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我的学理性批评观

刘艳

“我的批评观”，起初我很认真地竟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说来也巧，2018年2月7日，恰逢《文学评论》老干部年终座谈会，正听王信先生、陈骏涛先生等前辈们，说到《文学评论》应该保持她一以贯之的学理性特色的时候，燕玲主编的微信飘然而至，一语点醒我，“我的批评观”是卷首语啊，一千四百字以内……心里抱歉之余，也感慨，这一时的糊涂，莫不是因了我对于“学理性批评”，真的有很多话要说？

近年来，我似乎给大家留下了“一直在执着地为学理性批评作辩护”的印象，而我得到的肯定是：“她不仅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忠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学理性批评诺言，而且还从文学批评理论上建构着学理性批评形态。”有时候，也会被这样介绍：刘艳一直在呼吁一种“学理性”批评……这里面，是鼓励？是肯定？抑或还别有意味？实也未可知。但其实，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是我从《文学评论》这里偷师来的。学理性批评，其实是《文学评论》六十年一甲子以来一直在力倡和践行的批评的标准，“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文学评论》的山晖川媚，皆因学理性使然。

究竟什么是学理性批评？我的理解，直接就得自《文学评论》的熏陶。而有学者如李遇春已经将“学理性”追溯到了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先生那里，自章太炎以来：“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同样也是学理性批评奠定的学术基业。如今依旧为人津津乐道的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朱光潜之类的民国大师级学者，他们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尽管风格各异、路数有别，但学理性却是其一致的精神标杆。”而所谓“学理交胜”，就是指在研究中实现史实与哲理的交融。

何为学理性批评？我曾打比方，像《文学评论》所刊发的好的批评文章，哪怕过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几年，你依然会觉得它好。如果是当初读过，你现在依然记得这个文章的好，仿佛一位旧人，呼之欲出，抑或让你念念不忘。如果以前没有读过，旧文新读，你读来依然觉得是好文章，依然会从中有所得、对自己当下的研究和评论仍然有所启发……至少，你会发现这篇旧文在当时可以代表一种研究的最好水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一种史料和资料的价值……这样的文学批评文章，是能够经历住时间考验的。

近年来，学理性批评，似乎一直被大家有意无意地误读和曲解着。很多人把学院批评和学理性批评混为一谈。搞评论的人，尤其学院中人，为何似乎对学理性批评最为不满呢？学理性批评之费时、费力和需要较为深厚的学养积累，不如媒介批评来得好写和更容易让评论者星光熠熠，似是原因之一。学理性批评就一定“佶屈聱牙”“读之无味”吗？当然不是。好的学理性批评，除了引人深思之外，其实也可以是美文，像张学昕的《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郜元宝的《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等，学理性之外，也因其散文和近乎美文的笔调，打动人心。

2005年我博士毕业，在文学所工作，在《文学评论》当代组工作迄今，已近一十三载……白驹过隙，感慨良多。曾经不事写文、寂寂多年，也只是近三四年才开始勉力写作，实在还只是一个初习文学批评的写作者。《文学评论》培养了我的批评观、批评的路数，也让我形成了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的相关想法与一点点心得；而能够在本职工作当中，就可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习到所有不同选题类型的学理性批评的长处和优点，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厚待。今后，希望可以把学者和评论者的路子，走得稳当和扎实一点。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她能回到文学本身

——漫议刘艳的文学评论

陈晓明

我与刘艳相识较早，那时我还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后来我到北大中文系，她从北师大博士毕业，进入文学所工作，到《文学评论》做编辑。有近十年，我没有给《文学评论》写稿，与她交往并不多，只知道她认真编稿，潜心读书，也是欣慰。后来历经多次刘艳给我编稿，她的认真执着令我惊异，也让我钦佩。最近几年，刘艳厚积薄发，时有长篇大论出来，而且出手不凡，颇为令人惊喜。《南方文坛》燕玲主编希望我能谈点关于刘艳评论的看法，也是推辞不得。这就又重读刘艳近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这一读，还确实有不少令我信服的地方。想不到，刘艳看上去娇弱的身子骨，却蕴含这么强大的能量，我的桌上就放着十几篇她近年写的一二万字的长文，她的执着和勤奋，才情和胆识，都有不凡之处。她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给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她能回到文学本身。

