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杂志创刊号，1979年第1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将建设的重点放在“四个现代化”上。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文学复苏的正式开始。黄药眠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集中到一点，就是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文艺要干预生活，现在就是要扫除实现四化当中的阻力。现在，搞四化的阻力不小，有的拖，有的推，有的消极怠工，有的暗中破坏。干预生活就是为四化克服阻力，扫清道路。”［1］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前期的改革文学都采用了这种“廓清玉宇”的模式来书写当时的社会史，塑造了以“乔厂长”为代表的一批“开拓者”形象。

从“乔厂长”上任起，改革文学已诞生40余年，《当代》杂志也走过了40多年风雨。二者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具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改革文学的一大批代表作品，均发表于《当代》；一大批代表作家，均成长于《当代》。比如，程树榛的《励精图治》发表于1980年第2期，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刊登于1981年第4期，柯云路和雪珂的《耿耿难眠》见于1981年第5期，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刊载于1982年第4期，张锲的《改革者》刊发于1982年第5期，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登载于1982年第6期，焦祖尧的《跋涉者》、蒋法武的《矿东村0号》、杨燮仪的《无名小卒》均见于1983年第2期，苏叔阳的《故土》发表于1984年第1期，水运宪的《雷暴》刊发于1984年第2期，柯云路的《新星》则见于1984年增刊第3期，《夜与昼》连载于1986年第1期和第2期，张炜的《红麻》发表于1985年第1期，《秋天的愤怒》刊登于1985年第4期，《古船》见于1986年第5期，等等。

以上足以证明，《当代》对于改革文学的刊发具有组织性和延续性。同时，在它的大旗之下，汇集了后来分属于不同流派的形形色色的作家，比如张贤亮、张炜、贾平凹，等等。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已步入写作殿堂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写有改革题材的作品，因为“改革”是当时文学的主题。因此，研究《当代》杂志与改革文学的关系，就具有了探究时代主潮与文学媒介之关系的意味。

一 编者趣味与改革文学的定调

作为社办刊物的《当代》，相比于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等杂志，与政策之间具有更多的缓冲地带。并且，其编者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孟伟哉等人也都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学实践和生活阅历，这对于《当代》和改革文学的发展都是一件幸事。所以韦君宜才会在发刊词中如此有底气地说：“我们这个刊物选稿的标准从宽不从严，特别要打破条条框框……希望题材多样化，主题思想也多样化。凡有积极意义，艺术技巧又有一定成就，各种风格的作品我们都采纳。”［2］

《当代》的第一任负责人、决策者严文井在《当代》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文章《文学，应当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奠定了《当代》办刊的基调。这与《文艺报》等重要理论刊物以及冯牧等文艺界领导人倡导的“深入生活”发生了衔接，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复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篇文章对《当代》的办刊具有重要的定位作用，尤其是促进了《当代》杂志对于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注意，拓展了写作题材：“中间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我们的文学创作应当开掘到他们的灵魂深处……现在的问题是要切忌把他们处理得简单化，脸谱化……和其他人物一样，现实生活中的反面人物也是有其变化和发展过程的……有些反面人物还是从中间人物乃至先进人物中蜕化而来的呢！”［3］对于中间人物的强调，无疑为文学更舒展地面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它在本质上增强了文学面对更深入的社会现实的勇气、书写社会景观的力度。同时，又可以消解某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化想象，为文学注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机，使得文学在“史”的正统书写之外，留下一种更加深刻的集体记忆。

在严文井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的主要负责人有韦君宜、孟伟哉和秦兆阳。孟伟哉“是最早提出创办《当代》的倡议者和具体管理编辑工作的负责人……1980年1月，秦兆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职编审而出任副总编辑兼《当代》主编的工作。1986年第4期杂志上公开署名主编秦兆阳、孟伟哉”［4］。在1979年到1986年的办刊历程中，虽然这些主编、副主编的风格各异，但基本立场都是文学一定要立足于生活的真实，反对虚假，强调创作要符合时代要求、群众需要，不能为了真实而不加选择，故意描写丑恶。

