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接到“第九届读友读品节公益形象大使邀请函”后，陶勇迅速给出了应邀的回复。在对接采访的过程中，《自造》一书的编辑发来一份Word文档，文档名是《陶勇医生介绍》。这份文档的字数是5704，简要概括了他的人生轨迹，其中包括履历、科研成果、所获荣誉，以及近年来他在公益活动中做出的努力。

2020年1月，陶勇遭遇医伤事件，5月恢复出诊。紧接着，陶勇完成了《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又相继推出了《目光》《自造》两部散文集。其中，《目光》销量超过30万册。在《自造》中，陶勇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长期以来对阅读、医学、生活的思考。

进入另一个世界

走出家门，听到确凿的鸟叫声，再往前走，车笛的分贝渐强，挤一小时地铁，赶到朝阳医院，穿过大堂、电梯、楼道，经过涌动的人群，换上白大褂，眼科医生陶勇的一天开始了。恢复接诊一年多，陶勇每周三出诊，接诊量在三四十例，时间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

自2021年5月开始，医院停了陶勇的“对外预约挂号”和现场挂号，他只接诊团队内部转诊的疑难重症，不再接手常见病和多发病。重症患者收进病房后，陶勇会收到手术通知。他以“糖网”举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简称），患者由于血糖失控，眼底生成蛛网般的“新生血管”。“新生血管”日渐纤维化，就像胶水粘在卫生纸上。医生要把胶水剥离，同时保持卫生纸完整。

这意味着陶勇的工作发生了转向——从接诊转向攻克疑难杂症，通过科研创新、科研转化提升整体医疗水平，以及科普。

科普是陶勇一直在做的事，他给《健康报》写过稿，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配合多家广播电台录制节目。在微博超话，陶勇设计了栏目“陶勇医生每周一答”，科普眼科知识。2022年5月，陶勇的《保护眼睛大作战：陶勇医生眼健康科普漫画》一书即将出版。这是一本300页的科普绘本，主角“光明使者陶小淘”来到眼球帝国，与小眼球朋友探索眼睛的神秘世界。

“给儿童做科普，形式特别重要，要用孩子感兴趣的形式。不能用生硬的说教，不能用大段的文字，他读起来费劲，就坚持不了。”陶勇提到女儿，女儿爱看动画片，会反复看一部。他感到诧异，继而疑惑，纳闷地自语：“这有什么好看的？”客厅里，陶勇的父亲听见，眼皮也没抬，缓声说：“你小时候也一样。”

在和女儿的相处中，陶勇受到启发，最后选择用漫画呈现，在语言上尽量靠近儿童。为此，他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但陶勇认为，这件事很值得。“其实儿童科普的意义要重于成人科普”，陶勇接着说，“一个人一生都会受益于童年时期受到的教育。”一旦把时间拉长，儿童科普的“长尾效应”开始显现：等这一批孩子长大，他们会成为新一代家长，良好的用眼习惯会被传递给下一代人。

2021年12月，继《目光》之后，陶勇推出了新作《自造》。他不愿把《自造》称为《目光》的“姊妹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进阶篇”。同样是从医生的视角出发，讲述工作、生活里的思考，但两部书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目光》是沉静的，如同静谧流淌的溪流，倒映长空中的一轮明月。而《自造》更像走进了脱口秀、相声专场，文风诙谐，人间的热烈与欢腾扑面而来。

“对，读者看完会好奇，（它们）不像一个人写的书。”电话那头，陶勇笑着说。《目光》出版于2020年10月，当年5月开始创作。那时，陶勇出ICU三个月，刚恢复出诊。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患者——左手的神经和肌肉全部被砍断，缝合后失去知觉，需要做康复训练，接受电疗、按摩。于是，该书由陶勇口述，好友李润整理。他解释，《目光》有2位作者，自己只“写”了半本。

