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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钱锺书（1910-1998）这样禀赋高明、博览强记的人，读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幼年因兴趣指引的自由探索本身仍有塑造性格的积极作用。他幼年由大伯父钱基成教习识字读书，此后断续读过私塾（读《毛诗》）与公立小学（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均不长时间。1920年入东林小学前，已“卒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诸书；暇则涉猎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1]。幼年读儒家经籍的启蒙感受，在半世纪后最艰难的岁月里重新被唤醒。1969年至1971年在河南罗山干校，白天看管农具的钱锺书闲时重读了三部唐人经疏，密密麻麻地抄录成一厚册硬皮本笔记，为《毛诗正义》、《周易正义》和《左传正义》[2]。至于其作文，今天可以在钱基博、钱基厚兄弟纪念亲人而编的《北堂永感录》里，找到钱基成去世后钱锺书写的一篇《题伯父画像》：

呜呼，我亲爱之伯父死矣，不得而见之矣！可得而见者惟此画像耳。然吾瞻拜伯父之画像，不禁哀之甚，而又慰之深也。哀莫大于死别，夫何慰之有？慰者，幸音容之宛在。然而不能无哀，哀者，哀死者之不可复生也。嗟夫，我伯父乃终不可得而见矣！于不得见之中而可以稍慰夫欲见之心者，幸有斯像耳……

作时不满十岁，行文难免孩童的口气，如“我亲爱之伯父”，多少带点新派的抒情腔调，置于其中反倒真挚可感。整体上算是不失文言体式，如悲言伯父“不得而见之矣”，直接采用了《论语·述而》的那句“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哀莫大于死别”，变化自《庄子·田子方》的“哀莫大于心死”。字数不多，也是充分调动了腹笥中那些圣贤诸子的存货了。

一、从章回小说中发现的修辞与批评趣味

还有另外一面的钱锺书，见于杨绛所细数其幼年种种“痴气”的表现[3]。他受“没出息”的大伯纵容而养成晚睡晚起、贪吃贪玩的脾性，读书、识字、写文章，毫无章法，全凭兴趣。早年书摊上租小说囫囵吞枣地看下来，固执地自作主张读错别字，滚瓜烂熟地记得关公、李元霸等人的兵器斤两却不认识阿拉伯数字：

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锺书……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我记不清）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重多少，历历如数家珍）。

1980年，已经迈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钱锺书重读《说唐》。虽然不满于“《说唐》中于杨林、单雄信、宇文成都、伍云召、司马超、伍天锡、杨义臣、尉迟恭、鳌鱼等一概曰‘有万夫不当之勇’或‘万夫莫当’”的套路窠臼[4]，笔记里还是特地记录了杨林“善使两根囚龙棒，每根重一百五十斤”，宇文成都“使一柄流金铛，重两百斤”，伍天锡“使一柄混金铛，重有二百多斤”，程咬金的武器是“一把八卦宣花斧，重六十四斤”，十二岁的裴元庆“用的两柄锤却有五升斗大，重三百斤”。其中专门摘抄了第三十一回这段被他小时候津津乐道的内容：

元庆将锤当的一架，把一杆虎头金枪打得弯弯如蚯蚓一般，连叔宝（秦琼）的双手都震开了，虎口流出血来……[5]

像《说唐》这种小说，在清末以来的古典小说里地位一直不高[6]，评价者往往是不满其“于史无征”之处，但偏偏又因此吸引了市井大批读者。熟记每条好汉的兵器及斤两数，是很难从现代学术的种种论题里找到什么意义和价值的。而惟其无甚意义，毫无功利目的，才保留了童年肆意读书时那种游戏般的快乐。这也许反倒是钱锺书阅读生涯里特别可贵之处。至1978-79年间抄读《金瓶梅词话》，与三十年前抄读张竹坡评点本不同，钱锺书此时更注意生活化的细节，不厌其烦地记下小说里每次的菜单。比如第21回这段：

西门庆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面蒸饼，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汤，一盘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鹅，一碟香喷喷晒干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鲞鱼，一碟奶罐子酪酥拌的鸽子雏儿。[7]

为什么会记下这些菜单，难道是因为刚经历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所以“望梅止渴”吗？是欣赏西门庆这种山东土豪大户人家的日常饮馔吗？还是从中发现了社会经济史与日常生活史的重要信息？恐怕都不是答案。钱锺书乐于抄记，主要可能还是注意到了小说家排比名物时的一种文字表达能力。即便是菜单，有些文学家也可以写出来富有趣味，这正好被钱锺书捕获下来。然而这些菜单还不够有趣，最后进得《管锥编》，被称为“多文为富而机趣洋溢”的，乃是《醒世姻缘》第五十回这样的描述：