韦君宜特别强调真实是第一条标准，并强调“深入生活”的口号仍然十分必要。她十分反感那些以“才子佳人”为模板的小说，她指出好的文学作品虽然要有社会效益，但不能是“真人真事改编”，要有艺术加工，不能“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更不能为了真实专写“丑恶”和让人反感的东西：“有条件的作者应该到生活中去。到一个工厂，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要了解，我们的工业为什么不能起飞？有的说奖金发错了，有的说因为没有自主权，议论纷纷，光听是不行的，必须自己有这方面的生活，真正了解此中甘苦。农村也一样，并非实行了联产到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得亲身深入生活，下苦功夫，把你确实了解的东西写出来。”［5］这其实给改革文学的社会史书写定下了另一调子：既不能为了真实专写阴暗面，也不能为了社会效益而使作品概念化。

与此类似，秦兆阳也要求不能因为盲目强调真实，而堕入颓废派的风格以及悲观厌世的情绪，因为这些“违背了历史的大的真实”［6］。他还强调创作可以“空灵”，但不能“空洞”。造成“空洞”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生活阅历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素养的贫瘠。他指出创作不能只关注自我情绪，或故意地追求‘淡化’。要注意作品的深刻性、深沉性、深厚感等方面的追求，以及主观思绪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不然作品很容易流于空泛，从而失去社会效益和深刻的思想。他还认为，真实应该与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变革相适应，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学要反映“人民的愿望，时代的要求，历史的真实”［7］。可见这两位编辑都推崇文学的“实干家”，而反对顾影自怜、自我欣赏的个人主义。

《当代》杂志的发起人、命名倡议人和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孟伟哉，提倡文学应该多样化、来源于生活，提出应该尊重艺术规律，但在这种缤纷色彩之中，亦强调文学的一种主导方向，这种主导方向要能够反映人民所关心的事情、熟悉的生活，并且要有鼓舞作用。“这些年，我们不大敢说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好象这是一种陈旧观念……但这个根本观点我们不能放弃，放弃了它，就是放弃了原则。”［8］这实则是强调文学的一种振奋人心的教化功能，与颓废主义不加选择地还原社会真实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底，孟伟哉还是将文学的教育功能看成是文学的根本特质之一。

以上，通过对几位负责人文艺立场的简要列举，可以发现他们的文艺观有共性。第一，强调生活真实，文学作品要有细节的支撑，不能流于空疏。第二，强调艺术风格多样化，不能一味迎合政策。第三，强调艺术应有主潮，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能反映时代的真实。

改革文学要求文学尤其要注重社会效益和反映社会变革。反映社会、工厂、农村等各个角落的伟大变革，已经成为了改革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改革文学的题材从选材角度上基本符合了《当代》编者的口味。但是不同于“乔厂长”的一路凯歌，从上述他们的文艺观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当代》的编者对于这一文学题材有着别样的要求。

秦兆阳在1979年就提到过“乔厂长”的不足，指出《乔厂长上任记》将复杂的改革历程简单化了，对阻逆势力描写的也不够：“我总觉得乔光朴上任以后，不会那么容易改变现状和开展工作，他所砍下去的大刀阔斧不会不碰到一些坚硬的石头。比如，考核业务，会不会碰到工厂党委会里不懂业务而又是冀申留下的石头？”［9］他进而认为，将这些阻力真实地描写出来，对于读者会更加有说服力，对于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其实，秦兆阳在这里给改革文学指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写反面”一定要写到火候，这样才能突出改革历程的艰难和可贵。可见，《当代》的编者们并不因为“乔厂长”的走红而盲目地接纳改革文学。韦君宜尤其强调一味图解政策、迎合概念的作品即使再“正确”也不在用稿之列［10］。

因此，一方面，《当代》杂志对社会效益、教化功能的追求，要求他们必须在改革题材中做时代的弄潮儿；另一方面，社办刊物的相对独立，编者较高的人文素养，人民群众的文艺热情又要求《当代》不能做纯粹的图解政策的刊物。所以，从一开始，《当代》就直接或间接地为本刊的改革文学定下了“调性”。这或许可以用秦兆阳的高与深相结合的理论来概括：“‘站得高一点，看得宽一点，想得远一点，挖得深一点，写得活一点，感情热一点，诗情画意多一点’。只有高与深的诗意结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能做到远而不空，虚而不浮，实而不俗，真而不滞，近而不浅。”［11］他的这一文艺观点，也能反映在《当代》后来所发表的改革文学之中。这也成为了《当代》选发书写社会的稿件的一种基本原则，即舆论导向和社会剖析的有机结合，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才能让改革文学作品对社会产生最具价值的反馈。

