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沛德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师长。对他的为人为文，大概不是区区几千字就可以说尽的。日后一定会有人用大规模的文章——直至用书来说，因为他的意义与价值摆在那儿。

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并举

沛德先生年仅十六，就以“培得”为笔名获得写作奖。他与文字的结缘其实还要早。他的一生注定了要与文字结伴同行。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所学专业——他学的是新闻专业，比如工作单位——他的工作单位差不多都是一些文化机构，比如某些重要领导对他良好的秘书资质的欣赏——他沉稳、细心，对方针政策能准确领会并擅长一种特定文体，所有这一切，都成了秘书人选的条件。即便是后来从秘书岗位移至领导岗位，也因为他多年起草文件与起草报告而形成的良好口碑，依然还是不断参加重要文件和重要报告的起草，区别在于：他不再是纯粹的秘书，而是文件和报告起草班底的负责人。因为升至领导岗位，后来他要经常自己为自己写报告了。但无论是为他人写报告，还是为自己写报告，他都得站在一个俯瞰全局的立场上。“一览众山小”的姿态似乎成了他一生的写作姿态，宏观性的写作便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文件、报告是宏观性的，这自不必说，他写的大量批评文章，也是宏观性的。这还是与他所处的地位有关。他长期处在文学工作的领导岗位，他关注和研究的大多是一些全局性的文学问题，是文学的走向，是文学思潮的演变与各种重大的文学现象。他的眼中不是一位或几位作家，也不是一部或几部作品。他看到的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和林林总总的创作。我们会在他的文章中，数次看到作家的名单，有时这些名单列举的作家多达上百人。当我们仔细察看这一份份名单时，不免会感到惊讶：应该提及的，几乎没有遗漏。而且，这些名单上的人员排列也很严谨，其先后顺序，大致上与他们当时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地位是一一对应的。这些名单似乎让我们看到，他一直在高处默默地观察着、辨析着、沉思着。不要小看这一份份名单，它们对于他作出关于文学形势和状态的评判十分重要。单就这一份份名单，我们就可以做一篇有关沛德先生的严谨、认真，其判断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文章。

这些宏观性的批评文章，部分是他的主动写作，部分是被动写作，也就是说是受他人之邀或是请求而为之。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他的判断力的高度信任，一些重大的学术会议和重大的书系出版，往往都需要他的声音，仿佛非他的声音不足以匹配这些重大的学术会议和重大书系的出版。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文章：《回眸与前瞻——纵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创作态势与队伍建设》《开拓·探索·创新·嬗变——新中国 60年的一个轮廓》《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苑十二景》《儿童文苑百年精品大展——略谈〈百年百部中国 经典书系〉的特色和价值》《七十年童话创作多姿多彩——〈儿童粮仓·童话馆〉序》《繁荣迈向新世纪的幼儿文学——〈中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序》等。我们光从这些文章中标出的时间跨度就可以看出它们所具有的十足的宏观性。这些文章一般都不是长篇大论，大多为提纲挈领式的表述，其观点极具概括力，且很精准。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其背后是他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是他宏观性思维的产物，也是因为他的角色——这个角色占尽了观文学万千气象的天机。所以，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文章的书写者。这是他推脱不了的，也是我们的选择。

当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沛德先生的文学批评之后，我们会同时看到他的另一种批评：微观批评。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观象中，他的目光一直在扫视与凝视之间变换着。他的目光既在大局移动，又在大局的局部停留。他一年里头会参加很多作家个人创作或一部部作品的研讨会，或是给一部部著作和作品写序与评论文章。他的严谨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既然答允人家，便从来不会敷衍了事。这是他为人做事的态度。他一定会仔细研读那个作家的作品，然后形成发言稿，那些发言稿其实已经是文章。我们可以从这一批文章中看出他对言说对象的认真细读。这些细读，大至对作品主题的搜寻与挖掘，小至对作品遣词造句的琢磨与品评。他会细析作品中的一个单词，一个短句，一个细节，一个意境，一个很艺术的结构安排。我们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了沛德先生的另一种姿态——由一种手握望远镜瞭望文学大象的姿态转为凝神观察显微镜下的文学具象的姿态。他的这些微观性的文章，对于那些书的作者的文学创作有着实实在在的启迪作用。