（孙兰姬）将出高邮鸭蛋、金华火腿、湖广糟鱼、宁波淡菜、天津螃蟹、福建龙虱、杭州醉虾、陕西琐琐葡萄、青州蜜饯棠球、天目山笋鮝、登州淡虾米、大同稣花、杭州咸木樨、云南马金囊、北京琥珀糖，摆了一个十五格精致攒盒。[8]

相较于前段引文中格调不高的菜色风貌（钱锺书屡次在笔记里讥刺西门庆家宴“非官派”、“无素肴”等），这段文字更注意把天南地北的生鲜特产搭配出光色来，显得摇曳生姿、花团锦簇起来。这其中洋溢的是书本文字之中自有的趣味，无论常人难以操执的兵器斤两，或是令读者口里生津的食品名目，都可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阅读之乐，而随着年深日久比主要

情节更容易留在记忆之中，启发出关于文学如何体物的认识。

根据杨绛的回忆，让少年锺书困惑的是，不同书之间支撑这些趣味的说法却会存在冲突。故有上文所谓“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的结论。可有时书本里的表述确实很难做到自洽，这需要他进一步进行探索，如其东林小学同窗日后回忆：

他常常做些小考证，例如巨无霸腰大十围，他认为一围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个手指的一合。[9]

这是指《汉书·王莽传下》“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的一段话。钱锺书十一二岁读过《汉书》，倒也并不出奇，当然更可能是钱基博提倡子弟们读的《资治通鉴》（第三十八卷）或是清人《通鉴辑览》（第二十卷）里的转述。

自从发现了书中存在着很多现实中难以据信的不合理疑点，反倒令阅读那些夸张虚构片段的经验变得更为生动有趣。后来钱锺书总结为“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那些内容，想必在许多读小说的小孩子头脑中都会浮现出许多疑问：《西游记》里唐朝时人怎么会提到《百家姓》（第八十七回），《红楼梦》居然出现颜真卿写的对联（第四十回），《水浒传》林冲手持的是明代中期才盛行的折扇（第七回），《封神榜》开篇就让商纣王在女娲行宫墙壁上题了一首七律，这和《三国演义》里让汉魏文人做近体诗有什么分别。戏曲作品里这种情况就更多了，“仲宣忽作中郎婿，裴度曾为白相翁”（凌廷堪《论曲绝句》之一二），倒不妨就像汤显祖那样，在《牡丹亭》里让人物“明知故犯”，直说“你宋书生是看不着《大明律》”来，也许更能展现修辞的追求和游戏的笔趣[10]？不过，这对于提倡“以诗证史”的学者来说，是毫无价值的内容。钱锺书则说：

夫以疑年考史之法，施于嘲戏文章，胶柱鼓瑟，煮鹤焚琴，贻讥腾笑。古来词赋，寓言假设，每时代错乱，小说戏剧更无忌避……妄言而姑妄听也可。[11]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下，都提出以词赋来查考史实是不可行的，“顾谓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刘谓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但顾炎武仍囿于文体尊卑的局限，未能察见小说、戏曲兴盛之当时的勃勃生机。可假如作家能消除这些“时代错误”，会使得作品的文学价值提高吗？钱锺书说：

“假设之词”而于时代之界最谨严不苟者，唯八股文；陈澧《东塾集》卷二《科场议》一：“时文之弊有二。代古人语气，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于是为时文者皆不读书。”[12]

这番妙论大快人心，可说是为童年时代纯以兴趣读书的经验找到一种格外理直气壮的解释。仿佛笑话里那位最终得到了一本列车时刻表的顾客，想在书店为孩子买一本书，要求没有凶杀和爱情，一切内容都是准确无误的知识，文学批评家们追求史实精确性的文学标准，不仅毫无意义，甚而倒是等同于最戕害人心、泯灭个性的八股时文了。

