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甘愿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开始

将知识与汗水、将力量与智慧、将正义与胆魄

铸成共和国高擎的利剑

我想，每一位心存正义的人都会记住那片废墟的

就像记住自己的母亲被人无缘无故打了一拳

不管母亲说没说原谅、

不管母亲有怎样的宽容和包涵

儿女心中的耻辱是永远无法抹掉的

因为，那不是切肤之痛可以被时间的溪流随意冲淡

因为，那不是彻骨之恨可以被岁月的狂风随意驱散

那是对一个民族心灵的伤害啊

不铭记母亲耻辱和痛苦的儿女

对一切孝心的高谈阔论

——都是扯淡

——摘自三千行长诗《血色和平》（1999年的5月8日美军向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投下了五枚罪恶的精确制导炸弹，造成我大使馆被毁，三名记者邵云环、许杏虎、朱颖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受伤。）

 

王波：每个作家诗人都有自己的成名作，您出了二十多本书，谈谈您的成名作。

张国领：您说每个作家诗人都有成名作，按这个说法我也应该有一部自己的成名作。

我是军人，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在服役部队的绝大部分岗位上都工作过，而文学创作一直是我的副业。我的立足点、我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全部来自于军营这个大集体，来自于我的军旅生活，和我的本职工作有关联，也与部队分工有关。因此，很难说这是我的创作副业还是创作主旨。作为军人，我也可以写军旅之外的文学作品，但我明白，离开了部队生活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将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永远只能是望尘莫及。

如果非要找出一部代表作的话，我个人认为长诗《血色和平》可算是一部。这部三千多行的长诗，是我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部在心情最为沉重和愤怒、情绪最是悲痛欲绝、情感最为波涛汹涌时写成的。

今年的五月上旬，国内的很多媒体都在提及一个日子，那就是1999年的5月8日。

就是距今23年前的5月8号，那天凌晨，美国空军出动一架B-2轰炸机，不远万里，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经过几次空中加油，飞到南联盟，向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投下了五枚罪恶的精确制导炸弹，造成我大使馆被毁，三名记者邵云环、许杏虎、朱颖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受伤。大家都知道，大使馆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土，美国是在悍然侵犯我国的领土。

消息传出后世界一片哗然，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怒和抗议。

那年我三十九岁，是一名武警中校军官，作为共和国军人的我，感到了极大的愤怒和莫大的耻辱，因为美国炸掉的不仅仅是大使馆，炸掉的分明是中国的尊严、是中国军人的尊严。我甚至都做好了只要祖国一声令下，就奔赴任何地域为祖国尊严而战的思想准备。

但我没有接到出征的命令，于是我就把万丈怒火压在心里，连夜伏案写诗，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写下了三千多行的长诗《血色和平》，那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诗中这些发自我内心的长短句，能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强盗逻辑和累累罪行的铁证，留存在这个世界上、被历史所铭记。

这首诗被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之后，成为迄今为止写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唯一的一部长诗和文学作品。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本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武警文艺奖一等奖。

我将其取名为《血色和平》，就是想让人们记下这笔血债。同时也告诉读者，任何和平都不是无缘无故得来的，都是由无数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都是要无数人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的，都是需全体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来呵护的。

由于这首长诗是在大使馆被炸一年多以后才得以出版的，就是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有人已经忘记了这次国耻事件，他们看到我的诗集后甚至说：“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在写它呢？”

我对这种问题无言以对，国耻怎么能忘？国耻怎么会忘？不但我们不能忘，子子孙孙都不能忘。

记得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曾问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如果你和你母亲在大街上行走时，有人突然上前扇了她一个耳光，作为女儿你该怎么办？”

女儿不假思索地答道：“那有什么犹豫的，上去扇他两个耳光呀！”

我说：“如果在你还击之前那人已经向你们道了歉，说他是无意间错打的呢？”

女儿说：“那就先打了他，然后也向他道个歉，也说是无意间碰到的不就得了。”

听了女儿的话，我当时汗颜至极。因为我是军人，是手中握枪的军人，可当我的祖国母亲被人无缘无故地扇了一个耳光时，当我的兄弟姐妹被人无缘无故炸死时，我没有冲上去，哪怕只是扇对方一个耳光。但这个仇我永远记在了心中。

虽然我不能以牙还牙地去报仇雪耻，但我能以手中的笔为枪、为剑、为矛、为炮弹，把我心中所有的情感都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和敌人作战，为和平添彩。

看看现在已经战火连天几个月的俄乌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那些国家，经常标榜自己是最文明最讲人权的国家，却像一群疯狗一样，不惜血本拱火挑事，不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把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严厉最无耻的制裁手段都用上了，来挑衅打压俄罗斯，想一战而灭掉俄罗斯这个对手。这阵势，和当年他们群起轰炸南联盟何其相似。那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只有一千多万人口、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北约就出动了7000多架次的飞机，在这里投下了6000多吨炸药，还发射了2000多枚巡航导弹。可见美国对他看不惯的对手，从来都是下死手。