宏观与微观在沛德先生这里是辩证法的同一范畴。他的宏观离不开微观——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宏观性的结论来自于无数微观性的观察，而宏观的开阔视野使得微观有了看清物象的亮光，从而使作品被“看破”“看透”，被准确解释与揭示。

一种文体：束氏文体

沛德先生起草了多少份文件和报告，他自己又在多少个场合做了多少次报告，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一定能够清楚无误地统计出一个数字。许多文件和报告，或是他作为秘书的工作而完成的，或是“集体写作”，都不能划为他的“私有财产”，而只能作为“公共财产”，永远不会出现在他个人的著作中。他经常戏称自己是一个“打杂的”“跑龙套的”“跑腿的”。其实是自谦。他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起草文件和报告。他做了“大半辈子秘书”。这些活儿不是一个人只要文字能力强就能干得了的活儿。它是一种需要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干得了的活儿。它有它的路数，它有它的格式，它有它的修辞方式。总而言之，它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儿——这种活儿怎么说也不是“打杂的”“跑龙套的”“跑腿的”活儿。这些活儿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对中国当代 所产生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许会看得越来越清楚，相信后面的文学史写作者会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件和报告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在多年的写作中，他对这样的文体早就驾轻就熟。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定格在了文件和报告的写作上。人们信赖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他参与了许多重要文件和报告的起草。久而久之，他的写作风格也就慢慢定型，即使写作非文件非报告的文学批评文章，也都有这种文体的特征。加之他的“领导”和“官员”的位置，他出席任何会议——研讨会、新书发布会、 年会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都无法成为一个普通的文学批评家。他被人戏称为“文件作家”。因为语境规定了他的角色。而且这些会议，也常常事先说定了：他要作为领导讲话。

因为这些原因，沛德先生的批评文章就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批评文体。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束氏文体”。

这种文体在总体风格上是庄重的——所有的文件和报告都必须庄重。沛德先生的批评文章绝不板着面孔讲话，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咄咄逼人，但很少笑谈，更无轻飘之言辞。他对问题的探讨与表述，始终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宏观性论述还是微观性阐释，一如他这个人的风格——他为人亲切，但永不失庄重。

文章结构严谨、条理分明，这是一份好的文件和报告必须要做到的。我们在看沛德先生的批评文章时，会感觉到他对许多问题的论述非常透彻，但绝无晦涩难懂之处，更无矛盾和逻辑混乱之处，一个观念一个观念，或是并列关系，或是隶属关系，都十分清楚，绝无废话和多余的论述。这是一种功夫，而这种功夫与他多年起草文件和报告一定有关——是起草文件和报告练就的，然后自然用在了批评文章的写作上。

这种文体的文章与学术性文章的一大区别是：不引经据典。而学术性文章——越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就越要引经据典，如果文后没有足够数量的注释，那么它的学术性便一定会遭到怀疑。但文件和报告的写作则不这样。当然也有典故性的论据穿插其中，但它的心思不在论证。文件和报告所说的就是不容置疑的结论性观念，这里只是明确表述出来，是无须论证的。我们看沛德先生的批评文章，其中有时也有少数典故和名人名言的引用，但都不是学院派批评文章那样一种意义上的引用，也不是那样一种格式上的引用。我们几乎看不到沛德先生的批评文章后面的注释，就像我们看不到文件和报告后面有注释一样。沛德先生一生与书结伴而行，始终在意阅读。他又是一个博闻强记之人——我们在阅读他的那些“文学界大事记”和历史细节以及他与文学界人士交往细节之记述时，可以得到这一深刻印象。距今已经很遥远的时间、地点、场景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对陈伯吹先生拿出60年稿费设立“ 园丁奖”的若干细节的记忆。有这一切，按理说，引经据典于他而言，当不在话下。但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伺候的并不是这样一种文体。我们好像听到了他的心语：我说的是事实，是常识，是公理，因此无须旁征博引。其实，我以为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样一种文体。

