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胡乔木与钱钟书的人情诗缘
胡乔木、钱钟书，一中枢高官、一纯然学者，表象看去，似乎不应有多大关联，但人的精神，有多个层面，不宜一概而论。那个时代许多高官，都有相当修养，对文化不仅喜爱且多有造诣。党内“大秀才”胡乔木的文字功夫，经过长久修炼，使得一些语言学教授都很是感佩。此外，他有着传统知识分子对学术修养的向往，对纯粹学者，发自内心尊敬。他与大学者钱钟书，接触较早，且有同学之谊，“文革”之后，工作生活，联系渐密。请钱钟书出来“撑撑场面”——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便是胡乔木的作为。此外，胡乔木不仅爱读中国古代诗文，还喜欢动笔写写旧体诗词，以表达深层的内在世界，而这方面，钱钟书是行家里手，由此，胡乔木便有了与钱钟书的交流机缘。钱钟书丰厚的学养及妙趣横生的谈吐，对他极富吸引力。种种内外因素，胡乔木与钱钟书，不仅本人，甚至家庭间的关系，也变得亲和密切起来。
一
胡乔木对钱钟书，还是有一个了解过程的。从远处说，他们两人，谊属同学。在大学时，钱钟书高胡乔木一级。后来胡乔木曾对人说，在清华读书时，对老师辈最景仰陈寅恪，同学少年则最佩服钱钟书，可也就留有这样的印象罢了，两人当时并没有什么接触。倘用钱钟书夫人杨绛的话说：“他（按：胡乔木）……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见《我们仨》）1949年后，钱钟书被吸纳进《毛泽东选集》英译班子，胡乔木此时已是该翻译委员会的上层领导，虽不直接接触，可相关消息却知道得更多。据杨绛记忆，在此期间，胡乔木曾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钱钟书“服装守旧”。当时社会上女士流行列宁装，男的多短打扮的中山制服，可钱钟书仍一袭长袍，在胡乔木看去，这还显得有些“名士”味道吧。
另一件给胡乔木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钱钟书指出了一处原文的错误。原文说孙悟空钻进了庞然大物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钱钟书闲杂书籍读得很多，记忆又好，他一眼看出其中有误：孙猴儿从未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去。意见提出，委员会主任徐永煐也不能定夺，只能请示上级。这上级就是胡乔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胡乔木从全国调来多个版本的《西游记》查看。果然，孙悟空是变成小虫子，被铁扇公主吞进了肚子里。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看来，钱钟书没有错。这样，毛泽东就得修改原文了。查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段文字改为：“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段文字，颇似胡乔木的笔调，想来应该有胡的参与改订。这件事，钱钟书给胡乔木留下印象：够“狂”的！
尽管如此，钱钟书的学识和才华，还是很得胡乔木赏识的，由此他对钱钟书的情况，便分外关注。1974年5月至1977年2月间，钱钟书夫妇因与强邻难处，被迫住进科学院学部的一间办公室生活。在此期间，钱钟书曾因为哮喘发作，进医院抢救。胡乔木知道后，两次寄来治哮喘的药方。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元月，钱、杨夫妇忽然被请去看房子，紧接着就搬住进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套四间的寓所。谁给分配的这所房子，并不知道，他们夫妇先以为是自己的工作部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分配，后来该所所长何其芳到他们家参观，却表示十分羡慕，希望也能有这样一套房，才知道与文学研究所没有关系。钱钟书在家里思来想去，终于想不出。用杨绛的话来说是：“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格致’，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进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呢？”