刘艳的评论能有感而发，从她最直接的喜爱入手来做文章，这样的文章有热情有体温。“有感而发”看似寻常，其实不寻常。做评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评论的作家作品动了感情，用心用情去评价对象，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感悟。通常人们会说评论乃是一项理性活动，属于科学抽象思维活动。但文学评论与其他的社会科学有所不同，甚至截然不同。我不以为那些冷静客观的评论就是最好的评论，带着挑剔的眼光去品评作品是需要的，看出作家作品的漏洞或不足，这无疑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但这种批评很容易变成批评者的自我维护，批评者顽强维护自己的立场的标准，以所谓冷静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对象，那对象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百分之百符合批评者的标准。活的对象与固定的标准尺度如何能吻合呢？与既定的概念范畴如何能合拍呢？显然不能。以某种概念成见去看待活生生的作家作品，固然可以批评出许多不尽如人意处，但实际上的意义，除了满足批评者证明自己的高明和道德的正确外，其实这样的批评并无太大的意义。是故特里林说：“我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当然，那是他认为的最优秀的作品。我们存留于这个世界的文学，我们希望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家或研究家犹如推荐人，向世界推荐你认为值得重视的作家作品，你把你所爱推荐出来，你要说得有理，你要说的真诚和令人信服，这并不容易。你自己都不能感动的东西，你都不会深深为之激动的东西，其他人何以要动心动情呢？说到这，这或许是文学评论和一般文学研究的区别，后者可以收敛起个人的情感，但个人的好恶其实是不能全都隐蔽的。没有主观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研究。不管文学评论还是文学研究，都应该是以心相交。与今人如此，与古人也应如此。

因我秉持这种观点来理解文学评论，是故我就能理解刘艳投入极大的热情去评论萧红、迟子建等作家。当然，这几位作家已经是现代和当代早有公论的优秀作家，这对后来者的研究也带来了难度，要在众多的现有的成果之下再去谈论，这就要有新的发现，新的问题意识。

刘艳把萧红和迟子建的创作放在一起比照探讨，刘艳引起关注的一篇文章是她2015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童年经验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她的核心问题则是试图在萧红与迟子建的创作中找到童年经验的重要决定作用，童年经验如何贯穿了作家一生的创作。当然，刘艳也试图描述出萧红与迟子建在创作上的诸多相近之处，她们共同对东北乡村文化记忆的书写。这篇文章并没有大量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是从实证出发，较多地使用她们的创作谈，从她们的文本分析入手，把她们各自关于童年的记忆与作品中的东北文化记忆加以比照，从而揭示出童年经验的决定作用。固然，这个道理很朴素，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童年经验对其一生的影响，作家艺术家更是如此，刘艳并非只是停留于解释这个耳熟能详的道理，她通过这个大家都容易接受的“原理”，来呈现萧红和迟子建个人记忆与其富有边地文化传统的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写出东北地域文化的风俗史。萧红和迟子建的小说都写出一个丰富生动的故乡民情风景习俗风物的世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日常节庆都写得异常细致生动。刘艳说，萧红在她的童年，便具有一种会心和善于、乐于观察周围事物的敏感善察的眼睛。刘艳显然是把她对作品的阅读的感动，投射于重新塑造萧红这个作家的形象上。迟子建也说：“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①我们也相信，迟子建小说的那种纯净之气，在于她始终保持了童年纯真心态，正因此，她的心灵世界才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事物，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对待生活的诸多变故，才能那种坦然和淡定。刘艳的分析注重小说中的那些事件和细节，她详细探究了萧红和迟子建小说都写到的上坟、扎彩铺以及纸扎，她们共同写出了北国边地地域特征和属于她们的独特审美意蕴。刘艳的分析不只是把握文本，不只是在理论的层面揭示这两位作家的童年经验与其创作的关系，童年经验对她们书写东北边地风土民情所起的作用，也把两位作家放在一起相互参照，写出她们的心理世界，她们的精神气质和文学追求。这两位作家因为一脉相承，终至于融为一体，仿佛是不同时代的同一个人：萧红活在了迟子建的文学世界里，迟子建或许早就在萧红的童年记忆里落下了根。刘艳的文章写出一种对作家同情，这是把作家论做到极致了，传记批评与文本批评结合得非常融洽才可做到如此地步。

