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走进一片森林，看到植被保护得很好，也会听到这里曾经被砍伐甚至剃了光头，有过满目疮痍的往昔，我们会感叹，这里的生态恢复得真好。我们提“生态”二字，就证明有不堪的过去，地球和我们的环境曾遭受到重创，现在的生态好了，是修复和重建的结果。那么，生态文学，就是关于生态修复和重建的文学。

生态文学的渐渐浮现，来源于自然写作的引导，但它的源头活水是文学的现实关怀，特别是作家们对自然的怀念，对现实的忧虑，以强烈的道义感，将文学锁定在大地上的行吟和修道。

以我不自觉地进入神农架和不自觉地书写神农架系列小说为例，我写的第一个所谓生态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是在采访神农架一只豹子被一姑娘徒手打死的真实经过之后。在现场调查之后，我心中涌出悲愤和绝望的情绪，两个月无法自拔，故而写成了这个小说。这里，对生态的忧虑是冲动所为，是情绪折腾和沉淀过后，依然充满悲愤和激越，模拟最后一只豹子被打死的经历，并且想象这只豹子还有一个复仇的故事，用以诅咒森林里的猎人，诅咒森林被砍伐的浩劫和人类对动物的赶尽杀绝，讴歌一个伟大生命的抗争和熄灭。

二十多年的坚守和探索，我对生态以及文学慢慢明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的。生态的思考成全了文学，而文学也形成了我的生态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成全了我对一个地方的喜欢，并且把它当作我生命活动的所有领域，当作我写作和生活的本分与归宿，甚至是天命所归。把那里的白云当作唯一的白云，那里的山冈当作唯一的山冈，那里的星空当作唯一的星空。那里的所有，山川河流，草木禽兽，都是我的唯一。幻想中的生活，成为了真实的生活。我写了一系列小说和散文，歌唱那儿，就是歌唱那儿的生态，以及我们的现实中隐藏的一个乌托邦。但严峻的生态环境是我必须正视的，人与动物的命运仍然在文学传统标准的陶醉中挣扎。生活显示出古朴的面貌，也有原始的残酷。万类霜天竞自由，但它们在物竞天择和人为的干扰下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生态学是关于自然生态和人类生产及破坏活动相联系的研究学科，其实也是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地球生态的修复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破坏，必然导致精神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崩塌，故而抢救性的修复和重建，对人文生态也是刻不容缓的。大量事实证明，戕害和消亡的不仅仅是物种和自然环境，还包括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人文生态。

自然写作应该谈不上生态文学，或者说，自然写作是生态文学中的很小部分，自然只是生态文学的一个元素，不是它的核心。在文学中，生态是它的核心，这是李敬泽的观点，我非常赞同。我心目中的生态文学，即约定俗成的当下热门的生态和自然写作，是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文学情怀，是一种乡愁写作。我过去会把这种对大自然的渴望和古代文人的生态情怀当成生态文学的体现，现在看，是有狭隘之处的。

生态和文学纠缠在一起，有各种各样的因缘，有传统的人文情怀可循，有一脉相承的基因。生态文学或者关于自然写作，几乎占中国文人表达的大部分，在自己奉信的宇宙观、世界观和哲学观中，在自己创造的幻想和意境中，中国文人的隐逸情怀单一、偏执而膨胀，成为美学的极致。谢灵运的“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有“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訾焉”。苏轼在《放鹤亭记》中有“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句；常建有“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句；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归隐成为一种道德高地的审美，这种境界至少是一种仰望吧。像谢灵运的山水诗和王维的禅意诗，都是山水烟霞喂饱的，以此袭蹈，营造空灵，呼唤神灵，滋养心灵。楚辞和《诗经》中草木的葳蕤，唐诗宋词和明代散文中山水的浩荡，从自然生态中萃取的诗文，成为了中国文学，这种文学再反哺所有中国人的性情。