二 《当代》的现实主义品质与改革文学的深化

近年来，《当代》杂志的现实主义品质，受到了学界关注。黄发有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艺术水平的全面提升，意味着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突破。”［12］还有研究者从《当代》与现实主义话语建构出发提出：“《当代》之于改革文学潮流的独特之处与其之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相同，即在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的贡献”［13］。他初步注意到了《当代》对于改革文学的贡献，但由于其所作属于纵跨40年的综合研究，因此并未留太多篇幅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看到改革文学是《当代》在改革开放初期践行其现实主义道路的重要场地。因为“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作家和读者的共同心愿。它在特定的年代，属于全民的信念，所以才能够在文学中体现出如此大的热情。

改革文学不可避免地以《当代》为媒介，开始了自我调整。因为有很多人发现，通过像“乔厂长”这样的人去改革，根本是不现实的。“乔厂长”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是一篇宣言式的文本，带有摧枯拉朽的气势。有学者认为，回过头看改革文学，在内容和方法上其实都比较浅幼，重要的是改革文学中所体现的那些要求、激情和愿望［14］。前文提到，《当代》的实际负责人之一秦兆阳早在1979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代》中的改革文学就必然不能够照搬乔厂长的书写模式。

事实上，《当代》刊载的改革文学虽然经历了像《励精图治》这样的报告文学的简单模式，宫本言也像乔厂长一样雄心勃勃地立下了军令状，蒋子龙甚至不无骄傲地说“宫本言就是现实中的乔光朴”［15］，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被更具文学性的中篇小说所弥补。改革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也不断地完成自我的探索和分化。在这个角度上，《当代》与改革文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1981年间。在这个阶段，作家开始意识到改革的复杂，题材初步得到开拓，故事依旧简单，人物形象、相互关系较为单一，“舌战群儒”依旧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手段。“话语权”的争夺依旧是主要矛盾，生活中的丰富实践虽然稍被留意，但还明显不足。

山西作家柯云路和雪珂所作的《耿耿难眠》，就在其作品中借人物的口指出：“小说难免理想化”［16］，表达了开拓改革题材的决心。这部小说已经初步具有了《新星》对于“反面人物”塑造的能力。对于董乃鑫这样的人物，小说下了很重的笔墨，对他的手段也进行了出色的描写：“他从来不怕事，更不怕较量。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身边没有前呼后拥的冷落。”［17］当然，这里的改革者杨林，相比于后来《新星》中的李向南还嫌过于老道了些，以至于董乃鑫不禁发问：“杨林怎么就这样善于笼络人心呢？”［18］不过杨林这个形象相比于乔厂长和宫本言，已然较为丰满，因为其面临的对手董乃鑫是一个完整的、较为复杂的人物形象，这其中有很多斗智斗勇的情节来反衬主角的智慧。

或许是看到了秦兆阳对“乔厂长”的批评，蒋子龙曾专门向这位大编审写信讨教自己的文学之路应该往何处走。他曾问蒋子龙，写作的“粗”是否就一定不如“细”好，是应该沿着《乔厂长上任记》的路子，还是按照《血往心里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这样的路子走下去？秦兆阳是这样回复他的：“接到你给《当代》编辑部送来的新作《赤橙黄绿青蓝紫》，当即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你确实在实践自己所摸索到的写作路子，也使我更加明确了你的这条路子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发展变化，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时代特色，以及作品的立意构思等等，的确都是别具只眼地从生活里观察、思索、提炼出来的真材实料，是很不一般化的。”［19］秦兆阳对蒋子龙的复信，与他所肯定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共同发在《当代》1981年第4期上，对改革文学的下一步发展十分具有导向作用。蒋子龙在这篇小说中一改《乔厂长上任记》的风格，别出心裁地在前两页加入了大段的风光和世情描写。看得出来，他有意在放慢小说的节奏，从内容和精神上扩展小说的容量。从偷鸡蛋的两个青年和卖鸡蛋的老农写起，使得小说一开始就有了较为浓厚活泼的世情烟火气。小说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刘思佳、何顺、叶芳，尤其是解净这样的角色，通过倒叙等手法，巧妙地交代了刘思佳等人卖煎饼的真实目的，一方面塑造了高尚的新人形象，另一方面又引出厂里积存已深的矛盾。整部小说巧妙地将年轻人的意气之争，合理地过渡到共同的理想之上，具有强烈浓厚的青春气息，清新的爱情书写让小说更加令人爱读。不过，刘思佳和解净等人之间的关系转折似乎有些着急了，这亦可看成改革的主题是怎样地吸引着作家，使作家急于扣题。《赤橙黄绿青蓝紫》较早地发现了社会改革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发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活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将《龙种》放在张贤亮的创作史中，会发现他并非一个善于写应景之作的作家。但也正因为此，使得他的改革小说有了较为鲜明的风格。比如第一章整整两页的自然描写，将小说带入了一个有全景气魄的描写格局和相对舒缓的叙事节奏之中。作品的优点在于能够较好地描写自然和风物，较为犀利地剖析人情，也能够较为清醒地认识服务大众不等于盲从大众。这篇小说强调改革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关系（小说中省委书记江鲁语）［20］，因此在着重处理复杂的权力关系网时，只能运用“舌战群儒”的模式。《龙种》对场景的处理代表了前期改革文学的一个相当经典的模式，即“心理描写+‘舌战群儒’+动作描写+现场观众反应”。应该说，这个阶段对于社会改革的描写是高度理想化和具有某种规定性的。这也与改革开放、百业待举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文坛回春“乍暖还寒”时候的一种文学表征。

