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唯理演绎与经验归纳

今年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发表100年的日子。百年来关于阿Q这一形象的原型，即阿Q的身份定位，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未能停息。有关的论析、判断数不胜数，如一个流浪的雇农、一个在辛亥革命初期落后的农民典型、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典型、二流子的典型、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在阿Q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各人皆有持论之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笔者认为，某一论题若历经百年争论，仍未取得学界比较接近、相对认同的看法的话，那应该选择的最好研究方法，就是让作者自己出来解说。对于鲁迅研究，就是要采用“以鲁解鲁，以鲁证鲁”的研究方法，从鲁迅自身的文字中，寻找与阿Q形象原型相关的信息。因为鲁迅有他的“精神密码”，这密码就藏在他的全集中，有待我们去破译。而经验归纳的逻辑方法，则是追寻这一相对可靠判断的路径。

“以鲁解鲁，以鲁证鲁”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是以史料实证为前提，采用归纳概括为逻辑原则的经验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其相并行的，是以预设命题为前提，采用先验演绎为逻辑原则的唯理主义文学研究方法。是培根式的归纳，还是笛卡儿式的演绎？两种逻辑思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文学研究中，当某种方法对某一对象的解读几乎到了相对的极限时，我们是否应考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介入呢？

例如，对鲁迅作品的“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一种先入为主的命题预设方式是这样展开推演的：“19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他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亚瑟·斯密思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就属于这种殖民主义理论体系，而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看了亚瑟·斯密思的《中国人气质》日译文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在他的影响下，将近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问题有一种集体情结。”根据这一理论视点，其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可以这样展开：国民性理论属于“为西方征服东方”而制造的殖民主义理论体系，是西方种族主义者的阴谋；鲁迅接受此理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批判；所以鲁迅亦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扩张的同谋者。这是一位学者得出的判断性的结论。按这样的命题预设来推导，鲁迅受蒙蔽了，他“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实绩，成了与西方殖民文化共谋的产物，鲁迅成了殖民主义者的帮凶。这位学者对《阿Q正传》的解读没有排除国民性神话的存在：“毕竟斯密思讨论的面子问题是鲁迅与阿Q所共同关心的。”笔者认为，以此解读《阿Q正传》消解了鲁迅创作特有的中国经验，其价值与意义被缩减了。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的确受到亚瑟·斯密思《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启示，但从史实来看，其批判动机更多来自他所经历过和积累下来的深厚的中国经验，包括他所推崇的严复译著《天演论》、他的业师章太炎的观点等，都起到激发的作用。像严复在《天演论》“论十四矫性”的“案语”，论及国民性之退化问题：

然而前之民也。内虽不足于治，而种常以强。其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伏矣，然而无耻尚利，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仇，驱而縻之，犹羊豕耳。

中国原初之民虽然在人伦、治理方面有所不足，但民众之个性却是英武刚强；不像今天这样狡诈懒惰、贪生怕死，无耻地追求私利，在外敌跟前怯弱如猪羊，如此之国民，令人寒心。

另外，鲁迅在日本时的业师章太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更为激烈，他在《俱分进化论》中提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之说。但是，“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中国在宋代之后，不但“善”退化，连“恶”也退化了：

朝有谀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鲜大盗；士有败行，而无邪执；官有两可，而少顽嚣。方略不足以济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众，此亦恶之退化也。

甚至连朝中之奸雄、乡野之大盗、邪执之士人、顽嚣之官员，虽为恶类却具雄奇之气者，居然都成稀缺，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

鲁迅对中国晚清至民初的社会民众有着透彻的观察、切身的体验，像狂人的大哥、华老栓、红眼睛阿义、赵七爷、豆腐西施杨二嫂、阿Q、祥林嫂、四铭、高老夫子、七大人……这一连串的人物形象活现在眼前，成形于笔下，他的“国民性批判”观念之源岂能仅限于亚瑟·斯密思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因此，以预设命题为前提，采用先验演绎为逻辑原则的唯理主义文学研究方法，是该到反思的时候了。

唯理演绎的研究方法并不只出现在今天，它在中国学界延续已久。例如，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来说明鲁迅对阿Q的审美态度，这在研究者的认识中似乎已成了一种常识。“怒其不争”的观点往往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在这段论析中，1921年的鲁迅被设定为一位政治革命家，他担负着唤醒民众，特别是农村中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贫雇农的任务，而阿Q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阿Q没有醒悟，说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种解读把阿Q的命运作为巨大的历史事件的象征，他和结束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叠合在一起，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成了当时国运的象征。笔者从另一个角度追问的是：从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原意出发，阿Q形象的原型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必然引发我们重新分析和定位阿Q形象原型。