作为军人、作为诗人，在祖国遭受羞辱和攻击的时候，在极度的愤怒下，我只能写诗，我唯有写诗，以诗来声讨敌人，以诗来做斗争，以诗来记录历史。如果忘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大使馆的罪恶行径，如果我们不铭记国耻，那美国下一次轰炸的，有可能不是我驻外大使馆，而是我们的国家本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之所以把这首诗算作是我的成名作，不在于它获了多个大奖，而是它已成为一个见证，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个时代的见证，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的见证。

诗人不可能是大事件的在场者，但他一定是一名参与者，无论是现场参与还是诗歌参与。因为诗不能逃避历史，不能逃避耻辱，更不能逃避辉煌。

2005年的10月，是红军长征70年的日子，我曾专程赶到江西余都红军长征出发地。在余都河红军当年渡河的渡口处，我一个人坐了一个上午，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我的思绪却是波涛汹涌，脑海中全是当年红军出发时的情景想象。我也曾看过史书上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可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史书上的东西都显得过于冷静，过于笼统，因为史书可以记载事件的发生和过程，却不能描述每一个当事人的心情，那种迷茫、兴奋、慌乱、清晰又无序、疑惑又坚定的复杂心情，要离开的、要留下的、出征的、送别的、生离死别的战友、亲人，你怎么能够想象得出他们心绪的千分之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在那里抓起一把河沙，拣起一块石头，我紧盯着一朵小小的水花，我询问两岸的大树和小草，我甚至俯下身子将耳朵贴在河床上去倾听，我想听到历史的回声。最后我想到了中国的书法，余都渡口只是一个艰难的落笔处，然后从这里开始，党为红军、为劳苦大众、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画出了一支红色的箭头，为未来指明了一条道路，标明了一个方向。

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睡，在宾馆的房间里写了一首四百多行的长诗《永远的红箭头》。这首诗后来刊登在《解放军文艺》上。我知道写红军长征的诗很多，但这首诗我敢说是与众不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绪，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敬仰和作为红军后续队伍中一员的自豪，都感情饱满地杂糅进了我的诗歌里。我不是长征队伍中的一员，我就是长征队伍中的一员，听起来挺矛盾，但那正是现实和诗中的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如果诗歌里感受不到诗人的存在，那他的诗无论多么俏丽奇巧，都不能打动读者，无法深入人心。

我的诗里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自卫反击战这样的历史事件，也有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扑灭大兴安岭大火、神舟上天这样的亲历事件。我写诗从不作无病呻吟，我的人，我的情，我的思考，我的眼神，我的诗意，都必须在我的诗中，我也要尽最大努力把读者带进我的诗中，让我的诗句能够拨动他们的心弦。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我一直在努力，在尝试，否则，我宁可不写。

与此同时，我还创作了《致祖国》、《忠诚》、《用弹壳，我吹响悲壮的歌》等大量反映部队官兵火热生活和战斗激情的军旅诗歌。这些诗作正是我对部队生活的深入体察、体验和感悟，由于是真情实感，激情创作，富有战斗性，传递的都是正能量，所以，深受广大官兵喜爱。

王波：您是怎样走上军旅文学创作的？

张国领：我一直认为人生的道路不是自己规划出来的，而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使你走上了一条出乎预料又充满未知的道路。

我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无人从过军，无人从过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这里，突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我成了家族传承的突破者和创新人，不但从了军，在部队的行列里一干就是43年，人生的黄金时期全是在部队穿着军装度过的，并且在行武的行列里，我又年复一年地与文字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我是幸运的。从军之后的第三个月，就赶上自卫反击战在我国南方边陲打响，当时我和战友们一样，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请战书，要求上战场杀敌立战功。但我所在的安徽省军区是内卫部队，平时的任务主要是看押和守护，这样的部队不属于全训连队，在上级眼中，军事素质是不过硬的，因此就没有批准我们新兵上战场。

就这样，我又不幸失去了每一名军人都最渴望的为祖国冲锋陷阵、杀敌立功的机会。虽然在从军不久就遇到了战争，自己却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

虽然勇立战功的梦想破灭了，但我心想只要让我继续扛枪当兵，迟早还是会实现这一愿望的。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时刻准备打仗，打大仗，打核战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入伍第二年，命运又发生了转折，我那双一直握枪杆子的手，却握起了细细的笔杆子，成为新闻战线上的一名新兵。

连“五个W”的“新闻五要素”都不知是什么意思的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似地去采写新闻稿。

就像所有战士都想成为英雄一样，所有的新闻报道员没有不想成为名记者的。自从当了连队新闻报道员之，我便整天想着怎样能使自己手中的这杆笔写出惊世华章。

可世间的事情总是难以预料。你越是想成为战斗英雄，可能结果是连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越是想成为名记者，可能连一篇有轰动效应的新闻稿都写不出来。

最初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

王波：您怎么看待当下的军旅文学？

张国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军队的战略目标就是习主席提出的，能打仗，能打胜仗。这里说的能打胜仗，当然是能打胜新时代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部队早在十年前就已迈开流星大步，按照现代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和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推进和深化各项实战化军事训练，披星戴月地提升战斗力，并已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同一时期置身于军旅方阵中的军旅作家的创作力度和成果，却罕见地显得有些落伍。

