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化批评的发生和文学理论是有内在关联的。文学理论需要借助文化批评彰显知识的公共性，文化批评则需要借助文学理论来获取合法性。当前，要凸显文学理论的公共性，有必要继续倡导文化批评。为了让文化批评区分于“文化讨论”与“文化研究”，就特别需要发展“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而为了让“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不至于过度他律，则需要有文学公共领域的评价机制。理论地言说文化批评，对于彰显文学理论的公共性不无益处，但我们更应该多加强调和落实“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理论公共性的实际作用。

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诸种关联

包括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内的学者们，不仅具有人文的关怀，也有参与公共言说的冲动，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认同是其内在的需求和本色。而文化批评则正好可以作为其实现自己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一种方式。

文学理论研究者所从事的专业研究，在面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有转型为文化批评的必要，否则，就可能遭遇知识合法性危机。这种转型的诉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对象发生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分化了，出现了大众、精英、主流和民间等几种文学形态共存的现象。文学理论的对象改变了，它们越来越和大众、文化产生密切的关联，这就给文学理论提出了文化批评的变革要求。

其二，言说身份具有调整的诉求。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其存在越来越不为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言说左右，即使这种言说切中肯綮。其原因是文学的生产、消费、接受的机制已然改变，越来越与市场、大众和国家相勾连。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言说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时，要尽量以学者的身份去理性分析、学理阐释与科学反思。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文学理论对文学的有效言说。

事实上，一经迈进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学科也的确在积极回应这种转型的诉求。文化批评之所以和文学理论关联密切，就是因为文学理论需要借助于文化批评来转型，来彰显公共性，以避免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即“文艺学要借鉴文化研究反学科的实践经验，重构自己的研究范式，重新焕发对社会的影响力”。

文化批评和文学理论关联密切也可以从文化批评自身寻找缘由，文化批评其实也需要借助于文学理论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

如今，有必要继续推动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双赢关系。文化研究其实可以改造为一种“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并进而成为实现文学理论公共性的重要方式。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理论公共性的实现方式

“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因为它是文学批评，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特性，因此是一种和文学理论密切关联的文化批评，一如有学者所言，“‘文化研究’标志着文学批评的一个新阶段”。所谓新，最关键的在于它是文学理论公共性实现的一种好方式，能使文学理论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对此，以下几点需特殊关注。

其一，从研究对象看，它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保证了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联。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批评之所以能够实现文学理论的公共性，是因为文化批评会主动参与其研究对象的建构，即文化批评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经验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的某个文学文本，而是在文化批评问题意识下所建构的文学文本。

文化批评还能够自觉地以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或者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文化批评要借此理解当下的日常生活，并通过研究努力介入或者重构与文学关联密切的文化社会关系。可以说，文化研究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学所做的选择和处理，对于实现知识的公共运用是有帮助的。

其二，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理论公共性的重要实现方式，其研究方法对于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化批评的方法包括美学的、文本细读的和哲学思辨的等方法，同时也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的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批评对方法并非来者不拒，而是要考虑方法的适用性，而且无论有多少种方法被借鉴，它都主张不能丢掉美学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实际上也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文化批评就会落空。

在众多的方法中，文化批评更钟爱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社会学的“反思社会学”方法等，因为它要借助这些方法对文学文本为何“是其所是”这个问题进行深度分析。

其三，从研究旨趣看，文化批评的旨趣不是仅仅为了鉴别文本的审美高下，它还与政治有关。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批评，是在文化现代性基础上，在国家与社会有适当分离的前提下倡导的政治批评，其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现代性的表征。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文化批评具有不可否认的公共性。而只要文化批评不与文学脱钩，那么，它就可以作为文学理论公共性的实现方式之一。我们甚至有必要承认，没有文化维度的文学理论，不进行批评实践的文学理论，是很难有公共性的。

理论地言说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公共性实现的条件

文化批评能够缓解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弱化问题，但是文化批评的落实还需要具体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批评的生产机制。

“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如果不去展开具体的批评实践，而只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言说，的确有可能使文化批评的公共性大为减弱，并最终导致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危机难以缓解。就此而言，“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要继续保持文化研究的特性，持续地进行具体的文化研究。

但理论地言说文化批评，也不是毫无意义，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危机。通过言说文学理论学科的问题，使理论介入现实。特别是当我们倡导文学理论走向文化批评，建构作为文学的文化批评，这即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虽然我们在“说”文化批评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地开展文化批评实践，但是这样“说”的时候，却已然表达了要把当代文学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也表明了要采用民族志、反思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还认为“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不能把文本的审美属性鉴别作为唯一研究目标，而要反思这种审美属性所由生成的文化机制等。凡此种种，都是在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谋划。而且，它在讨论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时候，还可能会涉及什么是好的文学理论，这样的讨论也是在发挥知识的介入作用。

在将文化批评纳入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之中予以言说的时候，也就是把文化批评体制化、学科化，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讨论文化批评，涉及的问题恐怕都是文化批评的特点、文化批评的方法、文化批评的旨趣、文化批评的功能等，那么这其实就是在自觉地建构“文化批评学”。这种文化批评学对于它自身而言，有可能意义不大，但是将它纳入文学理论学科之后，会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变化，甚至会导致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从而对文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体制化、学科化藩篱不无益处，若如此，当然也就为文学理论学科的公共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文学理论公共性要健康成长，还特别需要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学理论不宜完全置于理论思辨的高地，文学批评也不能完全脱离理论的自觉。事实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本就可以互相发明，理论在批评中生发与存在，批评也因理论而升华和精致。好的文学理论一定是具有批评实践能力的理论，专业的文学批评也必定是有理论底蕴的批评。这也是文学理论公共性的实现不排斥文学批评的原因。“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由于特别关注当代文学文化实践，又有理论视野和方法论的自觉，因此，只要具足文学性，它就可以作为文学理论公共性的实现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