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谈鲁迅
我在1968年的冬天读完了《鲁迅全集》，当时我十五岁。之前一年，我跟着父亲躲在屋子里把所有的书都烧了，包括父亲为我订的《 》。书架上剩下的书有一套是《鲁迅全集》。学校停课了，忽然出现了许多天气阴郁、空无一人的下午。我就坐在家中的地板上把《鲁迅全集》读了一遍。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认真读这么多册的一套书，有十本。杂文部分经常看得我哈哈大笑，痛快淋漓。散文令我激情澎湃，解恨，跃跃欲试。小说则令我沉思，不是完全明白。我绝不是阿Q，他有点像谢疯子——这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分到我父亲单位的大学生干部，因为恋爱问题精神失常，偶尔会站在院子里说些阿Q式的话。鲁迅的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作家就是这个样子，舍身饲虎、诚实、傲慢、严肃、深沉、冷峻、犀利、横眉冷对千夫指，同时也透着温存、幽默感、真情。他是战士、思想者、“一个都不宽恕”的没有丝毫矫情的决绝之人、匠人、语重心长的父亲、朋友。《易经》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鲁迅的书是“修辞立诚”的伟大典范，读他的书不会白白浪费时间。有用而非有利，大智大慧，启发人生，教你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处理世上的各种关系，是非亲疏。鲁迅的书启示的为人之道就像《论语》《世说新语》。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都软绵绵的，言之无物、欲盖弥彰、自恋、耍小聪明。《鲁迅全集》一直是我的床头书之一。他的书经得住一读再读。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包括他弟弟周作人，我曾经有过兴趣，后来他们的书都被我束之高阁了。鲁迅的文章给了我一个尺度，我由此知道最高的汉语写作是怎样的，后来我阅读西方文学经典，鲁迅的文章是我判断文章好歹的一个指南。鲁迅的文章不是一篇或者几篇是经典，表达的也不只是一个意思或几个意思。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为汉语提供了一个新的语言空间：鲁迅语。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呐喊·故乡》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
——《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这种语感、意思都是前无古人的，并且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效果。
白话文由于鲁迅而令冬烘先生们不敢再小觑。
鲁迅的作品是白话文的经典。由于他的作品，在语言革命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我们这些后生淡定下来，坚定了对白话文写作的信任，白话文写作再也无法逆转了。因为鲁迅的白话文，汉语再次抵达了一个经典的水准。子曰：“尽美矣又尽善也。”美是第一位的，美是语言中的语言；善是意义，依据各时代的状况而内容不同。鲁迅的作品就是这种“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白话文典范。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这句话并不轻率，毛泽东是深思熟虑后才说的。
现代中国的语言革命，呼唤的其实是一个马丁·路德式的人物，这个人就是鲁迅。
过去五千年的中国思想，其基本核心维护的是“仁者人也”，中是尺度。由此消解调整避免文明一再发生的极端、不仁。
“子不语怪力乱神”，怪力乱神总是导致暴戾和灾难。暴戾是一种绝对精神，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唯我独尊。
中国思想知白守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文明守护的是阴阳太极图中间的那条永远在不断变易中的曲线，这条曲线令生命空间总是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不确定性中。不确定性就是诗性。所以，孔子宣布：“不学诗，无以言。”
“诗三百，思无邪。”无邪，就是“不语怪力乱神”，“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个伟大的“文”的领导下，诸神（意义）狂欢。无数时间、无数的意义诞生了，死去了，消失了，文继续。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们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字写作。正如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
“文明”这个词包含的意思，汉字独有，就是以“文”照亮生命无名的、动物性的黑暗。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睿智地注意到：“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
西安的碑林，就像玛雅神庙，文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天依然如此，春节在家贴一个“福”字，无人敢撕毁。（但是文字也岌岌可危，在机场、购物中心，人们将汉字踩在脚下，“文”已经不再具有最高之神的地位了，它像西方语言文字一样，日益工具化。）