除了地球的自然命运外，在古代，几乎没有人为的生态灾难，人们顺应时令，身处自然，与自然相敬如宾。那些软弱无力的士大夫因为多愁善感，因为生命短暂，因为世事浑浊，因为战乱离散，对现实的恐惧化作逃避，化作冠冕堂皇的隐逸，将不如意转化为如意，将功成名就的上流生活谦逊地说为终老林泉，寄情山水，归田遁世。当然，这是赞美生活、热爱生活的表现。而表面上的逸趣超然，退隐舍离，隐藏着另一种胸怀。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如此描写许辉：“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怀古，已见壮心。”——这个许诨写过“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和“鱼沉秋水静，鸟宿暮山空”等名句，像许诨这样的人，热爱林泉与慷慨悲歌，登高怀古与英雄壮心没有任何冲突，倒是培养了一个文人的胸怀和气质。过去我们说晚明小品，如我家乡的公安派，忘情山水，逃避现实，品格不高，对他们的作品多有诟病。可如今你读袁宏道的山水游记，这样的写山水高手，如何品格不高？他们的自然写作达到了我们望尘莫及的地步，因为他们与自然山水贴得非常紧。

但我们现在如此歌颂自然已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自然已不复存在。我们谈自然的时候，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是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项，生态（包括自然）是要建设的，而不是首先享受的，是要正视的，而不是虚幻的。

生态文学，作家何为？还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作为一个神农架的书写者，别无他长，在山里待久了，便特别喜欢山区和森林的生活。一是顺应人生的节律——因为托尔斯泰说，人到了六十岁，就应该回到森林中去；二是森林、山泉对人的身体有巨大好处，眼睛不会因为空气污染和长时间看手机而干涩；三是因为安静和没有应酬而忘他、忘我。因为闲，可以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不会出现精神的颓靡、偏执与妄念，没有了愤怒和激越等不良情绪。在汨罗八景峒水边隐居的韩少功，引用过农村的老话，他说在那个地方，在那么安静的、远离喧嚣和人事的地方，可以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其实，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我即是如此，没啥好想的了，过去的都已经过去，该来的让它到来。剩下的，一个老人，就应该宽厚。宽厚地看待一切，宽厚地对待生活，并且宽厚地写作，连走路都应该宽厚，不惹路边的一草一木。这种所谓的“隐”，我就理解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人心境。

最好的生态文学应该是安静的、沉醉的、自省的、慎独的。在森林里的生活可以过滤掉生活中喧嚣的、身不由己的、言不由衷的、丑陋的、痛苦的、虚假恶浊的东西，而愿意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放大生活中美好的、快乐的、宽解的、良善的东西。自我放逐，与山水相亲，会颠覆掉过去我们几十年坚持的东西，重建一种新的幸福观和世界观。古人说：山能平心，水可涤妄。你各种的妄气，愚妄、狂妄、妄想等，靠山水来平息，你心上的尘垢只能让山水洗涤。古人形容山水，还有这么一句：山含瑞气，水带恩光，自然有不言之教。水带的恩光是什么光，只有住在水边的人才知道。人在自然山水中，才能够禅定悟道，让你懂得如何立身、处世、修心、谋道、交际、成事。山水是我们的精神教堂。

文学借山水抒发我们对自然的赞美，对天人合一的向往，这方面的文字太多了，充斥了我们的传统文学，关于山水草木的美丽语言，古代文学差不多已经用完，我们如果重复地书写，无疑是炒现饭。当我们上升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出现的紧张关系时，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必须的。所谓与自然和解，我们的所有文字就是沟通，而和解似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互相尊重。生态学中有一个观点叫“环境阻力”，大自然有限的资源造成了各种生物发展的阻力。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必须共生共存。人类因为贪婪和掠夺，向大自然猎取着蛋白质，将动物身体的各部分消化为我们的血肉，但它们曾经是我们精神需要中的美妙鸟叫、蛙鸣、虫吟和兽吼——滋养我们精神的，却成为了我们牙缝里的残渣。现实生态的残酷是我们主要面对的问题。从谢灵运到陶渊明的诗里，没有气候和人为灾难对自然山水的影响，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特别是城里人能看到天高月明，能看到明月积雪？古代的山水自然意境在现代成为了奢侈，这是当代人的不幸。当下的自然生态是在地球遭受现代化和全球化浩劫之后，遭受重创之后的生态。在地球不断升温，空气不断污染之后的自然生态，回应这些，才能叫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作家首先要构建起你的小生态。往大处说，写作就是建构作家自己的大地。过去我说，作家不能做流寇，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作家应该构建自己的小生态，也可以豪言说要构建自己的大地。小生态也是一块大地，以及大地上属于自己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禽兽、地质地貌、气象物候，建构自己的天空和云彩，土垄和耕作方式，甚至你大地上的微生物群。有了小生态，才有你的生态文学作品。有些作家诗人，拼凑几篇自己曾经写过的草木及自然的作品，就敢自称生态文学作家，或者将这些作品称为生态诗歌、生态散文。一下子突然冒出一大批生态作家，这些人游弋在城市的灰尘里，没有自己的大地，在城市凭空想象生态与自然，其实是写不出好作品特别是有心创造大地的好作品的。作家要当好自己的上帝，成为造物主和命名者。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说：“仅仅依靠语言与上帝抗衡，甚至要胜过上帝，这便是作家。”美国作家布考斯基说，写作是“所有上帝中的上帝”。

