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业余写点东西，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纪念牺牲的那些战友，为了给高原边疆的官兵们留下一些精神记录

文艺：党副政委你好，在咱们《解放军文艺》这两年开办的军旅作家访谈中，你大概是职务最高的。你从军四十多年，当兵当到了将军，写作得了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可谓事业创作双丰收。请问你是哪年当兵的？又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党益民：我是一九八二年当兵进藏的，基建工程兵，修建青藏公路。后来我们基建工程兵转隶为武警部队。我们当年基建工程兵一个师三个团，两个工兵团，一个汽车团，全部摆在青藏线上。当年生活条件很苦，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压缩菜、土豆白菜、盐水煮黄豆。早上起床，大头鞋冻在沼泽地上，费很大劲才能从地上拔起来。那时候机械化程度很低，施工基本靠人工，铁锹钢钎、三轮小推车是常用工具。官兵们在河滩用铁筛子筛沙石料，每天每人都有定量，还要从河滩往上背石头，许多战友的棉袄都磨破了，棉絮在寒风中飞扬。说来你可能不信，施工时我们大多时候都光穿着棉袄，夏天唐古拉也很冷，也得穿棉袄。“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为啥不穿军装外套？因为要背石头嘛，很费衣裳，服装每人就那么一两套，磨破了咋办？探亲休假时怕亲人看见心疼，村里人看见笑话。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我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春季部队“上山”，一直到大雪封山才能“下山”，撤回到格尔木大本营，进行冬季整训。许多战友当兵三年，直到退伍，也没有见过格尔木的一片树叶。十年间，我们一个师牺牲了一百多名战友，其中也有我的同年兵，有的就牺牲在我的跟前，现在想起来都会落泪。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就想写写他们，写写高原，写写我们的高原军人。我业余写点东西，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当年牺牲的那些战友，为了给高原上的官兵们留下点真实记录。

当兵第二年冬天，天寒地冻，大部队已经“下山”了，汽车团想在大雪封山前运送最后一趟施工物资，没想到那年的暴风雪提前到来，车队最后一辆车被堵在了半路上，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驾驶员只有二十多岁，“焊”在路上几天几夜，又冻又饿，最后昏死在驾驶室里。后来，路过的一个藏族大姐发现了他，用牦牛把他驮回帐篷，将他冻僵的双脚揣在怀里，直到他渐渐苏醒……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部队。我听到后很感动，找到那位获救的战友，了解了当时的详细情况。那位战友说过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姐姐，我觉得那位藏族大姐，比我的亲姐姐还要亲！”我以此为素材，利用三个晚上，写成一篇九千多字的短篇小说《姐弟情》。用复写纸誊写了一遍，留下底稿，将原稿寄给了《西藏日报》。两个月后，这篇小说在《西藏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出来了。那时我二十岁，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别提有多高兴了。