在十九世纪，“文”垂死。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文明在十九世纪陷入巨大危机，民族需要一种唯我独尊、是非明辨、名副其实（回到能指，直接说，拒绝隐喻、拒绝指鹿为马，言此意彼。“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的决绝精神。“礼失而求诸野”，白话文运动就是要回到远古的“言文一致”，复活文的宗教式的招魂之力。“尼耙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明如华，蛮野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鲁迅《摩罗诗力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白话文作者们记起了屈原（中国最古老的招魂的祭司、文神之一），发现了尼采。
“拿来主义”青睐尼采。“上帝已死”给新青年巨大的灵感和鼓励。在中国，这个“上帝”就是“文”，白话文运动的初心就是要复活“文”的招魂之力。
是时候了，这个民族需要一种新的现代的汉语，新的精神，鼓舞青年，激励青年，为青年的话语建立一个空间。文必须再次分行、断句、重组。
我在读到鲁迅之前，读的是中国传统典籍。鲁迅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对我的热血青春时代影响至深。他主张一种确定性的、力的美学。他要决定读者，而不是传统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鲁迅的读者是青年，而不是暮气沉沉的中年和老人。过去的中国，话语空间基本上是长者的、老人的。李白那样的青春激荡的话语空间并没有宗教性的力量，它领导一种深刻而超越的生活。白话文是观念的产物，最伟大的写作者就是鲁迅，鲁迅是一个屈原式的写作者（屈原在宗教与大地的分岔口还是转向了大地，他的《天问》已经指向一个柏拉图式的方向）。鲁迅是现代中国的产物，他的文章是中国被文明遮蔽着的黑暗荒野的呼唤。汉语不再是清末那种墨守成规、日薄西山、失魂丧魄的面貌。摧枯拉朽、青春激荡、意气风发，在二十世纪，吸引青年生命者，莫过于文学。鲁迅的写作重建了汉语的青春气息、批判力、幽默感、怪诞、讽刺力量、愤怒、悲剧精神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实质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空间。鲁迅为汉语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气质，独断、激越、冷硬、无情。文学不再是无病呻吟者的抒情体，文学重新成为中国精神世界解放的旗帜之一。
但是鲁迅并不是极端的“怪力乱神”的肤浅粗暴的反传统主义者，在鲁迅的写作宣言《摩罗诗力说》中，表达了深刻怀古之情：“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呐喊。鲁迅为汉语带来了一种绝对精神。
持“中”的中国，现在有了一个“阿波罗”式的对立面，积极、进步、明白、确定、决绝精神、绝对正义、左或右的极端……而不再是“居中”“整一”“保守”“混沌”“以不变应万变”……阴阳分裂，甚至阳胜于阴。阴阳之间出现了一个未知的空间。阴阳，都是推动历史的力量，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分类，活力、激进、青春、决绝，革命成为塑造文明的全新力量。道枢被激活了，阴阳互补的传统中国现在成为阴，而白话文、拿来主义创造出另一个阳，一个更高的中或许会在未来形成。
我没有在过去五千年的中国生活过，如果出现了鲁迅这样的人物，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王国维的死和鲁迅的生，可视为古代世界的结束和现代中国的开始。
这是另一个世界，需要鲁迅。
汉语是一种抒情性的语言。形音义天人合一。这种语言的载体汉字起源于贞人将神谕记录在甲骨上。“天何言哉”（孔子）；“道可道，非常道”“强字之曰道”（老子）。常道不可道，非常道就是文道。“文”成为神的“道者”，成为人自己的神谕。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文”通过“文”的确定又持守着“无”的不确定。“文”，超越了语言的工具性。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不学诗，无以言。”文人得以继承贞人的接神通灵角色。
“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荷尔德林）神谕是不确定的，也容易导致想当然，阐释的“之间”巨大。暗示事物的意思、情景、意境、象征，所指而忽略其能指、在场。“诗无邪”，指的是意义的无邪，但诗本身作为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文也一笔勾销了。郑声淫，郑声，首先是声之文，其次才是淫。正与邪，善与恶，各时代的尺度并不一致。此时代以为邪的东西，彼时代则未必。正邪之争，往往遮蔽着美的非功利性。所以孔子强调“尽美矣又尽善也”，美第一，善第二。
“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鲁迅有大乘的一面，也有小乘的一面。这是一种新的文教。