后来有一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忽然”来到钱家。他来是向钱钟书请教一个问题的：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究竟是怎么说的？钱钟书立即搬出他刚修订完的《管锥编》手稿，翻到某册某页，指出问题答案。胡乔木见到这部手稿，大感兴趣。他翻阅了一下手稿后，见到其中运用多种外国语言，便说，这么多外文，不及早出版，将来谁能校对呀！钱钟书说，还没有誊清呢。胡乔木身居上层，知道新的科技手法，他说，可用xerox（影印）。这“xerox”为何？钱钟书夫妇当时闻所未闻。
紧接着不久，《管锥编》的全部手稿，在胡乔木的指示下，交中华书局用繁体排版。中华书局适合这方面的人手不足，又指令上海调来编辑人员。《管锥编》这部包含多种外文，用文言写成的大著，在很短时间由中华书局以繁体字印制出版，在文化方面，实在是一大贡献。这其中，胡乔木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走访钱家，虽然解决了《管锥编》出版的大问题，可对钱家住房安排一事，胡乔木却没有提及。后来因为钱钟书谈吐极富吸引力，胡乔木常常乐意在工作之余，到钱家坐坐，听钱钟书谈天说地，求得内心欢愉。一次晚间来，见到钱家保姆床放在过道上，便问，房子够住吗？这话一问，钱、杨夫妇才知道自家房子是胡乔木所安排。杨绛的回答十分得体，始愿所不及。后来她在文章中说，这就算是向胡乔木道谢了！
1978年，钱钟书与许涤新、夏鼐、丁伟志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二十六次会议。这是中国十年浩劫后，中国学者在欧洲论坛首次亮相。人员组成，当然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拍板”——清一色的学者。胡乔木知道在学术论坛上最应该由什么人出席。在这次大会上，钱钟书以流利英语回顾了中国、意大利文化交流的历史，展望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景。发言中，钱钟书充满感情呼吁“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中国从此不再远离欧洲），格外打动了各国学者。
讲演完毕，钱钟书在回答各国学者提问时，应答坦诚幽默、机智深刻，对欧洲各国文学典故、谚语，随口道来，这引得与会代表一片赞叹。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认为：“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的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的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与钱钟书一同出访的历史学家丁伟志激动地说：“真正感受到，钱先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光荣。”“由衷地庆幸我们国家在大劫之后，居然还会保存下来这样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正是有赖于此，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折磨之后，我们国家的‘思想的世界’才能够‘又开始复苏’。”
二
大约由于这样显著的文化表现，钱钟书再次给胡乔木这位由衷敬仰文化者以深刻印象。同时，胡乔木与钱钟书的直接往来中，对钱钟书的学识和分量，认识更加深切。所以，才有了他后来请钱钟书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举动。据一位当时与胡乔木一起写作文件的学者讲：“1982年大约5月份的一天晚上，他（胡乔木）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钟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这位学者后来写文章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三年了，我从来只知道‘官能荣人’，现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原来‘人也能荣官’。”（《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6月版）