从1982年第1期胡正的《几度元宵》、第5期张锲的《改革者》发表，一直到1983年焦祖尧的《跋涉者》的发表，是《当代》改革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由社会经济改革书写转向人性书写以及观念、内心变革书写，越来越多的小说开始“借离合之情，抒变革之感”。人物关系的张力开始变大，人文关怀更加细微，历史遗留的更隐秘的问题及人的创伤开始逐渐被关注。生活细节、世情描写也逐渐增多，而不是拘束于“改革”这条唯一的线索，但“改革”依旧被加以严格地扣题，从而还残留了几分政策解读转化为文学书写方面的僵硬感。

《几度元宵》甫一开始，谈论的就是婚嫁这一非常符合民情的问题。而翠叶与安明的爱情阻力就在于安明曾被定为富农家庭的出身等，尚未平反，因此翠叶的父母一力要她嫁给大队支部书记杨申全。小说采取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手法，十分注重探寻造成“现状”的历史原因，也给主人公之间的感情发展营造了较为合理的历史性。果园风情以及对劳动人民才智的细化描写（比如安明养殖蜜蜂等），也让小说不至于空洞无物。可以说，这部小说给接下来的改革文学开了一个好头。

相比于《几度元宵》，张锲的《改革者》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当代》编辑部也给予了这部小说以极大的关注度。“作家张锲继长篇报告文学《热流》之后创作的这部作品，岂不就是一曲令人鼓舞的改革之歌、奋斗之歌和希望之歌吗！”［21］当期还刊发了刘宾雁的《应是龙腾虎跃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者》从体量上就已经占据了该刊的83页，以往的改革小说一般在45页左右。这10多万字的容量，无疑给了小说足够的叙述空间。这篇小说通过C城的改革，以及陈春柱、徐枫、冯慕白等人的命运沉浮，构建了波澜壮阔而又深刻入微的历史画卷。这里面关系错综复杂，昔日对革命有热情的人，也都由于相对安逸的生活而变了质。比如曾与陈春柱同甘共苦的侄女陈颖，嫁给了顽固的保守派魏振国之后，思想发生过巨大改变，甚至还总结出了这样的“人生哲学”：“上游太麻烦，下游太难看。不前不后中间站，不检讨来不心烦。”［22］徐枫的改革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人们的反对。而冯慕白这样的科学家在全家于那段特定历史时期自杀之后却通过徐枫这样的实干家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陈春柱虽然是魏振国妻子陈颖的伯父，但他依然决定把接班人的资格交给真正的实干家徐枫。魏寰则大义凛然地出来揭发生父魏振国……形形色色的人物汇聚在这样一个急需变革的小城里，构成了由生活为底色、信念为号角的改革画卷。1983年第1期《当代》的一篇文章认为：“《改革者》一方面大胆地看取人生，对生活中所存在的冲突做了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一方面却又着力地从生活中来发现美，来挖掘积极的、光明的、美好的东西，努力从生活的革命发展中来展示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和解决途径。”［23］这其实可以充分证明前文所总结的《当代》编者对改革文学的把脉依据，也即对文学应持有书写未来社会想象的更高品质的愿景。