刘艳对萧红的热爱塑造了她的文学热情，也造就了她对文学的理解感悟。文学批评确实是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研究活动，《呼兰河传》可能在通常的眼光看来，是一部回忆性的散文化的作品，其叙述简单明晰。但刘艳把投入巨大的热情，在叙述学上下了一番功夫，有备而来，写了一篇长文从叙述学方面来分析《呼兰河传》，她的那篇《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对萧红的《呼兰河传》再次进行了深入解读。刘艳颇有思路去揭示作品里的隐含作者、隐性叙事以及限制性叙事，看来她是认真研读过叙事学诸多著作，尤其是琢磨了申丹的叙事学理论，把隐形叙事用到萧红小说上，这算是萧红研究中的另辟蹊径。因为对叙述学和叙事理论把握得很到位，另一是对萧红小说文本分析得十分细致，以我的有限的阅读来看，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从叙事学角度，对《呼兰河传》分析得最为透彻的论文。刘艳通过学理分析之后，也敢于对作品进行文学史的价值定位，她最后做结论说：“《呼兰河传》是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这也是它在文学性上终将成为不朽之书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②尽管我一直也十分欣赏《呼兰河传》，但并不认为这部小说的艺术含量很充足，其回忆体和散文体确实有一种纯朴情怀，有一种简单之美，就其小说艺术而言，还是属于中国现代早期小说的艺术尝试。阅读刘艳的论文之后，我似乎要适当修正我的观点。

刘艳的评论文章注重文本细读，她的所有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细读的作品文本的基础上，她是认真地读作品的批评家，在研究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她通常都会找来作家主要的代表作通读，如果作品不算多的话，她基本上会读全作品，这样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她在研究萧红和迟子建等作家时，她把她们的作品基本上都读过了，最重要的相关研究也涉猎过了。这得自于她良好的学风，她的硕士导师孔范今先生、博士导师刘勇先生，都是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她的学术训练当然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后来她当编辑十多年，身处《文学评论》这样的学术阵地，她每日里要读大量稿件，也是从大量优秀稿件中汲取养料，也是在用心感悟做学问的方法。她于2016年发表于《文艺争鸣》第6期上的文章《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就可以看出是她十多年来编辑稿件的经验体会的总结。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刘艳在做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时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她能看清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走向，看到当代文学批评的难题和困境，看到应该突破的方向，当然也因此能看清她应该寻求的自己的路径。读到她的这篇文章，我还颇为意外，想不到颇为率性的刘艳，还有这份清醒呢！当然，批评方法很难孰优孰劣，但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文学批评的方法也确实还是有难易之分，处理的问题也有或大或小，或高或低。但做得漂亮就会有好文章。选择何种文学批评方法，这受个人的性格气质、学术训练和学术处境相关。批评方法也可走向综合，也可多种方法熔为一炉。刘艳显然也是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理解她的方法是依凭文学史语境的比较方法。