二、由外国通俗小说养成的文学消遣

少年时代的钱锺书又由古文家林纾及通晓外文助手合作的“林译小说”，广泛接触外国文学，“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覆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四十年前，在我故乡那个县城里，小孩子既无野兽片电影可看，又无动物园可逛，只能见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儿把戏或者牵一头疥骆驼卖药。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我只能向冒险小说里去找寻。我清楚记得这一回事。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第五章结尾刻意描写鳄鱼和狮子的搏斗；对小孩子说来，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紧张得使他眼瞪口开、气儿也不敢透的。（引林纾译文略）狮子抓住鳄鱼的脖子，决不会整个爪子像陷进烂泥似的，为什么“如人之脱手套”?鳄鱼的牙齿既然“陷入狮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狮腹”。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家里的大人也解答不来。而且这场恶狠狠的打架怎样了局?谁输谁赢，还是同归于尽?鳄鱼和狮子的死活，比起男女主角的悲欢，是我更关怀的问题。书里并未明白交代，我真心痒难搔，恨不能知道原文是否照样糊涂了事。我开始能读原文，总先找林纾译过的小说来读。[13]

那套商务印书馆的《林译小说丛书》，总共二集各五十种。第一集出版于1914年6月[14]；第二集最后一种《戎马书生》的出版时间当晚于1920年[15]，这正好使钱锺书在“十一二岁时”发现这套书[16]。《林纾的翻译》里提到林译小说作品题名凡25种，最早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未收入林译小说丛书，孟德斯鸠《鱼雁抉微》也只在1915-17年的《东方杂志》连载而未有单行本，还有《魔侠传》是1922年出版的，收入《说部丛书》第四集，也逾出了“林译小说丛书”的范围。再加上只提到书名的，或是只引了序言的，那么此文钱锺书引其正文来分析林译特色的文本也就是十几种。隔了四十年后重读，关注角度自然不同。而钱锺书自己承认幼年“反覆不厌地阅览”的，我们可以从一百种《林译小说丛书》里列出来的，分别是

1、哈葛德（Sir HenryRider Haggard，1856-1925）的作品：《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鬼山狼侠传》、《斐洲烟水愁城录》、《玉雪留痕》、《洪罕女郎传》、《蛮荒志异》、《红礁画桨录》、《雾中人》、《橡湖仙影》、《三千年艳尸记》、《玑司刺虎记》、《剑底鸳鸯》、《双雄较剑录》、《钟乳髑髅》、《天女离魂记》、《烟火马》、《铁匣头颅》及《续编》、《金梭神女再生缘》。

2、迭更司（CharlesDickens，1812-1870）的作品：《块肉馀生述》、《贼史》、《冰雪因缘》、《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

3、欧文（WashingtonIrving，1783-1859）的作品：《大食故宫馀载》、《拊掌录》、《旅行述异》；

4、司各德（Sir WalterScott，1771-1832）的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

5、斯威佛特（JonathanSwift，1667-1745）的作品：《海外轩渠录》。

其中哈葛德所作大多是非洲冒险小说，欧文的短篇故事带有志怪和异域历史风光的特色，司各德即司各特的两部是描述绿林好汉的英国历史小说。斯威佛特即斯威夫特，他的《格列佛游记》原本有深刻针砭英国社会的主题，但被林纾侧重于猎奇及滑稽突梯的效果，故而拟题为“轩渠”，典出《后汉书》，谓欢笑之貌，宋人有《轩渠录》，记当朝名臣谐谑掌故，与“拊掌录”取义相近。而迭更司即狄更斯的五部长篇小说，今译名依上引序列分别为《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董贝父子》、《老古玩店》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算是故事性特别强的文学名著，而林纾似乎犹嫌原作不能让读者尽兴，“往往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但在当时看来，少年钱锺书一定觉得，“这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逗得读者都发笑”[17]。他读了觉得沉闷乏味的《十五小豪杰》，是梁启超在清末从日文转译的凡尔纳航海小说《两年假期》（Deux ans de vacances，1888），后经他人续译完成。这部译本带有白话章回小说的特点，文字似更浅显，反因刻意追求浅白俚俗而不太自然。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大概指的是他在《月月小说》、《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发表的一些作品，也有小说林社发行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以及原作待查考的几部译作。在以白话文体翻译法国作家鲍福（Fortuné du Boisgobey，1821-1891）的侦探小说《毒蛇圈》（Margot la Balafrée，1884）时，周桂笙原汁原味地保存了开篇省略人称主语的一段父女对话，得到小说家吴趼人的注意和效仿，成为文学史家非常重视的研究论题。从这里看来，即便是后来追述，钱锺书也并不认可清末民初过于积极主动改造汉语文学内外形式以致损害文本自身文学价值的翻译路向。