文艺：看了你的简历，从军跨越青海、西藏、四川、北京、新疆、辽宁六省市，经历很丰富，工作很出色，荣立过两次二等功、十一次三等功，能讲讲那些难忘的经历吗？

党益民：“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先后在六个省工作过，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高原边疆。所有的经历都是命运对我的眷顾，所有的苦难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以及西藏七十多个县和新疆的绝大部分地区。戍边生活是我生命中难以磨灭、不能忘却的记忆。我忘不了进藏路上那些朝圣者虔诚坚毅的目光；忘不了长江源头、雪山之巅的壮美日出；忘不了唐古拉山口的满世界的浩雪；忘不了老班长接到女友分手信时的那种绝望与悲伤；忘不了一个新兵从兵车上跳下来，双脚刚刚踏上千年冻土，就因高原反应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忘不了大雪封山供给中断时，一个战士为了追赶一只野兔，追呀追呀，兔子因缺氧累死了，他也倒在了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忘不了体力不支时，排长端给我的那碗白糖水和藏族同胞送来的酥油茶；忘不了阿里无人区里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时难以控制的泪水；忘不了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忘不了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丈夫去执行抢险任务，母子在营地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忘不了被樟木口岸“三百米死亡线”、中尼公路“老虎口”、川藏线“102”塌方群、“怒八”山体大崩塌吞噬了的那些战友；忘不了我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亮，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又帅气的代理排长，一点一点停止了呼吸；忘不了一个推土机手连同他的推土机，一起被泥石流瞬间卷走；忘不了川藏线上那个爱笑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半个月后我们才找到他的半具遗体，三个月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我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高原边疆，我多次遇到生死劫难：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四十多摄氏度，我几乎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徒步五十八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我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我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我几乎被石头砸死。我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现在我的肺里还有肺大泡，支气管严重扩张，一感冒就咳嗽三五个月……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我觉得，高原边疆是我灵魂的栖息地。在高原，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在高原，我真正体验到了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我经历了许多次生死劫难，好几次目睹战友牺牲，但我却无能为力。尽管我十几次立功，但是我从来不敢以功臣自居，因为在我心里，那些牺牲奉献的战友才是真正的功臣！

小说要有好故事，要“抓人”，要可读耐读。要做到耐读，就不仅要讲好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出独特的思想

文艺：你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反响很大，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小说通过几个女人走西藏的故事，演绎出一幕幕武警官兵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著名评论家陈先义评价说：“党益民的创作足以成为今天引人思考的‘现象’，读他的小说，对军旅文学‘如何直面现在进行时’的当下生活，会有诸多启发。”那么，请问你是如何把丰厚的生活升华成艺术作品的？

党益民：这部书最先起笔于二〇〇三年五月。因为我在高原边疆经历了许多，我就想把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写出来。但是我写了六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走进了自己固有的模式，我不愿一本书与另一本书相同，更重要的是，这种写法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我想表达的精神内涵。小说要有好故事，要“抓人”，要可读耐读。要做到耐读，就不仅要讲好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出独特的思想。于是我干脆一敲键盘，把那六万字全部删除了。我在苦苦思考突破口。这一放就是大半年。直到二〇〇四年春节，我偶尔想到了几句话：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我为之一震，这不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吗？我一下子抓住了这部书的灵魂。书的基本框架也马上有了：用几个都市女人进藏的视角，去再现西藏军人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用内地的喧嚣与高原的宁静、都市文明与雪域文化的强烈碰撞，个人情感与神圣职责、家庭冷暖与国家利益的交织抉择等等，去写我熟知的故事……春节过后，我正好有二十五天假期，我足不出户，闭门写作。这个过程中，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只好停下来，洗把脸再接着写。我用了二十二天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十六万字的初稿。“五一”七天长假，我做了最后一次补充、润色和修改后，便交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责编张鹰博士。几个月后，这部小说就很快出版了，出版社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和研讨会，《北京青年报》很快连载，改编电视剧的事宜也很快确定了下来。

文艺：你的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出版后，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军新作品一等奖、徐迟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文字出版。作品以天路的历史作为经线，以武警部队的战斗业绩作为纬线，以若干震惊全国的重大抢险救灾行动作为结构的支点，展现了英雄官兵们甘洒热血、舍生忘死的战斗风采。听说你仅用了三十八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你通过许多真实的细节和场景，不仅突出了战士们面对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困难，更突出了战士们临危不惧、迎难而上，甚至慷慨赴死的气派与品格。您能说说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吗？

