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新时代文学的山西视角 ——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访谈录
生态文学,是文学对于人与自然视野和空间的现代重构。是否具有自觉的生态环境现代意识,是否具有生态环境现代文化自觉,应该是生态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显著标志。
山西的第一代作家在作品中描述的虽然是人与自然的故事,但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突出人和人定胜天精神的传统文学,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
后一代作家承接了人的人定胜天战天斗地的历史现实,但已不再为这种精神高奏凯歌,而是揭露和揭示人类狂妄自大心理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负面影响。他们的文学作品是具有历史忧患和批判的环境文学。
在更后一代作家那里,老一代作家曾经歌赞的战天斗地的精神和现实不存在了,前一代作家曾经充满忧思的黑色污染的行为和现实也不存在了。在他们笔下,自然已经是青山绿水的自然,人与自然已在走向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境地。这样的作品当是典型的生态文学。
山西作家的这个历程,实际也是一种历史的历程,一种时代的进程。
中国生态文学的新视野和新空间
在2021年底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渐渐由冷到热的一个文学门类“生态文学”,第一次被写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报告。报告在谈到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指出:“非虚构、科幻文学、生态文学展现着新视野和新空间。”这可谓把生态文学推向新时代文学的前沿。
李景平:作为文学评论家,你理解的生态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
杜学文:关于生态文学,我认为至少应该从这样几个层面来考虑。
第一是哲学层面。生态文学关注的是人怎样更好体现自己价值、如何拥有未来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非常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具有基础性与根本性意义。其最重要的范畴是“道”。道,首先讲的是宇宙自然之道,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天道”。它反映的是宇宙自然存在与运行的法则,决定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自然存在的基本状态、运动变化、相互联系等根本性问题。这个道,是一切自然存在均需遵循的、不可违逆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人的基本法则。这就是说,人作为一种宇宙自然存在,既要遵循天道,又要体现人道。也就是说,人的独立性,是人与其他存在的不同。人既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又体现出与自然和谐适应的普遍性。两者结合起来,互为依存,互相统一,才能够在遵循天道的同时表现出人道。否则,违背天道,人道亦将不存。而违背人道,亦不可能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法则,是对天道的损伤。认识到这种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一致性的存在现象,体现了人的高度自觉,所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问题。
第二是审美层面。中国传统审美非常强调在作品中体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混同。这是中国审美极为重要的特点,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审美领域的反映。艺术的出现、发展,实质上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创造了美。这里,劳动的主体是人,劳动的对象就是自然,或者说,是自然存在的某种具体形态。二者之间如有冲突,或者将损伤天道,或者将违背人道,亦在总体上损伤审美。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审美的境界是由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层次来决定的。如果我们能够领略体悟到这种协调与统一,就能进入审美的境界。所以,中国古典艺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追求二者协调统一境界的表达。以最早的诗歌《击壤歌》为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与我何有哉!”前四句表现的,就是一种天道之中的人道。人们按照自然的运行变化来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享受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福祉。这种超越了时间局限的具有普泛意义的存在状态,不仅属于尧的时代,亦跨越了五千余年,属于今天,并将一直如此,直至未来。它具有恒久性意义。其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伟大的帝尧,把一切都按照自然社会的法则治理得非常妥帖,用不着在我们身上花费什么精力,我们就能过得很好!这是对前四句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亦是当时社会现象的缩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表现出超拔的审美理想。
第三是创作层面。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关注自然生态的作品,其中尤以散文与报告文学为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一是说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态、对自然的关注多起来了。二是反映出文学的题材领域得到了拓展,作家们的表现对象更为丰富多样。就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三是这一题材的独特性,对艺术表现手法也提出了新要求,可以促进作家在表现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来丰富创作的方法和文学的表现力。
李景平:生态文学写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报告,这意味着什么?