《改革者》之后，较为引起关注的还有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张贤亮的《河的子孙》以及刘同兴的《威风乡人》。《厂长今年二十六》被认为是描写改革中的青春爱情的成功之作。《当代》刊发的专评认为：“许英杰用悲泪和喜泪相交溶谱成的爱情之歌，没有轻柔舒闲的旋律，而是以昂扬激越的基调，融合在他雄浑的生命交响诗里。”［24］《河的子孙》依旧延续了张贤亮小说的一种“民谣风情”。他在这部小说中继续进行着哲思，譬如借贺立德的口说出人性格的复杂与不可控性：“你是个急的，我是个疲的，土地神是个泥的，啥样的都有……”［25］进而张贤亮在小说中指出：“看来，命运就是无数未知的偶然性遇合的现实性。”［26］小说进一步反映了“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的社会现实，并且昭示了恋爱、财富等个人的正当理想，只有通过整个社会至上而下的变革才能获得满足。

焦祖尧的《跋涉者》，标志着改革文学在《当代》的初步成熟。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女性的第一视角，而并非感情相对较弱的全知视角，这样的视角让这部小说的体验感非常之强烈。“我”与杨昭远的分分合合似切肤之痛，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这部小说有着浓郁的诗情，虽然没有达到史诗的维度，但是作者用“沉郁”的风格，将改革大潮中人的命运剖析得淋漓尽致。故事中的“我”难忍与杨昭远的离别之痛，而相别十数载重逢之后，杨昭远的心依旧在改革上，以至于“我”不由地大声发出质问：“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活着？”［27］在当年这质问可谓振聋发聩。邵一峰作为一个善于钻营的保守派，曾对“我”发动爱情进攻，但“我”却为了昭远而坚守住了。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飞狐岭的表面繁荣刺激着杨昭远，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由于邵一峰等领导的不作为而得不到保障，工人每次干完危险、劳累、肮脏的活计之后，回到地面上却连洗澡的干净热水都没有。如果不真正深入一线，是很难感受到这些的。由于煤矿题材具有相当强的行业性，作者在行文中表达了他对于煤矿行业的充分考察。故事有一段涉及煤矿安全问题，是因为顶板不牢固引起的，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充分的描写，并没有因为煤矿的专业性而导致行文的空疏。因此作者很有底气地在1983年提出问题尚未肃清［28］。这部小说之所以有着沉郁的风格，是因为这里面的爱情不仅仅是青春的懵懂，而是两个因为历史原因分散十数载又聚合在一起的中年人的感情，他们拥有的已是中年的爱情，发乎情却只能止于礼。现实的处境还没给他们走到一起的条件。这部小说探讨了在种种逆境之下，甚至在青春流逝、容颜不再的中年岁月里，保留一颗年轻的心才是最重要的：“生活中没有退路，只有迎上前去。”［29］因此，《跋涉者》是跋涉者们青春年华的挽歌，却又是精神和心灵的救赎。小说通过大量的回忆描写，将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历史化，最后得出的信心并非盲目的乐观，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在内的。“我”与“杨昭远”正是以“人到中年”的肃穆，来对过往的岁月进行追悼，又对未来表达着憧憬。结合前文所分析，这应该十分符合韦君宜对爱情的审美观念。《跋涉者》借离合之情，写变革之感，发乎情止于礼，在情感的克制与理想的爆发中，上演了一出庄严而肃穆的改革交响乐。

在《跋涉者》之后，《当代》与改革文学的发展阶段进入了转型期，也就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所发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此阶段的改革文学，题材更趋多样化、行业化、专门化，长篇小说增多，矛盾更加密集，人与历史的交织感更加深入。同时，这几部重量级的小说分别代表了改革文学的三个走向。

三 《当代》与改革文学的三种走向

1984年，文坛的走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年出版的《沉重的翅膀》的第二种单行本，相比于人文社1981年的单行本也有了重大调整，只在第一章就加入了一千余字的关于生计的描写，这充分说明改革文学的题材领域正在逐步扩大，对人的关怀也更加细微。同时，通俗文学在这一年里悄然兴起，这些文学对于“纯文学”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比如，《故事会》杂志的发行数竟然高达三百多万，而《山海经》更是突破了四百万这个关口［30］。同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关于对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31］。一方面，此刻纯文学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书写方式，束缚于政策图解之中，因此，即使是改革文学，也必须要更具可读性，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改革英雄自“乔厂长”上任以来已历五年，其模式本来就有些单一，加上时间的涤洗，定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主编韦君宜表示：“1983年的长篇小说，写改革的明显增多，整个出书种数也增多。题材面更广。”［32］