党益民：《一路格桑花》出版后，我没有被这小小的成功冲昏头脑，重返西藏，又为下一部作品开始做准备。这次进藏，我从新疆叶城沿新藏线而上，翻越十多个冰达坂，穿越了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后又沿川藏线一路而下，经过许多塌方、雪崩、泥石流区域，一直走到四川成都，历时四十多天。一路上，我多次遇险，有时甚至感觉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触摸到了死神的额头。这是我对自己毅力的一次考验。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由西向东又一次穿越了整个西藏。一路上，我多次被我的战友们打动。沿途的每一个中队我都住过一两天，我白天检查部队工作，晚上跟官兵们聊天，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那次出发前，我买了五份人身意外险，悄悄放在家里的书柜里。我想的是，如果我在西藏遇到了什么不测，真的回不来了，我的妻儿可以用这笔保险金维持生计。后来妻子发现了那些保险单，伤心地哭了，说：“你真是不要命了！”由于身体过度透支，走在川藏线半道，我就病倒了，一病就是四个多月。但是我没有停止写作，因为在途中有些战士对我说过，他们年底就要退伍了，能不能在他们退伍之前，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我答应了他们。所以我不能停下来，我必须让高原上的战友退伍前看到这本书。我白天工作，夜里写作；一边咳嗽，一边吃药，一边写作，夜里常常写作到凌晨。写到最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后来甚至没有其他人的帮助，我都无法在书桌旁边站起来。我用了三十八个晚上，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我终于让退伍战士看到了写有他们故事的书。也就是说，二〇〇四年，我完成了两部书的写作。

走在高原的路上，你时常会遇到朝圣的信徒。他们从遥远的地方磕着等身头，一步一步磕到圣地拉萨。他们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我也是在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我的战友们平凡而崇高的灵魂。这部书出版时，封面有我的两句话：“朋友，我们一起去西藏。我用胸膛，你用目光……”后来，《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说：鲁迅让人的灵魂觉醒，西藏让人的灵魂净化。感谢我长眠在西藏和现在仍然战斗在施工一线的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写作的源泉、勇气和力量！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

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话说软，事做硬。”作家要用作品说话，写出硬作品，才是硬道理

文艺：长篇小说《雪祭》《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等作品，大多都以雪山为背景，甚至作品题目都有鲜明的地域性，你认为你的作品是以独特的地域取胜，还是鲜明的艺术特质在文坛引起关注的？你认为军旅作家在书写强军故事的征程中，该何为？你心目中最经典的军事文学有哪些？

党益民：说实话，我对已经出版的作品都不是很满意。因为是业余写作，时间有限，也没有时间很好地思考与打磨。但是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也有一点个人的体会：一是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二是要有独特的视角；三是创作手法要不断创新。尽管我的许多作品都有边疆雪域特点，但每一部都有不同的角度和写法。这是我在艺术上的追求。宁可不写，也要独特。艺术永远不变的就是变。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个性、没有辨识度。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强军故事如何书写？我觉得要理念向上、笔端向下。理念向上，就是要按照习主席“强军兴军”思想，强化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前瞻意识、制胜意识；笔端向下，就是要贴近部队、贴近官兵、贴近备战，写出接地气、有力量的强军文学作品。

国外书写战争的优秀作品很多。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场面壮阔宏大，容量巨大，人物上至帝王、将帅、贵族，下至普通商人、士兵、农奴等，几百个人物都很真实，艺术感染力很强，是一部战争英雄史诗。再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展现的是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流血与胜利，描写重大历史时期的人民生活史诗。还比如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凝结了海明威的思想、情感、理智、痛苦和他对未来的窥望，是海明威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的深度延伸。我们当代的军事文学优秀作品也很多，比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麦家的《暗算》等等，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作品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选题新颖，写法独特，很接地气，好读耐读，值得我学习借鉴。

文艺：故乡是每个作家创作的生命源泉，我发现你以故乡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喧嚣荒原》《阿宫》《根据地》等。《根据地》以革命先辈在照金、南梁的革命斗争历程为主线，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脉络和艰难历程进行了生动描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陕甘边根据地，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历史。著名作家贾平凹说：“我每能从党益民的作品里读到刚性、韧性和一种向上的力量。《根据地》更是如此，让我们看到了陕甘‘闹红’的艰难，看到了一群刚性十足的陕西人，并深为其精神所感动。”著名评论家白烨说：“如果说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拐点’的话，那么，党益民的《根据地》就是可歌可泣的‘拐点’史诗。它不是史书，却胜似史书，别具精神的感召力与文学的感染力。这样的作品真正称得上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你是如何理解这“三有”的？《阿宫》写的是久远的“阿宫腔”，作品跨越两千年关中历史人文长河，用凄婉、野性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幅民间戏曲艺人在历史更替中的人生百态，仿佛一卷渭北民间的“清明上河图”。这既是一部民间戏曲的传承秘史，又是一曲濒临绝迹的阿宫腔千古绝唱。如果我没说错，这部作品应该是你最接近故乡的写作，你在写作中，是做了哪些案头工作？出版后你满意吗？

