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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稳有着极强的结构小说的能力，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作家的长篇小说观。在范稳的长篇小说观念里，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一定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空间，包括足够长的时间，空间与时间交织出的生命与生活的独特样态才是长篇小说赖以存在的根本。

面对小说，范稳是一个颇用力的作家，这在他近年来的四五部长篇中有充分的表现。他既不像先锋作家那样借助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外力，也不像“新生代”作家那样看重叙述的技巧，筑基于自谑与调侃、幽默与反讽的内功；他走的是扎实厚重的写实道路，可以谓之现实主义，却不乏浪漫的理想与情怀；在象征与隐喻的修辞向度上似乎日益汪洋恣肆，彰显着一种近似楚辞，或曰庄子一般宏阔而混沌的诗性光芒。

这样的小说当然从不单薄轻飘，亦不会凭空想象与编造。即便是在长篇小说新作《太阳转身》中，书写一个颇为传奇甚至于类型化的故事——退休老警察不顾自己身患绝症、拼死侦办一起拐卖儿童案，范稳也要让现实生活丰满、立体起来，哪怕是作为故事的背景。于是，在情节主线之外，我们还看到了艰难的乡村脱贫进程以及丰饶瑰丽的壮族历史与民间文化。从故事叙述的角度而言，这些旁逸斜出的元素与中心情节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层面的必然关联，但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小说文本成为了一面透镜，可以折射出丰盈饱满的社会存在、一种复杂多元的人类文化。

虚构的故事因此有了扎实的生活依托与浓重的文化底色。范稳有着极强的结构小说的能力，也善于结构长篇小说，但这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作家的长篇小说观。在范稳的长篇小说观念里，一个单线条的故事，无论它怎样地传奇与曲折，都难以成就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一定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空间，包括足够长的时间，空间与时间交织出的生命与生活的独特样态才是长篇小说赖以存在的根本，他此前的多部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这一时空观。

《太阳转身》与作家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作家体验生活与采访的结果，这一点范稳并不回避，小说“后记”中有详细的描述。作家的经历与经验对小说而言当然重要，也直接确保了故事与描写的真实性。来自新闻，或者如《太阳转身》这般通过体验生活与采访搜集的方式获取写作资源，从来也不是小说写作的大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采访搜集来的素材是否能有效地勾连，进而激发起作家的生活经验与文学想象，最终将其融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社会存在，这其实并非单纯考验作家结构小说的能力。

《太阳转身》里有三方面主要内容：中心情节是已经退休了的前省公安厅侦查局局长卓世民被医院诊断为胰腺占位，这种病症多数都要转移成恶性。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卓世民却毅然地选择了亲自去调查侦破一起拐卖儿童案。这个孤胆英雄的人生信条是，“能站着，就不躺下”。案件当然是复杂的，企业老板因自己不能生育而买养自己矿上青年员工刚刚生下的婴儿，又因黑社会团伙的背后操纵而发展为案中案；其中涉及到卓世民曾经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浴血战斗过的乡村，那个当年为支援前线而不怕流血牺牲的村庄的村民，因为贫穷几乎都参与到了拐卖儿童的犯罪中；卓世民曾经的部下，青山州公安局副局长居然腐化堕落成了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杀掉卓世民；而狡猾凶残的黑社会团伙巨额敲诈交易，地点一变再变，最终转移到境外。尽管如此，卓世民没有退缩，与拐卖儿童的黑社会团伙展开面对面的殊死搏斗，救出被拐卖儿童，却不幸因突发心肌梗死壮烈牺牲。曾经的军旅生涯和战争经历，铺展开卓世民最为厚重的生命底色，也支撑了他最后的人生选择。这其中的人生况味与英雄情怀，尽管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却因为人物强烈的理想信念而更多地绽放出悲壮的精神光芒。

小说的主体故事，充盈着剧烈的矛盾冲突，而紧紧依傍着这一情节主线，与扶贫相关的内容也显露出更多的传奇色彩。南山村不足三百人，是个戍边之地，几十年前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曾为支前做出了突出贡献。村长，也是当年参加支前并与卓世民并肩战斗过的民兵连长曹前宽。他带领村里的三个党员、六七个老倌，就用钢钎和大锤，苦干了十二年，将通往山下的五公里悬壁小道凿通。虽然最后将路修好通车是在州委书记刘云天实地调研后，在县市两级的支持下才真正地完成，但这个事件本身确是令人震撼的。当年反击战中在山路上如履平地的赶马人曹利群，在修路时被岩石砸断了腰而瘫痪枯萎，媳妇给他找治病钱而一去不复返，还成为拐卖儿童的帮凶。随后，卓婉玉关于壮族历史与民间文化的研究征服了企业家林芳，林芳投资五百万，将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兴建了一个三千平方米的太阳广场，打造了一个民俗节——“女子太阳节”，这个山村从此走上了兴旺富裕的道路。林芳虽然不是这个小说拐卖儿童案的始作俑者，但却被绑上了丈夫褚志一手策划的犯罪战车，自然摆脱不了原罪感与自我救赎的意识。如此波折的个人命运与乡村脱贫的集体经验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的关系，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地方风俗与民族文化对照互见、缠绕纠结，凸显着这块土地上的贫困与希冀、人心的良善与凉薄。作家的思辨和叩问显然并没有停留在事象的表层，也没有止步于经济的链路，小说的第三方面内容延伸到了壮族的历史与民间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通过大学教授卓婉玉之口讲述出来，为小说增添了一重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也丰富了小说的诗性意蕴。

