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傅菲的散文集《元灯长歌》厚重、沉实，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力，更彰显着作家对乡土世界的赤子情怀。从结构上看，散文集《元灯长歌》共分四辑，第一辑“江河合水”站在历史的角度，讲述郑坊与郑坊人的前世今生；第二辑“大地芳春”从自我出发，勾勒身边平凡个体的琐碎生活与命运沉浮；第三辑“万物生动”回忆那些如有神性的动物，并以它们的故事反观人类；第四辑“舞咏而归”打捞最后的手艺人，为乡土社会留存了珍贵的文化记忆。如此，作者将书中的人与事置于纵横两个坐标之内：纵是时间的坐标，这一坐标从《元灯》《大悲旦》所涉的百年历史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当下；横是空间的坐标，在这里，既有《似斯兰馨》《可以流多远》这样以某个人为中心的家庭与氏族，也有一村、一地，更有家国视野乃至万物生灵。傅菲试图以散文的方式搭建乡土社会的整体图景，可谓雄心勃勃。

于散文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堪称浩大的结构。要完成这样的构想，其实并不容易，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自我的记忆、想象以及个体情怀，与乡土社会的现实、历史结合在一起，在“虚”与“实”之间寻找一个恰切的平衡点。对于以“散记”见长的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不小的挑战。在《元灯长歌》的自序中，傅菲写到：“自2005年，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观察和探究枫林村，……自2015年始，我每年以四分之一的时间，去做田野调查。我像一个方士，独自背一个四角方包，夹一把雨伞，行走在郑坊盆地，身上沾着草屑或露水。”田野调查，便是傅菲为这次写作找到的方法。以这样的心态再次回返故乡，傅菲由一个乡土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乡土生活的观察者、研究者，这让他更加客观、理智的重新思考乡土社会的现实与问题，同时也让他的写作跳出了个体视野与一己悲欢，显得更加扎实、有力。

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与立场，《元灯长歌》追求的不仅是文学性，也不仅是审美价值，更试图收获社会学的意义。由此而来的，是作家文风的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一种文体的散文边界模糊，杂文、美文、小品文乃至非虚构，似乎都可以纳入其中。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模糊性和暧昧性，让散文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写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推陈出新，不断突破、扩展着散文的边界。中国文学素有强大的“抒情传统”，在散文写作中，这一传统尤为根深蒂固。而散文集《元灯长歌》明显侧重叙事性，傅菲的文字沉着冷静，几乎所有篇目都是以讲故事、以塑造人物为旨归，甚至极力剔除个人的情感。这种类似“零度”的写作，在小说领域备受青睐，但是在散文中却所见甚少。“人生这条河太深、太宽，活着的人纷纷沉浮在河里，被浪劈被涛卷，呛着水。岸在哪里，无人知道。上了岸的人，是再也不下河的人，岸上的人不会说出岸在哪里。也或许，岸上人知道——人，就是一只迁徙的鸟，或者是一个浪头。”（《大悲旦》）傅菲善用短句、用实词，他似乎排斥形容词，更拒绝过度修辞，他的文字不事雕琢，却简洁有力。这些语言上的特征，让傅菲的散文独具一种铿锵的质感。在当下的散文中，情感充沛、饱满乃至泛滥的作品数不胜数，相反，这样“反抒情”的风格却不多见。以叙事代替抒情，这或许是傅菲对于散文文体的一大贡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傅菲的散文缺乏情感，他的感情，恰恰蕴含在这样的铿锵与简洁之中。《环形的河流》写童年玩伴各自不同的命运轨迹，有少年丧父，不得不早早辍学谋生的相公；有全村第一个外出打工，常年漂泊海上的军权；有远嫁他乡，又被丈夫抛弃而回乡的始初；有考上名牌大学，却因创业失败重返故土的江春；有多年横行乡里，最终沉沦于毒品的陆波……正如篇末写到，“饶北河从亘古而来，又奔向亘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雨在呼啸，河在呼啸。村舍在暴雨中沉默，隐忍。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乡土社会是离土地、离自然最近的地方。傅菲笔下的人物命运，具体显示着广大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多少人试图以各种方式逃离这里，然而一旦遭遇困境，又只有故乡最能收容、安抚他们。一代代人从土地出走，又不断地有人回归，在这样典型的“出走—还乡”图式中，人的命运如同一年四季的草木荣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出走”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土社会遭遇的最大挑战，而乡土生活的现代性遭遇，也始终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热衷讨论的话题。在这一问题上，傅菲既不是田园牧歌般的怀乡者，也并非决绝的现代性批判者，他更愿意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骑鱼而去》《浮灯》以及《樊泥结庐》《落叶堂》《墨离师傅》《画师》等篇章，刻画了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那些曾经乡土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命运所遭受的冲击与变迁。《骑鱼而去》中，外出打工的几个年轻人，因为极度贫穷和极度空虚而决定抢劫，此事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望仙人、猪腿、银根三人被捕获刑，而“我”的临阵脱逃却为自己换来了此后安稳的人生。如同其中写到的，“我们都是一群没读过几年书的人，不懂法律，没有技术，生活在社会旮旯角落里，像搁浅在河岸的鱼”，这些原本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年轻人，在另一种生活的诱惑下赤手空拳地闯入城市，然而，乡土社会与现代都市在观念、价值乃至生存规则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新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更意味着挑战和危险。在傅菲笔下，这些从故土“出走”又生活在城市裂缝中的年轻人，他们的聚散离合、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凌乱而深切地折射着转型时期乡土社会的生存现实；他们不停地挣扎，又在挣扎中一次次重生，也显示出土地般的隐忍与野草般的生命力。