鲁迅受到西方二十世纪本质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之“用”，将文学视为判断是非的工具、武器，批判、改造世界的手术刀。鲁迅写“什么”“为何”“本质”，塑造典型人物以概括之，这种写作与庄子主张的“莫若以明”的写作传统不同，“道在屎溺”“王顾左右而言他”。很长一段时期，各种外力导致了汉语的恐惧、软化、弱化，僵化、模式化、言文分裂，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名不副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此有深刻批判：“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鲁迅的文字是非立场直截了当，旗帜鲜明，无所畏惧。他深恶明清以来，已成为文学主流（曹雪芹是例外）的“小摆设文学”。鲁迅是要匕首和投枪的：“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是“露骨”的：“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察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鲁迅其实是要回到《易经》所谓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对于人生的态度是庄子所谓的“莫若以明”，拒绝确定。这种态度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成为先锋派的时髦。伊格尔顿认为：“在贝克特的笔下，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每一个破碎的能指都将我们运送到下一个能指。这个事实不单可以被视为一个欲望的寓言，也可以被视为意义的寓言，意义也是一个无尽的未完成的过程。从一个符号拖着脚步走到另一个，对于终结既无恐惧亦不指望。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意义总是越挖越多，逻辑上不可能有一个终级意义，一个终结所阐释的意义，因为它本身也需要阐释。既然一个符号的意义来自于他与其他符号的关系，那么就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符号。正如不会有一个终极数字或终级之人。”
存在之意义在二十世纪晦暗不明。“置身于……实用主义和市侩气息中，加上它对远大图景和宏大叙事的怀疑，对形而上事物的固执的祛魅，人生和其他许多总体性概念一样已经声名扫地。我们被诱使只考虑生活中的小问题，而不去考虑大问题。”此语适用于鲁迅时代的汉语。“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毛泽东）的“小摆设”文学乃是现代文学的主流。鲁迅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沉思。自朱熹、王阳明之后，中国之思比较沉寂。尤其是在思考人生意义上，为什么活着，做什么人，怎样的人生才是人生。“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反思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伊格尔顿）独立寒秋，在二十世纪初，其他作家批判历史，鲁迅对存在进行了反思。鲁迅试图明辨存在之是与非。“中国人”的形象在鲁迅笔下基本上是负面的，而“我”则“横眉冷对”。《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可怜虫的形象。精神胜利法试图将中国过去时代的精神生活总结概括成一种“阿Q精神”。鲁迅试图塑造某种负面的终极之人、概念之人，比如阿Q。从“莫若以明”到本质主义，这是汉语的一个巨变，也是一种丰富。按伊格尔顿说的，本质主义就是“那种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均具有确定性的观念”。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发挥作用，离开这个背景，你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人生的意义不是预先规定好的，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极为不同的建构方式。”（伊格尔顿）“诸种可能的人生态度无法调和，因而他们之间的冲突没有终极的解决方案。”（马克斯·韦伯）“在我们所遭遇的日常经验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着一些同样绝对的选择，实施某种选择，必然会牺牲掉其他选择。”（以赛亚·伯林）阿Q令鲁迅陷入自相矛盾，鲁迅自己并不在这个形象之内。
鲁迅的写作属于二十世纪受到西方线性世界观影响的本质主义写作。本质主义通常导致一种“比你较为神圣”的居高临下、鹤立鸡群的视域。“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一件小事》）鲁迅是看得起人的，这是他的非同凡响之处。他没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家身上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这一点就是胡适也难免。鲁迅的本质主义是谦卑的、朴素的、自省的。鲁迅的本质主义不是庸俗的本质主义，就像唯物主义在鲁迅这里从来不庸俗一样。