沛德先生的批评文章，也很少使用时髦的学术术语。这可能还是与他擅长的文体有关——那样的文体通常是不习惯于掺入太多术语的。

沛德先生的批评文章就是这样一种文章。这种文章很容易让人明了种种关于文学的观念，其批评效力非常实在，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传统理论资源的承续

沛德先生以他的文学批评证明了传统理论资源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因为时代、专业、工作性质、年龄等原因，沛德先生的知识结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基本形成，后来的漫长岁月，使他的这种知识结构更趋于完善。如此知识结构表现在文学批评上，注定了这种批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而且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这种批评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最重要的话语资源来自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泰纳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思想。

我们从沛德先生的文学批评中看到了这种批评模式的几乎所有特征。

沛德先生始终认为，文学是有基本规律的。无论在他的报告还是在他的批评文章中，他多次强调：我们必须遵照、遵循文学的基本规律。他既将这一点看成是文学领导部门必须坚守的原则，也将这一点看成是他文学批评的宗旨之一。多少年来，他实际上一直在回答这些规律的内涵是什么。他的批评中所呈现出的各个维度，实际上都是“规律”的具体条目。他对这些条目始终是坚信不疑的，几十年来一直将这些条目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基本尺度。之所以没有片刻的怀疑，正是因为他坚定地相信文学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永恒的，是不可违背的。

后来在中国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丝毫没有影响到沛德先生。

现代主义者是反本质论者。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千古不变的规律，一切皆流，因此文学是没有恒定不变的标准的。这在沛德先生看来，是根本不可接受的思想。因为他在骨子里是一个本质论者——这个世界一定是有本质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接近本质。这是他所接受的传统的知识系统明确告知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所有文字中看到，他在后几十年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几乎没有接受任何现代主义的观念，我们在他的长长短短的文章里，几乎没有看到一丝现代主义的痕迹，有的只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话语。

这种批评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代”这个字眼显然是沛德先生的爱词，会时常出现在他的报告与文章之中。在他看来，文学反映时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投身于时代是必要的姿态。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呼吁作家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共生。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文学的生命所在。这一思想，是这种批评的基本思想。

这种批评并非对文学的艺术问题视而不见，相反它始终在意文学的艺术问题。在观照文学的艺术问题上，它有完整的话语系统。美感、典型化、莎士比亚化、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这些都是沛德先生所熟悉的范畴和观念。他的大量的文学批评，特别是在评价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时，几乎都有对那个作家和那部作品所进行的艺术分析，并且非常仔细。他对李东华的《焰火》所写的批评文章，只是一篇短文，谈论的几乎都是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问题。情节安排、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朴素修辞、设置悬念、内心独白，他都谈到了。他写在《城南旧事》出版50周年之际的一篇文章，所涉及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在探讨文学的艺术问题。“一是要珍惜童年生活的馈赠”“二是要掌握以小见大的艺术本领”“三是要把握文学以情感人的本质特征”“四是孜孜以求久远的艺术魅力”，这些朴素的观念，都是有关艺术真谛的。而所有这套话语，都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构建的。

沛德先生早期的文字，距今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而我们今天再看这些文章中的观念时，依然觉得它们是有效的。相信他后来——直到不久前出炉的文章中的若干观念，等到若干年后再看，也会发现它们是有效的。道理可能很简单：这些批评的话语，是研究、总结经典作品之后而逐渐形成的。除非经典死亡，这些话语才会死亡。从今天来看，看似没有“新意”的它们依然是合法的、有效的。