党益民：我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乡村书写是无法绕开的内容。乡愁有亲情温暖、有美好回忆。乡愁深处不是愁，是疼痛。乡村写作写什么？写生死、悲喜、泥淖、障碍、困惑、挣扎和希望，揭示乡村庞大而绵密的肌理纹路，以及真切的律动呼吸、内心隐秘，写百年特别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多维度叙述乡村生活史、情感史、心灵史和变迁史。乡村书写既要有对旧乡村崩解的叹息，更要有对新农村建构的歌颂与祈望。乡村书写要有历史性诗意、现实性反思、精神性悲悯。您说的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我还没有做到，这也是我的努力方向。我的理解是，有筋骨就是有力量、有嚼头、有批判精神；有道德就是要关照人性善恶、人文关怀、悲悯情怀；有温度就是要让读者真切地感到人生冷暖，看到前行的一道希望之光。人物身上要有温度、有阳光、有悲悯。人性是复杂的，鞭挞人性恶的同时，不要忘记表现人性中的善。还有一点，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应该给人以真实感，不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人物是否有人性的深度，是否有时代的概括力，是否具有独特性？读者是否能从人物身上看见自己的身影和心灵？这些都得考虑。一个好故事，一定要有许多精彩的群像人物，他们是围绕主角设计的，不可喧宾夺主，模糊主角。但他们的人生却是属于自己的，一定要给他们哪怕是一小段的高光时刻，才能让他们活起来，让大家记住他们。我们老家有一句话：“话说软，事做硬。”作家要用作品说话，写出硬作品，才是硬道理。

在我的长篇小说作品里，《阿宫》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因为它很特别，但由于自己笔力不逮，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阿宫腔，是我们家乡富平独有的戏曲剧种，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说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后，逃亡的宫女将宫廷里的一种曲调带到了民间，历经两千年演变，逐渐形成了阿宫腔。很久以前，我就对阿宫腔做过系统研究，采访过许多老艺人，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我对待写作很认真，特别是历史小说，必须研究透才会动笔，这样就不会出现硬伤。历史小说的写作原则，我认为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如我研究陕甘根据地历史七八年后，才动笔写作《根据地》。我家在根据地周边，我二伯父是游击队老红军，所以我从小就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再比如《石羊里的西夏》，写成吉思汗用了二十二年时间、六次进攻灭亡了西夏王朝，这段历史我研究了十多年才开始动笔。《石羊里的西夏》其实写的就是两个字：“忧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强军意识，迟早要亡国灭族。这部书二〇〇八年由《当代》杂志刊发，后来出版发行了几十万册，还获得了“柳青文学奖”。再回过头来说《阿宫》，它与我以前的其他书很不一样。不仅是内容从来没有人写过，结构也很不一样。这部跨越两千年历史的书，很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没有哪一个主人公能活两千年，也没有哪个故事可以演绎两千年。所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人物，而是独特戏曲“阿宫腔”。小说各章相对独立，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章与章之间的人物或相互牵连，或遥相呼应，或藕断丝连，跟书法中的飞白一样，笔断意连，气韵贯通。所以，单章可以当着短篇读，组合在一起就是长篇，跟拼图画一样，又跟缝衣裳一样：先将布料剪成块片，然后拼在一起，用针线细密地缝缀起来。这针线，就是古老的阿宫腔艺术。