这不能不让广大读者们对当今的军旅文学现状感到失望。

如果翻阅中国军事史，你会发现，中华民族是灾难深重的，历史上内忧外患、战火频仍，军人是能征善战的，他们以自己的骁勇无畏，保家卫国，守护和平。再翻开中国文学史，你又会发现，军旅文学的篇章，占据着相当重的分量。早在《诗经》中就有不少豪迈的军中战歌，表现了军人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穿越几千年的时光，至今还被广为传唱，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有些表达战友兄弟之情的诗句，还演变成男女恋人之间的爱情盟誓，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军事文学经典名篇更是数不胜数，如《曹刿论战》等。魏晋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军旅文学成就斐然，当然还有唐人的边塞军旅诗，放眼全世界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度。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文学史，一开始就是由军旅文学引领的，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常常神往那些古代军旅诗人们，他们或拳拳期冀或冲天豪情，或苦苦思索或仰天长啸，在残酷的战争中创作孕育出具有恒久魅力的文学作品，他们不负自己的时代，不负自己的人生，不负自己的天赋和使命。我每天早晨习练书法的时候，最喜欢抄写的是毛主席诗词，他于1927年创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更是开辟了现当代军旅文学的先声，为军旅文学奠定了鲜明的基调。

新中国成立后，军旅文学曾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创作成果从体裁和内容上，更是推陈出新、百花盛开，诗歌散文小说、影视剧、歌舞戏曲等形式表达上，也是精品叠出。

从《红岩》到《林海雪原》，从《铁道游击队》到《谁是最可爱的人》，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红色娘子军》，军旅文学是我们这一代60后对崇高理想和不朽伟业的最初记忆。关于家国情怀和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建构了我们这个热爱和平、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的共同话语。军旅文学确实辉煌过，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十年因和平日久，军旅文学也不多见、不多谈了，导致眼下的军旅文学出现了严重萧条，加之消费主义和奢靡作风的冲击，一些军旅文学作家在旷日持久的太平生活中，无形中也让自己的作品沉缅于歌舞升平的享乐思潮中 ，沾染上小时代、小格局、小环境、小叙事的无病呻吟和弱不禁风。

我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到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这句话，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血性！

缺乏战火的洗礼，军旅文学作品便缺少血性，军旅文学没有了英雄主义和铁血烈火，便也逐渐失去吸引读者的独特优势。这又导致一批原本靠军旅文学起家立身的军旅作家们，主动自废武功，放弃自身优势，开始去找市场、求平衡，另辟蹊径、误入歧途，创作的作品离读者的期待渐行渐远。这是令人忧心的现实。

近十年来，人民解放军的内部建设及武器装备都有了长足进展。我们有了航空母舰、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机、远程轰炸机、仿真机器人等，武器装备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能够完全适应未来战争。但是，军旅作家们的思想武器、知识装备、理念更新，却远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这种落后观念和格局下，要想写出超前的军事思想或对军事理论有引领作用的时代好作品，就显得格外力不从心。当然，军旅文学不会因此而消失，只是要引领风气、赶上时代、再创辉煌，靠那些曾红极一时的作家吃老本已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思维已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我对于军旅文学创作的期望，可以套用老舍《四世同堂》里的一句主题曲唱词，那就是重整河山待后生。因此，要把培养和扶持新人、培育接班人，当成军旅文学创作的头等大事来抓。

和平年代是祖国和人民的幸事，却是军人的不幸，因为生来就是为打仗的军人，无仗可打，就像一名拳击运动员没有对手。这样我就把很多本来应用于战场上的血性和勇气，化作了诗章。

有人说我是军旅诗人，我听了很惭愧，虽然军人写诗自古有之，可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走上战场，将诗情化作炮火，去壮怀激烈。四十多年来，我时刻准备着上战场。在这准备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对军人的理解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没想到的是，我没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诗歌却让我获得了奖励，获得了荣誉，特别是获得了战友们的认可。随着诗歌发表越来越多，知道我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让我从连队的一名战士，一名饲养员，调进了团机关，师机关军机关，后来又调进北京武警总部。从报道员到宣传干事，宣传干事到正式记者、编辑、主编。

军人不能创造战争，但军人可以创造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化作一场挑战自我和不可能的战争，不断超越自己、提升自我。可以这么说，我的生活，就是战斗的生活，我的诗歌，百分之九十是战斗中的歌唱。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脱离了生活的创作，是无源之水。作为军人，我也可以写军旅之外的文学作品，但我明白，离开了部队生活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将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永远只能是望尘莫及。

所以这些年我出版的散文集和诗集中，像《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铭记》《男兵女兵》《柴扉集》《和平的欢歌》《血色和平》《绿色的诱惑》《高地英雄》，仅看看这些书名，就能知道出书的内容，都是写军旅的。

我认为军旅文学只是文学主流中写了军人或由军人所写的那一部分。因此，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军旅文学都只能是文学的一部分。军旅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军旅文学如果只记得自己是军事题材的，却忘了自己是文学，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我也明白在和平的年代，写军旅作品不时髦，但军旅文学是中国文学最坚硬的那根骨头，是中国文学最魏峨的那座高峰，是中国文学最先耀眼的那面旗帜。身为军旅作家不去书写新时代火热的军营生活，那就是失职。