从数量上占据了“林译小说”里绝对优势的哈葛德冒险小说，其原作在钱锺书精研外文之后并未成为所宠爱的读物。反倒是林纾较少涉足的侦探小说成了他更重要的日常消遣，比如在牛津攻读学位时，苦于某些不感兴趣的课程，于是“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18]。从《钱锺书手稿集》里固然可以追踪到钱锺书个人阅读史的很多线索，但这并不代表或可以由此限定他的读书范围，例如创造了福尔摩斯形象的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钱锺书的读书笔记里根本没有抄读福尔摩斯的任何记录，只读了道尔的自传《回忆录与冒险史》（Memories and Adventures，1924），和那部南美高地发现史前生物王国的科幻冒险小说《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1912）。《容安馆札记》里读侦探文学名家读道尔的生平传记，结尾记T. S. 艾略特爱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旁批又补记汪康年书里把《五橘核》的故事当真[19]。既然有那么多大家名流追捧的事例，自己就不用再表态了。1979年，《译林》创刊，第一期发表了当时深受欢迎的电影《尼罗河的惨案》原著译文，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作，民国时期已有译本。时任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冯至，批评说现在各种“谋杀案”、“惨案”小说充斥市场，乃“倒退”、“堕落”的表现。《译林》社人员据理力争，社会各界也纷纷为之辩护[20]。钱锺书、杨绛当时也发声，提出好的通俗文学反映世态人情，是文艺社会学的表现，而且哲学家金岳霖就是侦探迷[21]。这样的表态不仅反映了出于公心的勇气，也是自己长期喜爱侦探小说的个人经验使然。

刘铮早就写过关于钱锺书藏书里有侦探小说的文章，其中有纽约初版的犯罪小说选集《杀人不掉泪：犯罪小说选》（Murder without Tears: An Anthology of Crime，1946），编选者是Will Cuppy[22]。郑朝宗曾记在上海沦陷期间，常去图书馆帮钱锺书借书，“上自康德的《纯粹理论批判》，下迄多乐赛·佘尔斯的侦探小说，他都要借而且读得一样快”[23]。佘儿斯即塞耶斯（DorothyLeigh Sayers，1893-1957），是出生于牛津的著名女学者、诗人和作家，不仅研究古典与现代语言，翻译过但丁《神曲》、《罗兰之歌》，而且擅写犯罪小说、神秘小说，在英国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里塑造了一位脍炙人口的彼得·温西爵士（Lord Peter Wimsey）。钱锺书除了详读过塞耶斯有关但丁的著述和翻译之外，对于温西爵士系列，他至少读过最重要的代表作《丧钟九鸣》（The Nine Tailors，1934）[24]，以及《贝罗那俱乐部的不快事件》（The Unpleasantness at the Bellona Club，1928）、《五条红鲱鱼》（The Five Red Herrings，1931）、《俗丽之夜》（Gaudy Night，1935）和《巴士司机的蜜月》（Busman’s Honeymoon，1937）[25]。本来当代通俗小说是很少能被录入读书笔记，像《五条红鲱鱼》不过就是抄录了第十六章里的一句话而已。但其他几部篇幅稍长些，且有部分批注，甚而《俗丽之夜》的笔记做过两次，足见钱锺书的鉴赏口味和偏好。通过读书笔记还可以发现，钱锺书早年就熟悉塞耶斯编选的《侦探、神秘与恐怖短篇故事杰作集》（Great Short Stories of Detection, Mystery, and Horror，1934），此书的中译本缩水不少，但原书其实厚逾千页[26]。此后还读了她编选的另一部万人丛书本《侦探传奇集》（Talesof Detection，1936）。

近来刘铮著文对钱锺书侦探小说的情况进行总结说：

钱锺书读多萝西·L.塞耶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名家侦探小说的记录，陆灏先生及我曾写文字提到过。《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刊布后，我们知道，钱锺书读过的侦探小说作家还有约翰·巴肯、G.K.切斯特顿、迈克尔·英尼斯、埃里克·安布勒、E.C.本特利、P.D.詹姆斯、埃勒里·奎因、雷蒙德·钱德勒、达希尔·哈米特等等。其中，也包括尼古拉斯·布莱克。[27]