二、以鲁解鲁以鲁证鲁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写道：“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这里谈的是孙伏园前来约稿的事，但透露出“阿Q的形象”已在他心中酝酿多时。那么，这一酝酿过程及发表之后的回顾，在鲁迅的文字中是否留下痕迹呢？有的。除了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答〈戏〉周刊编者信》《寄〈戏〉周刊编者信》等相对明显的文章之外，笔者还找到了与《阿Q正传》相关的比较隐秘的9处资料进行“互文印证”，现一一列出：

其一，早在1907年，鲁迅《摩罗诗力说》即有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揭示：

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

有些世家子弟，家道中落，家业衰败，却喋喋不休地对他人吹嘘，说他家的先祖，当年的才智是如何卓越，武功是如何显赫，而家中的楼宇又是如何宏大华丽，珠宝金玉、骏马猛犬更是不可胜数，其尊贵显赫不知超过凡人多少。听到这些话，没有人不发出笑声的。也就是说，对国人中阿Ｑ式的溺于旧有、妄自尊大的“精神胜利法”，鲁迅早已留神观察、了然于心。

其二，1918年鲁迅发表了《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也可说是《阿Q正传》写作前夕的作品。内中也提及“中落之胄”：

衰败人家的子弟，看到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显然，上段文字写的都是阿Q常念叨的一句话：“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也表现出自尊自大又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所以，《摩罗诗力说》与《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这两段话的内在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与小说《阿Q正传》构成有机的逻辑联系，可相互印证。特别是《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的五种表现，与阿Q精神及言行颇多相似之处。

其三，1930年，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先分析了孔墨的谱系，孔子之徒为儒，儒者，柔也，不会做出出格、危险的事；墨子之徒先为侠，能以死为目的，尚有侠义精神。到了侠字渐消，便成强盗，但打劫的是平民，不反天子，愿受招安，终成奴才；其后之侠，或为保镖，或为捕快，奴性更足；但捕快一类差事，时有生命危险，为着稳妥，于是流氓出现了。流氓是什么样的呢？鲁迅有幅画卷：

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这不也是阿Q之画像吗？王胡、小D非强敌，他横行；小尼姑新剃头皮，他摩之凌辱；假洋鬼子没了辫子，他嘲笑；杀革命党，好看，为的宝爱秩序……原因是他自恃有“传统”做靠山。

不如用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写及的阿Ｑ来叙述吧。阿Q本来也是“正人”，“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别小看了阿Ｑ，他也有自己的“学说”。所以在鲁迅心目中，阿Q从根本上看，是属于游民群体中的“流氓”一类，至少是“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其四，1932年，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写道：“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阿Ｑ的这种流氓战法与习性，为鲁迅所不屑。

其五，1930年，鲁迅翻译了日本电影评论家岩崎·昶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并写了“译者附记”，内中谈到中国有些民众本想欢迎美国“武侠明星”范朋克到华却“大碰钉子”的事。鲁迅批评道：

这正是被压服的古国人民的精神，尤其是在租界上。因为被压服了，所以自视无力，只好托人向世界去宣传，而不免有些谄；但又因为自以为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的，还可以托人向世界去宣传，所以仍然有些骄。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这里的“骄”，来自“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不正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这里的“谄”，取巧地“托人向世界去宣传”，不正是阿Q的“狡猾”与投机吗？鲁迅归结了这句话：“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可以看出，阿Ｑ式的精神形态即是古国人民的精神特色的浓缩。

其六，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回忆道：“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这国民的弱点，应该就是上一条“骄和谄相纠结”这一“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其七，1933年初，斯诺去探望病中的鲁迅，与鲁迅进行过一次对话，他记述下来：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鲁迅是这样说的。“而民国以后，我们则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你们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说国民革命了，难道你觉得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的阿Q吗？”我问鲁迅。鲁迅大笑道：“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

也就是说，在鲁迅的心目中，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那些“阿Q似的革命党”在“管理国家”，左右着中国的命运与前途，而我们居然成了前奴隶阿Ｑ的“奴隶”了。显然，鲁迅并不赞同阿Q式的人物投机革命，所以“怒其不争”的判断与鲁迅这一说法是相悖的。鲁迅是“惧怕其争”！