这段时间，中国社科院正在人事变动。文学研究所更换了所长，聘钱钟书为顾问，钱钟书“力辞得免”。回家特别高兴，他对杨绛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可第二天，社科院有车来接。到了胡乔木那里，胡申明要钱钟书、夏鼐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理由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两位大学者为其增添学术气氛。胡乔木先前已经说通了夏鼐，对钱钟书，则有些“突然袭击”。钱钟书听后，急忙推脱，说没有时间。胡乔木对于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时间观念十分了解。他开出宽松的条件：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此外，胡乔木还态度诚恳地说：“看我老同学的面上……”钱钟书还觉得文学研究所那边不好回应：“我昨天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话我‘辞小就大’。”胡乔木说：“我担保给你辟谣。”这下子，钱钟书无从推脱了。
6月初，胡乔木七十岁生日，回顾风雨平生，文人气颇浓的他便写出四首七律《有所思》，回顾过往，抒志述怀。诗作成后，他便交请钱钟书“指正”。钱钟书接到这四首请“指正”诗时，大约心情高兴，又感觉胡乔木以老同学身份求教，便兴致大发。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对旧体诗的要求，将几首诗大加修改，并加附评注。在交回的涂改诗稿时，他还附有一函，表达自己的想法：
昨日奉尊命，不敢固辞，耽误大计。然终有鸡皮鹤发老妪忽作新嫁娘之愧。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词最讲究，故即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则是：尽可能遵守而利用旧诗格律；求能达尊意而仍涵蕴，用比兴，不浅露，不乖“风人”之旨；无闲字闲句（此点原作已做到，现只加以推敲）。原稿即由我宝藏，现呈上抄录稿，每句上附僭改，逐句说明。聊供参考，并求指正。贵事忙不劳复示。
专此即致
敬礼！
由函中看，钱钟书首先肯定胡乔木诗作“情挚意深，且有警句”，但随即认为胡乔木诗作存在“意有未达，字有未稳”的问题，所以代为修改。从钱钟书信中的意思看，胡乔木作品有出“格”（格律）的地方；有较直白不够“涵蕴”之处；有显露，用“比兴”有限，韵味不足的问题……这样的看法，叫最讲究“修辞语法”的胡乔木如何接受？
当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正与胡乔木一块儿在玉泉山起草文件的李慎之，目睹了胡乔木接到钱钟书修改稿后的尴尬情态：“当时在玉泉山五号楼，我住的房间与他只隔着两个房间。6月初的一天，我看到他在走廊里往复徘徊，又屡屡在我的房门口停留，似有垂询之意，不免奇怪，便请他进屋。他拿出来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
胡乔木似乎很为难。他一边让李慎之看诗的修改稿，一边说，我做旧体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慎之回答，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李慎之是对此一高官（胡乔木）、一高士（钱钟书）有相当领会之人。他当时对胡乔木的心情理解是：“四首《有所思》实际上是他七十岁时的人生总结，是他的平生自序。”当然极为看重。从两人的生活道路看：一个（胡）是投身革命，历尽艰险，然后管领意识形态，“几十年来基本上是烈火烹油的事业”；另一个（钱）是矢志学问，自甘寂寞，“始终视声名如敝屣，如果不是‘四人帮’倒台，著作印不出来、也不惜没世而不见称，可谓今之高士”。他认为，两人之间的差别，钱钟书本来十分了然，“也不知为什么，那一次却似乎完全忘却了，就像改自己的诗那样，只顾一东二冬、平平仄仄，由兴改去”。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胡乔木诚心请钱钟书改诗，钱钟书也费心改了；胡乔木期期以为不可，但怎么好意思请钱钟书再改回去呢？