当下，很多作家是没有大地的人，不知大地为何物，还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更古老的土壤上，比如传统审美意义的自然山水中的想象与表达。更有甚者，他们的草木是从网络和《辞海》上移栽过来的，是没有生命的草木。他们对自己作品是从哪儿长出来的茫然无知，他们的生命与生活是建立在现代电子垃圾上的废墟，是在写作中流浪于城市废气中的PM2.5。

只有在大地上才能建立自己的文学大地，否则，凭空想象的大地就不是大地，在客厅和阳台上构思的大地也不是大地，而是沙堡。这就要求作家脚踏实地，疏散到自然的各个角落，认真地埋头营造自己的大地，这样的隐逸才是真隐逸。

当代写作必须回应当下生存的困境，这是起码的要求，在自然山水中只有意境的重复表达，书写和记录植物，是十八、十九世纪博物学已经做过的工作。我们现在的作家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花鸟虫鱼，以为这就是生态写作，从脱离现实的鸡汤写作转向网络上的花花草草，以为这就是华丽的转身，其实这是在凑热闹、赶时髦。脚上没有泥巴的人，无法建构自己的文学大地。

当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难题和迷茫是，人类无法创造自己在当下科技暴力和环境变异及精神颓废中超越一切信仰的神话。“为谁而生，为谁而死？”成为了我们精神层面上面临的窘迫问题。神话是艺术的源泉，而森林是神话的源泉。我自己想自不量力地创造森林的神话，重新拾起人们的大义与英雄主义气质，这是艰难的，也是可笑的，但我不会放弃，因为在自己的文学大地上，必须有这些支撑我们的信仰。

生态是文学重要的内置，没有生态的内置，文学是僵死的，同质化的，生态也是启动文学的密钥。生态直接塑造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生命观，如神农架人认为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牲口，人与兽同时存在于一个生命个体上，人和兽及万物同时共生，生命的三种形态是共生、互生、寄生，所有生命包括病毒，共享着这个世界，食物链和生命链都在编织着这个世界。比方说蜜蜂如果灭绝，会导致人类灭绝，因为蜜蜂授粉维持了植物的多样性，否则生物的近距离授粉将导致植物近亲繁殖而种群生命力下降，没有了植物的多样性，人类就自然灭亡了。同理，没有了动物，人类会在孤寂中死去。

在生态中，人是核心；在自然中，神灵是核心。我们的生态写作，对人类的妄自尊大，对自然力量的无限崇拜或对人类的菲薄，都是片面的，不真实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重建大地的自然生态，更要重建大地的人文生态，因为人文生态是在自然生态的沃土中生长起来的，这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生存地有非常多的例子。我为写《山水云南》这本书，在云南的原始森林、雪山河流、古老村落和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采访，对此深有体会。比如我走访过的云南红河元阳县的哈尼梯田，为什么在那么高的高山上能种水稻，那些高山上的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生态如此之好？哈尼人认为，这天地间有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繁华而圣洁：高远的天空是神灵居住的地方，广袤的大地是人和动物生存的地方，深邃的水底是龙蛇水族游弋的地方。哀牢大山山脉高齐云天，气贯长虹，云雾蒸腾时，几与大地相连，而他们开垦的梯田中，云水相激，蜃气涌动，分不清天上人间。山上禽飞兽走，水中鱼跃波欢。哈尼人正是生活在这天、地、水三个世界之间，不可破坏。我到过的彝族、布朗族、独龙族、藏族、傣族、白族等民族生活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都有大量的神话讲述如何保护动植物免遭破坏与杀戮。生态的破坏是人类所为，生态的重建也是人类所为。当我们知道生态远比自然重要时，作家的重要工作是重新发掘和激活人文生态中的风俗、传说、神话及其一切口头和文字流传的语言精华，包括在文学写作中的大量民俗与方言、传说与神话的重新植入和使用，这都是对人文生态的挽救、挖掘和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