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前文坛上，生态文学热潮已然汹涌而至。近几年来，陈应松、阿来、张炜、迟子建、等重要作家持续地推进生态小说创作。陈应松的生态长篇小说《森林沉默》堪称其“神农架系列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对神农架森林生态的精美书写和对现代文明出路的深刻拷问均极动人，标志着当代生态小说的新高度。阿来的“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和长篇小说《云中记》延续了长篇小说《空山》的生态叙事旨趣，继续关注当今时代川西藏区的生态问题和藏族人的生态智慧如何适应当前时代的挑战问题，边地色彩浓郁，独具艺术魅力。张炜的长篇小说《我的原野盛宴》则重返野地，接通《九月寓言》的生态诗意，展现了胶东半岛海边世界的自然生机和天人合一的优雅意趣。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和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依然聚焦于大兴安岭边地的自然生态问题，把底层人民的温情故事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与守护故事融合得丝丝入扣，沁人心脾。至于曾以长篇小说《狼图腾》爆红的作家姜戎，也于2020年再次推出关于内蒙古的生态长篇小说《天鹅图腾》，此外如赵德发的长篇小说《人类世》、吴仕民的长篇小说《故林旧渊》、王怀宇的长篇小说《红草原》、老藤的长篇小说《北障》和邱华栋的中短篇小说《唯有大海不悲伤》等均是近年涌现出的生态小说力作，饮誉文坛。

与生态小说一样，生态诗歌也发展得如火如荼。雷平阳从于坚手中接过云南乃至中国诗歌的接力棒，在《山水课》《修灯》《鲜花寺》等诗集中继续关注云南大地的生态问题，展示出了基于云南少数民族信仰的万物有灵的诗意景观。吉狄马加则以彝族生态智慧为底蕴，继续站在大凉山上眺望全球，以长诗《我，雪豹……》《裂开的星球》等呈现了当今全球性的物种灭绝、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呼唤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李少君则继续在《我是有背景的人》《海天集》《云之现代性》等新近诗集中表现了隐逸于自然的生态旨趣，为现代人开辟着大自然的精神家园。他甚至和北乔一起主编了《群峰之上：自然写作十家诗选》，倡导贴近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意境的诗歌；他主编《诗刊》，也颇为推重自然诗歌。作为当代生态诗歌的开创者和积极倡导者的华海更是不遗余力，近年来相继出版《红胸鸟》《蓝之岛》等生态诗集，利用广东清远诗歌节的平台大力推动生态诗歌的创作和研讨，甚至催化了清远生态诗歌群落的诞生。近年来崛起于诗坛的张二棍也非常专注于生态诗歌创作，他的《旷野》《入林记》《搬山寄》等诗集中出现了大量的生态诗歌，他擅长把底层写作和生态写作融合，表达出浓烈的同情底层、呵护自然的道义激情。此外，如哨兵的《在自然这边》、徐俊国的《致万物：徐俊国诗选》、津渡的《湖山里》、何永飞的《穿过一小块人间》等诗集均是近年涌现的生态诗歌代表性篇章，艺术韵味悠长，生态意识醒豁。