幸好李慎之对双方都熟悉了解，他接过了这个难题。他认为解开这疙瘩并不难，只需要向钱钟书略略提一下就可以了。钱钟书何等聪明，根本不用多说。过了两天，李慎之带着钱钟书修改胡乔木的诗稿，来到钱家。用他的话，自己“一向倚小卖小，直来直往”。他对钱钟书说，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譬如“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诗句，就是他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在诗稿中，这些句子全被钱钟书以“出格”（格律）或“意有未达，字有未稳”的理由大作修改。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李慎之以为，钱钟书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嫌文天祥《正气歌》太道学气，便不管其名气多大，也不收入……言外之意不等说出，钱钟书全明白了。他立刻回答：“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这话典出《孟子》：“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好了，思想统一。钱钟书与李慎之一块儿，开始为胡乔木诗作恢复原貌。大致恢复后，他们两人仍对其中个别认为不妥地方进行修改。譬如原作“弦断琴亡志亦酬”，“断弦”旧多指丧妻，与作者原意不符，便改为“弦急琴摧志亦酬”。这样一来，内容便自然多了。另外，“不将白发看黄落，贪伴青春事绿游。”以“黄落”与“绿游”对仗，“绿游”二字生硬不典，亦希望作者修改云云。
内容基本恢复原貌，几处仍认为应该修饰处，也多恰切可以认同。这一稿带回去后，胡乔木大为高兴。他将几处按照自己想法又改了一下后，抄出一份，再寄钱钟书，并附函一封，对其中字句进行解说，可以看出胡乔木处事的认真、周全，以及自信：
“一川星影听潮生”，仍存“听”字，此因星影潮头，本在内心，非可外观。又看潮则潮已至，影已乱，听则尚未逼近，尚有时空之距离也。(旁注：听潮声之主语固为作者，亦可解为星影本身，此为有意之模糊；看潮生则主语显然有易，句中增一间隔。)
“幽木”亦未从命，则因幽树禽声，所在皆有，幽谷往觅固难，且原典只云出于幽谷，固亦已迁于乔木矣。鸣禽活动多有一定之高度，深谷非其所宜。下接“长风”两句，因此首本言政治之春天，若仅限于自然界之描写，在个人的情感上反不真实。至“将凋”“不尽”，原属好对，但前者过嫌衰飒，后者用“代代”，则含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之意，与下文愚公相应，似较不尽为长。(旁注：将凋之叶必少而近枯，亦难成不尽之丝。)
看来，胡乔木确实并非以文士，而是以“志士”自命。所以自然认为诗作应当替“志”服务。有时哪怕从辞采看去差一点，可只要意思明白显豁，对“志”的表达没有歧义，就宁可若是。这当然与注意讲求辞采之美的诗人显著不同。
接到这封信及诗改稿，钱钟书感到自己的心绪应当向这位官员老同学说说。他立即回函一封，认可自己与胡乔木对待文字的区别。信的内容有味，句子别具特色，值得节录欣赏：
……奉到来信，并最新改本，既感且喜。慎之口头向我解释了您的用意，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
接下来引用英国诗人、诗论家蒲伯的话：“A perfect judge will read each work of wit.With the same spirit that its author writ.”（优秀的评论应该领会到作品中的智慧，体现出与作者一致的创作精神。）引用外国诗人言论还以为不足，再引用中国古人：“孟子在《万章》里早把诗分为‘文’‘辞’‘志’三部分，近代西洋文论家也开始强调‘Sense’为‘intention’所决定，‘intention’就是孟子所谓‘志’，庄子所谓‘随’。我没有能‘逆’您的‘志’，于是，‘以辞害志’，那是我得请您海涵的。”
当然，对胡乔木的新改本，钱钟书仍有看法：
新改本都满意，只有“风波莫问愚公老”一句，我还“文字魔深”，觉得“愚公”和“风波”之间需要搭个桥梁，建议“移山志在堪浮海”，包涵“愚公”而使“山”“海”呼应，比物比志，请卓裁……
