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不惧：一个真实的王安石
《晚笑堂画传》中的王安石，清代画家上官周绘制
千百年来，围绕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冬日里的上海书香”名家系列讲座中，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安石传》作者崔铭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
“勇者不惧”是王安石最鲜明的品格。激流勇进，急流勇退，从容主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多维视角下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基本上都来自中小学课本：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皆擅，既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又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诗五大家”，写下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名句名篇。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运动——“熙宁变法”。
清末民初，梁启超曾作《王荆公》一书，这是一部有关王安石的传记。其中写道：“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不仅高度推崇王安石的品性节操、文化成就，而且对他在政治领域的改革给予了肯定。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
那么，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北宋文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呢？好友曾巩在写给老师欧阳修的信中曾这样推荐王安石：“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这一评价也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可，欧阳修曾说：“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这样评价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肯定其道德学问，指出其个性缺点，并否定其政治成就。苏轼称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黄庭坚也表示：“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同样是褒扬其人品学问，而对其政治功业不置一词。值得注意的是，曾巩、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
北宋之后至清代中期，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文人私家撰述，对王安石变法都是全盘否定，王安石本人也因此遭到贬低。在古代一些通俗小说中，对王安石甚至进行攻击和丑化。
从朝廷旗帜到亡国祸首
那么，对王安石的过度贬低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北宋历史以及王安石生前身后在政坛的起伏升沉。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步入仕途，这一年他22岁。此时，北宋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主张革新的大臣，进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是，改革持续仅一年多就草草收场。随后的二十多年，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叠加，危机更加深重，人心思变，改革思潮风起云涌。在此期间，王安石历任多地地方官，又先后辗转朝廷多个部门，很快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学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
宋神宗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王安石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持改革。改革造成了士大夫群体的分裂，朝廷形成变法（新党）与反变法（旧党）两派。在主政期间，王安石多次遭到反变法派弹劾。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辞去相职，归隐江宁（今江苏南京）。但改革没有停止，熙宁十年至元丰七年（1077—1084），宋神宗继续推进改革。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废除新法，停止改革。旧党主持撰修《神宗实录》，否定新法，但不能否定神宗，于是将变法之责归于王安石一人。这个时期的基调正是司马光定下的——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学问，但否定其政治思想。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即继承神宗朝施政方针，并重修《神宗实录》，肯定新法。此后直到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王安石始终被奉为朝廷旗帜，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高度推崇。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亡国罪责，将王安石定性为亡国祸首，并再次重修《神宗实录》。从此，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地位持续下降。
《神宗实录》在南宋初定稿，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真相多有遮蔽和扭曲。由此造成现存文献中变法派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所以，承续南宋初定下的这个基调，元明清三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尽贬低。