在此通过上述读塞耶斯小说笔记的粗略检览，算是管中窥豹但取一斑了。其中的约翰·巴肯（JohnBuchan，1875-1940）、埃里克·安布勒（EricAmbler，1909-1998）往往也被贴上其他通俗小说文类的标签。例如钱锺书在留学时代就留下阅读痕迹的巴肯小说《绿斗篷》（Greenmantle，1916）、《斯坦法斯特先生》（Mr Standfast，1919）、《三人质》（The Three Hostages，1924），都属于作者最为著名的间谍小说代表作，即以一战英德为背景的“情报官理查德·汉内系列”，而且显然其中因希区柯克改编电影而为人熟知的那部《三十九级台阶》当然也不会被钱锺书所忽略[28]。至于安布勒，钱锺书在四十年代初早已读了他写英国工程师在法西斯意大利情报活动的《警报有因》（Cause for Alarm，1938）和写苏联双重间谍的《不寻常的危险》（Uncommon Danger，1937），也应该是侧重于间谍小说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可以在《钱锺书手稿集》找到的著名间谍小说家，除了安布勒所效法的祖师爷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之外，还有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的“007系列”。笔记里可以找到的是《金刚钻》（Diamonds AreForever，1956）和《金手指》（Goldfinger，1958）这两部[29]。当然实际读过的肯定还不止此，难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学所借书处会当着“美丽的吴兴华夫人”和李文俊等外文所青年就乐于大谈“007”了[30]。还有因成功改编成电影近年来备受国内读者关注的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其“乔治·斯迈利系列”进入钱锺书笔记簿的至少有五种：最早问世的《召唤死者》（Call for the Dead，1961）和《优质杀手》（A Murder of Quality，1962），最多赞誉的《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3），以及《荣誉学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1977）和《斯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1979）[31]。从较长的笔记篇幅和诸多批注上可以看出阅读时的浓厚兴趣来，比如读《荣誉学生》时遇到“the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即尝试译作“闭道电视”[32]，读《柏林谍影》时对于小说人物利玛斯为执行任务所苦心经营的一系列“潜伏”计划印象深刻，也用眉批指出这是从“豫让吞炭文身为乞人”这一古老题材变化而来[33]。

若是对这类间谍小说追根溯源的话，我们需要知道钱锺书童年时代熟读的“林译小说”里有一部《藕孔避兵录》（1909），翻译的就是倭本翰（Phillip Oppenheim，1866-1946）的《大秘密》（The Great Secret，1907），乃“007”系列小说的鼻祖[34]。至于出身情报机构而能做到精擅各体、雅俗共赏的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1904-1991），钱锺书不仅读他的《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1939）、《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1958）[35]，也将其他带有异域风情和旅行心怀的众多小说尽收眼底，甚至最晚读到了1982年出版的那部戏仿塞万提斯名著的《吉诃德阁下》（MonsignorQuixote，1982）[36]。

如同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那样，我们在读书笔记里也看不到格林的以帮派与侦探小说为素材的《布赖顿硬糖》，也许是太过有名，都读得早、记得熟反而不必记录什么，反正读这些小说主要是为头脑和心灵提供消遣之用。又如狄更斯的众多小说作品，读书笔记很多都是简略抄录数语而已，惟有《匹克威克外传》笔记甚详[37]。究其原因，狄更斯这部最早的长篇小说最有谐谑的文词趣味，必为钱锺书所喜爱，且从前没有被林纾所翻译，无论是早期的文言节译本《旅行笑史》还是后来的蒋天佐全译本，恐怕都未能传达出狄更斯的趣味来。正如钱锺书在论文里所说：

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38]

《林纾的翻译》再三援引《冰雪因缘》作为例证，此书原作即狄更斯创作成熟时代的名作《董贝父子》。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抄录其中人物对话不过半页纸，想必对此书极为熟稔，但可能也说明此书在钱锺书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能读懂原文之后，依然忠实于自己的趣味和品鉴标准，并不迷信于文学史家们的定论或共识。杨绛曾经试图重译《董贝父子》，译了七万多字即交由外文所新进人员（薛鸿时）代为完成[39]。