生态散文、生态报告文学方面，近年来也收获不菲。作为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先驱者的苇岸虽然已经去世20余年，但是他的生态散文日益散发出强烈的思想艺术魅力，《苇岸日记》（上、中、下）和《大地上的事情》（增订版）于2020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引起世人的浓厚兴趣。胡冬林去世后，他的《山林笔记》也于2020年出版，该笔记翔实地记录了他在吉林长白山的生态考察历程，其中不少片段堪称极为优美的生态散文。无论是《苇岸日记》还是胡冬林的《山林笔记》，都可以与梭罗日记遥相呼应。傅菲是近年崛起于文坛的著名散文家，他的《深山已晚》《鸟的盟约》《风过溪野》等散文集聚焦于赣东北的自然生态，文笔典雅，描绘精确，生态意识深厚，堪称当今生态散文的重要收获。半夏的《与虫在野》、李元胜的《昆虫之美：勐海寻虫记》《旷野的诗意：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等散文集则以博物学的眼光来审视昆虫，精心描绘，同样具有难能可贵的生态诗意。李娟的《冬牧场》、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张二冬的《山居七年》、艾平的《隐于辽阔时光》、叶梅的《福道》、沈念的《大湖消息》等均是近年出现的重要生态散文集，魏紫姚黄，影响较大。至于生态报告文学，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那种以生态批判为主旨的生态报告文学迥然不同的作品，它们多聚焦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形式展开，较有代表性的有徐刚的《大森林》、何建明的《那山，那水——美丽中国从这里开始》、冯小军和尧山璧的《绿色奇迹塞罕坝》、陈应松的《山水云南》《飞蝗物语》、古岳的《冻土笔记》《源起三江：三江源国家公园诞生记》、任林举的《虎啸》《躬身：缘起于甘南的“环境革命”与人文传奇》、牛海坤的《额济纳河畔》等。李青松的生态报告文学多关注我国退耕还林的生态建设和全国各地与林业有关的地方植物生态；刘先平的《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柴达木盆地》《美丽的西沙群岛》《追梦珊瑚：献给为保护珊瑚而奋斗的科学家》《续梦大树杜鹃王：37年，三登高黎贡山》等长篇生态报告文学多讲述作家到青海、西沙群岛、云南高黎贡山等地进行生态考察的经历；白忠德则多关注秦岭的野生动物。

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我国重要的文学期刊也非常关注生态文学创作，例如《人民文学》《诗刊》近年都曾组织生态文学专刊、专栏。2021年，内蒙古《草原》杂志甚至拉起“自然写作”的大旗，号召作家们积极加入。2021年9月，《十月》文学杂志联合贵州绥阳十二背后旅游区颁发了 “首届十二背后·十月‘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陈应松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雷平阳的诗集《修灯》、半夏的散文集《与虫在野》获奖。这无疑是对生态文学极大的传播和推动。与此同时，李炳银、李青松、陈应松、沈苇、李敬泽、张炜等评论家、作家也纷纷撰文畅论生态文学。李炳银在《生态文学——一个文学超凡的跨越》（《绿叶》2020年第3期）中就指出，因为生态文学包含的对象和目标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界限，开辟了全新的文学领域，所以可以把生态文学视为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和革命。他还在《生态文学：文学的变革与革命》（《文学报》2020年4月2日）和《生态文学续思》（《文艺报》2020年8月24日）等文章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个观点。李青松则以《生态文学绿意盎然》（《人民日报》2020年4月3日）和《在更深刻的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报》2020年4月16日）等文章回应了李炳银的提法，为生态文学而鼓与呼，他认为生态文学是生命万物之关系学，是对传统的文学是人学观念的积极拓展。陈应松的《生态，以及文学》（《天涯》2022年第1期）、沈苇的《生态文学：观念、方法与视域》（《天涯》2022年第1期）、李敬泽的《人与自然、人民与生态》（《十月》2022年第1期）以及张炜的《文学：八个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文章、论著都对生态文学做出了别出心裁的阐释，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也反映了近年来作家们对生态文学的参与热情和自觉意识。

回顾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近4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还只有很少作家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他们从事生态文学创作往往会被一般作家视为不务正业，被讥笑为抓不住社会主要矛盾，忽视人性与历史，或者被嘲笑为只关注风花雪月、猫狗虫鱼、豺狼虎豹，境界太低；20世纪90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意识到文学也必须关心环境保护、关心人类的长远利益乃至自然生命的存在权利，意识到现代文明发展的固有弊端和恐怖前景；而只有到了新世纪以来，大部分作家才恍然梦醒，才意识到生态危机也是人性危机，也是文明危机，才意识到人性的生成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生态，而且同时越来越多的作家有意疏远都市文明，拥抱大地，接通大自然，在山水中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发展至今，生态文学已经成为当今文坛中的一支劲旅，文学百花园中的一片绚丽秘境；无论是在未来的文学发展方面还是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生态文学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越来越深远的社会影响。统观当前生态文学热潮，笔者认为有以下四点启示值得关注：

