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中忱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您认为什么样的书适合作为枕边书？

王中忱：枕边读书其实是一种奢侈，而在我能读书的时候，绝无享受这样奢侈的条件。我出生于东北松辽平原腹地的一个村庄，在我祖父那一代，整个村子识字的人屈指可数。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四叔读过师范学校，在乡村小学教学，他有一木箱藏书，平时总是很珍贵地锁着，但对我一直很慷慨，尤其是过春节的时候，还会同时多借几本给我。那就是我的节日盛宴。我哥哥比我高三个年级，他或借或买，总能搞到一些小说，读完了就转给我。

读中学在“文革”期间，学校里本来不大的图书室也关闭了，难有公开借到的书，但四叔的藏书箱仍在，哥哥也仍然有办法找到一些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几部小说名著，确实都是在这一时期读的，并且每一部都反复读了多遍。还曾走过十多里路，到一位同学家借到线装的《论语》《孟子》拿回家里抄录。不过这些书都是坐着读的，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电，晚上点油灯睡土炕，没有卧读的条件，并且因为家里永远有干不完的农活和杂活，家长并不鼓励甚至很反感我们读闲书，我们怎敢把书堂堂皇皇地放在枕边？

读枕边书，是上了大学以后的事。中文系的学生，好像无论是哪所大学，贪恋在宿舍卧读都胜过去课堂正经听讲，我也不例外。后来留在学校教书，有了工资，生活必需开支之外大都用来买书，买回来书，大都要躺在枕边翻看一遍，然后再选必要的精读，所以，在我看来，除了大开本的图册，其他普通开本的书都适合做枕边书。而随着关心的领域和兴趣不断变化，我的枕边书也不断变化，没有哪本书一直放在枕边反复读。

中华读书报：给予您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撑的书有哪些？

王中忱：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读书比较杂，从很多书里汲取到精神营养，从一般所说的经典著作，到民间故事和歌谣，都让我感到忘我的愉悦，也都曾给我不同方面的启迪，这些书综合起来形成我的“精神支撑”。但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重点确有不同，年轻时候热衷读文学作品，后来兴趣逐渐转到理论著作，然后是历史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在经过了多学科阅读之后，最近重新回到了文学。

中华读书报：在现代文学研究上，您也有很多成就，比如对丁玲的研究，《重读晚年丁玲》一文曾影响很大。您经常重读作品？选择重读的作品有哪些？

王中忱：我确实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走进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就完全谈不上。我经常重读作品，有时是因为感到有些作品所牵连的文学史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以前重读“晚年丁玲”是如此，最近重读茅盾的小说也是如此。但有时却不是为了直接的学术课题，而是为了一些更广泛的思考和困惑，最近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想从历史纵深和人心机微处去了解俄罗斯和欧洲。

中华读书报：我对您早年的求学经历很感兴趣，在日本求学的几年，您阅读最多的书籍是哪些？您在《现代文学路上的迷途羔羊》一书中提到，自己对日本文学的兴趣缘自尾上先生。他在读书方面对您有怎样的指导？

王中忱：我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其实已经人到中年，此前在大学教过书，在文化出版机构工作多年，专业范围主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理想的职场规划应该是沿着一条熟悉的路走下去，但我这个人比较随性，尤其是在能够从日文原文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直接感受到词语和音节的微妙律动，叙述语调的曲折变化，从此就欲罢不能。在日本文学课堂上尾上先生的鼓励给了我信心，但在读书方面并没有给多少具体建议。当时日本的大学对学生基本是放养，这也适合我的个性，完全凭着兴趣自由漫读，后来集中到了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特别是中野重治和横光利一的小说，还有前卫性诗歌。同时也一直关注二战以后活跃于文坛的作家，特别是“战后派”一脉，如大冈升平、堀田善卫、大江健三郎等。概言之，我关注的范围是日本的现当代文学。

寻求读书指导，其实并不限于所读大学的课堂之内。当时我们几位同学组织过读书会，一起研读评论家吉本隆明的《对于语言而言美是什么》，这本书迄今没有中译本，在汉语读书界鲜为人知，但在1960年代的日本读书界风靡一时，可说是一本当代的经典。

