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与时代对话：我的批评观

李松睿

在当下的学院体制中，所谓文学研究与现状批评的学术分工，变得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曾经接受过长达七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训练的研究者，当我渐渐把工作的重心从文学研究转向当代文学批评时，不时会遭遇同事、好友带有善意的调侃，在内心中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因此，谈论我的批评观，更想说的倒不是我对文学的理解，而是研究路数转变背后的心路历程。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笃信博尔赫斯的名言：“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那时，所谓的研究工作，于我而言就是持续而长久的阅读。曾数年如一日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那张古旧笨重、漆面斑驳的书桌前，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书页发黄变脆、充满霉变味道的民国期刊；也曾连续数天在国家图书馆柜式阅读机前查阅缩微胶片，眯着眼睛仔细辨认那些漫漶不清的字迹，或依靠上下文去“脑补”残缺的文句；还曾拿着介绍信，奔波在各地的档案馆去检索文献，在工作人员警惕、疑惑的注视下背生冷汗。这样的工作让我获得了某种充实感，虽然也并未取得什么成绩，但身体的劳累总会让人产生出为学术事业奉献的幻觉。

然而，有些困惑也会在心底慢慢萌芽。《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走进牧师卡苏朋堆满书籍的府邸，以为来到了辉煌灿烂的知识殿堂，但结婚后才失望地发现，没有生命的热情，落满灰尘的纸张不过是荒凉的废墟。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那些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最终是否会像多萝西娅那样，得到的只是虚妄？那些报刊上长篇累牍的民国旧事，那些对鲜活的生命予以简单粗暴的勾勒和定性的档案材料，与我们的生命，与当下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如果文学研究只能进行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生活带给我们的困惑，无法真正回应外部世界普遍关切的问题，那么，它是否只是研究界自娱自乐的游戏，唯一解决的，不过是学术从业人员的职称？

阿根廷作家卡洛斯·多明盖兹在小说中，曾描绘过一座由各类书籍，按照诸如“莎士比亚不能和马洛并列，因为两人曾互相控告对方抄袭”等原则建造的纸房子。在某种意义上，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正是把自己囚禁在那间纸房子里，把知识看成力量的源泉，把引用当作学术的传承，把阅读变成生活的意义，把资料视为炫耀的本钱，沉醉于鸿儒大师的思想与成就，以为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勾连交叠，就足以涵盖整个世界，不愿意思考这样一种可能：纸房子之外的风景或许更加精彩。

此时，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编辑综合性文艺研究期刊的经历，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忽然意识到，还存在着“批评”这样一种独特的治学路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一定非要通过钻入故纸堆来“回到历史现场”，批评这种探讨文学的方式，正可以在纸房子的墙壁上凿出一扇窗，成为身处学院的知识分子面对世界、介入现实、与时代对话的一种独特方式。那些来自现实生活，本身就在“现场”的当代作品，正携带着鲜活的当代经验，等待着关注与讨论。我们在日常生活遭遇的困惑和不安，都可以在那些优秀的当代文本中找到共鸣或答案。在我看来，如果说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都生发自研究者的生命经验和现实困惑，那么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以批评为方法，以文学为中介，通过与时代对话，思考和回答一些让研究者本人感到困惑的切身问题，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做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学者

——李松睿印象记

吴晓东

李松睿当年从复旦大学读完本科，选择负笈北上，回到故乡京城，到燕园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他博士毕业也已经有六年多的时光。我有幸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导师，从某些方面见证了他的成长，欣喜地看到他在学术道路上开始走向成熟，尤其欣慰于他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与学术自觉，也多少预见到了其未来的研究历程所蕴含着的可能性。

能否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的学者，一个内在的衡量标准是对学科规范、理路和研究方法论本身是否有独特的思考和自觉。作为现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松睿求学过程中，在专注于文学史学科的专业训练的同时，也一直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方法论保有持久的兴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和感悟。在松睿一篇题为《文学的位置》的文章中，他认为：“真正有抱负、有思想的研究者永远都会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带入到研究工作中去，聚焦那些最重要的核心问题。”“生命体验”与“核心问题”或许是他在研究实践中感悟与提炼的关键命题。他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自觉。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专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小说》试图聚焦的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有重大意义的“核心问题”：“即这一时期的作家、批评家无论身处何处、面对怎样不同的政治情势，他们在构想一种超越‘五四’新文学弊病，适应战争环境的‘理想’文学形式时，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松睿进一步追问的是：

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地方性问题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我把松睿研究中表现出的这种逼问核心问题的自觉意识的生成，看作是一个自为的研究者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表征。这篇博士论文因此把宏观历史描述和整体理论探索与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再解读融为一体，既深入探讨了以往文学史叙述尚未充分讨论的一些问题，也重新阐释了20世纪40年代老舍、赵树理、周立波、梁山丁等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说创作。而这本书最值得学界重视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对上述作家独特的重释。这种重释正有赖于一种具有洞察力的文学史观照视野，松睿启示我们，一种富有真正的历史洞察力的视野，是怎样能够照亮不被我们充分察觉的文学史现象，正像借助于一个探照灯，松睿为我们烛照了以往研究视野中一些晦暗不明的角隅。

