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学”的符号化与去符号化
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者……出此真迹以暴其恶於天下，便当摭其肆情反理之实，以正其迷国误朝之罪。
——朱熹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
以上分别是伟大的哲学家朱熹和梁启超对他人的评论。观朱熹之评，可以想见此人必是恶满天下、祸国殃民的小人；观梁启超之评，可以想见此人必是德行无双、功盖天下的君子。令人惊讶的是，朱熹和梁启超有天壤之别的评论竟是针对同一个人——王安石。这不禁让人好奇，王安石及其学术究竟怎么样，又为何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本文尝试回答王安石学术的真面目以及何以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
王安石是北宋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创立了体大思精的“荆公新学”思想体系。虽然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学上有所贡献，但其最卓越的贡献还是在于开创了新颖的政治模式，并尝试将其落实到熙宁变法也即王安石变法的实践中去，以实现其追复三代的政治理想。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包括且不限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党争、用人不当、急功近利、时代错位等等，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北宋的危机，但并未实现理想之治。而在旧党眼中，王安石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祖宗法度，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有人甚至预言王安石必“误天下苍生”“乱天下”。不幸的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后六十年左右被金所灭。而在这六十年中，除元祐更化外，章惇、蔡京等人假借王安石之名绍述熙丰新政，继续将王安石之学摆在官学之位，并将王安石送进孔庙，王安石享受到了与颜渊、孟子齐尊的地位。是以王安石之学在整个北宋后六十年（除元祐时期外）基本上是各级学校学习和应试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而新政反对者的洛学等则被排斥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确”之外，受到压制。
靖康之祸给了旧党批评甚至攻击王安石的绝佳机会，朝廷上下都将王安石作为最适合的替罪羊。在大量笔记小说和话本中，王安石被彻底抹黑，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恶意攻击。官方正史也将王安石描绘为靖康之祸的罪魁祸首。但各类史家并未对王安石之学展开深入批评，王安石之学依然被朝廷认可。理学家早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就对王安石之学展开批评，靖康之祸给了他们更好的时机去否定王安石之学，并借以扩大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力。
理学家对王安石之学的批评
王安石之学的重点在外王，在内圣上措意不多。在外王上，王安石以国家为本位，力求从政事出发齐整万家，“以义理财”，进而“榷制兼并、均济贫乏”。为此，王安石强调法度建设的重要性，无论青苗法、市易法还是均输法，都在积极扩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至于内圣，王安石没有系统的功夫论，在性格和生活习惯上也有其个性，是以招致不少批评。而在理学家看来，为政应遵循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路径，王安石从天下国家出发齐整万家的路径颠倒了为政本末，所谓的以义理财也突破了传统王霸义利的限度。与王安石同朝共事的程颢在答复宋神宗时就径直否定王安石之学，而其根据即在于王安石“身犹不能自治”。二程还从义利之辨的角度批评王安石之学以利心说人主，化革了天下人心，其害甚于新法。
面对类似的批评，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反驳说“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虽然王安石没有系统的功夫论，但王安石之德尚佳，这也是为何刘安世（司马光弟子）认为反对派攻击王安石为李林甫、王莽等奸臣的合体而不被神宗认可的原因。南宋陆九渊也强调王安石“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虽然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在神宗那里收效甚微，但在地方精英那里却得到了强烈认同，毕竟新法给地方官吏诸多腐败的机会，给基层带来了一定的混乱，这应是为何丑化王安石的笔记小说和话本流行的原因。
二程和杨时都曾从道德上反驳王安石之学的合理性，但即使在元祐和南宋初期否定王安石变法之时，王安石之学并未被当朝所否定，只是失去了官学地位。既然通过批评王安石之德难以驳斥王安石之学，那就要寻求更为深入的本原。朱熹说：
然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已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复礼为事……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败之於后。此其所以为受病之原。……若夫道徳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於刑名度数，而道徳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则於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读两陈谏议遗墨》）
朱熹将学术之是非与更为根本的作者之器质相关联。这样做比简单的人身攻击更有说服力，毕竟王安石在器质上确有不足之处，经常被攻击。朱熹认为王安石器量不足，又以圣自居，不知克己复礼，是以不仅学术浅近，而且行事刚愎任意，汲汲于财利，必然败天下风俗，坏天下大事。
朱熹还认为朝廷之所以不废王学，在于廷臣将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分裂开来，肯定王安石在法度上有创见。而事实上，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乃密不可分的本末关系，有其本必有其末，无其末必无其本。王安石既不知其本，则其于末亦无所得，执拗变法，只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但朱熹又偶尔赞美王安石之德，前后有不一致之处。魏了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于平治天下，初无二本……今曰“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又曰“其人节行过人甚多”，审如是说，是能格致诚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国家……养成乱本。（《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