鲁迅反对“小摆设文学”，但他并不像他的敌人攻击的那样“怪力乱神”。“后现代主义诚然有各种各样的信念，但是没有信仰。”写作之于鲁迅，乃是一种信仰，信仰就是献身。“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鲁迅是一位匠人而不是才子。“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鲁迅骨子里是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呐喊、冷嘲、批判、讽刺、契诃夫式的冷静无情、世故、激情。他是一个文人，写一切。“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随物赋形。“也许人生的意义不是某个需要追求的目标或一块需要发掘的真理，而是生活本身表达出来的某种东西，或者寓于某种生活方式之中。毕竟，一段叙事的意义不只在于它的目的，还在于叙事过程本身。”
“五四”以降的大多数作家写本质、意义，鲁迅不仅写本质、意义、是非、典型，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鲁迅语”。鲁迅概括的本质或许会在时间中烟消云散（其实阿Q在中国复杂多姿的人性世界中只是某种流动性的个别状态，人的一生中的某些时刻或许会“阿Q”一下，也可能“鲁迅”一下，“孔乙己”一下，“祥林嫂”一下，“吕纬甫”一下）。有无相生，没有永不变易的本质、寓意，只有汉语穿越时间。作家纳博科夫曾经指出：“文学史不是写什么的历史，而是如何写的历史。”鲁迅的伟大在我看来正是确立了他自己的振聋发聩的“如何写”。
通观鲁迅的全部作品，与其说他是一位试图为人类塑造（批判与重塑）“中国灵魂”的工程师（虽然二十世纪的评论家一直试图在这个方面肯定鲁迅），在我看来，不如说鲁迅更像是一位屈原式的巫师，通过“鲁迅语”招魂。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鲁迅的写作激活了汉语，激活了汉语身体的繁殖力。“鲁迅语”一词的真正意义是在这里。持“中”、雅驯、守成与革命、非此即彼……作为思想方式，应当是一个加法的关系，它可以丰富文明，深厚文明。如果现象学式地将鲁迅说什么放进括号的话，“鲁迅语”确实有点《圣经》那样的语感。“要有光，就有了光。”其实在开始传布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是它的语感更决断，更具有神话的威力，人们更容易被这种不容置疑的声音所震撼。时间久了之后，这种语言成为理性、常识。是时间将意义塑造成常识。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说，鲁迅的如何说，在中国过去史无前例。他其实是用虚拟诸神之一的口气说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语气何等的决绝。但在经验、常识的层面，这话并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说不讲道理。与“黑暗是好的”一样，没有什么道理，但鲁迅要的就是那种不容置疑的决绝。鲁迅的语气，像是上帝的语气，独断而不容置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鲁迅语”横空出世。这种语言从未在汉语中出现过，但它确实是汉语，并且在浩如烟海的白话文中，是最有力量的、可辨识度最高的来自个人的汉语。
在二十世纪，作者们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热衷于角色分类，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鲁迅却成了“文豪”，坚持着“文人”这个中国独有的作者身份。鲁迅写一切，包括大量的杂文。这些伟大的杂文更像是萨满教的咒语。小说是契诃夫式的冷静、散文诗是浪漫主义的激情洋溢、评论犀利而睿智、小品文的幽默闲适……鲁迅总是在说出那些人们想说而尚未说出的东西。他确实说出了许多真理，不再像中国传统的写作那样模棱两可。鲁迅令文人回到了荒野上，重新成为屈原式的巫师。
鲁迅不仅仅是变革者，也是最杰出的作家。没有变革就没有新文学，语言变革的结果必须是新文学的产生。文学并非横空出世，中国文学已经有五千年以上的写作经验。在中国，文学具有宗教性的作用。文学就是文明的体现，以文字照亮人的不可见的灵魂世界。鲁迅不仅变革了文学，也重建了文学的中国常识。
鲁迅的写作使白话文的写作合法化了，在他和他那一代作家之后，用白话文写作，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有鲁迅的文本，鲁迅式的语言的存在，现代汉语才有坚实的“合法性”。我并不同意鲁迅的某些观点、意思，但我欣赏他的文章。鲁迅文章的个性和魅力是他那个时代作家中罕见的。大多数作家有立场、有意思，但没有个性化的语言。鲁迅不同，他的文章是汉语的一个新的空间。如果仅仅因为对鲁迅思想的认识变化，就完全忽略其文本的价值，这将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巨大损失。鲁迅不是作为一种伟大的知识在课堂讲授。如果只是在意义的两级摇摆，那么在教育中被遮蔽的永远是真正的知识。
鲁迅的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而不能绝对地以这种思想来改造现实。“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正视人生，拒绝瞒和骗，是的。但是中国人的文艺“向来”还有杜甫、白居易、苏轼的诗文和《红楼梦》这些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者，思想有时也意味着怨、批判、极端。如果一定要让鲁迅思想成为现实（比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汉字应该废除，否则中华必然走上灭亡的道路。”）我们就只能重蹈西方宗教历史的覆辙。
文章为天地立心。鲁迅的写作创造了中国文化的现代灵魂。鲁迅是我写作的指南之一。
我从1970年的冬天开始写作，我一直试图继承的就是鲁迅主张的“为人生”而写。
谨此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