韦君宜的发言表明了一个重要讯息，就是改革文学的“长篇小说化”。这种变化所反映的更加深入的一个问题是，改革文学开始慢慢地将改革的精神保留在文本的叙述中，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想继续作用于文学。因为纯粹的体制改革的描写很难支撑这样的篇幅，所以，改革文学越来越综合化，故事线索、人物关系、时间交叉等方面都变得更为复杂。其对于人心理的透视与分析也越来越透彻，直到将这种心理与行业特色、自然地理、人性伦理、官场风云、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历史根由等诸多因素衔接起来。谢永旺表示：1983年长篇小说“ 取材上同当代人民生活的贴近，就是一个突出的特色……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鲁彦周的《彩虹坪》，叶辛的《三年五载》，焦祖尧的《跋涉者》，艾明之的《‘气管炎’外传》等，它们所描写的生活领域不同，艺术表现的角度不同，但它们各自从城市、乡村、矿山、银行信贷等多方面触及了关乎四化成败、国家前途的迫切社会问题，表现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33］。这其实已经十分鲜明地指出了改革文学对社会广阔性的书写实绩，也是改革文学书写社会史所要继续坚持的方向。

篇幅和容量的进一步扩展，使得小说不得不选择更为明确的框架来支撑、更明确的主线来引导、更加有趣或深邃的话题来避免乏味。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所刊发的长篇改革小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三个走向。这三个走向分别是情感路线、官场路线以及寻根路线。

较能反映改革小说的情感路线的，有先前重点分析的《跋涉者》，以及苏叔阳的《故土》，水运宪的《雷暴》。这些小说往往将人的旷日重逢与离合之苦内化进改革的大潮中。男女的爱情、亲情或友情在这些小说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位置，有时为了情节更为跌宕，表现更为复杂的历史后果，很多情感还呈三角或多角关系。《跋涉者》前文已经提到，自不必说，《故土》中的情感关系就写得十分复杂。袁静雅与安适之离异后，安适之娶了交际花章丘丽。素慕袁静雅的医生白天明却因为同时恋着儿时的大姊吴珍，一直压抑着对静雅的情愫。当他在众人的怂恿下终于承认对静雅的爱时，吴珍却意外地回国了，并且还得了血癌。与此事平行的是，另一位年轻的姑娘叶倩如又深深地爱恋着白天明……情感线索在这里和改革线索起码是并驾齐驱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比改革的吸引力更强。人们对于另一半的选择标准，也往往和改革的理念有关。心灵纯洁的少女往往喜欢实干家、改革家。而狡诈的安适之只能与章丘丽这徐娘半老的交际花狼狈为奸。正如苏叔阳自己所言：“通过这几个人物，我想写他们大都背着历史因袭的包袱。历史给予他们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影响……一直到看见这样指责的文章我才想哎，还真是四角关系哪。但我写的时候，包括你们这些在身边的编辑都没有发现这问题，对不对？我在笔会上天天写，没有一个人发现四角恋爱呵。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我想，在你们看小说的时候，谁也没有陷到纯粹的爱情故事中去呀！”［34］这说明编辑们是亲身见证了《故土》故事的成型和修改，也说明了在当时以改革激情为主导的情况下，人们忽略了爱情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关系设置，而侧重于关注爱情书写的理念表达。情感书写对于人世和政治的隐喻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水运宪的《雷暴》，生活、情感气息也相当浓厚，描写张弛有度，节奏一张一翕，宏大与细节相结合。以情感为中介，人心最敏感的角落被暴露出来，这更容易使理念变革、人心变革的书写取代较为生硬的政策图解式书写。并且如果情感线索处理好了，能够做到来源于生活，的确是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入书写社会心灵史、吸引受众的一个重要筹码。