显然，魏了翁认为平治天下与修身齐家是一体的，无有不能修身齐家反能治国平天下者，同样，能治国平天下则必能修身。而王安石若不通政事则其学术必不通，同样，不通政事其节行必在中人以下。
经过几代理学家的努力，王安石最终被塑造为德行不美、器量偏狭的形象；其学则不达道德性命之理，不知刑名度数；其政则颠倒本末，汲汲于利，酿成靖康之祸。这样，理学家完成了对王安石政治理论的否定。从理学自身立场出发，理学家对王安石之学的否定有其道理。但跳出理学立场看，其在理财方面的反驳往往并未击中王安石之学的痛点，其对王安石之学的否定不仅不会被王安石所接受，还不被后来的梁启超等人所接受。
当然，理学家对王安石之学的否定显然不同于笔记小说和话本那般恶意攻击，比如朱熹就明确反对“峻文深诋而矫枉过直”的做法。他们在否定王安石之学的同时还指出王安石在经学解释上的某些优胜之处。比如程颐肯定王安石对《易经》的部分诠释，朱熹对于《三经新义》等经学解释的部分认同。但王安石之学在整体上被否定，被肯定的文本也被“杂学”化，处于被收编的附庸地位。由此，理学家们否定了王安石之学的精神“头脑”，王安石之学只剩下碎片化的文本被拼凑于浩瀚的经学注释中，以“某氏曰”的形式成为他人思想的嫁衣，不再表达作为体系的王安石思想。理学群体成功塑造出一种思想符号，附属于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之下，共同维护着传统的社会模式和思维定式，用于防止“霸道”、“行利之臣”的崛起。那么王安石之学又是如何获得如潮之好评呢？
形象的逆转：王安石之学的“现代化”
要摆脱符号的影响，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并非回到事情本身，在历史语境下重新发掘王安石之学的真相，而是用另一种符号化来消解固有的刻板印象。虽然蔡上翔等同乡为复原王安石的真相而在考据史料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用事实驳斥了诸多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和学术偏见，但在当时并未产生摧枯拉朽的影响。毕竟，民间接受的王安石形象已经深入文化之骨髓，植根于社会政治的运行逻辑之中。换言之，王安石政治思想在诸层面不仅不被理学所接受，也与宋以后的社会模式不相适应。是以王安石之学的新生必待新的政治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才可能出现。
同时，王安石之学要从理学的话语中被释放出来，必然伴随着理学的被质疑和去中心化。而这个时机，先是在明亡之后的反思中昙花一现，然后在晚清改革中井喷。在清代，王安石之学先是被反对理学的颜元等实学派引为同道，后被维新派的梁启超“封神”，彻底扭转了理学所给予的形象，奠定了王安石之学体大思精、积极进取的新形象。我们简单第看一下颜梁二人对王安石形象的再塑造。
历史总是重复着过往，在一些反理学的人士那里，理学遭到了与玄学、王学相似的待遇。颜元将理学归为腐坏社会的“伪学”，并批评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颜元集·朱子语类评》）又批评宋儒“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颜元集·学辨一》）相应地，颜元将重视理财的王安石夸奖为“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皆属良法”。（《颜元集·宋史评》）颜元还否定了《宋史》的可信性，并认为反对派将王安石小人化的做法使得天下“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这就扭转了王安石的负面形象，荆公从小人变为君子。但颜元对王安石之学的肯定，受限于社会文化环境未有根本性变化，并未得到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
至于晚清，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理学已无法有效应对紧迫的现实，仁人志士开始尝试多元化学术思想，在亡国危机和西方思想刺激下寻求传统中的革新思想以应对时局。理学的地位也开始边缘化，并被质疑和抑制。主张维新和改革的梁启超、陈焕章等人，寻找到了同道王安石。他们敏锐地看到王安石“榷制兼并、均济贫乏”政治模式对于应对时局的重要性。王安石政治模式中的均平思想，以及推崇国家在政治经济中的凝聚力和支配力，恰恰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相似。在祖国思想资源中发现颇具先进性的思想，自然令人兴奋，但王安石及其学的遭遇让同情者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慨。而在愤慨之中，同情者难免美化王安石，梁启超言：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王安石传·叙论》）
梁启超首先从道德上肯定王安石人格的伟岸，称颂其德行气节。梁氏观察到王安石变法及其理论与政治原理和先进国的政治实践相合。这就将王安石政治思想以“现代化”的面貌合法化。由此，梁启超及其后继者借助“现代化”的旗帜去除了蒙在王安石思想之上的理学话语。同时，梁启超也批评了宋儒混淆人格与政见，为政见之争而“架虚辞以蔑人私德”的做法。虽然梁启超也指出王安石经济思想如市易法的一些问题，但其批评也是为其政策主张服务的。
显然，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学术的研究并非无立场的学术研究，所勾勒的王安石及其学术虽然能反映王安石之学的面貌和精神，但其研究主要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用于对抗传统保守势力以及合法化其维新主张。虽然梁启超颠倒了王安石在君子小人框架中的位置，但并未完全冲破君子小人框架下的学术评判。王安石依旧是符号化的王安石，只是这次成了积极进取的象征，呈现了历史真相的另一面。但梁启超的研究借助其饱含感情、直指人心的文字得到广泛地传播，助推了整个20世纪王安石研究的繁荣。而理学，则成了烘托王安石之学的背景，被加以各种否定性符号，丧失了其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结语：走出符号化研究
王安石之学经过理学家的符号化和梁启超等人的符号化，成了争议最大的学说，但恰恰是这两种不同的符号化解释和型塑，给我们打开了王安石之学意义世界的大门。理学家尽可能地放大了王安石之学的理论失误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而梁启超等人又尽可能地现代化了王安石之学所描绘的政治图景。真实的王安石之学的学术价值当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之间，并偏向梁启超等人的评判。
有必要指出，目前有关王安石之学的史料，除了文集之外，大都散佚，不少佚文都保存在多少对王安石有偏见的著作之中。而史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记载最终定型于旧党之手，对王安石变法的书写多少带着有色眼镜。而梁启超以后的王安石研究不少又出自对王安石饱含感情的研究者。因此，要想了解王安石之学，必须剥离这两类符号化评论的影响，弱化立场，考辩史料，以还原真相和进行更为合理的阐释。可喜的是，近年来的不少研究尤其是几部博士论文已经呈现出这一趋势，深化了学界对于王安石之学的认知。
（作者为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本文写作受益于诸多学界前辈的研究，在此一并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