为此，我退休后的当年秋天，我就迫不及待地重回安徽我的老连队，第二年又去了河南我老家的豫东军营。只要一有空闲和时间，我总想到基层走走看看，就像当初刚入伍时扎根军营苦练本领那样，现在我仍要静下心、沉下身，把我的创作之根，扎进新时代的军营里。有读者说，怎么你退休了，却像返老还童一样，重新焕发出创作激情，不断有新作问世呢。我想那是因为我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军营。我对消遣时间、纯粹玩乐的旅游没啥兴趣，但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机缘，到基层连队去，和年轻的官兵们多在一起，多听他们的故事，多感受他们的生活，多采写素材、多捕捉灵感。

在这种自我下沉中，我越来越觉得，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固然不能和战争年代相比，但也有其独特的风格。作为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军旅诗人，守望和平、保卫和平可以是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视角，应该深入挖掘现代军营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存在。

四十多年来，在我和一茬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无数新老战友们的接触中，我越发觉得每一个军人都是诗人，他们的诗不是用笔和纸去写就的，而是用青春和奉献，甚至是鲜血和生命，军人谱写的都是世上最壮怀激烈的诗篇乐章，最豪迈铿锵的忠诚誓言，我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忠实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提炼出来、流传下去，不负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王波：有句话，叫诗歌始于地理，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谈谈你这方面的感受，以及故乡对你写作和人生的影响。

张国领：说实话，故乡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出生在河南禹州市的一个小山村，并在那里生长到十八岁，十八岁那一年入伍来到部队，入伍之前我没有到过县城，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距我家六公里之外的神垕镇。我从这么一个小地方走出来，一下子就进入部队这个大家庭，接受部队的教育。这么多年，我的思想上和心目中，就两个地方，一个是家乡，一个是军营。我曾在我的散文集《柴扉集》中写到过“有第二故乡的人是幸福的”。为什么有第二故乡是幸福的？因为拥有第二故乡说明我已离开了我的故乡，在家十八年并不知道，家乡对我是多么重要，离开家乡之后我一下子明白了家乡的温暖，家乡的包容，家乡的慈爱，家乡的无私。原来对家乡贫穷落后的幽怨，一扫而净。常听人说没有出过国的人不知道在国外的人多爱国，我说没离开过家乡的人，不知道游子对家乡的那份情感。

我的家乡位于河南中部的伏牛山尾脉上，我出在一个叫白峪村的小山村里，山村很小，但故事很多，从小就听大人给孩子们讲种各样的故事，有的是神话，有的是童话，有的是鬼怪，有的是现实，村上的上一代人文化都不高，大多数根本就不认得字，但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声动形象，我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没根没据没有来由的山村故事中泡大的。

所以我写的众多文字中，都有故乡的影子，都有故乡的声音，都有故乡的存在，都有故乡的情结。有人说我是有意的，其实有着意写的，而更多的则是自然而然带出来的。我的创作如果要分的话，也和我的人生路一样，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军旅，一部分是故乡。

正是走出家乡之后，家乡在我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我对家乡的情感逐年加深，这种加深也是我对军人的职责和使命的认识和理解逐年加深的过程。我总觉得我在部队尽职尽责了，我们的国家的和平就会更加坚固，国家和平了，我的家乡和亲人才会更加安祥和幸福。

我军旅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没有用在战位上，从事的一直是文字工作，文字工作也是部队强军建设的需要，于是我就把文字的岗位看作是我的战位，把每个汉字看作是我手下的兵，我要让每个字都在我的笔下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王波：请你谈谈对军旅散文的理解和你的散文创作。

张国领：军旅散文和军事题材的小说与诗歌相比，是个小众文体，但这个问题却是个大命题，我作为军旅散文的作者，觉得军旅散文首先是姓军，记军人壮举，抒军人豪情。军人的最大命题不是散文，而是和平，这个命题不但是军人的最高理想，也是军人的最终追求。

军人都明白，和平是军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要以生命来保卫。有一个口号叫军人生来为打赢，因为只有打赢了才有和平。军旅散文的兴起，与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家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创作出的散文，最能打动人。像传诵一时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依依惜别的深情》，就是当时环境下军旅散文的典范之作。有人把这两篇散文归到新闻通讯的范畴，这是因为文中的新闻要素齐全，可通讯和散文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魏巍在他的通讯写作中使用了文学艺术的手法，关键是倾注了他的全部情感，这正是一篇好的散文的重要要素。战争助产文学，散文是这文学的一部分。手法相似的军旅散文还有很多，像刘白羽的《龙烟村纪事》《万炮震金门》以及《志愿军一日》 《星火燎原》 《红旗飘飘》等大型回忆性丛书中的众多篇章。