“相对来说，那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那时候让我整天乐，似乎也乐不起来。”陶勇用“好了伤疤忘了疼”形容自己，到了2021年，“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他真正迎来了曙光和黎明。

于是《自造》里，那个曾在伤痛遮蔽下的自我开始浮现。他是带女儿冲浪，误判海浪高度的粗心父亲；是倾听护士讲述生活难题后，“胸口压了重石”的科室主任；是31岁被医院破格提拔的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也是在“惊才绝艳”同行面前倍感压力的“落后分子”。

为了写《自造》，陶勇花了半年，有时在火车上，有时在咖啡馆，有时在家。妻子支持他写作，包揽了所有家务，一旦发现女儿影响丈夫写作，妻子立即把她领出房间。灵感来了，陶勇随时记下，有时在马路牙子上，有时在朋友聚餐时。饭桌上，一旦听到新奇的观点，陶勇会“叫停”——在戛然而止的气氛，以及众人诧异的目光下，迅速记下“热乎”的语句。直到打出“继续”的手势，热烈的交谈声才再度出现。

《自造》是陶勇个人第一部独立完成的非学术类图书。之所以决定写书，源于他去高校演讲的经历。伤医事件后，陶勇被推到大众面前，成为一名公众人物。康复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10所高校邀请陶勇做讲座。每到提问环节，他都会感到一种错位——这些经历过高考，实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尖子生，并没有“人生赢家”的自信，更多的是困惑、迷茫。陶勇和教办教师的交谈中，证实了这一点，一些学生甚至存在抑郁症状。

陶勇参加线下活动

“他们为什么愁苦苦的，我就会觉得很奇怪。”陶勇联想到了自己，经历了恶性伤医事件后，整天还乐呵呵的。他意识到，在外界看似枯燥无聊，运转负荷极大的医疗工作中，他找到了坚持的动力和愿景。在一个祛魅的时代——科学成为解释一切的“武器”，理性思维崛起，人文精神式微，人们需要一个自我挖掘的人生观。这成为陶勇写《自造》的契机。

不久前，陶勇参加了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offer3》的录制。他把“offer3”视作一场球赛，“一群医生里的新生，穿着圣洁的白色球衣，哭着、笑着、奔跑着、呐喊着、把坚定的医学梦想踢进千千万万少年人的心里。”

时间再往前拨，陶勇还出现在《天天向上》《脱口秀大会》的现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上综艺和写书、演讲是一致的——都是在做科普，无非换了一种形式。

“我不太拒绝新鲜事物向我招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open的人。所以新鲜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不会说no。”陶勇有写下一本书的想法，关于题材、风格，还没想过。他的回答是，一旦有了明确的限定，写作就变成一种任务，那么“生活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陶勇把人生比作一幅不完整的世界地图，他没有尽快拼完的想法。他好奇的是，接下来会拿到哪块拼图。正是这种新奇和不能被定义，让拼图游戏变得有趣。

非功利性阅读的意义

陶勇的童年在新华书店度过。母亲在新华书店上班，工作时间早八晚六。小学与新华书店挨着，从课桌前起身到书店，用不上10分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几乎在所有不用上学的日子里，陶勇都在书店泡着。母亲忙于理货、销售，不忙的时候，她也从不干涉儿子的阅读，书店有什么就读什么。凭着兴趣，陶勇读完了书店里所有的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

陶勇的卧室很小，但有一排长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写字桌在书架旁，他在这里阅读、写作业。长大后，陶勇才知道书架能摆满的原因。那时，父母工资不高，母亲全天站着工作，腰疼得厉害。为了让母亲睡个好觉，父亲攒了一笔钱决定买席梦思床垫，结果母亲把买床垫的钱用来买书。加上母亲在书店工作的便利，陶勇实现了“阅读自由”。