其一，生态文学是对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及时回应，是在疼痛中对大自然的眷注与抚摸，是中国文学人学视野的后现代超越。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在前现代农耕社会、游牧社会里，即使偶有生态破坏出现，也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生态文学；在现代性高涨时期，人们普遍沉浸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现代人主体性的牢固确立，也很难关注到生态危机，因此生态文学也难以大面积崛起；唯有在对现代文明展开有效反思的后现代社会里，人们才会真正考虑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才会意识到尊重自然、敬畏万物生灵乃至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有生态文学的应时而起。因此，真正的生态文学最初的出发点，绝对不是风花雪月的怡情点缀，不是猫狗虫鱼的情感安慰，不是豺狼虎豹的野性激发，而是内含真切的痛感和悲剧感的，是为大自然惨遭现代人摧残而锥心泣血般的感同身受，是发现自然生态日益颓败后的生存荒诞感，是看到那么多自然生命纷纷倒毙于现代文明的钢铁步履下的巨大绝望感。贾平凹在长篇小说《怀念狼》中为商州地区最后十五只狼的悲惨命运而扼腕，姜戎在长篇小说《狼图腾》中为内蒙古草原面临着野狼凋零、草原沙化的生态厄运而浩叹，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为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毁灭和鄂温克人的游猎生活的弦断道绝而悲伤，陈应松在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中为神农架最后一只豹子的悲剧结局而哀泣，雪漠在长篇小说《猎原》中为沙窝里猪肚井的生态恶化造成牧人们的疯狂而绝望。于坚在长诗《哀滇池》中为故乡滇池的水污染而感到痛不欲生；吉狄马加在长诗《我，雪豹……》中为雪豹濒临物种灭绝的厄运而忧心如焚；雷平阳在诗歌中屡次表达对云南大地四处砍伐原始森林改种单一的经济林、截断河流修建拦河大坝的愤怒谴责；沈苇在诗歌《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对故乡沦陷于工业污染感到极为荒诞。这才是生态文学首要的真实灵魂！我们的文学长期以来只关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只关注人的家国情怀、情感纠葛、生死哀怨，而缺乏足够的生态视野，去感受其他自然生命的情感与命运，去描绘自然万物真实的状貌和习性。生态文学就是要打破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真正地呈现出全球性生态危机情况下大自然的遍体鳞伤，进而激发人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

其二，生态文学是要重新打通与华夏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的秘密通道，是重建大自然近于神圣的价值地位。在华夏传统文化中，大自然向来居于神圣之位。“天地之大德曰生”“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些均为万古不刊之论，表达的是华夏古人对大自然的秘奥体验和崇高敬意。对于中国古典文人而言，实现儒家所规定的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是入世，是进入人类社会，是人生要务。但是人世多纷争，人性多瞽乱，他们很少能够在人世间获得身心的安定，往往只能出世，退隐自然，寄情林泉，啸傲云霞，才能身心落定，找到归宿。应该说，当代生态文学就是对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后现代确认，是对大自然神圣价值的后现代归宗。诗人于坚曾在《棕皮手记·1997—1998》中写道：“从根本上说，西方与大地的关系是敌对的，人拥有一切，索取一切并至高无上。它需要一个可以批准一切的上帝抚慰西方脱离了大地的灵魂……而‘诗意的栖居’正是古老中国的存在方式。中国世界与大地的关系是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不是寄托在上帝那里，而是寄托在大地上。……如果继续盲目地把大地视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最终将导致的是天人合一的破坏，万物不再有灵，对大地的征服使西方人建立了悔罪的教堂，但同样的征服只会导致中国人丧失他的家，他的生存的根基。南方无嘉木，试想一个大地上充满了唐诗宋词的民族，在一个没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大地上，即使所有人都住在希尔顿饭店套间式的寓所里，所有的道路上奔驰着轿车，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的确，于坚的生态忧虑、文化忧虑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和诗人于坚的看法一致，诗人李少君也曾说：“对于我来说，自然是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诗歌能够成为宗教，当然必须传达大自然的妙道，否则就无法启蒙人心，救渡众生。可以想见，许多当代生态作家都积极地与古典山水田园诗人建立起明确的精神联系，要义之一便是重申传统的生态智慧，明确大自然的神圣地位，例如于坚非常崇拜苏轼，李少君认可李白，雷平阳崇敬杜甫，哨兵、徐俊国、津渡等诗人崇敬王维、孟浩然等。

