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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翻译文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浙江籍翻译艺术家的贡献。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是新文化、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交流中心，更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译者，如李之藻、夏衍、冯亦代、周其勋和孙用等。他们钟情翰墨，笔耕不辍，将毕生奉献于翻译事业，使浙江翻译文学不断取得新成就，为中国翻译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著名文学家、翻译家、电影家、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夏衍曾在上海洋场度过一段漫长的岁月，每日与百姓相处，走街串巷，对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颇为熟悉。也正是因为细致入微的观察，作为作家，他的创作总能在平凡中造就不同，这也为他日后将“小人物”作为创作中心埋下了伏笔。作为翻译家，他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时，也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的阐释和传播，与时代的政治经济密不可分。如果说鲁迅是弃医从文，那么夏衍便是弃工从文。境遇的相似，使得二人惺惺相惜，夏衍翻译的高尔基著作得到鲁迅的高度认可。身处乱世，他们意识到实业救国的渺茫，便另辟蹊径，试图先从精神上唤醒祖国同胞。

翻译也为夏衍转向文艺事业打开了一扇大门。他的翻译生涯是从其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的，日本小说家和戏剧家菊池宽的戏剧理论专著《戏曲研究》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译著。不同于在上海洋场对百姓生活的观察，在日留学期间，夏衍凭借对戏剧的热爱，频繁前往剧场，与当地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一同研讨学习戏剧的基础理论知识，先从翻译戏剧相关译著入手再到改编剧本，以此奠定了他之后的戏剧发展方向。夏衍希望通过译介的文艺作品，呼唤人民看到文艺的力量，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艺术，从而鼓舞人民，增强革命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夏衍在翻译实践中对妇女问题尤为重视。这在夏衍翻译出版的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理论译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可见一斑，此书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在内忧外患之际，重视妇女问题的文学创作极其少见，夏衍的此部译著对早期中国妇女运动影响颇深。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继而引发了夏衍对两性关系和婚姻问题的探索，这在当时可谓相当前卫。

夏衍的翻译道路一波三折，他曾经因翻译《恋爱之路》而饱受争议。这是苏联女作家柯伦泰的作品，虽在内容上读者需要辩证看待，但是夏衍的翻译让国人看到革命后新国家新政权的进步。面对翻译中的不足，夏衍总能进行一定的总结和反思，他敢于面对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不妄自菲薄，盲目否定和放弃自己的尝试。在剧作创作之时，夏衍能充分吸取翻译中的经验，将创作的中心集中在社会矛盾，同时，刻画出个性鲜明的妇女形象，如张曼曼和施小宝等。也许是因为兼具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夏衍关注民情、体察民心，在他笔下对“小人物”的刻画总是入木三分，让读者产生共鸣。

夏衍创作的剧本《赛金花》也得益于早前他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此剧本依旧是以女性为中心。此外，夏衍敢为人先，剧作大胆涉及情感婚姻问题。与观众的视角不同，夏衍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没有丝毫的道德绑架，可以说夏衍是一位“公平且公正”的创作者。

当时的中国文坛缺乏介绍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译著，夏衍在夏丏尊的引荐下翻译了日文版《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一书。此书篇幅达二三十万字，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各国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初出现的主要文艺思潮和演变、各类文学流派以及各作家及其代表作等。夏衍是一位效率极高且责任感极重的译者，仅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的翻译。通过夏衍的翻译，我国读者慢慢接触并熟悉了西方文学的梗概，从而获得了思想启迪。《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的成功也坚定了夏衍从事翻译事业的决心。

对不同国别文学的译介展现了夏衍翻译文化观的成长，他对高尔基的《母亲》的翻译堪称经典。夏衍是首位将《母亲》带入中国的译者。因为《母亲》的译介，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备受感动，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今，在国内流行的《母亲》译本依然是夏译本，足见其翻译之通俗易懂和广受欢迎。在抗战时期，夏衍依然坚持以翻译作品为革命服务，给予广大的人民群众强大的精神支柱，不管是《三兄弟》还是《两个伊凡的吵架》都让人们对战争有了更深的认识，坚定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决心。对剧本《三兄弟》的翻译，体现了夏衍剧作题材创作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向，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也延续到了对剧本《两个伊凡的吵架》的翻译中。在敌后方，配合“戏剧季”等相关活动，夏衍翻译并改编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六幕话剧《复活》。与单纯的文学翻译不同，剧本翻译往往需要进行大幅度再创作，夏衍保留了原著中人性复活的主线，结合当时国情弱化删除了其中的空想主义和宗教思想，这也体现了他的翻译和创作是为时代而生的。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没有放弃翻译工作，而是继续以自己对美学的感悟不断为祖国文艺事业添砖加瓦。

除了对文坛和剧场有杰出贡献外，夏衍对影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他学贯中西，孜孜不倦，用译者的身份叩开了中国影坛的大门。夏衍和郑伯奇合作译介了苏联电影艺术大师普多夫金的著作《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夏衍可谓是文艺界的及时雨，不仅译介《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填补了中国文坛近代欧洲文艺思潮译著的空缺，还译介普多夫金的电影理论著作，改变了中国影坛电影剧本和摄制台本落后的面貌。在夏衍译介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面世之前，中国影坛对外国电影理论的介绍大多片面主观，客观性不强，因此缺乏指导的实操性，不利于广大电影工作者和爱好者学习和借鉴。当此译著开始在《晨报·每日电影》上连载时，反响空前热烈。自此，中国电影发展呈现崭新的面貌，广大电影工作者在充分吸收国外电影艺术的最佳经验上，也开始在摄制台本方面大展拳脚。不仅如此，电影工作者对于“蒙太奇”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通透，电影批评学也变得有血有肉，中国电影在取其精华和去其糟粕的道路上不断成长，由此中国影坛便涌现了《马路天使》等优秀作品。夏衍的译介加上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努力，中国影坛从此焕然一新。

回顾夏衍的翻译历程，其译介作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高度符合“归化”翻译的标准，其中采用一些中国的典故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也正是因为夏衍始终强调在加强对原著理解的基础上用易于理解的短语进行翻译，他的读者才会如此之多，译本才会广为流传。在翻译和改编戏剧的过程中，夏衍充分考虑中国观众的审美，例如在处理《复活》时，原著为了更显张力和冲突性，运用了倒叙的手法，但夏衍在处理时采用了顺序的叙述手法，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情节的推动发展，娓娓道来，增强了大家对抗战胜利的信念。

据统计，夏衍的翻译作品涉及多个国家，单部作品中包括日本文学译著14部、苏联文学译著7部、俄国文学译著2部、德国文学译著2部。单篇作品和论文包括日本文学16篇、苏联文学8篇、俄国文学3篇、德国文学3篇、匈牙利文学1篇和美国文学1篇。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