沛德先生多次说到自己的观念是“老生常谈”。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他觉得他所说的话语是并不新鲜的“老声”；二是说，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这些话语了，已成“老声”。既然他觉得他所说的是“老声”，他也多次说到这些“老声”，那为什么还要说呢？那是因为他觉得这些“老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应当强调的。他别无选择。

20世纪中叶，怀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汹涌如潮。凡从前建立的各种话语系统必须遗弃，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礼崩乐坏，已是躲闪不及的景观。其实，这并不是理性的态度，而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沛德先生在这样一种时代风尚中，没有动摇，依然走自己的路——一条行走的人群日益稀疏的路。这可能与他的知识结构已经定型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沛德先生平易、随和、可亲，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日常形象。但他的性格里有着无声的执着和坚忍不拔，我们可以从他的个人小传以及他有关风雨如磐岁月的回忆文章中深切地感受到他性格的另一面——这种性格似乎早在他少年时代就已形成。

沛德先生的成功坚守，使我们想到了一个充满辩证意味的道理：深刻的保守也是一种正确选择。

主流批评格局中的稳健路线

沛德先生很早就是体制中人，现虽然已经退休多年，却还是体制中人。他不仅是体制中人，而且还一直处于这个体制的中心地带。作为“老作协”，他多年处在重要的岗位上。事实上，在进入中国作协之前，他已经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地带。他对这个体制的忠诚是始终的，即便是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因子虚乌有的“泄密”而遭受二十五六年的不白之冤，他仍然还是这个体制的坚定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始终不渝。这一点令人敬佩。

但我们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主流文学批评的格局中，却总能冷静地面对在某一历史时期发生的极端思潮，比较好地掌握了文学的方针政策，所发表的言论中肯而得体。我曾经在祝贺沛德先生八十寿辰的会议上有过一个讲话，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文学在本质上也是政治的，但文学又常常是与政治不合流。这是一种奇妙的关系，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政治有政治的原则，文学有文学的原则。沛德先生的意义正在这里：他智慧地平衡了这两种原则。他在不失一个政治官员本分的前提之下，读懂读通了文学原则（这与他的学历、专业和学养是分不开的）。他骨子里，流淌着知识分子的血液。他将政治原则与文学原则并不矛盾的部分分离出来，在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历史作用、改造人性的作用时，很巧妙也很自然地与文学的正当功能结合在了一起。即使他的一些早期文章和他参与起草的文件，今天看来，仍然是合适的，是有利于文学的。我们要感谢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这个官的出现，非但没有使我们感到这种压力，还使我们安心地享用了文学创作的乐趣。”

他在主流批评格局中走的是稳健路线。

他之所以做到这一点，除了我在上面分析到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文学有着切身感受。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人曾经是一个有过文学梦想的人。而且，他已经走在了文学的大门里面。他发表于1948年《青年界》的《房客的悲哀》，已经是一篇颇有文学性的短篇小说，而发表于1950年《青年报》的《写给妈妈》的诗也已经是一首纯粹的诗。此后，他的文学梦一直在延续。他懂得何为文学，文学何为。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我们在上面说到的那样，一直在强调文学的规律，一直重视文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又要说到他这个人。他之所以在几十年时间里走一条稳健的批评路线，大概也与他的稳重和宽厚有关吧？

赞赏也是批评的义务

我们翻看了沛德先生大量的评论文章，发现他对一个具体作家或是对一部具体作品而给予的都是赞赏之词，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曾对一个具体作家或一部具体作品进行过批评。最多也就是一些建议。他有批评，甚至有严厉的批评，但只是针对一些文学现象。他总是很细心地阅读这些作品，尽量找到这些作品的长处，然后给予赞赏。

当然，批评也是文学批评应有的，文学批评不能是一味赞赏，更不应该是浮夸式的赞美。但也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同时我们还要明白：赞赏也是批评的义务，甚至是更重要的义务。对于值得赞赏的作家和作品，就是要不吝赞赏甚至是赞美之词。