这一句，从发表稿看，仍没有顺应钱钟书的意见，可也在原诗句上作了修动：“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
据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他与钱钟书共同认为生硬不典的“贪伴青春事绿游”中“绿游”二字，胡乔木坚持要用。他谈出的是与毛泽东论文改诗时的领悟：遣词造句，一定要有新意，“惟陈言之务去”，所以还是觉得“绿游”二字好。今天看来，胡乔木大约着眼于这个词“别致”“尖新”吧？
三
也许由于胡乔木所作有逾于常规的内容和词句，这几首诗中有读者难以彻晓的地方。后来邓颖超见到胡乔木，谈及这四首诗，虽然认为写得不错，可也说其中有不易看懂之处。7月25日，胡乔木在给邓颖超的一封信中，将此四首诗一句一句疏解一遍。要想较好读懂胡乔木诗中的心情，信中的解读对读者可以有所帮助。
尽管有了这次删改诗作的经历，却并不影响胡乔木对钱钟书的态度。他与钱钟书以至夫人杨绛，成了十分相熟、乐于拜访的好友。从一些书信及图片资料看，虽然繁忙，胡乔木却常常乐意去钱家。有一幅照片，是钱钟书与胡乔木对坐而谈的情景。一贯谨严的胡乔木，在这幅照片中很高兴得笑起来。杨绛注释：胡乔木与钱钟书闲谈是他“思想上的放假”。
这段时间，钱钟书与胡乔木关系到了何种程度，有一个小例子可以侧面证明。一天，一位晚辈去钱钟书家聊天。由于彼此熟悉，晚辈还很得钱、杨两位长者欣赏，所以谈话更深入些。后来晚辈回忆，钱先生那天听他谈八卦世事后，说，你们谷羽局长治家甚严啊。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是这位晚辈的上司。钱钟书告诉他，胡乔木在家里的零花钱是有额度的。可胡乔木喜欢书，购书有时超支，缺钱，不向夫人要，而是转而向钱先生借。从当时书价看，胡乔木买的书实在不少。一次借钱少则二三百，多则四五百。到了下个月发工资当天，胡乔木必定亲自来还钱。这个事例不仅可以说明他们关系的密切，还能够见出胡乔木的书生本色。
对杨绛的文字，胡乔木同样赏识和关心。他不仅称赞杨绛的文笔优美，还说自己是杨绛的忠实读者，认为读杨绛的作品是一种享受，甚至愿做杨绛任何一部新作的“第一读者”。“文革”后杨绛第一本有影响的小册子《干校六记》，就是在胡乔木的关心下才得以在大陆出版的；后来杨绛应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写出了回忆父亲杨荫杭及姑母杨荫榆两篇文章，题目直写《一份材料》。胡乔木读后，立即打电话给杨绛：“这样情文并茂的文章，怎么称作资料！”他还自作主张，改其中一篇题目为《回忆我的父亲》，交刊物发表；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完稿后，并未马上发表，因为钱钟书怕人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也是胡乔木读到稿子后，称赞之余问为什么不发表？这样，钱钟书才同意发出；杨绛长篇小说《洗澡》写出后，胡乔木很欣赏。他曾先后三次与杨绛谈及此作品。他说：“你写的几对夫妻身份都很合适。你是简·奥斯丁派，不是哈代派。”看来，胡乔木的外国文学学养也很深厚。
胡乔木在读书时，有一些自己涉及较少不大自信的领域，也向钱钟书请教。1986年2月，胡乔木去往钱钟书处拜访。此日按钱钟书的信函中所言，当为2月7日，是民间所谓“小除夕”，正是人们往来拜访的日子。胡乔木来，总是文人的风格，带上自己或他人文章，彼此快意畅谈。这次他带来了一篇何新的文章，大约自己已经看过，但对其中一些名词不能确认，故请钱钟书过目。春节想来忙，钱钟书几天之后，才拿起何新文章，读后立即给胡乔木致信：
乔木同志：
小除夕承拨冗枉顾，有获畅谈，极快极慰。贱驱不足为虑，血压必能渐降……何新同志文已于今日细看一遍，遵示以铅笔批识于稿上，献疑求疵，欲为他山之石，想其不致误会为泼冷水也。此文用意甚佳，持论甚正，词锋亦利。然涉面广、战线长，不免失照传讹，如尊示Spengler国籍，即是一例。弟爱其才思，本朱子鹅湖诗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意，欲其更进一步。其基本弱点似在于界划不甚明晰，将“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等量同体，遂欠圆妥；盖就涵义论，“现代主义”广于“存在主义”，而就形成之时间论，“现代主义”又早于“存在主义”。