其八，1948年8月，此时的周作人对阿Q这一人物的认定，不再是抽象地予以概括，也不再是停留在对原型人物阿桂、阿有、桐少爷的具体回忆上，而是直截了当地给予明晰的指认：

我以为阿Q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其性格多分与士大夫相近，可以说是未蜕化的，地下的士大夫，而阿Q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阿Q性格中最明显的两点是精神的胜利与假革命。士大夫现在称为知识阶级，精神的胜利至今还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武器，以精神文明去压倒外来的物质文明，以固有道德去镇伏异端的民主思想，以纲常名教风化正气等名词为盾牌，任意的骂倒别人，这类事情大家见闻得很多，证据已经很是充足了。阿Q的假革命即是投机，而投机又是士大夫擅长的本领，我们不去别处找证据，只就《正传》所记看去，也就足以为证了。

周作人在这里指出了阿Q游移于社会两极的生存状态，而“精神的胜利”和投机性的“假革命”，为其性格的两大特征。阿Q有别于闰土，不是乡土上的农民。鲁迅只是为阿Q借用来农村贫民的身份而已，其本质——“阿Q到底是未蜕壳的士大夫”。

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引用周作人的解说是不能算作“以鲁解鲁”的，但因周作人的特殊身份，他可能比其他任何评论者都更能接近鲁迅的创作原意。在《阿Q正传》发表的当年，他“便写一篇题云《阿Q正传》的文章，发表出来。……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因此，他对《阿Q正传》的解说可信度较高，且与鲁迅的原意相符，故这里列作“旁证”。

其九，1935年8月，鲁迅给萧军的信中写了这段话：

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其意和《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相近。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句话：“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因为它概括出阿Q这一典型形象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虽然在小说中，阿Q是以农村雇农的形象出现的，但他的内质是“破落户子弟”。这看起来有点“错位”，但符合鲁迅创作方法：“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也就是说，第九则资料即鲁迅在给萧军的这封信中，道出了天机。若把它作为主线，前八则资料的内涵就可串联起来，而关于阿Q形象身份定位上的种种困惑亦可随之而解。

三、沿此解读顺理成章

若用鲁迅所说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这把钥匙，去开启《阿Q正传》解读之门，似乎以往在论析中遇到的很多矛盾就可以得到破解，有顺理成章之感。

因为阿Q形象原型是“装腔作势的破落户子弟”，所以他骨子里像是很有点不安分的东西。他想与赵太爷比辈分，争高低，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结果被打耳光；他很自尊，自认“见识高”，常常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他有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他有勇气，公开表露性生理需求，摩小尼姑的头皮，要跟吴妈“困觉”；他敢于铤而走险，为生计问题，竟然进入偷盗之伍；他“神往”革命，想投革命党，得意地高喊“造反”；潜意识中，他仍有豪气，在被押解去法场游街示众时，居然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来。这些异乎寻常的底层农民的举动及心理，从“破落户子弟”身份来理解，就顺畅了。由于对祖上魂灵承接，使得阿Q不甘于平庸，内心时时在躁动着。

因为阿Q形象原型是“装腔作势的破落户子弟”，所以他在小说中变成一个两不着边的尴尬人物，与鲁迅笔下的那只蝙蝠有相似之处。

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厌这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了。

他是“破落户子弟”，所以沦落到绝对贫困线之下，与王胡、小D为伍；但他又以“精神胜利法”来装腔作势，有别于一般的贫民。他沉溺于祖上的“尊显”，不甘现状，被逐出未庄；为了生计，他成了盗贼的手下小角色；革命来了，他想参加，却被假洋鬼子赶走，不准革命；赵家被抢案与他无关，却糊里糊涂被“团圆”了。他既不容于一般“庸众”群体，也被排斥于 “将辫子盘在顶上”投机“革命”的团伙，更不会为夏瑜那些坚贞的革命志士所接纳。“他有翅子，兽类不收；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对于任何一方，蝙蝠式的阿Q都是异类，他只能算是一个越界的“庸众”，终以悲剧收场。

因为阿Q形象原型是“装腔作势的破落户子弟”，所以他在土谷祠梦中做的是这样的“革命”之梦：大开杀戒，满足权欲，小D、王胡、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统统杀头；攫取钱物，发革命财，“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占有女人，放纵无度，阿Q美滋滋地想着：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吴妈可惜脚太大，未庄稍有姿色的女人，都在阿Q心中一一过眼；投靠不成，即生悖心，想投靠假洋鬼子，却是“不准革命”的拒斥，他愤然反击，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阿Q如此“革命”，能是鲁迅所赞同的吗？鲁迅曾把参与“革命”“造反”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像写《革命军》的邹容、小说《药》中的夏瑜即是。另一种是投机革命的：