我想沛德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对中国的文学鼓与呼的。

但他非常恰当地掌握了赞赏的分寸，绝无夸大其词。而且他的赞赏都会赞赏到点子上。一切看上去都很令人信服。我在想，那些作家——特别是那些刚刚出道和欲要出道的年轻作家，在得到这些赞赏之后，会对他们未来的创作产生多么强大的鼓舞力量。因为他的位置在那儿，他的“话分”与一般批评家不一样，同样的话语一旦由他说出，就有了不一般的分量。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沛德先生总是对某些作家和某些作品发表严厉的批评，就会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话语权，而对这个作家构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也许是致命性的。

沛德先生很清楚这一点。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沛德先生数十年间所进行的这样一种批评，我们发现他的赞赏是正确的，并无失真之处。这些文章对那些作家，特别是对那些需要扶持的年轻作家的成长，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一定会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感谢他。

如果我们追究一下这样一种批评为什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可以找到两点原因。一是因为，他一直就在留心那位作家的写作，他已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写作准备、他的文学才华。他在未对他的作品研读之前，其实已经有了预感、预测。二是因为，有些作家和批评家，都已经是“老人”了。他与他们相处已经有了许多年头，对他们的创作和批评早就有了确切的水准判断和价值判断。比如评樊发稼先生那篇文章，其所言无一字虚妄，每一句都说的是事实。这篇短文，将樊发稼先生的批评成就和对中国 的贡献高度概括，为后人研究樊发稼先生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再一点，又要说到沛德先生的为人，又要再一次提及那个词——宽厚。他是一个宽厚之人。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对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发出那种严厉之声的——他做不到。

一部尚未谋篇布局的中国当代 简史

作家郭风在给沛德先生的信中曾说他在阅读沛德先生的《龙套情缘》这本书之后的体会：“如说读《龙套情缘》，似读半部当代（中国）文学史，也许‘过分’，但我以为治中国当代文学史者，不可不读此书，文学界人士不可不读此书。”郭风只是在读了沛德先生一本书之后所发的感慨，如果他读了沛德先生的所有文字之后，又会发出何种感慨呢？我们不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只说中国当代 史。沛德先生的这些文字，是不是又是一种中国当代 史——简史呢？至少是为中国当代 史的写作者提供了丰富而十分重要的资料吧？他的书构成了一座资料库。其实，将他所有的关于中国 的文字按时间之维进行一种排列，我们便会隐隐约约地看到中国当代 的发展线索。

就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而言，沛德先生也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就他亲历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全过程一项，我们就可以获取大量含义丰富的历史细节和信息。它们对于文学史写作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他与众多具有文学史地位的作家之间的来往以及来往过程中的故事、关于文学思想的交流等，如果被文学史写作者关注到，对写出一部触手可摸的文学史，无疑是难得的材料。

沛德先生后来的许多年，主要工作是与中国的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 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十分专业的中国 的研究者。新时期中国 的发展，是与一个一个重要的会议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会议排列在一起，也就是这一段的文学史了。而这些重要会议——比如烟台会议，有许多就是他参与组织的，他对于大会成果了如指掌。这些会议有力地改变了中国 的现状，推动了中国 的发展。对于 界所举行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以及各种活动，他都如大数据般有记录。他有关 现状和 现象的研究以及大量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看似散点，但一个文学史写作者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再根据他所提供的若干线索，就可以铺陈为一部中国当代 简史。

但要让文学史的写作者们意识到沛德先生的文字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可能还需时日，因为中国文学史写作者们的写作观是需要调整的。所谓中国文学史，往往是格式化的作家简历加上作品介绍与分析——基本上是文学作品史。我们不太注意富有意味的历史细节、趣闻轶事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更不在意那些“内部资料”的价值。如果中国有勃兰兑斯式的文学史写作，也许我们就会有更生动的文学史，沛德先生掌握的这些资料就会变得炙手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