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对于这些同胞、乡党，傅菲同样保持着理智和客观，他既歌颂他们的良善与坚韧，也并不粉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盆地的深度》围绕“提灯师傅”的人生展开。杨绍醒是杨家自然村的一个泥瓦师，他勤劳善良，原本颇受村人尊敬。一次外出泥灶时，杨绍醒从树上抱下一个头套麻袋吊死的人，谁知这人竟是麻风病患者，杨绍醒也因此染病。多年之后，杨绍醒病发，丑陋的外表让他备受冷眼，连同家人一起被视作“瘟神”，遭到族人驱赶。杨绍醒不得已独自上山，从此住在无人问津的麦冬岭，成了昼伏夜出的“提灯师傅”。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也看到了由此而来的无情与残忍。在突然的变故之下，那些曾经亲密无间的亲人，竟一朝成为仇敌，“杨绍醒看着一张一张脸，老脸是叔伯，稚脸是侄孙。叔伯都抱过他，他都抱过侄孙。他们平时都是异常亲热的人，递烟，喝酒，蹲在墙根下，谈论年收，谈论村里的女人。……他看看他小叔，他小叔也举着火把，站在杨绍鲜身后。小叔是他最亲的人，是一个曾祖父延下来的血脉。……他看着小叔，小叔低下了头。他泪水，哗哗哗，直流了下来。”乡土社会以血脉氏族为远近，这种联系既稳固又脆弱。费孝通先生曾发现，中国乡土社会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差序格局”，它从自我出发，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西方社会追求人人平等，这一观念造就了个人主义，也时刻划分着权利和义务；而中国传统思想则是由“己”出发的，所谓“克己复礼”“君子求诸己”等，皆源于此。水波纹式的差序格局，导致乡土社会的群己界限并不分明，公与私常常是相对的。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旦杨绍醒患上了可能传染他人的不治之症，以“己”为中心的波纹便迅速缩小，他必定被当作“异己”而被排斥在群体之外。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生动展示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文化根基与精神内核，更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通过这样的写作，傅菲将自己重新交还给大地，交还给乡土世界。《元灯长歌》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饱含深情的田野调查，它不仅由表及里地展示了乡土生活的图景，更以一种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的态度，呈现出乡土社会的现实与问题。在这里，大地既古老又年轻，人们暗自孤独却又唇齿相依，在这里，寂静的乡村时刻孕育着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