在柯南·道尔的自传里，钱锺书注意到王尔德曾表示自己爱读其历史小说《米卡·克拉克》（Micah Clarke，1889）的细节[40]，此书即“林译小说”里的《金风铁雨录》（1907）。实际上林译道尔小说共六部，除了其中五部都是历史小说，包括《林纾的翻译》里讨论过的《黑太子南征录》（The White Company，1891）和仅提及题名的《恨绮愁罗记》（The Refugees，1893）：前者写“百年战争”史事，接近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后者写法王路易十四卫队中人物，接近大仲马的《侠隐记》。但就历史小说而言，司各特和大仲马都不是酷爱抄读原作的钱锺书所感兴趣的对象。他读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的学术名著《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Literature，1949），曾留意到作者对写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小说名篇进行总结，首推布维尔-利顿的《庞贝城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1834），其后则是查尔斯·金斯利的《许帕提娅》（1853）、刘易斯·华莱士的《宾虚》（1880）以及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Quo Vadis，1895）[41]。想必很赞同此说，在读《庞贝城的末日》时又将之引述于笔记的卷首[42]。需要指出的是，布维尔-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在中英文学交流之初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最先被译成中文的英国长篇小说，连载于申报馆《瀛寰琐纪》（1872-74），后又推出“申报馆丛书”单行本（1875）的《昕夕闲谈》，原作就是他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1841）前半部。此后又有傅兰雅的重译本以及“说部丛书”里的一部《菱镜秋痕》。小说《庞贝城的末日》在1913年被搬上银幕后，周瘦鹃根据电影故事情节译述了一篇“影戏小说”《旁贝城之末日》，刊于《礼拜六》第32期（1915）[43]。19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显克微支最早因短篇小说《灯台卒》被清末的翻译家吴梼译出，刊于《绣像小说》上。此后特别关注他且做过不少译介的周氏兄弟，却受到当时欧洲文学史观的影响，并不重视其长篇历史小说，尤其是描写古罗马帝国时期生活的《你往何处去》。钱锺书早期笔记里通过法文译本对这部小说略有涉猎[44]。据说杨绛去世前曾托人想借阅此书，大概缘于从前听丈夫说起过么？

留学时代读书笔记里出现的柯南·道尔《失落的世界》，不过抄了两三句无关题旨的话而已[45]。此书早有李薇香的中译本，列于与“林译小说丛书”同时出版的“说部丛书”，题为《洪荒鸟兽记》，起先曾连载于1913年的《小说月报》上，钱锺书必定是早就熟悉的。至于他列举早年读“林译小说”印象最深的其他那几位作家，哈葛德自然不用说了，他已承认自己不愿意去读其原作。欧文和司各特只是偶尔会被提及。狄更斯和斯威夫特则是读书笔记里经常眷顾的作家，尤其是林译《海外轩渠录》更无法取代《格列佛游记》原作的风味与表现力[46]。

钱锺书对于科幻小说的兴趣较为淡薄，但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士，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作家，也是在读书笔记里几乎看不到一点痕迹的[47]。中学时代他甚至还翻译过威尔士《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19-20）里有关古生物的一节内容，“译馀赘语”介绍说“威氏善为小说家言”云云[48]。多年以后，钱锺书将这本旧藏英文书赠给了顾颉刚[49]。当然，如果考虑科幻小说史家喜欢追溯到的登月文学鼻祖譬如古罗马作家琉善《真实的历史》，或是当代反乌托邦小说如《1984》、《我们》和《美丽新世界》的话，那么钱锺书无疑也算是非常熟悉这类蹈空凌虚之作的。

三、结论

在钱锺书漫长得看似恒久不变的阅读史里，曾有过这样令人动容的一幕：《中文笔记》“硬皮本（三十三）”，中间至《柳河东集》处突然书法凌乱，此后的《宋书》笔记字迹越发潦草失控，其间突然夹入一页（正反两面？）凡尔纳《神秘岛》英译本第一部分“空中遇险”（Dropped from the Clouds）的摘录。“硬皮本（三十三）”有杨绛识语：“此册当是74、75年笔记。‘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50]。“流亡”指的是“1973年12月，钱、杨以强邻难处被迫逃离宿舍”后四处搬迁，在学部七号楼办公室住了两年多，直到1977年2月受政策照顾入三里河新居[51]。1974年1月下旬，钱锺书因搬家吸入过多灰尘引发哮喘，送医院急救后造成大脑缺氧，遂有一段时间行动言语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像《宋书》这样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大经典”都不能解忧消愁，以科学幻想预言二十世纪人类世界的凡尔纳经典名作才是他心目中合适的消遣读物[52]。可知此前对于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感到的乏味沉闷，并未能因此而迁怒于原作。《神秘岛》里的主人公们，乘坐气球航程中失事，漂泊在荒岛，徒手制作各种生活用品，这与钱、杨年过花甲而落难于办公室的艰难生活很难不令人产生对照的联想。1958年，杨绛曾写文章介绍《神秘岛》这部“科学小说”，其中赞颂主人公们“敢想敢做而又有科学依据”的行动力，“读来很能鼓舞干劲”：

只实事求是的设法应付困难……他们并不“得过且过”，认为“应当象永远住在这里似的建立自己的家园”。[53]