读武侠小说时，陶勇羡慕的是神医——无论多厉害的大侠，在神医面前都要听话。当时电视台播放《神雕侠侣》，正演到主角身中情花之毒，小龙女不惜跳崖救杨过。第二天，课间休息时同学交流最新剧情，一片哀嚎。“要是《雪山飞狐》里的药王出现就好了”，陶勇心想。回家后，他学着药王的样子，把药箱翻了个底掉，将香砂养胃丸、利福平眼药水、感冒冲剂、三黄片搅拌捣碎，添入当地的甘草、竹根七加水混合，置于火上炙烤，冷却后封坛埋入土中月余。挖出后，“神药”成了一瓶漆黑的黏稠液体。陶勇丧失了勇气，没敢服下，犹豫良久后喂鸡，结果鸡也不喝。最后，他只得倒入家门口的文竹盆里。一周后，文竹枯死。这就是陶勇首次迈向“医学”的故事。

翻开《自造》，能窥见一段陶勇的阅读历程。他的阅读书单像一个胃口庞大的杂食动物，包括《传播研究，1948~1949》《照护》《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战国策》《金匮要略》《三体》《活着》《牛棚杂忆》《孤独六讲》……写书时，他随手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两获诺奖的化学家桑格、英国作家詹·豪厄尔、法国思想家蒙田、性学者亨特、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观点。

陶勇提到最近读的书，第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陀翁写了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即便一生要在疾病和寒冷中结束，仍在期盼圣诞节。这令他联想到一株被石头压着的小草，纤弱、无力，在严冬中等待春来。

第二本是友人写的《植物的战斗》，书里写到了植物的故事。植物与人别无二致，一样遵循着生存法则。陶勇举例，欧洲南部有一种特殊的蜜蜂，公蜂比母蜂早几周孵化，当地有一种植物与蜜蜂相像。实验人员发现，70%的公蜂不和母蜂交配，而是给花授粉。花与蜂蜜共存，既欺骗对方、利用对方，同时彼此成全，达成了生命的动态平衡。

最后一本是《贪婪的多巴胺》，讲的是情绪的生理基础。有人喜欢喝可乐，一瓶接一瓶，根本停不住；有人喜欢跑马拉松，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当行为形成“奖赏通路”，喜好也就固定下来。这些书看似没有共同联系，但都延续了陶勇儿时的阅读习惯。每本书都像糖盒里的口香糖，掏出一粒来，撕掉表皮的包装纸，总能嚼出不同的味道。

越长大，陶勇越意识到“非功利性阅读”的价值。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要做的事情不同。他以自身学医经历举例，一开始是“技”的阶段，磨砺技术、技能、技巧。当眼科医生得手巧，要在显微镜下练习用发丝四分之一细的线在纱布上缝合打结。为了在白内障手术中找准切口位置，陶勇到屠宰场买猪眼，5块钱一个的猪眼买了几百只，一个动作练了2天。到后来，有了几万台手术的经验，他握着手术刀就像在钢琴上弹琴，听着玻切机的咔咔声，有一种挥洒自如的畅快。

第二个阶段是“艺”，不满足于照书上的方法治常见病和多发病，他开始挑战疑难杂症，改进临床诊治方案，让治病过程变得更简单、快捷、高效，提升诊断的准确率和治疗的有效率，医生开始享受到艺术家创造满意作品时的感受。第三个阶段是“理”，病例、生活、图书、电影串联在一起，陶勇体会到平衡的道理，最初是生理学上的稳态，逐渐延伸为器官的平衡、身心的平衡、人与人的平衡、人与社会的平衡、人和大自然的平衡。

到第三个阶段，医生从工人成为工程师，随着技术逐渐圆融，刻苦练习不再奏效。这时，曾经读过的书开始生效——每个门类的书串联起来、汇聚成想象的翅膀，冲破学科壁垒，飞越高山，带他来到更高远的天际。“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独立思考，才有可能提出新的观点，才有可能给出一个新的，前人没有提出的解决方案。”陶勇认为，这是“非功利阅读”带给自己的最大收益。“阅读”是一个动词，它要在时间的长河里浸泡，然后在若干年之后展现出价值。在此之前，人们要耐心等待。