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阿Q则属于后一类，这种“阿Q似的革命党”是把“造反”当成获利的买卖。周作人因此才会说出：“阿Q性格中最明显的两点是精神的胜利与假革命。……阿Q的假革命即是投机，而投机又是士大夫擅长的本领”，此语与鲁迅同调。可以想象，此类阿Q式的人如若参加了革命党，乃至形成“阿Q似的革命党”群体，那革命将成何种形态呢？势必使革命的内涵在质地上变异，因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所以，鲁迅不可能对阿Q持“怒其不争”的态度，而应该是“惧怕其争”。

因为阿Q形象原型是“装腔作势的破落户子弟”，我们才会理解周作人在《呐喊衍义》中为何坚持把阿Q定位在没落的士大夫阶层上：

所谓优胜即是本文中的“精神的胜利”。这个玄妙的说法本来不是阿Q之流所能懂的，实际上乃是知识阶级的玩意儿，是用做八股文方法想出来，聊以自慰，现在借了来应用在阿Q身上，便请他来当代表罢了。

阿Q这一典型最重要的个性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绝非雇农阿Q这一阶层所能玩得起来的东西，它是知识阶级、士大夫才有的观念，周作人甚至把它和做八股文的思维联系起来。但若从阿Q是“破落户子弟”视角来看，鲁迅把“精神胜利法”安在他身上也是合适的。其实，作为小说中雇农身份的阿Q所承载的“国民劣根性”，从文学接受论的角度看早已超出农民阶层的范围。当《阿Q正传》刚刚问世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这就说明按小说设定的人物身份以求索解的路是狭窄的，文学典型形象的价值与意义往往超越了社会学的定位。

周作人还认为，阿Q在戏台下的赌摊赌钱，赢了，但一下子被人抢走，这是一个大失败，“他立刻转败为胜，他举起右手，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慢慢觉得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心满意足的躺下了。……这里具体写出了士大夫夸示精神的胜利的情状，总是十分深刻的了。”阿Ｑ还是以士大夫那种特有的“精神胜利法”自慰。周作人继续分析，假洋鬼子留洋半年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没了，戴着一条假辫，这是阿Q深恶痛绝的，他“这意见与第六章里说杀革命党好看，第四章里说女人是害人的东西，都有联系，都是士大夫的正宗思想，在小说里却来借给了阿Q了”。周作人把阿Q的行为细节和士大夫的观念与气质挂起钩来，最后得出“阿Q到底是未蜕壳的士大夫”的定位，得出：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

这一结论与鲁迅给萧军的信里的意思是一致的。至此，对阿Q形象原型之定位似可做一收结。我们得出这样的断言：鲁迅给萧军的信里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这句话，可成为破解阿Q身份定位的最贴切之语。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写道：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阿Q形象是要画出未经革新的、围在高墙里的古国国民的魂灵来。作者写的是“自己的觉察”，是他亲身体验过的中国的人生，并不仅仅是亚瑟·斯密思《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启示。这也说明，以西方一种新的理论为预设前提，来框就、剪裁鲁迅作品的内蕴，将会贬低鲁迅的精神价值与历史地位，而这是否又是一种新的殖民文化的现象？鲁迅可珍贵之处，就在于他有着厚重的、独特的中国经验，这是在鲁迅研究中万万不可忽略的基点。“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国民，其沉默魂灵的深层被鲁迅挖掘出来：“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具体来说，这也就是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里所揭示的：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这里的“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即是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而对这一天天堕落的古国魂灵，鲁迅用“怯弱，懒惰，巧滑”三个词概括之。其怯弱，如《一点比喻》：“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当时的国人就像这一长串胡羊，柔顺地挨着挤着，浩浩荡荡地竞奔向被屠宰的场所。其懒惰，如《娜拉走后怎样》：“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这是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看客”的神态。其巧滑，如《杂感》：“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这类人欺软怕硬，色厉内荏，他们对强者卑躬屈膝，而只会对比他更弱者施暴。对此，不妨可再仔细回顾阿Q的言行。

从阿Ｑ到“古国魂灵”，形形色色，各色人等，鲁迅都用入木三分之笔力为他们留下了画像，写出了“围在高墙里面”的国民从身体到灵魂的堕落与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