随着战争的远去，硝烟味越来越淡，军旅散文逐渐回归到带有烟火气的生活中，除战事回忆的历史散文，更多的是日常训练、站哨、学习，儿女情长和柴米油盐也成为军旅作家笔下的主题。在这样的主题下来抒军人的情，那种关乎和平和国家命运、人民安危的壮怀激烈，越来越淡，这也是军旅散文不被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我这些年写诗少了，更多的是军旅散文创作，前些年出版的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我的兵之初》《失恋的男孩》，《张国领文集》中的经典散文1－5卷，和刚出版的《柴扉集》和即将出版的《军旅记事》，都是我军旅生涯中抒情诗式的散文之作。

我的散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记录我与军人、我与军队、我与战位的难忘瞬间，抒发我与部队、我与战友、我与我的哨位的强烈情感，有人说我的散文都是阳刚向上的，有着浓重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色彩，从不把个人的烦恼、失意、悲伤和私心杂念带给读者，我说那是我作为一名军旅作家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我创作的散文，看似写的是我的经历，但我的经历从来没有脱离我所在的伟大和崭新的时代，从没脱离伟大时代下的军队的伟大进程。只有把自己放在那个伟大的进程中，无论我是士兵还是军官，无论我是握笔杆子还是握枪杆子，才能使青春放出异彩，才能使生命发出光芒。

王波：谈谈您的第一部诗集和对您影响较大的书。

张国领：我的所有不幸就是从事了自己完全陌生、意料之外的工作。当然，这世界上的人，谁都不是生来就熟悉哪个行业，都是在从事之后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最后成为行家里手的。但我与他们不同的是，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不但没有成名成家，至今还在文学创作的窄路上摸索前行。

说摸索是因为我曾不断地面对一条条命运的岔路口。

在部队四十多年，我扛过枪、站过岗，练过兵，习过武，在农场种过水稻，当过炊事员、饲养员、给养员、报道员；当过新闻干事、电视记者、编导、刊物编辑、主编。我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老家农村人说的“实心眼子”。干什么都想干出个名堂，干出点成绩，干得让领导满意、让官兵满意、让读者满意，干得与众不同。结果像猴子掰玉米那样，哪一样都没有能坚持下来。不过这不是我不愿坚持，都是在我正干得欢的时候，组织上又给了我新的任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能一次次地适应新的工作，一次次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这些不同阶段、不同任务的历练，也让我的能力和心态一次次得以提升，为走好以后的军旅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对自己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是十分难忘的。20岁出头的我，创作了第一首诗歌《复活》，在《蚌埠报》上发表后，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不过是短短一首二十来行的小诗，我却将那张报纸捧在手里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心的狂跳使我自己都感到了胸膛在剧烈地震颤。我甚至不相信那首诗的署名真的是我的名字。因为在此之前，我将自己写的几十首诗歌分别寄给了大大小小的各家报刊编辑部，可陆续等来并收到的，除了一封封退稿信，还是一封封退稿信，来自编辑们的每一封退稿信，我都认真地看了又看，没有读出过任何鼓励我的信息。我也曾一度怀疑我是不是写诗的那块料。因为之前有个老兵对我说过，“你这个人呐，太实诚，不适合当诗人，诗人的思维都是跳跃的，空灵的，你写的诗就像你的人，平铺直叙。实诚是做人的标准，却不是诗人的标准。”

实话实说，其实当初连队选我去参加团政治处的新闻报道培训班，还真不是我有什么作品发表了，而是因为我在跳木马训练中腿部受了伤，一星期不能参加训练，在养伤的那些日子里闲得无聊，翻看连队订阅的杂志时，突发奇想，学着写了一首诗，悄悄投给《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没想到从北京退稿回来的信件，被指导员发现了，他说我是连队第一个敢给《解放军文艺》投稿的人，一定是个可造之材。在那时连队战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甚至还有不识字的文盲兵的年代，敢给全军第一大刊投稿，凭的肯定不光是勇气，还是自信的表现，自信来自哪里？不用说就是肚里有墨水、心里有想法。这是当时指导员用福尔摩斯断案的推理法推出的结论。就这样我被推举为连队新闻报道员的唯一人选。

我来自大山沟里，当兵前连县城在哪都不知道、也没去过，突然让我拿着个采访本去采访别人，尽管采访对象都是部队的官兵，他们都很配合我的工作，我却始终不能配合我自己，第一次采访毫无悬念地以失败而告终。但我心中有感，也想写出好新闻，并且在新闻上写出成绩，写得与众不同。为了不辱使命、完成任务，也为了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便将新闻的素材写成了诗歌。没想到这些诗又在评比中被老师拿出来给予了肯定和点评。从此之后，借由新闻写作这个主业，我在诗歌创作这个副业的天地中，无知无畏地开始了展翅翱翔。

众所周知，诗歌和新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但在我眼里它们也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写好之后最终都要寄到报刊编辑部去发表的。发表是什么？是展示，这亮相，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显摆，是虚荣心作祟，但发表也是分享，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引起共鸣，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友朋，大家一起切磋交流，共同进步成长。

报刊的读者中自然有我那些爱学习的首长和战友们，于是，我的名字不胫而走，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战士诗人。有段时间，《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台》《安徽青年报》《安徽文化报》《安徽法制报》等地方媒体以及部队的《人民前线报》《人民武警报》等多家报纸还连续刊登介绍我是怎么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专访文章。