另一弱点，则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诗人为时代之触须（antennae）”（庞特语），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而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即就本文所及者为例，海德格尔甚称十六世纪有关“忧虑”之寓言（Cura-Fabel），先获我心，将其拉丁语全文引而称之，见《存在与时间》德语原本第一版一九七——一九八页，按所引为G.Hyginus之《寓言集》（Fabularum Liber）；卡夫卡早死，并未及见海德格尔、萨德尔，Dostoevski之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二人皆存在主义思想家，现世赞叹，奉为存在主义先觉。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点。
钱钟书此函中除去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两个词汇产生时间先后、范围加以厘清，还特别强调了诗人为时代触须的认知。当时的许多文论，每每以为哲学思想影响文艺，由此生发，而钱钟书的结论却是：“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这实在是通晓中西文艺现象而获得的不刊之论。当然，由此函也可知胡、钱之间交流问题之深之广，这也应该是他们能够相互领会甚至能够“快慰”“畅谈”的基础吧。
胡乔木与钱钟书后来在诗词方面的交往，仍然很多。1988年4月，胡乔木把自己一生所作诗词，汇总以《人比月光更美丽》为名出版。尽管认识那么多重要政治领导人物，书名题签，他却请了学者钱钟书。这幅书名题字，似不如钱钟书平日书迹流利潇洒，写得较为工稳，用笔也略粗重。显出作者在题签者心中的分量。
此诗集《后记》，作者自谦地说：“过去若干年内写过一些新诗和旧体诗词。这些东西艺术水平都不高，只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最早的是韦君宜同志）多年来屡次要求结集出版，我也就同意了，并且趁此作了一些删改。”《后记》中还提到钱钟书：“在这以后，我只写过两次七律。《怀念》曾经多位友好指点。《有所思》曾经钱钟书同志厘正，但他不能对后面的定稿负责，我自己也不能满意。迫于时间，只好将就发表。再作修改，请俟异日。”这样的表达，是传统修养很深的表现——客气、谦逊，这也是对世事有通达认识后应有的态度。
钱钟书收到诗集后，这样回复一函：
顷奉惠赐大集，感喜之至。愚夫妇已快读一遍，尚须三复。《秋叶》、《希望》、《怀旧》、《红帽》、《桃花》、《国庆》、《杭州感事》、《水龙吟》之六、七、《六州歌头》之一、《采桑子》四首、《七一抒怀》之一、二、《有所思》之一、四，皆尤心赏。
钱钟书还真是文人风度。可以的，我“心赏”，其余，你去想吧。当然，以钱钟书的“古今中外”眼光，点赞胡乔木的作品，数目不算少。这一点，胡乔木也清楚。此诗集再版，他在《再版后记》中特地提及钱钟书的这封信：“钱钟书同志是我亲敬的学长和朋友。我们之间有关诗的通信是不少的，这里仅附录有代表意义的两件。一件是他收到《人比月光更美丽》的诗集后写来的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这本集子看得是很仔细的，指出了哪几首和哪几首中的哪几段写得较好。”胡乔木文字好，还在于他对文字方面的人事、人情，体会得深。钱钟书能一一指出他“心赏”的多首，正是他认真读后的结果，所以胡乔木不会计较一些作品未能入钱钟书“青眼”。
四
再后来，胡乔木偶尔写诗，仍然还请钱钟书“指教”。1989年1月，胡乔木写出了一首《乐山大佛歌》。草稿便拿给钱钟书夫妇。大约喜欢，钱钟书夫妇还请胡乔木用毛笔抄给他们。能入钱钟书青眼的诗作不多，我们来看看这首胡乔木称为“歌行”的作品：
乐山有大佛，壮伟冠东亚。
独坐江边接云水，悠悠岁月千年跨。
游人趾上仰弥高，烦恼红尘顿一划。
昔时峭壁当激流，舟人到此鬼门讶。
高僧海通志除危，凿山造像济天下。
横眉抉目拒贪吏，粉身碎骨全不怕。
航道平安岂神力？为德为艺差并驾。
乐山山水皆可乐，通衢夹道连广厦。
三川合抱大江投，半天斜落峨眉架。
风景繁华未足多，巍然一尊传佳话。
饱阅沧桑忧患频，慈容争奈弹火炸！
春光迟到到如归，修整护持今未罢。
四海人潮日日朝，来非礼佛礼文化。
巨匠作佛等千人，作人合参天地大。
十亿灵魂摩上苍，佛亦抬头看华夏。
