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民族事业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但是，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构成中，少数民族文学所占的分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不是数量方面的提高，而是需要涌现出更多产生深刻影响的大作品，让更多写作者和读者深刻意识到，依托于民族文化，同时借鉴广阔的视野，能够产生时代性的佳作，从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少数民族作家不论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移植，都需要进一步摆脱掉昨日的束缚，不断地自我突破，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交织”走向“交融”、从“秘闻”走向“秘史”、从“延续”走向“创新”。

从“交织”走向“交融”

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灵感与创作激情，大多自觉不自觉地来源于家园故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思潮的深入和1990年代知识分子对新话语模式的找寻，更是助推了“民间”的热势。有着得天独厚资源优势的少数民族作家，纷纷打捞和开掘各民族的文化资源，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无法抹去也不可淡化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正在于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因此，这些对于地方风物和人情社会的描写，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作家笔下的地域风俗与民族风情，多是在盲目的认同中一味地直接截取或拿来，一如照相馆中任意置换的幕景，高超的工艺和技法虽能让它“逼真”，却终是无法让其“成真”，转换成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真实”。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为了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或让作品表达出民族文化内涵，常常在叙述中生硬地嫁接民族元素。这些民族元素的突兀出现，如同走台上的展演，看似丰富了文本的叙事空间，却并未链接起文本的精义旨要。民族元素与文本叙事之间并没有连通血管和神经，二者间是泾渭分明、决绝分离。当然，有了一定修为的实力作家对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嵌入可能进行了一些“圆润”的处理。他将民族文化元素编织进遥远的历史时空之中，让人凭吊或悼念。他们沉潜在对奇风异俗的渲染之中，此起彼伏地构筑着一座座少数民俗博物馆，自我陶醉地讲述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故事。那些随着时间的流变而不断嬗变的民族风情习俗，却被永远地静止在了他们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僵死在今天的异类。

我们知道，历史、习俗不是停留在昨天，而是跟随人们的脚步，走进当代人的生活之中。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膜拜和圣化之中，而是应该以当代眼光审视其当代嬗变，并分析这种变化与人民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创作实践中，仅仅将民族特色如线网一样交织到文本之中是不够的，还必须将线网变成脉络和神经，将“交织”变成“交融”，并充分吸收时代的营养，接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才有可能长成大树。

而且，生活的真实往往并不等于文学的真实，从少数民族生活日常到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其间有着艰难而复杂的转化、提纯与擢升。少数民族文学既要忠实于民族生活，更要忠实于文学规律本身，甚至文学真实须更高于生活真实，否则作家的职能可以完全被记者所取代。这不是说作家可以抛弃生活，相反，需要更加尊重生活，理解民族生活的内在逻辑。少数民族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民族×文学”的深度复合。如果说，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是骨架、文学是血肉，骨架与血肉的粘贴相加，依然只是僵硬裸呈的标本；只有它们深度交融，血肉丰满骨架，七经八脉相连并赋予灵魂，才是生生不息的活体。

从“秘闻”到“秘史”

新世纪以来，因地域性特色的凸显，有力地应对了全球化同质现象，进一步助推了“地域文学”风潮的兴盛。这极大地激活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兴奋密码。他们善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讲述那些古朴神秘、波诡云谲的秘闻轶事。毋庸置疑，对地方性知识的自觉嵌入，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的思维习惯，也是将其作品特色化的重要策略。

但是，在作品中书写秘闻，又极容易让作家陷入就事说事的窠臼，进而导致叙事模式的程式化与叙事主题的概念化。因作家对相关物象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深刻的艺术体验，即便描述得再绘声绘色，依然存在着微观视角的捕捉与嫁接不够、对内心情思的发掘与表现不足、对时代背景的理解不深入等问题，既难以深入进少数民族生活的内部，也难以窥视出历史发展的本真。

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超越自己对少数民族生活与物象的碎片化认知，充分张扬主体意识，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来建构起厚重的体验认知与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强烈的人文意识指引下，从生活世俗的表象抵达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同时，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所书写的熟知的少数民族生活，既要贯注充沛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情怀，又须极力摆脱掉“地方血统”的意识控制，不断深化并自觉提炼广阔而丰富的经验与资源，并注重渗透来自于时代生活与世界文学的丰富体验。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才有着更为持久的及物性与审美活力，也才有可能呈现出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秘史。

从“延续”走向“创新”

因为对家园故土的深情，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拥有一个沈从文式的共同梦想，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湘西”。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循着沈从文的路径依然能够取得很大成功。可是，同样地借鉴沈从文这一“样板”，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几位获得了成功？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多在简单地延续而缺乏创造地承继，缺乏对以往模式的超越性延展，缺乏对丰富资源与文化传统的陌生化审视。

而且，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些偏见。比如，关于他的城乡二元文明对立观。沈从文并没有一味地美化乡村世界，他对苗族文化本身也有自己的反思和批判。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把那个孤立的湘西世界放到动态的社会关系之中，审视它的时代变迁。对于我们当下的写作者来说，如果只是沿着《边城》的模式简单模仿，是很难写出自己的特色的。

现实生活在发展，文学的审美趣味在变迁，新的写作内容需要我们开拓新的写作模式。我们需要继承民族的古老传统、现当代作家的成功经验，但也需要基于现实内容的需要进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这并不是要求大家丢弃自己的民族本位，而是应当学习沈从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审视与诘问，挣脱掉民族文化传统的局限，以全新的艺术理念来触摸现实，写出时代的新意。在这其中，沈从文对小说文体的突破与创新、对小说人物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的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或将更值得少数民族作家学习与借鉴。

不仅仅是沈从文的“《边城》模式”，各个民族大都有一些固定的叙事原型，有对后来写作者构成巨大“影响焦虑”的大作家。新的写作者面对这些传统、前辈，既要虚心学习，也要结合写作的题材、内容进行拓展、创新，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现实、人生的丰富思考，让民族特色与陌生审美经验并存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使自己的创作不断得以开拓与超越。

总之，民族地区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发展变化，其中涌动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和细节。如何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写出这些故事与历史、时代的深刻联系，深刻反映人民群众的复杂内心世界，是有志向的少数民族作家正在努力解决的文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