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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豫军”中，李佩甫无疑是当下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他以豫中平原作为自己的文学领地，以众多的乡村叙事文本建构起一个带有独特徽记的文学王国，传递其所谓的“中原声音”。由长篇小说《羊的门》（1999）、《城的灯》（2003）、《生命册》（2012）所组成的“平原三部曲”尤具代表性。关于城乡故事的讲述，批评家程德培指出，李佩甫绝大多数长篇都共享着一种“两地书”的结构模式。可谓“中的”之论。

小说结构方式的选择，自然不仅仅只是个形式问题。当某种结构方式成为了一种模式，实则是创作者或许习焉不察的个人意识的彰显。支撑李佩甫“两地书”书写模式的，无疑是其内在较为深固的“城乡二元结构”，近乎坚执地表现为关于城市的恶托邦想象与关于乡村的乌托邦冲动。事实上，不独李佩甫为然。百余年来，现当代作家对中国城乡故事的讲述，很大程度上受到“农裔城籍”这一共同身份的宰制，本源性地决定了其笔下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景观。“平原三部曲”后两部便是显例。

李佩甫说，《城的灯》“写的是‘逃离’，是对‘光’的追逐”。 主人公冯家昌所要“逃离”的自然是乡村；而“光”，无疑是城市之光。难以磨灭的童年经历，给了他非同寻常的乡村经验，那便是冷漠、屈辱还有贫困。长大后，他对乡村有无尽的恨意，如果有可能，乡村自然是他最想逃离之所。他与村长女儿刘汉香在草垛里被现场“捉奸”的野合，却意外给他带来了好运。离开乡村进入部队，其人生道路便得到了城市之“光”的指引。为了留在城市，他一心向上爬，他没什么输不起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终于得到首长赏识，顺利“转干”当上了军官。情势改变之后，当初转干只为迎娶刘汉香的承诺亦抛之脑后，他从侯秘书等人那里学会了更多如何达到目的的处世厚黑学。从作家如数家珍般的叙述里，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乡下年轻人如何“向恶”，如何“坚忍”，如何“吃苦”，如何“交心”等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世之道。冯家昌最终将自己“修炼”成一个正营级参谋，娶了市长女儿，彻底“洗掉”了乡下人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他早已丧失道德底线，变得热衷于此道亦精于此道。他以在城市的获得来对抗、消抹曾经有过的乡村屈辱。对刘汉香的始乱终弃让他活脱脱成了一个“当代陈世美”。然而，从乡村进入城市，冯家昌事实上所经受的屈辱是双重的：他意欲摆脱乡村的屈辱而进入城市，而在落脚城市的过程中，忍受屈辱同样是一种常态甚至基本的人生历练。小说详细写到冯家昌把脸“武装起来”接受准岳母考察的全过程，“屈辱”是冯家昌不得不面对的日常。而在刘汉香进城向冯家昌“讨说法”的过程中，作家则代为传达出的一个乡下女人对于城市的充分观感。冯家昌的城市经验还有刘汉香的进城观感，分明可以看出，在李佩甫笔下，城市作为一种恶托邦景观而存在的事实，从外观到内里，城市之“恶”得以充分彰显。

如果说，冯家昌的城市经历凸显乡下一个年轻人在城市诱惑面前的身份迷失的话，那么，刘汉香则传达出李佩甫对乡村如何抗拒城市化，如何建构自身的关切与思考。面对刘汉香这一形象真实性的质疑，李佩甫不以为然，多有辩解。在笔者看来，《城的灯》的“失败”之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女主形象的“虚幻性”──刘汉香不过是作家基于乡村乌托邦冲动而心造的幻影。她是一个乡村“圣母”、道德标杆，更是理想的化身。稍加考察，形成其价值观、规约其行为的力量却仍然来自乡村妇女的传统美德，甚至是“三从四德”之类观念的变种。回到乡村的刘汉香，其形象得以进一步神圣化。不仅道德完美，而且有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在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的同时亦让他们在思想、精神面貌、行为方式上有了极大提升，乡村面貌随之发生巨变。一幅乡村乌托邦的愿景在纸上建构起来。月亮花最终培育成功，刘汉香以制造美的方式完成了上梁村的城镇化。伴随这一过程，并非是如同城市那样造成人与人的隔膜还有精神上的贫瘠化，而是人们的心灵和外在环境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净化与美化。“现代性的陷阱”在内外兼美中得以轻松规避。然而，小说最后写到刘汉香的意外死亡又似乎宿命般地预示着这一乌托邦愿景的不切实际，破灭得太快。不过，在这美的破灭过程中，刘汉香那由人而“神”的终极进化却得以告竣。

由此可见，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冯家昌和刘汉香始终处于对立的两极。前者处心积虑逃离乡村，导致身份迷失与道德矮化；而后者对乡村的坚守却让她成了一个传说和神话。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边无疑存在李佩甫本人的价值迷思。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对城市的恶托邦想象以及对乡村基于无法遏抑的“乌托邦冲动”而形成的乌托邦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在距《城的灯》问世9年后的《生命册》里，一样是城乡“两地书”，但作家的观照态度却分明有了变化。

《生命册》确乎是李佩甫乡村叙事的集大成者。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文学经验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问世之后反响较大，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李佩甫认为小说主人公吴志鹏是自己目前为止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并反复强调这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然而，“背着土地行走”又能走到哪里？在城乡二元空间格局之下，乡下人所能进入、最愿意进入的空间，无非还是城市。吴志鹏通过考大学进入省城，而后不堪乡村亦即土地的拖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漂荡，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亦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54岁遭遇车祸，大难不死再来回望前半生，于是城市经历和乡村经验在眼前交替展开，醒悟到自己到底无法抛离乡村所给予的一切，无论走到哪里土地始终背在身上。李佩甫所要传达的或许是，对于一个进城乡下人来说，土地亦即乡村经验并没有须臾离开过。