乐山大佛，确实如胡乔木所言极为“壮伟”。诗中陈述了大佛修造的缘由和历史，对“除危”的高僧评价颇高。当时大佛在修整：“修整护持今未罢。”最后落脚在人民身上，符合当时时代风习。胡乔木的“歌行”，内容丰富饱满，也颇有诗意，得到钱钟书夫妇赏识，胡乔木自然高兴。不久，这首诗便在《人民日报》刊发出来。
看着大学者喜欢，胡乔木又将一首写成不久的白话诗作《天安门》，寄给钱、杨夫妇。附信抬头用“学长”，首先提到了自己手书的《乐山大佛》“歌行”：“前曾嘱将乐山俚句抄奉，写出乃见太丑了，字之大小、墨之浓淡、行之斜正均不一，自揣再写亦未必见好，就这样算了罢。”从现存发表文字看，胡乔木书法一般。长久不用毛笔，写得大小不一，行的斜正不一，也可以想见到。不过老朋友之间，看重情谊，字迹倒不重要了。
“日前得白话诗一首，意殊平直，仍是一韵到底，并以草稿奉上，乞予指点。”这首白话诗不长，胡乔木敢于拿给钱钟书看，自己一定有些自信的。《天安门》：
天安门前的人行大道
我曾多少次边走边瞧
投入东来西往的人流
迷入左右前后的说笑
迷着要歌唱 迷着要舞蹈
迷着要蒸发 迷着要燃烧
天安门前 一切在吸引
天安门前 一切在拥抱
你我他她 可消融在梦境
不不 我们在一同创造
呼吸 爱抚 这沸腾的生活
这血汗的收成 这心中的珍宝
走了还要走 瞧了还要瞧
要为你劳动 要向你报效
纵然倒下 忠实的灵魂
也向你飞来 将你萦绕
这首诗的情绪比较饱满，形象描述及取譬也颇为生动。在作者的整个作品中，是不错的。这首诗钱钟书如何评价，尚不见资料，想来，此时对胡乔木求“指点”的诗作，他会处理得十分得当，表述分寸也会“拿捏”得很准吧。送给钱钟书看后十多天，此诗便发表在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了。
1991年8月，胡乔木抱病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写下题记。钱钟书读到后，赞叹道：“思维缜密，词章考究。”到底文人，处处没有忘记“词章”呵！
1992年1月，钱钟书大约知道了胡乔木患病，他寄上自己的《管锥编》增订内容的第五册和一盒西洋参，表示文人的心意。胡乔木勉力回信，在简单谈了一下自己的病后，随即对钱钟书之作大加赞赏：
终日无事，奉读新著，虽囫囵吞枣，意趣略可窥其一二。足下常自言衰朽，此书所表现的创作力、思维力、记忆力、想象力犹足震惊当世和后代，实可引为晚年之一大骄傲也。
由此信可知胡乔木为何对钱钟书如此敬重。他对《管锥编》作出“犹足震惊当世和后代”这样的评价，也是我们阅读这部著述时可以体会和参悟的。
五
1992年8月，胡乔木病重。此时，回顾一生，他为自己长久相濡以沫的妻子写出一首“七古”诗作《赠谷羽》。这首诗他仍然先交钱钟书修改。这次修改，钱钟书仍十分认真，几乎多句都参加意见，所以，后来收入诗集时，原作与钱的修改情况也作为附录收存。我们借此可以观照一首诗作的形成过程：
白头翁念白头婆，
一日不见三春多。
（钱：“春”易“秋”字何如？《诗·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五十余载共风雨，
（钱：“载”易“年”字何如？因下句首仄仄仄仄，此句首四字仄仄平仄，平稍变则声韵似谐些。）
小别数日难消磨。
此生回望半虚度，
（钱：“望”字稍逊于“顾”。如易为“回顾此生”似可把“此生虚度”拉紧，较有力。）
未得如君多建树。
两弹一星心血沥，
正负对撞声名著。
晚年遭遇颇离奇，
（钱：“离”似未达意，易“蹇”字又似太浅露。仍之。）
浮云岂损日月辉。
自古功成身合退，
沙鸥一对两忘机。
（钱：“一对”易“比翼”何如？以与下句“并驾”对称。）
伏枥亦作并驾图，
缠身衰病欲何如。
（钱：“欲何如”易“心有余”似语气较乐观，且“心”与“身”呼应。）
抚躬一事堪自慰，
唱随偕老相护扶。
人言五十是金婚，
金贵安足与比伦。
（钱：原句似不甚达。易为“黄金纵贵难比伦”，何如？）
夕阳更比朝阳好，
（钱：“比”字与上句“比”字复。易“更比”为“未让”何如？）
君傍不解早黄昏。
（钱：“君傍”易为“傍君”何如？“早黄昏”不甚达，易为“傍君不觉已黄昏”，何如？）
钱钟书如此大动干戈地修改胡乔木这最后的、带有深厚情感的诗作，正是他忠实友人嘱托，同时对文字精益求精态度的表现。从后来收入诗集的情况看，钱钟书这次的大部分意见，都得到认同汲取。这应该认为是真正意义上友人间的交流，异常难得。