陶勇承认，自己的阅读时间比较分散，有时在车上，有时在地铁上，有时在健身时——家里有一个椭圆仪，一边踩，一边看。他提到了女儿，一到周末她就缠着大人去北京图书大厦、国家图书馆。到了地方，她不会专注地看一本书，而是走马观花，一会这本翻翻，一会翻翻那本，“就像爷爷换电视频道一样”。

陶勇在旁观察，始终没吱声。他不希望让阅读变成一个任务，这正是女儿感受世界的方式。而她踏进图书大厦大门这件事本身，已经实现了陶勇的目的。

时间到了下一个轮回。那个在很多年前，随母亲上班的小男孩，重复了母亲的做法。只不过，他不再是小男孩，成为父亲的陶勇，看着眼前的女儿，她的身影隐约和儿时的自己重合。

进入另一个世界

执笔《目光》的李润是陶勇的大学同学，两人就读于北大。在李润记忆中，陶勇的时间表永远是满的，“每天从医院回来，一头扎在电脑前写论文、做课题到半夜一两点，早上五六点起床去医院查房。”到休息日，陶勇起得更早，乘早班车去郊区屠宰场买猪眼，然后带着血淋淋的猪眼回实验室。过了一段时间，陶勇开始养猪、养兔子，身上总有一股猪屎味。

偶尔同学外出聚会，只要陶勇在场，无论是吃饭、打游戏、唱歌，都会逐渐变为“励志演讲”，听得人人热血沸腾，决心从明天起刻苦努力。然而激情只持续一晚上，第二天只有陶勇言行一致。反复几次后，李润开始避着陶勇，“不敢见他，一见他，就回忆起那天立下誓言的自己，略有羞愧。但堕落久了，又十分想念，听他骂上几句，好像又能打起一些精神。”

陶勇非常守时，在李润的印象中，他没迟到过。约定好时间，陶勇只会早到，在约好的地点支起电脑工作。陶勇专注地敲击键盘，好像身处另一个世界，与饭店嘈杂的环境隔绝。李润称陶勇为“生活上的白痴”，除了工作和学业，没有关心的第三件事，对钱也缺乏概念。陶勇床底下有一个大铁皮桶，脏衣服都塞进桶里。直到再也无法塞进去下一件，他才会拎着铁桶，把衣服倒进投币式洗衣机里。洗衣机启动，发出轰隆声，所有的衣服搅拌在一起。

有一次，陶勇要参加一个全国性质的演讲比赛，拉李润到宿舍，听他彩排。听完演讲，李润提不出意见，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随口问了一句：当天穿什么？听罢，陶勇从桶里扯出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把衣服展开。李润当即否定，并说服他斥巨资买了一身西装。比赛很顺利，陶勇拿了第一。没过多久，李润再去陶勇宿舍，发现西装迎来了与同类一样的宿命，不分贵贱，都在铁皮桶里待着。

上大学时，学生发一篇SCI是一件难事，任谁都要扒掉一层皮，而陶勇默默发了79篇。毕业那天，陶勇作为全校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不认识他的人，都会惊叹，而他身边的朋友很平静，早已习以为常。

为了写书，李润去医院、科研室、康复中心，甚至和陶勇住了一段时间宿舍。淋浴间水管僵化，被褥一看就用了十几年，盖在身上又硬又滑。大学毕业十几年，陶勇已是科室主任，但他的生活用品与大学时代别无二致。李润看着，陶勇在水龙头下洗脸，盖上被子，香甜入睡。时间在陶勇身上仿佛是静止的，他身上理想主义的内核，仍然完整地保存着。