作为一名采写新闻的战士，一时竟成为全团的新闻人物，原因不是新闻稿子写得好，而是业余创作的诗歌。

1990年，那年我三十岁，这是我入伍的第十二个头年，也是我写诗的第九个年头，我突然有了一个以前从来不敢想、现在看来有点狂妄的想法，我要出一本诗集。

产生这个念头的内在动机，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受我父亲思想的启发。

小时候，在农村种地的父亲曾告诉我说，如果你看到树上有一个苹果，伸手能够到的，就够下来，如果伸手够不到，跳起脚能够到的，也可以跳起脚去够下来，如果跳起脚仍不能够到，就别再逞能了，说明那不是你该吃的果子。

按照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这种质朴实在的处事哲学，我当时就觉得眼前好像有一枚果子，跳起脚就可以够得到了，这枚果子就是出一本诗集。因为那一年我发表的诗歌己达到一百三十首，如果从中选出八十首结集出版，既可以来填补家族中祖祖辈辈无人从文的空白，更不至于辱没了战友们送给我的“战士诗人”的称谓。

就这样，我的第一本诗集《绿色的诱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都说三十而立，我是普通一兵，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就用平生第一本诗集作为自己三十岁的生日礼物。

王波：现在看你的第一本诗集有什么感想？

张国领：有人说诗言志，我觉得诗更多的是言事。我入伍头几年，自卫反击战大的战斗虽很快结束，小的战斗一直在持续，我没能奔赴战场，但作为军人，哪怕他只是一名新兵，一名普通的战士，他对战争的关注将远远超过任何事情，因为只要战争在，此时他没有参战，不代表他彼时不参战，彼时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今夜，也可能是遥远的未来。

我是一名战士，又是一名诗人，我没有直接参战，不代表我的诗不能参战。所以，那段时间通过广播、报纸、电视和内部传达的文件，我时刻关注着战场和战争，关注着战场上正在浴血奋战的战友们，我的笔触始终跟着战火硝烟，我的诗歌里，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儿。

今天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我的第一本诗集是比较幼稚的，但其中的一部分诗歌，却是我距战争最近的诗作。这本诗集，也是我军旅文学创作之路的奠基石，它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标志。

诗集《绿色的诱惑》是老诗人严阵为我作的序，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我是拿着军旅诗人牛广进的推荐信冒昧上门去拜访他的。当严老师看到我是一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并且要出第一本诗集，便欣然答应为我做序，他的序名字就叫《战士——诗人》。

第一本诗集有相当一部分诗作是战士生活的的记录，如《我是快乐的炊事员》《巡逻的小路》《哨所》《哨所走来一位少女》《下哨》……仅看这些诗的标题就能明白，我对军人、部队和岗位的热爱。

第一本诗集出版的第二年，我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我成了安徽武警总队第一个出了诗集、加入作协的人。

诗集出版之后，有不少人问我怎么想起写诗的，我也常想这个问题，其实我写诗的诱因，是到部队之后的第一次外出。我到连队所在的阜阳市买东西，在一条偏僻的街角处，见到了一个新华书店，走进书店后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安静整洁、满眼都是书籍。当时书架上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闯入了我的视线，以前我从没看过这本书，当翻开第一页时，就被书中优美、抒情又充满哲理的诗句给吸引住了。完全忘了身边的一切，忘了我这是第一次走进驻地的大城市，忘了要逛街买的东西。我的目光、思想与心灵，仿佛一瞬间都被泰戈尔诗句中巨大的诱惑力震摄住了，无法挣脱，也不想挣脱，在诗意的愉悦中久久沉醉。

“曾经\我们彼此\陌生\醒来却发现\我们原本\心心相通……” 

泰戈尔每一节短小的诗行，都在拨动着我的心弦。他把自己对人生的哲思寓于对自然的感受中，让我在惊叹的同时又陷入沉思之中……

捧读着《飞鸟集》，我忘了自己置身何处，忘了时间，忘了请假时归队的要求。书店售货员可能看我是一名穿着军装的战士，不好意思赶我走，可又不能任由我就这样捧着一本书在店里一直看下去，终于忍不住走出柜台，来到我身边提醒我已是下午三点了，快去吃饭吧。

我这才抬起头，愣怔了一下，意识到我的失礼后，慌忙把只剩最后几页没看完的书，放进书架上，然后匆匆离去。

那天，我没有逛街，也没有吃午饭，我是以购买生活用品的名义外出的，回到连队时仍两手空空，走进班里还差二十分钟就是四点整的归队时间。

我向班长销假时，他问我对阜阳市的印象如何，我说大城市真好，到处都是飞鸟。班长听了我的话没有搭腔，大概是觉得我的回答太莫名其妙了吧。

感谢泰戈尔的《飞鸟集》，让我知道了自己有一颗热爱文学的心灵，让我从阅读文学名著中感受到了无法言说的幸福。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一份来自文学的幸福，在我以后的军旅生涯中，一直相随、贯穿始终。