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我对王安石的兴趣，始于1997年秋至1998年春夏。当时我和王水照先生合著《苏轼传》，王安石令我迷惑，又令我好奇。他和苏轼是政敌，曾多次阻挠神宗重用苏轼，但是晚年退居金陵，又与苏轼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彼此推崇，惺惺相惜。对我而言，王安石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2014年到2020年，我系统地研读了王安石文集及相关史料，并撰写了《王安石传》，对王安石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具体到“勇者”，后世儒者也有诸多阐释。概而言之，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勇者”，应具备知羞耻、懂荣辱的道德尊严感，知行合一的行动力，安于贫贱忧戚的平常心以及献身伟大事业的牺牲精神。
王安石的一生，始终闪耀着“勇者”的光芒。
15岁之前，王安石的人生理想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以知识学问为工具，赢取功名利禄，就像宋真宗在《劝学诗》中所写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5岁之后，王安石读了很多书，有了很多思考，在17岁那一年确立了新的人生理想，那就是：持己守正，修养德性，成圣成贤，进而济世安邦。这是儒家所谓的“为己之学”，即通过知识、学问来实现自我德性的完善。
他勇于自我否定，跨出了“勇者”的第一步。
北宋中期的政治体制与官衙设置比前代更规范、更完备，在施政风格上崇尚老成持重，宽简为政，不扰民。但也由此带来一些弊端：各级机构互相掣肘，人浮于事，互相推诿；敷衍塞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常习故，以含糊为宽厚，以因循为老成。在这种风气之下，对勇于作为者，轻则讥刺谤议，重则打击压制。
但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从他所作《鄞县经游记》一文，即可真切地了解他的工作状态。那一年，他不到30岁，在鄞县任知县。这是他的一篇工作手记，其中记录了他从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初七）到戊子（十五）9天的调研经历。这些天，他分别借宿在慈福院、广利寺、旌教院、开善院、景德寺、资寿院等寺院里，吃的是素食。每天一早出发，有时半夜才回到庙里，一天往往走好几个地方。“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在9天时间里，他走遍了鄞县下属的14个乡，工作作风真是非常扎实。
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也记载了王安石治鄞县的情况：“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王安石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兴建水利。第二是救济灾伤。宋朝设有常平仓，用于调节物价。丰年粮价低，官府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储备在常平仓中；灾年粮食涨价时，再以低于市场价售卖给百姓。由于许多官员不作为，常平仓名存实亡，没能发挥实际作用，一旦遭遇饥荒，贫穷人家往往不得不赊借高利贷，甚至卖儿卖女卖田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青黄不接时，王安石将常平仓里的粮食借给衣食不济的百姓，等到秋天收获季节，百姓再加一点利息还回来。第三是兴办学校。第四是保障地方治安。因此，鄞县百姓都非常拥戴他，甚至在他离任之后，还为他建造生祠，世世代代怀念他。
“虽千万人吾往矣”，推进改革
在声名鹊起后，王安石还勇于拒绝名利的诱惑。
宋代崇尚文治，建国之初，即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称为“三馆”。后来又建秘阁，合称“馆阁”，负责修史、藏书、校书等事务。馆阁之职，相当于朝廷的人才储备库，是通往高级官员的必由之路。进入馆阁任职，须经过严格选拔。通常进士第三名以上及第者，地方任职一任可申请考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名，经两任可申请考试馆职。
从皇祐二年（1050）到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在地方连续任职3届，不仅没有主动申请考试馆职，而且3次力辞朝廷召试。至和二年（1055），朝廷特诏让他免试入馆，但他4次上书固辞不受。直到嘉祐四年（1059）才进入馆阁，那时他已39岁。
此后的近十年间，他还有多次拒绝升迁的记录。人们不禁要问，王安石为什么一再辞官？我认为，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他在辞官表中陈述的理由是：“家贫口众，难住京师。”这确是实情。他19岁时父亲去世，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有3个妹妹、4个弟弟，最小的才出生不久，生活十分困窘。步入仕途后的最初十年间，两个哥哥又先后病逝，家庭重担全都落在他的身上，京城物价高昂，携家带口，难以生存。其次，从他的诗文作品中可以隐约看出，他对中央机关人浮于事、无所事事非常不满，宁愿在地方干实事。第三，根据王安石一生的行为处事推测，也可能是审时度势，等待机会。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继位，决心锐意求治，富国强兵。熙宁元年（1068）九月，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既是皇帝的顾问、老师，又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唐宋以来一直被视为“将相之储”。这一次，王安石没有推辞。
熙宁二年（1069），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推行“熙宁变法”。改革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他的对立面，既有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重臣，也有以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及其家族为代表的皇亲国戚，还有同僚旧友、门人弟子甚至兄弟至亲，更有全国上下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官员及各阶层民众。但是，王安石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坚定地推进改革。
对于王安石变法，虽然古今争议不断，但王安石在这场政治改革中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让人心生敬佩。
熙宁九年（1076），因变法派内部矛盾以及长子病逝，王安石心灰意冷，辞去相职。此后，他不仅辞谢了判江宁府之任，也辞谢了“使相”之职（即宰相待遇），还辞谢了神宗额外赏赐的金银财物，甚至连自己所居半山园也捐为佛寺，在租住的江宁秦淮小宅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勇者不惧”是王安石最鲜明的品格。激流勇进，急流勇退，从容主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解放日报记者徐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