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几年，邵丽的小说创作从此前关注城乡问题转向更具历史深度的家族题材。《天台上的父亲》收录了作家近年创作的10部中短篇小说。邵丽挖掘出被历史尘封已久的“父亲”“母亲”，并以此刻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将他们的人生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现。将历史置于当下的时间结构之中考察，意味着将历史被压抑的内容重新释放出来。在大多数历史叙述中，那些弱小者的痕迹被毫不留情地抹去，邵丽试图将它们聚拢起来，填充进时间的空缺，不仅保留了历史所忽略的因素，而且隐含着对当下境遇的反思。

邵丽曾多次强调“父亲”对她的影响，认为“关于父亲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父亲在小说中充当了叙事、情感和认知的功能。父亲的死不仅始终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连接起不同人物与父亲之间的故事，以及他们自身的现实处境，而且带给他们情感上的巨大冲击，使其不得不重新思考父亲的历史和自身的责任。但是，仅仅将父亲置于亲情的层面来看待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作品中远远超过了家庭内部两代人所能容纳的范围，他携带了太多的历史信息。这些发生过的事情从历史的窄门侧身而入，显示出历史强大的穿透力，最终在此刻汇集成了凝固的当下。

那个从天台上纵身而跃的父亲究竟为何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表面上看，父亲退休后性情大变，常年累积的抑郁导致最后的悲剧。尽管小说写了父亲与我们这些孩子之间的巨大隔阂，甚至令“我”深感自责，但这其实并不是父亲跳楼的主要原因。“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不是跟我们的隔阂，而是他跟这个时代和解不了，他跟自己和解不了。曾几何时，他是那样风光。但他的风光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脱离开工作，怎么说呢，他就像一只脱毛的鸡。他像从习惯的生命链条上突然滑落了，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别人。除了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退休前的父亲整天待在单位，热衷开会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更事无巨细地将所有工作记录在案，但也恰恰因此而幸免遇难。小说在不断交叉的叙事中逐层揭开事情的“真相”，但这个“真相”并没有宣告故事的终结，反而将小说引向更多的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和时代的枷锁：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之后任县委武装部长，后来因为乱放炮被整下乡，吃了半辈子苦头，这令他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父亲小心翼翼地活着，不仅忽略了子女和家庭，更导致自身被异化，以致彻底丧失了自己，也丧失了生活的能力。

如果说这位退休的父亲以在场的方式带给全家巨大的折磨，那么《黄河故事》中的父亲则始终以死亡这种“缺席的在场”令全家人重新找寻父亲的历史。《黄河故事》同样以父亲的死为线索，但是以更为细密的方式展开叙事，也更能体现出父亲所携带的巨大历史能量如何涌入当下，乃至形成某种无物之阵亦如幽灵般围困我们身处的现实。小说以“我”为父亲寻找墓地为起因，经由我们五个儿女的讲述串联起父亲生前的历史。在我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中，父亲呈现出颇为矛盾的形象，但在母亲的眼中，父亲却自始至终被否定得一无是处。这是因为，在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父亲对“吃”的热爱和钻研成了头等罪状，甚至给全家带来了耻辱。恨铁不成钢的母亲对父亲彻底失望，以致于父亲不堪其辱投黄河自尽。但是，多年后的今天，年迈的母亲对父亲的死多少产生了一些内疚，仍然保留着纳好的鞋底这个细节，体现出母亲对父亲多了些许理解和怀念。小说结尾则直接表明了叙述者想要为父亲正名的意图：“他再也不是我们家的耻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

尽管小说始终围绕父亲展开，但母亲绝非可有可无的角色。至少，父亲之死的背后都与母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天台上的父亲》中，父亲跳楼其实早已在母亲的预料之中，母亲只不过成全了想要寻死的父亲。她在最后一刻时的放手，更多的是出于妻子对丈夫的爱，还是和孩子们一样无法忍耐父亲而获得了解脱？同样，《黄河故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父亲的死因，但很多细节已经暗示出父亲因为难以忍受母亲的苛责而死于黄河。但是，小说中的母亲并非不通事理，她知书达理，与父亲感情颇深，但她表达爱的方式是隐忍的，她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了家庭。母亲对几个儿女的人生或多或少地干预、控制，但都以失败告终，孩子们的婚姻很难说得上幸福。《黄河故事》中的母亲形象带有极大的隐喻性。母亲的观念和做法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常见的。在她眼中，只有走上仕途光耀门楣才是正道，所以始终瞧不起子女凭借开饭店的手艺谋生。这的确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价值标准。相反，离开家乡而远赴深圳打拼的“我”却用自己的行动打开了新的天地，不仅事业蒸蒸日上，也收获了童话般的爱情，甚至可以说“是这座新兴的城市成就了我”。

邵丽对于历史的书写显然不是为了直面历史的苦难，而是要通过家族两代人的历史变迁深入到人的命运、情感和现实之中。无论是被权力异化的干部，还是与时代龃龉的父亲，他们的命运从来都不是任由自己掌控，而更多地被时代裹挟。这和那位伫立在风中的母亲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风中的母亲》塑造了一个此前作品中绝无仅有的母亲形象：她既不勤劳，也不能干，更不会像上述两篇小说中的母亲那样挣扎在自身的命运之中，因此说她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也不过分。值得思考的是，作家何以用“风中的母亲”来概括这位母亲的一生？它暗示着全家人的命运，也可认为是被“时代之风”“历史之风”吹落的结果。母亲虽然与世无争，但也无法摆脱社会本身的发展演变。事实上，这种影响早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说《风中的母亲》写了个体在社会历史中的有限性，那么《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又何尝不是？尽管两篇小说中的父亲母亲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个体的作用，却也只能在时代的风暴中任其吹落飘零。《黄河故事》中，如果不是恰逢经济困难，父亲很可能会成为大厨，或者像子女一样经营饭店。“风中的母亲”似乎总是无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只是在跳广场舞时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天赋。邵丽在给予“父亲”“母亲”某种超常天赋的同时，却始终未能令他们各尽其才，而是极力压抑着他们的才能。不妨说，他们既依附于那个时代，又不属于那个时代，是被时代剩下的个人。他们无法被纳入到历史进步的神话之中，只能作为时代的剩余物散落成历史的碎片。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邵丽完成的不仅是人在时间河流中的涌动与销蚀，也包括无法踏入同一条河流的人们如何在历史的幽禁中找到心灵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