改革小说的官场小说化，也一直存在于其发展历程中。比如柯云路、雪珂的《耿耿难眠》早就显出了权谋斗争的格局，董乃鑫就是相当有城府的一个反面人物。张锲的《改革者》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自然少不了上演一出“宫心计”。张贤亮的《龙种》所采取的舌战群儒的模式，本就为很多官场小说所采用，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舌战，则是因为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这些小说对反面人物的塑造能力远远高于对正面人物的塑造能力。正所谓是：“写冷语易，写热肠难，写讥讽易，写劝戒难，反写易，正写难。”［35］塑造反面人物，实在是文学复苏之际的一个不错的题材。而柯云路的《新星》对于权力斗争的描写则更为深入了，这部小说的模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年以后同样被改编为热剧的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都是一个有背景的青年被派到保守势力盘根错节的故乡进行改革，故乡的主要保守势力还是自己的长辈或老上级。顾荣的形象、手腕简直和高育良这个形象如出一辙，成为《新星》中的一大亮点。对于反派人物的塑造，符合了前文所引的秦兆阳对于改革过于轻松的质疑，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并且将很多伦理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带了出来，也就将人心的改革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上。“改革”作为一场实际的权力斗争，新旧势力之间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以及改革的残酷性和复杂性，都通过对于官场文化的剖析表现了出来。《当代》对于《新星》的这一特色进行了及时的评介：“对于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描绘而不是议论。正是在人物政治心理的描绘方面，《新星》为我们的文坛提供了自己的独特的新东西”［36］。同样发表于《当代》的《夜与昼》，是《新星》的续篇，营造了更为宏大的各阶层的全景图。官场小说可以看作改革小说长期而持久的一个分支，后来它渐渐地与反腐、刑侦等题材的小说融合，在类型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与贾平凹在《十月》发表的《腊月·正月》等小说交相呼应，张炜以《当代》为阵地发表了《红麻》《秋天的愤怒》和《古船》。它们都以改革为题材，但却出现了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寻根精神的探求上，比如对民族性格、文化根性、伦理问题、地域文化的探寻的不同。可以发现，三句一赞扬、五句一扣题的写作模式，在这两位作家的创作中已经不见了。张炜的《红麻》尚处于探索模式之中，然而小说对于乡村伦理的探索，体现了作家深厚的生活体验。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秋天的愤怒》的姊妹篇。《秋天的愤怒》对于李芒、肖万昌和小织之间的爱恨情仇处理得更为晦涩，也更为深邃。肖万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阻碍改革的魔头，但小说并未直接描写他这方面的作为。若隐若现却又根深蒂固的伦理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芒和小织，小织作为肖万昌的女儿只能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地与李芒相爱。最终李芒虽然走向了揭发自己岳父肖万昌的道路，但广袤的农村大地下所潜藏的矛盾，似乎依旧能将人淹没。到此，张炜改革小说中的寻根性已经十分明显，他是将山东大地上根深蒂固的性格与地域文化，内化到社会改革大潮的书写之中。这与远在秦岭商山耕耘的贾平凹不谋而合，并且这种线索一直在隐秘地进行，一直到今天还不为学界所重视。直到张炜写出了《古船》，人们才模糊地看见了改革到寻根之间隐秘的一条线索，比如朱栋霖等编写的文学史把《秋天的愤怒》《古船》目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37］，有别于其他文学史将《古船》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这其实部分说明了“改革”与“寻根”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古船》所描写的是粉丝厂的变迁，塑造了见素、抱朴等一系列相因又相对的形象。封建的礼法、改革的脚步、经济的刺激、人心的浮躁等在这部小说中，发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人性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也得到了生与死、成或败的考量。《古船》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计划经济文学书写的模式，开始走向哲思和寻根的道路，因为对于人性的反思过于彻底（比如有人指出张炜在土改问题中描写了农民对剥削阶级的“过火行为”）和其他方面的理解问题，在《当代》差点面临单行本被毙的风险［38］。此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的是何启治，这使他相对注重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39］。由于他据理力争，才使这部由改革到寻根的过渡之作得以在《当代》发表。他对于《古船》的评价是中肯的：“它所具有的悲剧美，令人荡气回肠，感慨良多。读这样的长篇小说，读者会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呼唤。我们有值得自豪、骄傲的光荣历史，也有悲惨、辛酸的民族苦难史，滴着血、流着泪的历史……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真实感很强，塑造了一些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大作品。”［40］这其实是肯定了改革题材作品所作的寻根式的努力，作品已经不再平面化地观察当前社会，而是将当下现实与以往的社会史进行参照式的、辩证式的书写。从《红麻》到《古船》，《当代》完整地见证了张炜的突破之路，这对于杂志、作家和文学史而言无疑都是幸事。