进入工作岗位后，陶勇选择主攻难度极高的葡萄膜炎。葡萄膜炎是我国致盲的主要病因，50%以上的葡萄膜炎无明显病因可查。患者往往由于自身免疫力低下继而引发眼睛并发症，例如糖尿病患者、白血病患者、艾滋病患者，这类无法根治的疾病会导致眼睛并发症反复。这是一个冷门领域，当时研究葡萄膜炎的医生极少，全国有能力做手术的医生不超过10人，陶勇是其中的佼佼者。听闻陶勇受伤，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愿意把自己的手捐给陶勇。在她眼里，陶勇的手无法恢复，等同于给孩子的眼睛判了死刑。

问及葡萄膜炎的研究现状，陶勇回答：“现在生物制剂，就是靶向药物能更好地去除炎症，未来有可能从主要致盲性疾病中摘掉。”这个未来有多远？陶勇平静地说：“快了。”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数字，他继续说：“大概10年左右。”他的语气平静，“10年”听起来像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

科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陶勇举例，这就好比问一个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如果非要问年龄，那么只能说是18岁，但其实每一天孩子都在长大。科研也是一样。

除了医患关系，陶勇还在书里多次写到父母。一天，陶勇在家聊到老年黄斑变性病，十多年里随着技术发展，治疗方式一再更新。他感慨，学医的经验保质期越来越短。父亲回应：“过期的经验就是毒药。”母亲在旁，跟了一句：“看来这看病还得图新鲜。”

陶勇回忆起自己从ICU转到普通病房，见到父亲的场景。躺在病床上，陶勇望着父母，他们异常平静，没有流露出一点绝望、痛苦的神色。父亲只讲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故事：祖父离世早，留下孤儿寡母三个讨生活。家里只有一条裤子，他和姐姐只能轮流出门。一天，他独自上山砍柴，不慎划伤，镰刀在小腿留下了一道十几厘米长、三厘米深的口子。他拿衣服捆住大腿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才回家。故事讲完，父亲没再说别的。陶勇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陶勇不知道的是，当父母看到昏迷的自己，哭到险些晕倒。

每次分别前，陶勇都会和父母拥抱。在小区陪父亲散步时，陶勇会牵起父亲的手。“跟父母拥抱的感觉特别好。很多人心里想着父母，但是羞于说出口。有的时候过于含蓄，其实也是一种遗憾。”陶勇分析，这可能跟自己当访问学者有关。2008年8月～2009年8月，陶勇到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曼海姆医院眼科做访问学者。陶勇的导师是德国人，师母是印度人，夫妻见面会行贴面礼。

陶勇的心得是，亲子沟通需要借助具体事件。一到饭点，父亲坚持看北京电视台的节目“欢乐二打一”——电视版“斗地主”。在眼科医生的评判中，吃饭看电视不是一个好习惯。但“儿子”的身份占上风，陶勇没有制止，反而加入看节目的行列。一边吃饭，陶勇一边跟父亲聊，某位参赛选手怎么这么出，出另一张多好。这时，父亲兴致很高，频频应和，是啊是啊，应该出另一张。

父母不爱去家附近的超市买菜，觉得不够新鲜、还贵。他们常坐2站公交车，去农贸市场买菜。陶勇不想让父母太辛苦，但也没有劝说，“你要认同他们的做法，不要轻易地否定。”

父母买菜回来，陶勇问，农贸市场大不大？他们会答，特别大，卖什么的都有，有卖鱼的，有卖鸡的……接下来，父母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买菜路上的见闻。陶勇看着他们，时而“嗯嗯”地点头。他想进入父母的世界，“陪他们一起看他们世界里的星星。”

对话

陶勇& 好书探

Q：您在书里写到，问诊室里会放免费的面包、矿泉水，患者可以自取。补充血糖后，病人待诊的情绪也会转好。这类细节还有吗？

陶勇：我们会想很多办法，让患者和医生在工作的时候更和谐。医院跟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成立了光明天使，就是一个医务社工的服务计划。等候时间比较长的患者，志愿者会给他们倒水。候诊处准备了充电宝，患者手机没电了，马上能借到充电宝。我们还在诊室的走廊放了一个电视，循环播放科普视频，患者在等待的时候可以看电视，了解一些眼部科普知识。