杜学文: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到了目前文学创作的态势,指出文学创作百花齐放,活力奔涌,既承载着博大壮阔的时代气息,也刻写着丰富深邃的心灵图景,呈现出多姿多彩、新意迭出的发展态势。“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 、军事文学佳作纷呈,非虚构、科幻文学、生态文学展现着新的视野和新的空间”。
报告特别强调了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的领域与新的现象,其中对生态文学给予了高度关注。显然,这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新现象的肯定与激励,反映出中国作协学习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自觉意识。同时,这也是对创作的引导和助推。
就生态文学的创作和发展看,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新门类,从最初文学界有人提出环境文学,到提倡生态环境文学,再到后来统一为生态文学;从最早作家写出生态文学作品,到评论家热议生态文学,再到报刊网络和出版机构竞相推出生态文学作品,直至生态文学首次写入中国作协工作报告,可以看出,生态文学已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成为一种新的话语时空,也预示着生态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前景广阔,具有令人瞩望的未来空间。
李景平:生态文学所展现的新视野和新空间,又体现在哪里?
杜学文:所谓新视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说作家关注的生活面有了新的拓展,角度有了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作家观察生活的角度与表现生活的切入点上。由于视野不同,作品的思想含量与审美意味也不同。通常,创作者习惯于从某一个点切入,那些视野比较开阔的人就可能从这一点折射出更广阔深邃的世界,但也有人可能会把关注对象只聚焦在某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谁高谁低,但还是希望能够从细小之处看到更大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作家能够从更为广阔深邃的层面来表现生活。正所谓从一滴水中见到太阳。
一般来说,开阔的视野往往能够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具体事件与相关事件的关系。描写一条河,并不仅仅写河的形态,而是涉及到与河相关的山、林、人、事等人文自然的内容。二是当下与过去、未来的关系。这样的作品以时间为轴,沟通了不同阶段的生态人文,具有历史的厚重感、未来感。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讨论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讨论人,是关于特定时空中人的行为、变化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四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作品既要表现人的外在行为,又要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内在感受与体验,使我们从自然生态的存在变化中感受到人与社会的变化。
所谓新空间,一般认为可能更多指的是文学表现题材的空间领域。简单说,就是从人们习惯的既有题材领域中延伸至生态环境保护题材领域,延伸到绿色发展题材领域。就此而言,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绿色转型发展相关的题材越丰富,说明其表现的空间越广阔。近年来,有关生态的作品从题材的角度来看可谓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其中有对自然生态世界的展现,有对具体地域、具体事件的表现,有对重大工程、重大事项的描写,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等,呈现出争相斗艳、百花齐放的态势。
总的看,生态文学的新视野之新,新空间之新,在于突破过去人与自然问题在文学中的位置关系,是以新的哲学理念重新观照和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新的文学视角重新观察和表现人与自然的样态,以新的文学视野重新扫描和展现人与自然的空间,以新的文学话语重新结构和表述人与自然的命题,以新的文学使命重新构建和揭示人对自然的责任。在生态文学中,自然生态由过去的作为文学的背景和陪衬,转而成为生态文学的现场和主角,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支配与被支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生态文学,是文学对于人与自然视野和空间的现代重构。
山西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的基本视域,在于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特别之处,在于张扬作为自然界高智力和高能力的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和使命。山西当代文学发展历程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山西作家关注的主体内容,老一代作家马烽、孙谦、胡正,后一代作家哲夫、赵瑜、麦天枢,新一代作家鲁顺民、葛水平、黄风、刘慈欣,都不同程度写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李景平:山西三代作家的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杜学文:大致来看,山西文学进入现当代,作家的代际关系表现出有序传承的态势。这里所说的“三代”作家之前或之后都有很多代的作家。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体现自然生态意义的佳作,如《击壤歌》《南风歌》。它们是具有“生态”含义的,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为生态文学作品。
这里所说的“三代”作家,有某种合理性。老一代作家创作时还没有“生态文学”的概念,但他们的作品大多数表现的是农村生活,与生态的关系极大。如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就就是这样。为生态文学作出突出贡献的是第二代作家。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与信息社会迈进。敏锐的作家们关注到了这一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并进行了文学的思考与表达。麦天枢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是关注生态的,张平等作家也有许多作品涉及这一领域,如长篇小说《凶犯》等。而对生态文学贡献最突出的是哲夫,他是最早运用魔幻手法来表现生态题材的作家,也是几乎倾全力从事生态题材创作的作家,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从早期的小说《黑雪》《毒吻》,到后来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哲夫的作品都是生态题材创作。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当中,自觉的生态意识在作品中屡有体现。
需要提到的是刘慈欣的创作。他的作品是科幻文学,但是由于他关注的问题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讲也属于生态文学。他的作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是最具影响力、最生动地表达人类想象力与思想深度的成就,是作代会报告所说的科幻文学和生态文学合二为一展现出的新视野和新空间。刘慈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三体》,表现的就是地球人类与宇宙智慧生物“三体人”的关系。他们的各种博弈实际上也反映了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最后结果是人类与三体人联合起来保护宇宙。这与生态文学的品格、特点是一致的。
如果要讨论在山西作家笔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到并发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矛盾、抵牾的方面,但在他们心中仍然充满理想——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和谐统一、协调共进的可能性,以及人类所具有的这种自觉性。
李景平:那么,山西三代作家创作的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是否可以认为是生态文学?