刘艳对20世纪现代以来的文学史的把握还是比较深入的，这使她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能有一个较为深远的文学史背景。把握文学史语境不只是要做到具有整体视野，要对材料熟悉，重要的还要准确，在具体的问题建立起来的关联语境中，能准确揭示文学史材料之间的相互联系，给予准确的意义。在刘艳关于萧红与迟子建之间的比较，刘艳能建立材料翔实丰富的基础上来论述，能把现代文学史的语境与当代建立起谱系关系，其论述还是很到位。在论述赵本夫的《天漏邑》时，她引入中国古典传奇小说的文体资源作为参照，并且把红色经典的革命传奇叙事加以比较，在此基础又引入陈河的《甲骨时光》来显现《天漏邑》的叙事特点。这对一部作品的探讨就显得很深入了。再如，刘艳在分析北村《安慰书》的叙述时，与李洱的《花腔》做比较，这样能揭示出二者在“限制性叙述”方面所做的不同展开路径，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以及《安慰书》值得肯定的艺术意义也突显出来了。在把迟子建放在现代当代的散文化叙事与神性精神书写的大语境中，刘艳能做到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刘艳的有些观点还是颇值得重视，她认为，因为过于沉浸于对神性书写的追求以及散文化叙事，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迟子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被归类的可能，因为这种写作比较少见，迟子建属于自成一格。刘艳从当代“抒情传统”论说的兴盛，迟子建或可以因此纳入中国现代以来的抒情传统一脉，作为这一传统的当代传人，迟子建的论说当可有更大的拓展空间③。这样一种探讨及在重构文学史语境，也是建立在刘艳对当代现代传统及当代批评论说的深入了解，从而有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当然，文学史论说是一种方法，对文学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地位的品评又是另一种眼光，二者有时可以统一，有时未必能够合一。这些论述可能需要更高的眼光和更准确的艺术的和理论的把握。

文学史语境给刘艳提供了一种比较的参照谱系，刘艳的文学批评形成她擅长的建立在文学史语境中的比较方法，这使她的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学理的厚度，这就在于她有文学史与理论概括的双重视野。我注意到她有一篇论述北村的《安慰书》的长篇评论《无法安慰的安慰书》，这篇文章有两万两千多字，纵论中国先锋小说的今生往事，她能梳理出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脉络，在这个谱系中来重新审视北村的创作，来阐释《安慰书》的特殊的意义。她从先锋小说难以解决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导引，从限制性叙事这个理解视角出发切开北村小说的艺术特征：“限制叙事，直接关涉北村在《安慰书》中的小说结构和布局，也让小说免去了对新闻事件的无深度拼贴之虞，扑面而来的是‘真实感’目标的实现——中国现代以来作家一直想通过限制叙事所追求到的‘真实感’，在北村的《安慰书》里，成为可能。”④刘艳对《安慰书》的限制性叙事分析，到它的思想内涵，对善与恶尤其是恶的思考，来揭示《安慰书》依然保持的先锋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思想性的匮乏提出了批评，这些都可以看到刘艳的文学批评所具有的一种可贵的努力。

刘艳孜孜不倦探求文学批评的路径，她用功甚勤，她知道自己的学术方向，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研究路数，尤其是她在理论方面也有用力，她在叙述学方面就下了相当的功夫，她的那些细密繁复的分析，能层层展开，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在叙述学方面的理论语境，引入叙述学，她分析作品呈现出的理论意味和文本的结构逻辑就显得很扎实可靠。当然，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经常难以区分，尤其注重当下的创作的研究，与文学批评几乎是可以等同，不妨称之为深度的文学批评。它与文学史的运用史料来还原一段史实，或者建构历史语境还是有所不同。刘艳的文学批评能兼顾文学史语境和叙述学的理论论说，这是她的批评有厚度的地方，若是要我提点建议，那就是在历史感和哲学思辨方面，还可有所加强，那就是要通过更多的阅读和体会，思考和感悟。当然，这只是时间问题，年轻如她，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更大成就。

2018年2月1日

于北京万柳庄

（编辑有删节）

【注释】

①刘艳：《童年经验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②刘艳：《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刘艳：《神性书写与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④刘艳：《无法安慰的安慰书——从北村〈安慰书〉看先锋文学的转型》，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所谓限制性叙事，按刘艳的解释：“‘我’的局外人身份，让叙事层次最外层、也是叙事层次等级结构中最高层次叙述者‘我’的叙述，首先就呈现一种限制叙事——也是为整部小说多层级、分层次限制叙事定下基调。”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