胡乔木逝世前数天，他看过了准备再版的《人比月光更美丽》诗集的《再版后记》。因为病重，他没有能够亲自修改定稿。三天后，胡乔木逝世。这份《再版后记》，最后是请钱钟书来“审定把关”的，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者都能掂得出其中的分量。其中提到两处改动，一是：“将《有所思》题改为《有思》，这是酌采了钱钟书同志对原题《所思》易为《有思》或《有所思》的意见……”二是：“另一件是他（按：钱钟书）最近对《赠谷羽》一诗的修改，看了他几乎对每句都有仔细修改的旁注，我是很感动的，所以照原来格式原原本本地附录排印了。”想来，钱钟书看到这里，也是感触深切吧。
这大约是两位有分量人物生前最后一次交集吧。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逝世。他遗愿是骨灰播撒在延安土地，这实在是通达之举。可惜友人如钱钟书夫妇等，却无从致意，只是在心中寄达哀思了。
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迟到1993年7月才获得再版。不能见到是遗憾，可由大学者钱钟书最后审定把关，他该很欣慰才是。1993年10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为《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出版举行座谈会。钱钟书因病不能参加，可仍口授一联，请夫人杨绛笔录，送给会议：
立德立言 推君兼不朽；
酬知酬愿 愧我一无成。
对胡乔木的评价，从传统人生不朽的“立德立言”高度给予推崇。钱钟书在信中说，下联有所指。胡乔木曾经希望他把所写的外文稿整理出来，还希望他选注唐诗，但都因身体不好而未照作。胡乔木希望钱钟书选注唐诗，这也许是读了钱钟书那部《宋诗选注》所引发。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完成（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钱钟书选，夫人杨绛抄录的《钱钟书选唐诗》，或许与胡乔木希望钱钟书选注唐诗有些联系），但是“外文稿整理”，却由高龄的杨绛先生用心费力完成。这或者是胡乔木、钱钟书不曾料到却非常愿意见到的心血结果。
胡乔木与钱钟书，虽然谊属同学，可认真说来，友情还是开始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浩劫褪去了许多先前光华四溅的幻象色彩，使有心人自觉回归人的本位。对此，《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钟书比较冷漠，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钟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他猜想，一个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吃了苦头，会心胸宽厚。”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人，哪怕身居高位如胡乔木，同样有精神多个层面的需要。杨绛曾这样认识胡乔木乐于到自己家的心态：“但是我觉得他（按：胡乔木）到我家来，是放下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胡乔木深心处对知识、对智慧之士相当敬重，或者可以说向往。这从他自己一直十分严谨地对待文字，常常抽暇作诗填词，并请益如钱钟书这样的行家里手可以看出。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我当时已是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我自信深知乔木同志内心的一个秘密。他虽然身居高位，‘文革’以前已经因为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然而他心中最珍视的职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曾亲口对我讲过，‘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这对解读胡乔木，认识他与钱钟书这样的“文士”建立很深的情谊，是有帮助的。表层看去，胡乔木与钱钟书的主要联系是在诗词文章，可其中表现出的人生意味，却颇为繁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