杜学文: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山西作家的创作视域。当然,即使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说就属于生态文学。但从他们创作的某些作品,或作品表现出的倾向来看,应该能够属于生态文学的范畴。而那些直接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作品,则在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一代作家马烽写过在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下,农村青年为了抵抗黄土高原的干旱,开山凿渠,战天斗地,终于把清凌凌的泉水引到了村里的故事。孙谦描写了大寨人在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奋起抗灾,用60天的时间建成新大寨的故事。两个作品都是讲人与自然的故事,讲的都是人战胜自然。如果仅仅说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就属于生态文学,那么这两个故事似乎都算。但从本质上来说,两个故事属于突出人和人定胜天精神的传统文学,显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
后一代作家承接了人的人定胜天战天斗地的历史现实,但已不再为这种精神高奏凯歌,而是揭露和揭示人类狂妄自大心理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负面影响——人对自然的戕害和自然对人的报复,人对环境的污染和污染对人的危害,以及对人的行为的反思和对人性之贪的批判。可以说,这一代作家是中国作家中最早以虚构和纪实文学来揭露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抵牾和悖逆,揭示反观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反思批判人对自然的破坏和冲击的作家。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们不仅延续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延伸了人定胜天的关系,这种延伸的不同在于无情揭露肆意战天斗地的现实危害,从而推动人们的环境觉醒。这样的文学是具有历史忧患和批判的环境文学。
在更后一代作家那里,老一代作家曾经歌赞的战天斗地的精神和现实不存在了,前一代作家曾经充满忧思的黑色污染的行为和现实也不存在了。可以说,三四十年前,作家要找片蓝天找条河流赞美,很不容易;三四十年后,作家要找条河流找片天空去批判,也不容易。这一代作家笔下,自然已经是青山绿水的自然,人与自然已在走向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境地,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尊重、顺应和保护。这一代作家体会到哲学理念上“人道”与“天道”实现着现实的和谐而不是分离,人与自然和谐的现实也越来越进入创作而成为一种和美境界。这样的作品当是典型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是人类进入现代工业时代的产物,是生态环境危机时代的反思,也是生态环境拯救时代的觉醒。所以,是否具有自觉的生态环境现代意识,是否具有生态环境现代文化自觉,应该是生态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显著标志。应该说,山西作家经历了这样的历程。而山西作家的这个历程,实际也是一种历史的历程,一种时代的进程。不同的时代,对人与自然关系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规约,文学也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文明时代当然有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学——生态文学。就像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演进一样,从环境文学到生态环境文学再到生态文学,也是一个历程。当然,现在统称为生态文学。
李景平:是否可以说,山西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曾经走在新时代生态文学的前沿地带?
杜学文:我个人不好这样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山西作家创作的作品中,许多是属于生态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他们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前所述,哲夫是国内最早的生态文学作家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生态环境题材的小说创作,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外分别出版了两套10卷本的生态环境文学《哲夫文集》,其生态环境文学作品被评论界学术界广泛研究,成为高层精英的文学参阅书目。之后,他又转向生态环境纪实文学写作,作品所表达的生态环境思考,又为国内生态环境部门高层决策提供了参考,也成为走向生态环境保护前列的人文思考。
又如前述,刘慈欣被称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第一人,其科幻文学和生态文学的融合,以科幻的视角和视野展现他对现实的生态环境批判和思虑,超越小小寰球地球自然生态而走向浩淼广阔的宇宙自然生态,探索人类发展在未来空间的走向和出路的可能。其构思的宏阔和广远、幽邃和深奥、玄幻和神奇,以及科学的生态的智慧和思想,远远超出了当下很多生态文学创作者普遍的所思所想,不仅为中国文学贡献了思想和形象,而且为人类科学探索贡献了智慧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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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成为山西新时代文学品牌
近几年,山西连续开展了生态文学创作系列采风活动,组织出版了《走进一条河流》《黄河边上的绿太阳》《沁源绿》《沁水长流》等生态文学作品。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同志曾评价,山西组织作家推进生态文学创作在全国开了个好头。现在,生态文学已经成为山西文坛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文学活动品牌。
李景平:山西连续组织开展生态文学采风创作活动的现实背景和原因是什么样的?