在结构上，《生命册》采用了一种更为显在的城乡双线并置的叙事方式。全书一共十二章，奇数章写城市，偶数章写乡村，始终有条不紊地对举推进，城乡故事渐次展开，是城乡“两地书”的极致体现，亦彰显李佩甫力图扩大观照层面，将城市和乡村关联在一起的野心。并置的城乡故事并非孤立，交集点就是吴志鹏这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然而，李佩甫到底无法消抹存在于其灵魂深处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字上便是，即便分明存在两条叙事线索，即便两者的篇幅貌似对称，但所讲述的城乡故事给予读者的感受却判若云泥。

《城的灯》亦有城市描写，但毕竟浮光掠影不值得注意。然而，《生命册》表现出用心观照城市的野心，但意图与结果之间存有遥远的距离。小说虽然写了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中国当下一线城市，但读者分明感到作者实则无法进入城市生活的肌理，只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匆匆浏览一过。即便篇幅巨大，给人的印象却依然模糊，甚至完全没有印象。官场权斗的钩心斗角、商场资本运作的惊心动魄，还有各色人物的欲望膨胀与精神堕落等等，关于这些原本组成都市生活具体层面的描写不可谓不充分，却并没有超出百年来作家对都市想象的窠臼，似乎乏善可陈。都市资本运作与财富积累如同变戏法一般在谈笑间完成。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册》对于城市景观的恶托邦化，却跟《城的灯》几无二致。与城市叙事的苍白相对，小说中由老姑夫、梁五方、春才、杜秋月、虫嫂等乡村人物所带出的乡村故事却格外鲜活、令人深思，如同一幅幅生动的乡村“浮世绘”。

《生命册》关于城乡故事讲述的偏颇，或许依然受制于李佩甫那过于深刻的乡村经验。虽然早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但其价值立场、情感取向仍属于乡村。这种“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同样不独李佩甫为然，当代一众“农裔城籍”作家大抵如此。即便进城多年，亦难改变其作为城市“他者”的身份，观念上仍是一个生活在都市的乡下人。由于城市生活的加入，貌似让《生命册》的乡村叙事难以纯粹，但从内在肌理上看，小说因城市故事讲述得难以入心，即使篇幅再大也难以冲淡读者对那些乡村故人、故事的印象。正因如此，我认为类似《生命册》之类的乡下人进城叙事，实则仍是乡村叙事。既然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当土地无法卸下，那么无论在城市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这依然是一个关于乡下人的故事。吴志鹏某种意义上也是作家本人的一种“象喻”，或者说一种人生经验的主观投射。亦即，即便身处都市，李佩甫同样始终是一个“背着土地写作”的作家。

城乡之间巨大的隔膜，还是根源于作家内心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固。与城市叙事聚焦骆驼的金钱人生不同，《生命册》里与之对举的乡村故事讲述采用了《水浒传》式的结构模式，每章着力叙述一个乡村人物，彼此勾连、互文组成一个乡村人物群像和乡村故事系列。老姑夫、梁五方、春才、虫嫂等人在纸上站立起来，其形象几可触摸，其苦难令人唏嘘，其喜怒哀乐形成了动人的乡村歌哭。基于作者对于乡村生活的熟稔，读者几能感触到中原乡村的空气、泥土、沙尘还有各种植物的气息。这是一个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生存空间，一旦回到乡村世界，李佩甫便笔触活泛，想象新奇，表达自如。只要土地背在身上，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农民”。对于那些乡村经验已然进入骨血的进城乡下人——无论作家李佩甫本人，还是其笔下人物吴志鹏——来说，乡村都是进城之后基于空间位移和时序错置之后的回望。那些乡村人物和乡村往事非但没有因时间而漫漶，反而因它早已是吴志鹏或李佩甫生命的一部分，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之后更其鲜活、分明。《生命册》中的每个乡村人物都有动人的好故事，而众多的乡村普通人，就这样组成了一部“生命册”。

当伤眼拆线，吴志鹏变成了一个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人。夜深人静的病房里，他听见来自故乡的呼唤。作家随即以一连串的“我怀念”开头，开始了那难以遏抑的抒情，以饱满的情绪再现“那时”的无梁村。土地、气息、牲畜、人物还有那难以言传的乡村况味，以及深情念旧的个人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关于乡村的乌托邦冲动再次涌起。只是，写作《生命册》时的李佩甫对乡村早已有了一份理性的观照，关于乡村的美好想象只是乌托邦的冲动的旋生旋灭，而并非《城的灯》那越过理性的沉浸式想象。小说结尾当“我”回到无梁村，却发现乡村早已面目全非。生存环境恶化，走到面前的人已经认不得几个，无梁村变得隔膜且陌生。现代人的共同命运似乎是，在离开故乡的那一刻，故乡便永远回不去了。乡村也就成了乌托邦想象的永恒载体。

正因如此，如何讲好中国城乡故事，近年来似乎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进入新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这一问题更其凸显。我想说的是，城市固然不是罪恶的渊薮，但乡村亦绝非理想的天堂。近年，随着对乡村批判性观照的虚构和非虚构文字的大量涌现，一些作品写出了乡村的空心化甚至荒野化，有些层面同样有言过其实之嫌。无论对于城市还是乡村，我想写作者都应该理性地看取，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臆造与想象。深入城市与乡村的肌理，回归讲述的理性，或许才是终结乡村乌托邦冲动和城市恶托邦想象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讲好中国城乡故事，进而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1年12月22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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