中华读书报：您曾获《世界文学》翻译奖（2001年），是翻译什么作品？能否谈谈您的翻译理念？比如选择什么样的作品翻译，有何标准？

王中忱：翻译的是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环火鸟》（日文原题《火をめぐらす鳥》），是时任《世界文学》编委的许金龙先生约稿，文字上也经过他的反复敲打。说来惭愧，尽管我很热爱文学翻译，但由于学校里各种杂务缠绕，实际很少有时间用于翻译，自然完全不敢奢谈“翻译理念”。但如果继续翻译小说，我愿意选择有思想深度且在叙述方式和语言表现上有新探索的作品。怎样把原作的“探索”在汉语中体现出来，让读者通过译本也能感受得到，这是文学翻译的难题，也是让译者保持翻译热情的动力。

中华读书报：上世纪90年代初，您从日本回国，托运了几十箱书，都与日本文学相关。能说说都是什么书吗？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贵或最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王中忱：我1989年4月赴日留学，1992年3月回国，那时候办理护照签证等出入国手续非常烦难，充满不确定性，我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机会再到日本，而我又想把已经开始了的日本文学的学习继续下去。对比日本的中国研究，当时中国的日本研究基础薄弱，图书资料也非常匮乏，我搜购的书主要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和相关的研究著作、辞书等。

我买书不是为了藏书，从收藏的角度说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可言，但在书店里，当遇到期待很久的旧书，比如梁启超、鲁迅那一代人曾经读过的版本，或者完全没有预期却让人见了就移不动脚步的新著，那种兴奋和激动，过后也难以忘却。对我个人来说，这样买来的每本书都很珍贵，有纪念意义。

中国和日本文化交流的进展超出想象，后来我多次去日本学习、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每次回国肩背手提的行李里占分量最多的仍然是书。而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买书的范围也从文学扩展到了思想史和文化史。2020年4月我从京都仓促回国，国际邮递因新冠疫情停止营运，买的书都放在了客座研究的机构里，最近才由研究所的朋友寄到北京。拆开邮寄纸箱，看到两年前一本一本买来的书完好归来，真是又惊又喜，感慨万千。

中华读书报：这些书至今还在您的书架上吗？很想知道您如何整理书架？那么多书，怎么收藏？怎么清理？

王中忱：这些书分别放在家里和学校研究室的书架上，大致按主题分类摆放。因为书架已经挤得满满，也有一些书装进了纸箱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所以过一段时间确实需要整理一下，把某一专题的书归拢上架或下架。研究生们可以到研究室借阅，他们自行管理。总之，这些书都在用，还说不上藏。

我也陆续把一些书送给学生和青年老师，但有时担心会给他们添麻烦，因为现在大家都缺少放书的空间。书有聚有散，能够散到想读的人那里就好。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清理吧。

中华读书报：您对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等研究颇多，能否谈谈您和日本作家的交往？您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是怎样的情况？

王中忱：作为翻译者和研究者，我和大江先生、加藤先生见过面谈过话，但不能说是交往。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能有机会亲接謦欬，从感性层面接近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和只读文字文本大为不同。

加藤曾长期旅居法国。大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他们的知识背景带有浓重的欧洲色彩，但他们都尊重汉文圈的传统，如加藤在《日本文学史序说》里把近代以来被日本的文学史家放逐了的汉文写作放置到重要位置。同时，出自对近代日本“脱亚入欧”论和对亚洲邻国侵略历史的反省，他们都积极参与了二战之后第三世界作家发起的文学运动，如亚非作家会议。

加藤和大江都对鲁迅有深刻理解，大江还特别关心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我曾亲眼看到大江对照英文、法文、日文译本阅读莫言的小说，那样诚挚用心，非常让人感动。

中华读书报：2021年9月，您在清华大学日新书院2021级开学典礼的致辞上，曾引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的几何人生》等阐述自己“人文学是具有大用途的知识”的观点。您经常会为学生推荐书吗？

王中忱：我一般不给书院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因为每门课程的老师都会开列书单。有时听到学生抱怨说书读不过来，我会说要注意读书方法，但也不过是广泛浏览和专精研读相结合之类的老生常谈。

基于自己的教训，我会提醒学生注意培养扎实的读书能力。书院设有《说文解字》研读、古文字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等课程，还设有拉丁文基础、基础梵语等教授欧亚古代语言的课程。先贤说：“读书须先识字”，开设这些课程，就是希望同学们在年轻的时候练好童子功，将来能够从原文直接研读中外经典。

研读经典是人文学术的基础，但读书不能也不必总是正襟危坐，我也愿意鼓励学生们凭着兴趣去广泛阅读，不预设所谓研究目的，涵养性情，全面提高素养，这同样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