杜学文:归纳起来,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文学工作者应该紧跟时代步伐,以文学创作的组织和活动方式,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向山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线。
二是从山西自身的发展来看。山西是资源大省,是国家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绿色发展的难度很大。山西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我们有责任把这一历史进程表现出来。
三是有关部门具有积极自觉的文化意识。特别是山西省生态环境厅,非常注重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文化推广工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连续与山西省作家协会组织相关的采风考察,走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作了一批生态文学作品。
四是山西作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创作积极性。作家们参与生态环境活动,或者蹲点深入,或者徒步考察,深入采访,积极创作。一些作品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扶持,或者成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或者获得了省内外不同的奖项,或者被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被各类新媒体转发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可以说,这些作品为山西生态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景平:山西的生态文学在新的创作实践中推出了一批怎样的文学作品?
杜学文:近年来由山西作家创作的可以归入生态文学的作品不少。我没有全部阅读,但不妨列举几个例子。
从小说来看,葛水平的《嗥月》是不错的。她主要通过“人”与“狼”的故事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从散文来看,我觉得玄武的《种花去》很有特点。这部作品主要描绘人与植物之间的情感形态,语言有古风,表现出传统小品文的特色,但却是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黄风最近的一系列散文似乎集中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与描写,《满目都是“十八公”》《哦,大太阳》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语言大气磅礴,识别度强,有一种自然之力的感觉。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是作者在沁河沿线深入采访创作的纪实散文,表现出对历史与大自然的敬仰,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河流之凋零的反思。从诗歌方面看,张二棍的《入林记》《搬山寄》充盈着植物、动物和荒野的形象,在人与自然的抒写上表现出自己独到的情怀。侯良学专事生态诗创作,出版了《让太阳成为太阳》《自然疗法》《侯良学生态诗赏析》,在国内生态诗界颇具影响。
报告文学方面的作品较多。如哲夫《爱的礼物》,虽然主要描写的是晋北山区岢岚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但却是从生态的角度切入的;他的《中国水土》延续了关注重大问题的基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景平的《流淌进一条河的文学行走》是反映山西汾河生态环境演变的报告文学,写了奔流的汾河、断流的汾河、复流的汾河、长流的汾河,呈现了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给汾河带来的巨大改变。赵树义《折叠的时空》也可以说是一部生态报告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以山西沁源县的历史文化、现实变化为题材,描写了沁源的自然生态、花草树木,以及发展变化,有多重含义多个层面的呈现,对自然现象的描写尤为引人瞩目。任勇、石囡、周智海创作的《火山红 黄花黄》讲述了晋北大同地区发展黄花产业的故事,从黄花产业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石新民的《苍河颂》表现了右玉县数十年初心不改,绿化造林,把不毛之地改造为塞北江南的历史,是“右玉精神”的生动展示。表现右玉精神的报告文学还有郭虎的《英雄地》,作品聚焦右玉数十年绿化造林奋斗历程的个体,既是右玉精神的诗意展现,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李景平: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山西推进生态文学创作有什么新的举措?
杜学文:一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选题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组织和创作活动中。二是要加强规划,在年度创作以及相关创作的组织和扶持中强化生态文学项目。三是继续与相关部门和单位合作组织生态文学采风,协调帮助支持作家深入生活,感受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和采访生态环境保护的故事。四是要加强生态文学理论建设与舆论引导,进一步宣传生态文学作家的作品,开展生态文学研讨评论活动,扩大生态文学创作的影响。五是要跟进作家的创作,通过改稿、交流、讨论和评论,帮助作家提升生态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
总之,我们要采取多种手段多项措施,推进山西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使山西生态文学创作走向新的高地,使之更绿更亮地成为山西文学发展的现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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