文艺：你写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多种体裁，你最喜欢哪种？

党益民：说不上最喜欢哪种，哪个题材适合哪种体裁，我就采用哪种体裁。但总体来说，我写长篇小说多，先后出版过八部。另外写过两部报告文学、一部诗集、一部散文集。真实的生活永远比虚构的生活丰富。有的真实的故事比小说更让我感动，我就写成报告文学，比如《用胸膛行走西藏》和《守望天山》。高原官兵常年驻守在高海拔地区，默默无闻，头发掉光了，指甲深陷了，“钝刀子割肉”般地忍受着高原恶劣条件的折磨，无怨无悔，他们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我为他们写作，用良心写作，让读者触摸那些朴实而纯洁的心灵。《守望天山》主人公陈俊贵，是一位退伍老兵，他与家人在天山上为一百六十八名战友苦苦守墓三十多年，至今还守护在那里，他的故事令我感动。这本书出版后，他才被世人所知，感动了很多人，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不到十万字的一本小册子，已经销售了二三十万册，每年都会销售一两万册，为啥？不是我写得好，是因为这位退伍兵的精神感动了读者。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总得有人坚守，坚守信念，坚守道德，坚守友情，坚守亲情，坚守爱情，坚守荣誉。陈俊贵就是这样一个人，军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无论哪种体裁，都需要创新。文学要从高原迈向高峰，需要超强的综合素质。创新不仅是思想创新，方法创新也不可忽视，要防止“同质化写作”和“格式化写作”，防止低俗庸俗和哗众取宠。特别是军事文学创作要注重社会效益，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有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具有思想穿透力、审美洞察力、形式创造力，才能有精神高度、现实温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军事文学要增强原创能力，以多种内容、多种形式、多种风格反映魅力四射的军旅现实生活。讲好强军故事，需要从更高的精神高地、更广的国家层面、更独特的美学视角来再现和诠释强军时代。

我不拜某一个人为师，但我拜所有人为师。博采众长，师法自然，形成风格。“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文艺：你工作那么忙，还创作了十几部作品，光长篇小说就有八部，真是产量惊人，又得了那么多奖。你是如何处理工作与创作的关系的？请谈谈你的创作习惯。

党益民：尽管我在工作之余写了一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只是因为在高原边疆工作时间长些，经历的事情多些，离专业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文学是神圣的，但不要把搞文学的人搞得很神圣，不管是专业写作，还是业余写作，大家都是普通人，写作只是一种职业，或者业余爱好，没什么不得了的。你会写文章写书，别人会种地、经商、盖楼房、造飞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自己架得很高的人，作品水准一般都不会很高。

我中午基本不休息，都在办公室或宿舍读书。现在人在高原，年龄渐渐大了，夜里睡眠不好，必须吃安眠药，想中午补个觉，但因为多年养成了不午休的习惯，想睡也睡不着。我写作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和周末，或者是休假期间。其他时间工作很忙，无法写作。可以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工作是军人职责，写作是个人爱好，先干好工作，完成好任务，业余时间再去写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厘清，不能本末倒置。关于写作，我给自己规定了“三不”：一是不违心写作；二是不在工作时间写作；三是不向部队推销我自己的一本书。这三条，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从来没有违反过。比如，《一路格桑花》，是我利用二十二天假期写成的。《用胸膛行走西藏》，是三十八个晚上写成的。《守望天山》是十个晚上写成的……自从《雪祭》出版后，近六年来我再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一是练兵备战任务重。二是因为高原缺氧、抵抗力减弱，不敢熬夜写作，担心身体吃不消。但我对写作的思考没有停止过，积累素材没有停止过。等我解甲归田走下高原，有了充裕的时间，再好好写点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文艺：最近你出版的诗书画集《雪山上的脚印》，我看完后，感觉你书法敦厚拙朴、张弛有度；画作无论风景还是人物，均色彩浓烈、画风独特；诗歌简洁晓畅，自有鲜明的军人特质和个性。你认为书画对你的创作或人生有何裨益？

