆发都有与历史扣合的坚固因由。“史学化”转向本身蕴藏着诸多复杂性，理念可以兼容多种可能性平滑运作，而现实却只能抵达它实际可能抵达的地方。在诸多建议当中，值得我们去注意和最终可能留下来的，也只有那些尊重了现实之轨迹部分，如此才有走向未来之可能。

注释：

[1]陈晓明、孟繁华、南帆等:《“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谢冕、王利芬、孟繁华、陈顺馨、尹昌龙、尹国均、史成芳：《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3]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4]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5]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6]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7]《当代参考资料与信息》在1991年第2期曾以“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研究笔谈”为题，发表了张颐武《当代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等文。

[8]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9]马天娇、金宏宇：《“史料学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江汉论坛》2020年第10期。

[10]张均：《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之我见》，《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11]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12][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中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

[13]程光炜：《研究当代文学史之理由》，《名作欣赏》 2018年第22期。

[14]李强：《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15]刘卓：《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16]刘卓：《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