虽说是诞生于“大跃进”时代的应景之作，但几处强调“科学”的字眼未免自有深意，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实实在在地根生于他们阅读此书的感受。童年时代的游戏娱乐记忆，在人生后来的每次波折困厄时复活过来，给予其精神上最坚实的支持和援助。

1926年初的寒假，钱基博在清华大学任教未能回家。缺少了严父管束的钱锺书，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恣意阅读了大批通俗小说杂志，包括《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等。钱锺书的舅父王蕴章（1884-1942），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里著名的王西神，中过举人，又通英文，曾主编《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说，除了林纾译述的哈葛德小说《双雄较剑录》，还有王蕴章的两个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多有类如“志苏台之风月，拾金粉之遗闻”云云的抒情笔调[54]，偶尔点缀以洋派新式的时髦元素，时人称之为善以词章写小说者[55]。钱锺书对近代的各种主要小说刊物大多都是熟悉的，比如李伯元主持的《绣像小说》[56]，比如包天笑创办的《小说时报》[57]，还有徐念慈、黄人创办的《小说林》。他后来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收藏的钞本《摩西遗稿》，这是黄人（1866-1913，字摩西）未刊诗词集的转录本[58]。笔记末尾补充了一段文献：

光绪33年《小说林》创刊号，发刊词亦摩西作，有云：狭斜抛心缔约，辄神游于亚猛、亨利之间，屠沽察睫竞才，常锐身以福尔、马丁为任……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虽如《水浒传》、《石头记》之创社会主义，阐色情哲学，托草泽以下民贼奴隶之贬，假兰芍以塞黍离荆棘之悲者，亦科以诲淫诲盗之罪，谓作者已伏冥诛，绳诸戒色戒斗之年，谓阅者断非佳士。……吁天诉虐，金山之同病堪怜；渡海寻仇，火窟之孝思不匮。[59]

与后来学者研究近代小说时援引黄人《小说林》发刊词的着重点不太相同，钱锺书所记的这段内容在于申明对于通俗小说的趣味乃是人人皆有的天性，惟士夫儒生不肯明说而已。笔记页边批注里标明了“亚猛”、“亨利”都出自《茶花女》，而“福尔、马丁”指的是“同号觉我（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所云“阐事烛理若福尔摩斯、马丁休脱（侦探案）”；并对引文末句稍加解释：“《黑奴吁天录》、《孝子火山报仇记》，皆林译”[60]。“马丁休脱”即亚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1863-1945）所撰写的侦探小说系列之主人公马丁·休伊特（Martin Hewitt）。虽然译名采用了小说林社自己推出的奚若译本（1905年），但林纾后来也译了这位“马丁休脱”，即在《神枢鬼藏录》（1907年）里登场的“希威忒”，这同说部丛书本《海卫侦探案》（1908年）的“海卫”一样，都是同一个人。加之林纾又译过《歇洛克奇案开场》（1908年，即《暗红色研究》），可以说黄人这里提到的西洋文学内容都与“林译小说”或迟或早地发生了联系。

钱锺书早年的西方文学阅读来源，与“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并不太亲近，倒是与林纾所代表的清末以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民初传统更多渊源。——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与中国现代新文学传统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原因，联系他平生学术立场、文学批评思想和散见于各种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观点主张，这种关系或许可以给我们更大启发，来思考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雅俗如何做到统一。根植于童年阅读史的趣味与习惯，对于这位成就显赫而又始终忠实于自己内心的伟大学人，在日后性格生成和塑造方面具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1]钱基博：《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大哥述略》，载《钱基博集·谱牒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0页。文中提到了钱锺书起初没受小学教育的原因：“（锺书）垂髫，将俾就外傅，大哥不可，曰：‘今之有事于学校者，徒皮附欧美作高论，以矜夸驰口说，匪能以牖启后生小子为心者也’”。

[2]“硬皮本（二十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15年，第201-394页。

[3]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杨绛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78-182页。

[4]《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1961页补白。

[5]《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9册，第537页。

[6]虽然章学诚认为《说唐》属于“多记实事”的“演义之书”（《丙辰札记》），但后人并不认可此说。比如“蛮”（黄人）《小说小话》，连载于《小说林》第1卷（1907年），就批评《说唐》是“恶劣”之作，“章回小说之下乘者”，“赝而俗者，易投时好”。俞樾也曾批评《说唐》捏造薛仁贵、李元霸的事迹“不知其所自”（《小浮梅闲话》）。俱见于朱一玄编、朱天吉校：《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册，第143-144、196、21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另外，周作人略重视《说唐》在历史演义里的地位（《历史小说》，1949年11月），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说唐》只字未提，只在“叙唐之薛家”之名目下开列了《征东正西全传》，以为“文意并拙”。