王波：您这些年写过不少爱情诗，能否谈谈？

张国领：我的创作题材基本都是军旅生活，因为我是一名军旅作家，不但我的身份姓军，职业姓军，作品也必须姓军，军队是我成长和壮大的沃土，我的根必须扎在这片沃土里。但同时我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在军旅题材之外，我也曾写作出版过两本爱情诗集，一本是《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一本是《意外的爱情》，也广为传诵和受到读者喜爱。

虽然这两本诗集都被归入爱情诗的行列，《意外的爱情》这一本新书还直接以爱情命名，但其实它们所抒写的都不是狭义的男欢女爱，我只是假借了“爱情”这一不朽又不竭的主题，来表达心中应有的博爱大爱，那是对生命的挚爱，对生活的热爱，对万物的喜爱，对世人的关爱。在我的爱情诗里少有男女之间的卿卿我我和儿女情长的缠缠绵绵，更多的是对美的极尽赞美与讴歌，对善的极尽推崇与弘扬，对真的极尽信仰与坚守。在我看来，这样的爱情，既是生命的原动力，更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觉得，诗歌的呈现，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情感，伤怀也罢，颂扬也罢，感叹也罢，其精髓和核心在于真情流露。在创作中我尽量赋予诗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以细腻的心灵去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再通过这些细节的描述去传达内心的波澜壮阔。有感则发，有情则抒，决不故弄玄虚，故作声势，玩弄技巧，虚情假意。在情感调度、细节雕琢、物象运用上，使身心与外物达到统一和谐，使身心与灵魂得以重合升华。只有以一种喷薄欲发的状态和真情实感的咏叹，才能构成一曲激荡人心的旋律，从而抵近诗歌“思无邪”的精神内核。

在我的爱情诗中，我也力争把“我”贯穿到诗中，“我”的置身其中，“我”的飞升诗外，“我”的无处不在。我曾在《盛开》一诗中写下这样的诗句:“那里是我冲锋并要坚守的阵地么/你树起的旗帜是对我无声的召唤/向着你的旗帜我是无敌的战士/为了我的旗帜我勇往直前”“只有肩扛胜利才无愧于你的鲜艳/以胜利的姿态站在你的身旁/是我终生要履行的诺言”“我是无敌的战士”……我是恋人，是丈夫，是军人，是战士，这里的战士，既是实指，也是隐喻。以此切入主题，深入诗歌营造出的意境之中，明确自己的身份，发出自己的歌声，自己是爱情的战士，也是冲锋杀敌的战士。是战士，就必须响应旗帜的召唤。

只有将普遍意义上的儿女私情上升到对生命、对理想、对尘世、对家国热爱的高度，才能增强诗的张力和现实感，也才能赋予一首诗歌传唱不息的生命力和新鲜感。

有人说我随时随地都能写诗，仿佛对一草一木都有爱情。那是因为我始终以博爱、包容、欣赏的心态对待一切，我敢说我的心中充满了爱，因为有了爱，也就有了幸福的生活；因为心中有爱，我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世界，而且爱的恣意飞扬，爱的多姿多彩，我的笔下也就有了不同于常人的多重体验。

我的第二部爱情诗集取名为《意外的爱情》，有不少朋友很直白地问我，诗中是不是写婚外恋的。如果顾名思义来看，这种理解并没有什么错，但那是一种庸常而狭隘的想法，其实我所写的“意外”，是指命运的偶然和人生的丰富多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个大大的意外，活在世上几十年，没有剧本、没有彩排，时时处处遇到的又都是各种各样的意外，既然生命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既然我们无法掌控和改变命运的走向，那我们为何不接受、不爱上、不珍惜所遇到的一切意外呢？只有用心看待和爱上这些意外，才能使所有的意外不再意外，甚至成为意料之中，那这意外就是充满诗意的遇见和相逢！

王波：您坚持创作四十多年，可否谈谈文学带给您了什么？

张国领：我一直是带着感恩之心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给了我太多意料之外的惊喜和收获。正是因为撞见了文学，使我的一切发生了改变。这撞见是无意的，但过了几十年回头再来看的时候，这撞见不但是有意的，还可以说是着意的。只是它是以无意的方式呈现。为什么会以无意的方式呈现？现在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才能避免我的尴尬，避免我的为难，只有以这种方式我才能够接受，如果换一种方式，以我的胆量和能力，是万万不敢寻找和踏入文学这个庄严盛大的殿堂里。

我在部队八次立功，特别是当战士的时候，连续四次立功，战友们都羡慕得不行，因为一个连队一年立功的人数有严格的限制，大家竞争很激烈，可以说达到了残酷的程度，都是在训练场上拼了命的苦练。训练成绩是硬指标，那时候全军都在掀起练兵高潮，大部分人都能达到规定的指标，那就要看谁超越的多，只有最拔尖的极少数才能立功，而我是因为发表的作品达到了在省级以上报刊的见报篇数，或是有作品获了奖项。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的奋斗与成绩与那些因为军事训练刻苦而立功的战友相比，似乎来得要容易些。但我每次立功都立得让战友们口服心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我能做到的，他们却未必能实现。