其三，生态文学要尽可能地打破现代文明的非地方化、非自然化的生活方式，倡导一种在地化、自然化的生活方式，同时恢复文学的地方感。现代文明为了获得更高效率，追求的是一种高度标准化、模式化的文明，最终落实为一种非地方化、非自然化的生活方式，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现代城市生活。麋集于现代城市，现代人吃着不辨季节、不明来处的食物，居住在高度标准化、模式化的公寓里，被标准化生产出来的汽车载着奔驰于大同小异的街道和工作场所、娱乐场所之间，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彻底远离大地，远离大自然，也远离大自然的生命节律。可以说，正是这种高度非地方化、非自然化的生活造成了现代人层出不穷的身体和心理问题，也使得他们不去尊重自然、敬畏生命。而生态文学就是要打破这种非地方、非自然化的生活方式，揭示出其丑陋和危害。非常有意思的是，许多中国当代生态作家都在身体力行，尽可能地远离非地方、非自然化的都市，到乡村去，到边远地区去，到大自然去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例如韩少功到湖南汨罗八景峒乡村生活，陈应松到神农架山区生活，张炜到胶东半岛海边生活，胡冬林在吉林长白山生活近五年，傅菲在赣东北乡村、闽北荣华山乡村居住，等等。这些作家似乎都渴望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一种在地化的、自然化的生活方式。陈应松在《生态，以及文学》（《天涯》2022年第1期）一文中曾说：“生态的思考成全了文学，而文学也形成了我的生态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成全了我对一个地方的喜欢，并且把它当作我生命活动的所有领域，当作我写作和生活的本分与归宿，甚至是天命所归。把那里的白云当作唯一的白云，那里的山冈当作唯一的山冈，那里的星空当作唯一的星空。那里的所有，山川河流，草木禽兽，都是我的唯一。幻想中的生活，成为了真实的生活。”作家红柯也曾谈及新疆大地让他寻找到了生活和生命的新方向、新意义。生态文学召唤作家走出书斋，回到大地，扎根大地。卡夫卡曾说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蛰居于一个地窖深处专注于写作，每天唯一的活动就是从书桌起身到门口去领取食物。这可以看作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姿态和立场，这是彻底远离大自然、远离大地的姿态。对于卡夫卡而言，人的内心、人性就是永恒的写作矿藏和主题。但是对于生态文学作家而言，走出地窖，在大地上漫游，恢复人与大自然、与大地真实的关系更为重要。作家半夏和李元胜都是在坚持拍摄昆虫的过程中进入荒野，充分地接触大自然，融入大自然，才找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哨兵、津渡、杨文丰、苇岸、李娟、徐刚、李青松、陈启文、沈念等生态作家也无不如是。他们以自己的生态文学创作不断恢复了文学中的地方感。

其四，生态文学要追求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以促进生态文明的转型为志业。生态文学不是一种简单的类型文学，像侦探文学、武侠小说那样。对于生态文学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是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相信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能够承认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内在灵性，是相信人要节制欲望，要尽可能地过上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高品质生活，要超越对个体死亡的恐惧，要在更为宏大的生态视野中来领悟个体生命的生死和终极意义。因此生态文学是一种文明反思型的文学，也是一种文明开创型的文学。生态文学要引导人们超越那种过分注重物质积累的消费主义文化，引导人们超越那种痴迷于技术革新的现代疯狂症。生态文学要让人重返大自然，重返大地，接通大自然的生命节律，物欲简朴，精神丰盈。生态文学要告诉人们，不要试图征服大自然、主宰大自然、支配大自然，而是要亲近大自然，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人终究是大自然的产物，人若想着控制大自然、征服大自然，最终只能摧毁自己的立身之基。天人合一，诗意栖居，乃是生态文学的终极理想。因此，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表现的那种慢慢悠悠地与自然万物交融的生活，韩少功在《山南水北》里描绘的那种蛙鸣盈耳、挥汗如雨的乡居生活，阎连科在《711号园》里展示的与自然万物共生息的生活，傅菲在《深山已晚》里描述的那种亲近万物的乡居生活，都是符合生态节律的生活。于此，万物兴歇自然，人性摇曳生姿，生态文学诗意勃发。

陈应松曾说：“生态是文学重要的内置，没有生态的内置，文学是僵死的，同质化的，生态也是启动文学的密钥。生态直接塑造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生命观。”诚哉斯言！生态文学热潮涌动，就是这个内置重新启动，文学的生机再次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