上述三个方面内容并非作家本体长期积累的生命经验，而是来自扎实的采访与大量的案头工作。浓重的地域特色、丰饶的民间情态、奇幻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将它们扭结融合到一起，彰显的仍然是范稳结构小说的强大能力。

范稳的苦心孤诣，或者说是艺术的敏锐在于，他发现了北回归线刚巧从汤谷寨这个小村庄穿过。这个发现一定是让范稳的构思或创作豁然开朗，它的重要程度显然超越了结构。在每一年的夏至这一天，太阳都要从这里转身回归。过去也转身回归，但意义已经有所不同。汤谷寨的老人们至今仍然认为：天上的太阳曾经在一个夏至日转身离去，从此丢失了，光明不再。范稳赋予了这一现象以新的意义，一种只有文学才具备的象征性与意象性，一种美学的崇高与诗性。太阳从这个位于北回归线的村庄转身，不再是悄然离去，而是王者归来。这一神来之笔有如诗眼一般，一下子提亮了小说的整体色调，甚至那灰暗的乡村也跟着一下子明亮起来。实现这一想象的手法是借助卓世民的女儿、大学人类学教授卓婉玉。这样一个功能性的人物，传承父亲情怀的同时，还担负着知识和文化。

北回归线，或者说太阳转身这一象征与意象在小说里被范稳普泛化，不仅仅是上面提及的小说整体的象征，还包括几个主要人物与事件的象征。卓世民本来已经退休，回归安逸的家庭生活，开始另一种人生；但却检查出了绝症，在这种情况下，他放弃了治疗，将最后的生命时光，“转身”投入到这起拐卖儿童案的侦破中，以至于最后因心肌梗死而殉职。卓世民“转身”的意义还体现在，办案途中已经获悉自己病情的误诊，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追踪案犯；也就是说，他的选择并非出于那种低级的“破罐子破摔”。从小说的角度来说，如此“转身”无疑达成了悲剧美学的审美效果。

林芳算不算转身？有点儿模棱两可。但南山村及汤谷寨则是不折不扣地转身了，贫穷落后的山村彻底改变了面貌，民族历史与民间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大放异彩，脱贫致富几乎成为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在人们欢欣鼓舞的背后，北回归线上“太阳转身”这一象征与意象是如此的绚丽、耀眼、诱人，太过光芒万丈，以至于作家的焦虑和思辨也被这光芒万丈的情绪部分遮蔽了。

“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生活，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生活的表象。乡村正处于一个嬗变阶段，年轻人观念在不断刷新。只有等田里的稻秧青了又黄、稻田丰盈又清瘦十几载后，侬建光才会在生活的砥砺中回想起这一天。一个只会驾牛犁田的穷小子，要走多少路、要吃多少苦、要经历多少‘复杂’，才能把汤谷寨的太阳花，滋养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是开放在韦小香母亲希望的大都市的高楼大厦中，还是扎根在壮家人世世代代耕耘的稻田？”

这是小说中的一个片段，一段对孩子被拐卖的侬建光的描写，体现出的显然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现代性”太过于宏大与复杂，我关心的是“稻田丰盈又清瘦”，这一朴实而丰厚的意象对应着人生的轮回。农民的生活，甚至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生长，以至于虚无。这是乡村生活的根本，农民生命中的根本。小说接着写道：“壮族作为种稻历史久远的稻作民族，其稻作文明相当发达。壮族人和水稻的文化勾连。包阿姨说，人的魂就叫‘命款’，稻子也有魂的，我们叫‘命糇’。我们壮族人种一辈子的田，人命靠谷子养活，人的魂就和稻的魂连接在一起了。”北回归线，或者“太阳转身”的象征意涵农民们不一定懂，但“稻田丰盈又清瘦”却是他们年复一年的生存状态，那里面寄予着他们太多的汗水，太多的生命记忆和刻痕。打击拐卖儿童也好，脱贫攻坚也好，民族历史及民间文化也好，对农民而言，稻田似乎更接近他们的生存本相与生命本体。作家的这重敏感和发现，相较于“太阳转身”这一宏大而堂皇的意象建构，似乎更具文学的想象力和人心的熨帖感。

余华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一文中说：“相对于短篇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似乎离写作这种技术性的行为更远，更像是在经历着什么，而不是在写作着什么。换一种说法，就是短篇小说表达时所接近的是结构、语言和某种程度上的理想。短篇小说更为形式化的理由是它可以严格控制，控制在作家完整的意图里。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人的命运，背景的交换，时代的更替在作家这里会突出起来，对结构和语言的把握往往成为了另外一种标准，也就是人们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训练有素的标准。”长篇小说与中短篇的重要差异之一是将小说的思想主题内蕴于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之中，一种自然的意味更好。就是说，作家非但不彰显它，甚至还要隐藏它；挑明说白了，味道就寡淡了，甚至于无味了。中短篇则不同，有时可能还要强调和彰显它，就是说要靠它来提升小说的深度与意义。

文学是经由作家情感与灵魂的浸泡之后的涌出、流淌，在强大思想力量的支撑下，自然地抵达人性的深处和时代的本质。范稳渴望用自己的作品表达时代的思想精神的高度，以多重视域描摹社会现实的多重面相，一镜到底、推拉摇移的长镜头叙事伦理，让我不由得想起早已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边缘化了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基于强大写实能力的总体性思想视域，对社会现实的把握之深、之广，于今天的写作而言，确乎具有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