柯云路、焦祖尧、苏叔阳、水运宪、张炜这些可以应景写作但又“身怀绝技”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改革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作了一次总结。这既是总结，也是作了改革文学出路的探索。他们共同印证了“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时代主题，甚至可以说是体现了那个年代的国之精魂。

“改革”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号角，不可避免地带有主流话语以及宏大叙事的色彩。它强烈的建构性和丰沛的改革激情必然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个人的“私情”。但事实证明，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人的价值，则与时代主题严重不符，很多文艺作品面临的结局就是夭折。所以《当代》负责人韦君宜、秦兆阳、孟伟哉等的文艺观，对于当时的改革文学还是具有很大的匡正作用。万物皆有两极，不可因从一个阶段刚刚走出，就仓皇逃向另一种顾影自怜与赤裸呐喊。改革文学在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前提下，对个人的伤痕、欲求、权利等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关怀，而未落入讽一而劝百的境地，也未被商业大潮所裹挟和利用。它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中国家与民族的共同理想的力量，它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成长的设想，与那些暴露个人情绪的文学起码具有同等的意义。在文学含义多元而模糊化的时代到来之前，它在“可解”的范围之内留下了最后一抹金色的光辉。

从1980年到1986年，从改革文学的“单细胞”化到完成三种转向，《当代》杂志及其编者们可以说是完整地见证了改革文学的发展历程。《当代》与稍早的《人民文学》、同期的《十月》交相辉映，并以自己独一无二的延续性和薪火相传的现实主义精神，丰富了改革文学的内涵，引导并完成了其出路探索，为改革文学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这一切的缘分其实早有定数，因为改革文学的深化与发展，正好契合了《当代》的现实主义本色，以及自我建设的艰难历程。同时，这也与中国浩浩荡荡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关系，反映和见证着历史。

注释：

［1］参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6期，1979年11月1日。

［2］韦君宜：《发刊的几句话》，《当代》1979年第1期。

［3］严文井：《文学，应当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当代》1979年第1期。

［4］胡德培：《当代人的〈当代〉》，《出版史料》2008年第2期。

［5］［10］韦君宜：《从编辑角度谈创作》，《民族文学》1983年第1期。

［6］秦兆阳：《“真实”杂谈》，《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4期。

［7］秦兆阳：《创作问题漫议》，《小说评论》1986年第3期。

［8］孟伟哉等：《表现时代，服务人民，深入生活，繁荣创作——优秀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座谈会发言摘登》，《评论选刊》1987年第5期。

［9］秦兆阳：《断丝碎缕录——学习1979年群众评选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札记》，《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11］秦兆阳：《写作随谈两篇》，《当代》1985年第2期。

［12］［39］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第167页，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武兆雨：《〈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博士学位论文，第32页，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年。

［14］金健人：《“改革文学”的改革》，《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

［15］程树臻：《现实中的乔厂长走了——〈励精图治〉与宫本言》，《当代》2012年第1期。

［16］［17］［18］柯云路、雪珂：《耿耿难眠》，《当代》1981年第5期。

［19］秦兆阳：《漫谈格调（答蒋子龙同志）》，《当代》1981年第4期。

［20］张贤亮：《龙种》，《当代》1981年第5期。

［21］《当代》编辑部：《编者的话》，《当代》1982年第5期。

［22］张锲：《改革者》，《当代》1982年第5期。

［23］何孔周：《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评长篇小说〈改革者〉》，《当代》1983年第1期。

［24］张同吾：《进击者的性格——评〈厂长今年二十六〉》，《当代》1983年第2期。

［25］［26］张贤亮：《河的子孙》，《当代》1983年第1期。

［27］［28］［29］焦祖尧：《跋涉者》，《当代》1983年第2期。

［30］陈绍伟：《面对通俗文学崛起的思索》，《作品》1984年第12期。

［31］《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年第1期。

［32］［33］韦君宜、谢永旺、蒋荫安、吴泰昌：《一九八三年长篇小说漫谈》，《文艺报》1984年第3期。

［34］［38］［40］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98页，第212页，第208—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35］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6］卫建林：《在生活的激流中——评长篇小说〈新星〉》，《当代》1985年第1期。

［37］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下），第1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