志愿者做过很多感人的事情。有单亲妈妈一个人带孩子来看病，志愿者发现她们带着很重的行李，于是就从诊室送到地铁，再从地铁站一直送到宾馆，等于是延伸了服务。

最小的志愿者是5岁的小恩。他会带很多玩具，如果来医院看病的小朋友哭闹，他就拿玩具跟小孩玩。所以在我们这看病，小孩也不哭闹。这些都是我们在想办法，希望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顺畅和谐。

Q：与《目光》相比，《自造》似乎更关注心理？

陶勇：关注疾病本身，是最基本的。要想把一个人的病治得更好，就要关注心理。患者有自己的主观感受，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能不能很好地信任医生。

此外，还应该关注患者身处的社会环境。打个比方，例如有务工人员看病，要尽量想办法去适配他的工作状态。他不可能天天住院，他需要出门赚钱。医生要提供一个患者可接受的就医频率。

一个完整的医疗链条，是以人为本的，不是以病为本的。心理活动是人的复杂情感，我们要把病人当成人去医，而不能只看到疾病本身。

Q：您在书中是否传达出了这一点——医生不只是单向度的付出者，还能从中获得力量？

陶勇：对，否则达不到平衡。医学要强调奉献，医生这个职业要有较高的道德标准。但我会觉得平衡可能才是医学的本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完全只是帮助别人，自我消耗的话，是很难持久的。

我自己能在医学里长期待下去，尤其是遇到了恶性的伤医事件，我还能继续坚持，主要是因为有好奇心，我一直认为人体很神奇；还有另一个原因，是达到了平衡，我从工作中获得了满足，在工作中成就了自己。

Q：为什么生命这么吸引你？

陶勇：从小我就觉得植物很神奇，家里一直种绿植，有文竹什么的。我跟我爸去杭州灵隐寺那边旅游，买回来一个工艺品，一个葫芦。我就很好奇，在葫芦底下钻个眼，发现有葫芦籽。我把葫芦籽种到土里，结果还长出了葫芦秧。我爸原来从蘑菇厂弄来一颗菌棒，浇点水就会长出蘑菇来。在我心里，一直觉得生命很神奇，一直保持着好奇心。

Q：为什么选择当眼科医生？

陶勇：10岁那年，母亲带我去省城南昌的大医院。母亲有沙眼，她的眼睛红红的，总是不断流泪。之前家里贫困，她总是忍着，不舒服的时候点一点眼药水。怕传染给我们，所以她的毛巾、枕巾从来都单独放好。

医生给眼睛上了麻药，然后用细针挑眼小白点，一个一个地挑出好多白色的沙粒，沙粒很大。这些沙粒困扰了母亲十几年，在医生手里轻易地解决了，从那以后母亲的眼睛再没疼过。我对眼科有了深刻印象，高考填报志愿，毫不犹豫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

Q：《自造》末尾，收录了几封读者来信以及您的回信。现在还会收到信吗？

陶勇：亲手写的信比较少，更多的是微博私信。每个礼拜都有几百条，我实在没有精力一一回，但会挑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回复。

Q：可以聊聊您和女儿的相处吗？

陶勇：跟孩子在一起，也是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原来我只学会跟父母相处，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自己做父母，这对于自身的认识会更加立体。实际上，拿成人的标准去看，孩子有很多幼稚、无厘头、不讲逻辑、不讲理性的行为。但你会发现，童真的背后有她的逻辑。

Q：阅读对人一生有哪些影响？

陶勇：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做自己的主人。很多时候，人会被情绪控制，不知不觉做了情绪的奴隶。但是当我们看书，就有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就会尝试去控制情绪，去把握行为。做自己的主人，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