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太阳转身》后记：想去种一块田

2020年夏季，新冠疫情刚刚得到控制，我就去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采风。实际上在新冠发生之前的当年元月，我已经去过一趟文山采访，原计划过完年后再去，但没想到受疫情影响拖到六月。壮乡之行让我对稻作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吃了大半生的米了，我还不知道一株水稻是如何长成的。我只有在采风中想象：春回大地，布谷鸟开始鸣唱，农人驾牛耕田的浪漫，浸泡谷种时的期待，撒种时的仔细，育秧时的祝福，栽秧时的歌谣，薅秧时的辛劳，水稻扬花时的馨香，抽穗时的祈愿，收割时的喜悦……当然，我知道这是田园牧歌式的“小资”情怀。真正的乡村生活，还需要去发现那种探幽索微、走心入脑的现场感和质感。

一个溽热的下午，我和本地壮族作家张邦兴从田里回村寨。田野里稻秧碧绿，刚刚过膝。我忽发奇想，想去田里走走。我们脱掉鞋子，挽起裤脚下田。田水温热可人，田泥细腻似沙，犹如绸布裹脚。我在稻田里走得偏偏倒倒，像个醉汉，生怕踩了农人的稻苗。张邦兴说中耕管理时，种田人会用脚去分辨杂草和稻秧，将杂草踩死做田肥，还不会损伤到秧苗。我望着眼前绿意葱茏的一片，问杂草在哪里？老张说你没有种过田，你看不见。

那时我想去种一块田。我要拜一个种田能手为师，“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孟浩然《田家元日·其一》）。从驱牛下田、三犁三耙开始，再到选种育种、撒谷成秧，然后稻香来袭，收割入仓。我要履行这样一个完美的伟大过程，才有资格“稻花乡里说丰年”。

实际上我们都在种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创作一部长篇，也与种一块田无异。当我把目光投向南国边地这片热土时，我预感到这里有我愿意去耕作的“一块田”。我需要去选种育苗，精耕细作，接上地气，吸取养分，在田里走一走，在大地上去发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南国边陲，拱卫着国家的西南大门，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战火纷飞、英雄辈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对外开放。因此它是云南贫困面积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边陲之地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这是一场丝毫也不逊色于当年保卫边疆的战争。世代戍边的人们从来不缺乏爱国热情，他们是家国情怀最浓郁的一群人。他们不应该贫穷，不应该永远落后于时代。边疆富裕了，边防才会安稳。一条公路，一项产业，一种农科技术的引进，都可以让一个村寨甩掉贫困的帽子。我走访了数十个边境村寨，见证了偏远山乡的巨变，结识了许多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他们中有的就是当年的支前模范、战斗英雄。在马关县罗家坪村，村委会主任熊光斌是个身经百战的老支前、老民兵。他曾经在一场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操作高射机枪平射了半个多小时，把自己的耳朵都震出了血。当年他在阵地上守哨卡，夜晚瞌睡来了就吃干辣椒，半年下来竟吃了一百多斤干辣椒。有谁能想到我们的和平岁月和这些干辣椒有关？现在熊光斌带领全村人致富，村里户户有新房，有通畅的水泥路，有荣誉室，有村民活动室。鲜花盛开在道路两旁，果实缀满了枝头，村舍掩映在树荫下，连炊烟都透着一种宁静安详的诗意。又有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边关前线？

能够置身于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中，是一种荣幸。我们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去呈现，就显得尤为重要。贫困的故事千百万，致富的道路也许就那么几条。我看到了一条路对一个闭塞村庄的重要，也看到了观念的转变对一群人的改变。尤其是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撬动贫困这座大山，可能只需要一个支点。

过去我认为自己对现实缺乏把握，而历史感却仿佛与生俱来。可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化，观念在刷新。这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一个阶段，同样需要我们去感知认识，并以文学的手段真实反映。沧海变桑田，早已不是古人心目中那种时光荏苒、往事越千年的时间概念。几年前还需要骑马进去的村庄，现在你开车一脚油门就到村口了；村庄里那些追逐时尚、打扮新潮的年轻人，已让人分不清他们是种田人还是城市上班族。变化实实在在，就在“转身”之间。

就“转身”带来的人物命运变迁而言，我更关注人物“转身”之前的历史。作家王安忆说过，长篇就是写人的命运。没有一个人的命运相似，也没有一个人的命运可以一言蔽之。当然，我更欣赏那些有着传奇性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命运。一如我这部作品中的主人翁卓世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身份特殊的老警察，并和他成了朋友。他在职时，很多年来他在工资单上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恕我在这里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他就是和平年代的传奇人物，是默默守护我们的无名英雄。我让卓世民这样一个有着参战经历的老兵，借助侦破一桩拐卖案，走进边远的乡村，走向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就像带着我的视觉来关注这场向贫困宣战的伟大战争。也一如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也要在续写人生传奇中，再次完成自己的壮丽转身。我相信有的人，就是为演绎传奇而活着。这让我们这样的写作者不至于太寂寞。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是我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我的一部转型之作（请允许我也作一次“转身”）。过去我更倾注于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我的学习和表现对象，比如藏族、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这次我把目光转向了当下、转向了壮民族。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把壮民族及其文化当一门新开的课程，确切地说，写作此书，又为自己的人生补了一课。当我在南国边地上行走时，我重温了二十世纪火热纯粹的八十年代，那时这里炮声正隆，我还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来到云南边疆的年轻人，我们常去慰问那些从战场下来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为国征战的荣耀感和自豪感让我至今难忘。我也重新认识了边疆、民族、国门、边境线这样一些不仅仅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他们会促人陡升国家认同感、民族尊严感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感谢文山州委州政府、州文联对我深入生活一线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我的壮族好兄弟张邦兴，他是我学习壮文化的领路人，我们一起在壮乡壮游，在村寨里和老乡们喝酒长谈，每每喝到星月无光、醉意阑珊。特别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从选题确定开初，就一直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一稿出来时，人文社特意邀请专家学者潘凯雄、施战军、贺绍俊、应红等人审阅。在审读改稿会上，他们提出了非常宝贵又专业的修改意见，让我在后来的改稿中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