党益民：去年出版的诗书画集《雪山上的脚印》，那里面的几百首诗，都是早上醒来或晚上失眠时在手机备忘录上随手写的，积累多了，出版社说给你出本诗集吧，就出版了。我平时忙于工作，只是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画画，包括长篇小说《雪祭》里面的十二幅西藏风情插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好几本书的封面题字也是我自己写的。我写字画画也很业余，无宗无派，与天为徒，师法自然。我不拜某一个人为师，但我拜所有人为师，拜大自然为师。人在军旅，东奔西走，四十多年转战六个省，也没有时间拜师学艺，只能抽空读帖读画。这样也好，博采众法，归于无法。我以为，无论“师古人”“师造化”，皆应“师心不师迹”。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之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话很有道理，我很喜欢。字画讲究的是笔趣和意境，强调一个“魂”字。我的书法和绘画作品，纯粹是自娱自乐，在行家眼里也许不够水准，但皆“发我之肺腑”，画的是我眼中的世界，写的是我心中的世界。其实文学也是一样。关于书画，我也有“三不”：不加入协会，不参加书画展，不卖一幅书画作品。只限于朋友交流。其实无论文学书法绘画，都是一个道理，要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辨识度”。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习别人，是为了塑造不一样的自己，而不是成为第二个别人。跟在别人后面跑，永远也成不了“大家”。

文艺：优秀的作家，都离不开阅读。请回顾一下你最喜欢的作品或作家，并讲讲它们给你创作何样的启迪？

党益民：古人说：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爱好写作，不读书怎么行？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读经典。我每年都有自己的读书计划，至少要精读五十本书。我认为文学经典，起码应该具备这么几点：一是人文关怀；二是人性深度；三是批判精神；四是独特手法；五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需要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需要对人性乃至社会做出深刻的反思，还需要伟大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奋斗精神。一位成功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考量，一是要有颠覆性，要在思想上有独立的思考和表达，在写法上有创新有突破；二是要有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能够滋养后来的作家。世界上经典作品很多，比如福克纳《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村子》、巴别尔《骑兵军》、梅里美《卡门》等，这些小说细节准确传神、故事引人入胜、人物栩栩如生。比如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充满想象力，具有智慧风貌。比如《包法利夫人》《红与黑》《汤姆叔叔的小屋》《飘》等，这些小说具有现实主义架构和底层关怀精神。比如《日瓦戈医生》《卡拉马佐夫兄弟》《父与子》等，致力于发现并揭示生活真相。比如《老人与海》《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寻找光明、给人安慰与力量。比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作品充满历史感、正义感、责任感以及人性的复杂性。秘鲁作家略萨的《绿房子》《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城市与狗》《酒吧长谈》等，阿根廷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被占的宅子》《万火归一》《中奖彩票》等，都对我有裨益。《跳房子》是挑战阅读的小说，包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切写作技法，可以有多种读法。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是三结合作品：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英国印裔作家拉什迪《午夜之子》，以印度次大陆为背景，叙述手段十分灵活，将现实叙事与幻想叙事结合起来，融入神话、寓言、民间传说、政治评论等等。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都给过我精神的滋养和艺术的启迪，到底哪一部给我营养最多，我也说不清楚。就像吃饭一样，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各有各的营养。

文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你能当上将军，又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就，你认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党益民：我在文学上这点成就算不了什么，离“成功”二字还有很大距离。如果说生活感悟的话，无论是做人、做事、做文章，我喜欢四个字：吃苦、吃亏。不吃苦，不下功夫，啥也干不好、干不成；只知索取、不愿吃亏，很难与人共事，很难营造一个干事创业的人际环境。我母亲在世时常讲一句话：“众人就是圣人”，这句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不要看不起别人，众人里面有圣人；第二层意思是，只有不断向众人学习，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第三层意思是，你好不好，不要自己说，要让众人去评说，众人说你好，才是真正的好，众人口里出圣人。母亲的这句话，已经成为我们的家训。

文艺：最后，请你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年轻的战友说句人生箴言。

党益民：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成功要靠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