我是由于文学成就突出而被部队直接提干的，提干之后又被推荐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从基层调到机关，从新闻干事调北京《中国武警》杂志社当编辑、主编。虽然我的作品都是业余创作，但正是业余创作产生的影响，使我在工作上稳步前进，政治上不断进步。可以说是副业推动了主业，主业又反过来助推了副业。如果不是文学创作让我出了名、有了实力，武警部队1996年创刊《中国武警》时，编辑部从全国武警部队海选一名编辑，这个幸运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在我的头上。

因此，我受益于文学，感恩文学，离不开文学。

前两年我光荣退休了，我不像有的人退休后顿时感觉到失落，相反我因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倍加开心。有朋友见我每天仍坚持写作，就开玩笑地说：“你都退休了，该有的都有了，还天天写它干啥？”扪心自问，我又何尝不知即使我现在天天游山玩水也照样日子过得很好，可那样的话，我感觉自己就是背弃了文学，背叛了自我。我也知道即使我再坚持写下去也不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更多，可我不写作又能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些什么？又能为世界留下什么？又能创造些什么？是文学让我的生命活得更加有意义，让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色彩，我爱它，文学就是我永恒的爱情。

王波：写诗这么多年，你最想跟诗歌说什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张国领：我想对诗歌说的只有一句话，请诗歌回归诗歌。

有人会说我这是说了一句废话，难道现在的诗歌不是诗歌了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现在的诗，包括一些所谓大刊上发的诗，都是借诗之名，玩文字游戏，跟美好的、听了就让人向往的诗歌，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对当下的诗歌诟病多多，就是许多所谓的诗人，在大量地制造文字垃圾。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歌像一条大河，汇成了中华璀灿文化的华美乐章，多少诗章妇孺皆知，知其诗，知其意，更知其美，反观当今诗坛，有几首诗能认人愿意去读？有几首诗让人读了原意把它背诵下来？又有几首诗能让人读了再愿意教给自己的子孙？

诗人，当自律，诗人，当自强。否则，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王波：请谈谈你最近的创作和以后的打算。

张国领：去年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诗集《意外的爱情》和散文集《柴扉集》，今年有一本军旅题材的散文集《军旅印记》，将由人民武警出版社出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诗歌创作得少了，这两年我一直致力于散文写作。《柴扉集》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在合肥军营战斗的故事，这故事是对我那段难忘生活的记录，也是对那个年代军营生活的再现，更是我对自己青春芳华的留念。出版之后反响很好。有的读者甚至专门跑到我当年所在军营的那个地址去寻踪觅迹，令我十分感动。

目前我正在创作几个系列散文，一是军旅系列，这其中有“我与军装的情缘”“青春与枪的对话”“我的连队故事”；一是写神垕钧瓷的系列散文。我的家乡在河南禹州神垕镇，那里是中国五大名瓷之首的钧瓷唯一产地，受钧瓷文化滋润和影响的家乡人民，有着钧瓷一样坚硬又多彩的性格，我想通过我的笔，让钧瓷和钧瓷人的形象，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从而让世界重新来认识钧瓷和神垕人；还有一个主题系列是我眼中的北京。虽然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我心里清楚我仍不是北京人，并且以后也不会成为北京人，像我这样的所谓北京人，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大家的感受肯定是相同的，只是有人说出来了，有人没有说出来。我笔下的北京，既不是外地人眼中的北京，也不是北京人眼中的北京，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北京，这样的北京老北京人看了或许会不置可否，新北京人看了或许会会心一笑，外地人看了或许心中会五味杂陈，总之它会与别人笔下的北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独特之处。它是我眼里的北京、心里的北京。

虽然现在我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但我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没有丝毫消退，相反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我比在部队时写的更多，体裁和内容也更为宽泛，每天不坐下来写点东西，对我来说这一天就觉得少了些什么，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写作早已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解甲归田，脱下的是军装，卸不下的是军魂。作为一个拥有43年军龄的老兵，人虽不在军营，心却留在了那里。我始终牢记着军营有我的根，牢记着自己的军人身份和军旅使命，军事文学始终是我要用心血和汗水坚守的高地。为此，我也将一如既往地讴歌军旅、书写豪情、记录荣光，前行不辍，用文字把每一个黑夜送走，把每一个明天笑迎。

我的诗歌创作不随大流，不跟风，不迎合低级趣味，我为自己画了一道红线，那就是只写真善美，只讴歌伟大的军队，讴歌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讴歌伟大的时代。

对谈者简介：

王波，63年出生吉林省吉林市,现居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剧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已在《文艺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戏剧文学》《安徽文学》《芳草》《满族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文评、剧本二百多万字。

剧本《玉碎香消》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后宫秘史》首届浩然文学奖入围。系《新华书目报》《世界文化》等报刊专栏作家。

 

张国领，当代军旅作家、诗人，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历任文学期刊《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从军43年载，武警大校警衔。

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柴扉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高地英雄》等22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

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长征文艺奖”“群星奖”“武警文艺奖”等五十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改革开放三十年诗选》《建国六十年诗选》《中国散文排行榜》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