通过形式进入历史，进而讨论形式中积淀的丰厚历史内涵和政治无意识，这种研究兴趣也差不多贯穿于李松睿的全部研究之中。他对叙事模式的关注，对文本形式的着迷，其实是建立在对“形式”意涵进行多元化以及复杂化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他所力图探究的文本中的“时代印痕”，也具体化为物质力量和文化心理因素在作品的形式特征上的积聚和具体生成。所谓的“文学的时代印痕”，恰恰是文本形式所积淀和凝聚的“意味”，而在我看来，形式所积聚的“意味”往往更加内在，其中所隐含的内容也往往更加深刻，它更根本地反映了一个作家的思维形态和他认知世界、传达世界的方式。而松睿或许更擅长捕捉形式最终暴露的东西。他的文本分析常常在作品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和叙事的隐秘关节处发挥作为研究者的洞察力，能够直击文学形式所潜藏着的关键的缝隙，并一击致命，由此真正揭示出文本的深层秘密。

虽说松睿出身于现代文学专业，但他的阅读视野堪称广泛而驳杂。他的兴趣从来没有囿于现代文学领域，外国文学、当代文化、影视、美术都一度进入过他的阅读以及研究视野。后来松睿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做编辑，显然与此有关。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就喜欢电影及电影理论与批评，一方面因为仰慕戴锦华老师，一直参与她主持的读书会，其间在影视领域或许比现代文学有更深的钻研，也在读书期间写了一些影视评论。另一方面可能就与后来成为松睿夫人的赵柔柔女史有直接的关联，柔柔是戴锦华老师的博士生，俩人珠联璧合之后，我见到戴锦华老师就很高兴地戏称亲家。

松睿和柔柔对西方新潮影视作品如数家珍。记得俩人喜结良缘不久曾来我家聊天。我说起自己喜欢韩剧，结果让新婚伉俪掩口葫芦，说我正处在追剧一族鄙视链的最低端。大概出自对钱钟书《围城》中一段话的模仿，坊间流传一个鄙视链的说法：看英剧的鄙视看美剧的，看美剧的鄙视看日剧的，而看日剧的则鄙视看韩剧的。当时我很是汗颜，当即请松睿夫妇推荐几部处在鄙视链高端的英剧美剧看看。记得他们推荐的有美剧《冰与火之歌》和英剧《黑镜子》等。我有如获得了独门秘籍、观剧宝典，当晚就找到了网络上的《冰与火之歌》打算一睹为快，但惭愧的是竟然看不进去。硬着头皮看了十多分钟，便当机立断地弃剧，找来正在追的韩剧，有滋有味地继续看了下去。

不过我依然经常让松睿柔柔推荐热映的影视作品以及学界和读书界流行的理论著作和畅销书，也由此深深意识到什么是所谓的后喻时代。在当今的后喻时代，老师一辈每每感叹自己的落伍，读书、影视界的最新动态，我就常常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了解的。也正是松睿最早向我推介刘慈欣的《三体》，我就买来了三部曲，看到一部比一部厚，就有些望而生畏，让松睿推荐其中最好看的一本先了解一下，松睿说那还是先看第三部吧。结果我如醉如痴地读了《死神永生》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补看了前两部，还把刘慈欣的所有科幻作品能买到的都看过一轮。与松睿交流心得的时候，发现除了《三体》之外，我们都觉得从小说叙事的意义上说，《球状闪电》是刘慈欣最优秀的作品。此后我又陆陆续续重读《三体》和《球状闪电》，至今已经读了三四遍。如果说文化反哺是所谓后喻时代的最基本特征，那么我其实一直受惠于自己的那些走在时代潮流最前端的新潮学生们。

或许也是受夫人的影响，松睿的“潮”还表现在对伊朗和波斯以及其他西亚文学和艺术的浓厚兴趣，他曾与夫人携手在伊朗大地上漫游，感受对国人而言更为新奇和浓郁的异域情调，甚至认为中国学人了解西亚和非洲比起欧风美雨来说更为重要。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以色列作家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作品，我都是在松睿的建议下找来读的，而且都是一读就放不下。

松睿与我共同的一个阅读兴趣指向，也正是外国文学领域。有一次，我向他咨询最近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有什么好看的吗？他当即推荐了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没过多久，就传来石黑一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当即有朋友把石黑一雄的十四部作品的电子版发到群里，松睿跟帖：“都看过，觉得看《长日留痕》和《远山淡影》就好。”友人夸赞松睿的阅读“前沿得很”，松睿却回复说：“石黑一雄不前沿啊，成名多年了。”然后群里马上就有同仁转发松睿为《被掩埋的巨人》写的评论。

松睿先后做了《艺术评论》和《文艺研究》的编辑之后，他对文字的敏感度也增强了许多。据他自己说，他几乎要修改所有的来稿，无论作者是成名人物，还是初学写作者，称得上有文字的洁癖。我自己给他的文章，也都经过他对文字的精心打磨，有时是大段的删节，返回来的修改稿几乎满篇标红，都是他在文字和表述方面字斟句酌的结果，至少比我当年做导师时改他的文章下了更大的功夫。如果说一个编辑有所谓的职业伦理的话，松睿也当是正在践行的过程中。在我看来，当今的学界不缺好的学者，缺的是学者身份的好编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2期

（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