[7]《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9册，第310页。

[8]《管锥编》，第579页。

[9]邹文海：《忆钱锺书》，《传记文学》第1期，1962年6月。参看范旭仑：《钱锺书的性格》，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62页注释1。

[10]《管锥编》，第2032-2037页。又见第1018页。

[11]《管锥编》，第1614-1615页。

[12]《管锥编》，第2038页。

[13]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2-83页。

[14]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上海图书馆编印本，1979年，第636-637页。

[15]收入《说部丛书》第三集八十九编的单行本出版于1920年4月，见上书，第789页。

[16]相较而言，冰心回忆自己十一岁之前（1912年左右）读完全部《说部丛书》（《我的文学生活》），就是不可信的，或指出她所读完的可能是《说部丛书》改版前的“十集本”（1903-08年），见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第五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56-261页。但这毕竟不是全部《说部丛书》了。

[17]《七缀集》，第84-85页。

[18]《杨绛全集》，第2册，第189页。又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08页。

[19]《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205页。

[20]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8-52页。

[21]李景端：《如沐春风：与名家面对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2-213页。

[22]刘铮：《三位名学者的西文藏书》，《收藏·拍卖》，2006年第10期。

[23]郑朝宗：《怀旧》，《海滨感旧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8-49页。参看陆灏：《东写西读》，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第13页。

[24]《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5册，第511-513页。

[25]《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7册，第564-566页；第18册，第696-697页；第19册，113-114页；同册第118-119页；第22册，第188页。

[26]《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5册，第282-283页；第17册，第62-63页。

[27]刘铮：《上海解放时，钱锺书收藏过的侦探小说》，《文汇笔会》，2021年8月5日。

[28]《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1册，第439页，第455页；第3册，第362页。

[29]《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17册，第448页；第18册，第704-708页。

[30]丁伟志主编：《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三联书店，第163页，2010年。

[31]《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3册，第267-272页，第272-273页；第28册，第323-325页，326-327页，337-338页。

[32]《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3册，第269页。

[33]《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8册，第326页。

[34]陆建德：《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略说林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

[35]《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7册，第583-585页；第21册，第576页。

[36]《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31册，第217-222页。

[37]《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2册，第74-97页。

[38]《七缀集》，第84页。

[39]杨绛：《杨绛全集》，第2册，第326页。

[40]《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5册，第562页。

[41]《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37册，第80页。参看《古典传统》，王晨译本，北京：北京联合公司，2015年，第386-387页。

[42]《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2册，第5页。

[43]按周氏于1935年又将电影脚本译出，题作《哀鹃历劫记》，列于《紫罗兰言情丛刊》出版，参看陈建华：《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574页。

[44]《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6册，第474页。

[45]《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册，第402页。

[46]《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41册，第385-404页。

[47]《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10册，第696-701页，读《气球上的五星期》“万人丛书”英译本。

[48]钱锺书译：《天择与种变》，《桃坞学期报》第9卷第2号，1926年7月。

[49]扉页题签：“颉刚先生欲阅英文通史，属为购采。予适有二十年前所读此书，幸逃劫火。童心难觅，旧学全荒。即以奉遗，庶几物得其主矣。丁亥岁不尽二日，钱锺书识。”按，丁亥岁不尽二日，是1948年2月7日或8日。见俞国林编：《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第3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50]《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6册，第432-433页；第17册，第1页。

[51]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305-310页。

[52]钱锺书笔记首行即摘录了法国元帅于贝尔·利奥泰（Louis-Hubert-Gonzalve Lyautey，1854-1934）的名言英译文，谓“近二十年人类的发展不过是活现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For the last 20 years the advance of peoples is merely living thenovels of Jules Verne）。另外，由《外文笔记》可看到钱锺书此时期在读雪莱诗集，字迹也出现了混乱潦草的情况（第21册，第58-63页），对照来看，《神秘岛》笔记似乎并非病中所作。

[53]杨绛：《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介绍〈神秘岛〉》，《文学知识》，1958年创刊号。

[54]这两句话见于王蕴章的短篇小说《杏花春雨记》，《西神小说集》，上海：世界书局，1924年，第2页。

[55]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第310页。

[56]《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册，第194页。

[57]《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8册，第61页。

[58]见江庆柏、曹培根整理的《黄人集》“前言”，见该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59]《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0册，第286页。横线是笔记原文所标划的。

[60]参看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