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中的反讽叙事，无论是激烈还是含蓄，都可能导致小说文本的部分或整体的意义摇摆不定，甚至动荡不安。通过词语的意义置换或语境的意义偏离，反讽至少让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脉络在文本中交错运动，其中一种意义脉络将对其他意义脉络构成程度不同的瓦解与颠覆。J.希利斯·米勒甚至认为：“反讽不仅悬置意义线条，而且悬置任何意义中心，甚至包括无穷远处的中心。”[1]反讽能否对“无穷远处”的小说文本“意义中心”发起不间断的连续性冲击？从理论上说当然存在这样的可能，然而，这种冲击和消解，毕竟要伴随历史语境的变化与转变才可能生成，我们无法预先探知反讽修辞意义未来会发生何种新的阐释。反讽是一种伴随着具体文化语境而生成的修辞产物。识别具体文化环境中的小说文本的反讽特性，需要对相关的文化“潜台词”有着比较深切的理解才可能完成。反讽的发送者与接受者，都要“邀请”具体文化土壤的特定背景知识的参与，才可能迅速捕捉到某种叙事的反讽意味。无论是狄更斯的反讽还是鲁迅的反讽，如果对作者所处年代的相关背景知识、创作风格缺乏一定了解，是有可能误解其反讽意义的。

简单的反讽，不同文化圈的接受者都容易识别，然而，反讽又不能过于简单，反讽要善于设置理解的“障碍”来达到沟通的目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这是反讽的常态。反讽往往以一本正经的话语来创造诙谐的叙事效果，或是以嬉笑怒骂的叙事生成深沉的主题。“听懂”反讽话语，简单而又复杂。

复杂的反讽，往往以委婉性、模糊性乃至模棱两可的叙述方式来传达作者的反讽意图。甚至，如果作者的反讽意图本身就是多义的，那么，对反讽话语的理解就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考量。“你懂得真多”这句话，嵌在不同的反讽语境中，可能是直接的辛辣嘲笑，也可能是温婉的反讽，还可能是两可的玩笑话。复杂的反讽，多不直接亮明作者的态度或立场，而是以春秋笔法刻绘人，叙述事，让接受者在看似“中立”的叙述中去琢磨、品味、捕捉叙事中的反讽“笑点”，在多重“遮掩”的叙事帷幕中隐蔽作者的倾向与态度。汪曾祺先生以反讽叙事为中心的小说系列中，其耐人咀嚼的佳作，便是以委婉性、多义性乃至诗意性成就其作品的反讽美感。

一

反讽是什么？D.C.米克的说法是：“第一，反讽要求表象与事实相对立或相龃龉；第二，在其他要素相同的情况下，对照越强烈，反讽越鲜明。”[2]此处的“事实”有时是一种客观化的事件或情境，很多时候则对应于具体的价值判断、道德原则、政治立场或情感偏向。这种“事实”或价值判断是与表象密切相关的一种“潜台词”。这种“潜台词”，很多时候是以沉默的方式存在于文本之中，甚至不发出任何明确的提示。比如鲁迅的《风波》，如果读者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张勋复辟事件缺乏了解，如果读者对鲁迅作为启蒙者的态度没有认识，缺乏这些“潜台词”，就无法明白鲁迅《风波》中的诸多反讽叙事。反讽所涉之表象，要争取到尽可能多尽可能深的“潜台词”去支撑起其试图建构的反讽表述。有论者指出：“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叙事艺术对于反讽品性的营造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反讽往往源于理解上的不一致。在任何情形下，如果一个人所知道或感悟到的东西多于——或少于——另一个人，那么反讽就必然会在实际意义上或潜在意义上存在着。无论以叙事艺术中的哪部作品为例，均大致存在三种视角——人物的视角、叙述者的视角，以及读者的视角。随着叙事文学复杂程度的加深，叙述者与作者之间所衍生出来的清晰差异又导致了第四种视角的发现。叙事反讽乃是这三四种视角之间的差异所造就的功能。叙事艺术家们一直以来总是乐于运用这种差异以营造各种各样的效果。”[3]所谓作者的视角，在不少反讽文本中是静默的，读者只有探测到作者的意图，了解作者叙述这些故事建构这些人物形象的真正用意，并与其他视角进行比照，方能察觉到反讽的指向与意义。所谓反讽，也可以理解为读者捕捉并揣摩作者视角的潜在意图，通过作者视角与其他视角的不同意义表述的比照，进而确认反讽的意义，达到自嘲或嘲人的效果。

反讽的叙述中，表象的合理性、自然性乃至于荣誉性、诗意性通常被一本正经地叙述，然而，与此表象高度相关的“潜台词”却对表象的合理性等因素形成潜在的关注、质疑乃至反对。这种关注、质疑或反对有时并不诉诸文字，多是需要接受者心领神会，通过表象与“潜台词”的对照，揭示表象看似合理背后的愚蠢虚妄或自相矛盾，洞察看似自然背后的虚张声势或捉襟见肘，暴露看似浪漫风雅之中的无聊庸俗或矫揉造作，等等。表象与“潜台词”这种对照，许多时候不是以强烈的对比去生成反讽的，也不一定是对比越强烈反讽越鲜明，相反，这种对照越隐蔽反而越可能让反讽的特性获得更出色的艺术表现。

反讽需要巧妙的对照，这种对照以其隐蔽性、委婉性来显示其艺术特性。反讽的巧妙性、隐蔽性、委婉性要求反讽叙事艺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过于隐蔽，将导致反讽无法识别表象与“潜台词”的对立；不够巧妙，则可能导致所谓反讽过于直白或落入俗套。因此，所谓反讽叙事艺术，意味着对表象的叙述尽量不透露作者的褒与贬，却能引导、暗示读者通过与特定“潜台词”相对照而对表象进行质疑和颠覆，从而让表象的不合理、荒谬或虚妄在隐蔽而巧妙的对比过程中被挖苦。汪曾祺的《受戒》中有一段话，说是荸荠庵的和尚经常打牌，“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4]这段话如何能被识别为反讽修辞？此处反讽能成立，其“潜台词”是“偷鸡的”这类人通常是被提防被排斥的，“偷鸡的”是“正经人”的对立面。然而，叙事中，“偷鸡的”却成了和尚与村民们的座上宾，小说中的小英子甚至还拿偷鸡用的铜蜻蜓当玩具，这与“潜台词”所认定的道德规范相悖。正是这种相悖，这种反常，反讽方可能生成，“偷鸡的”受到如此“正常”的款待导致了可笑。这种潜台词除了发觉这种“反常”，还可能将这种“反常”视为“正常”：小说叙述者与人物对这位“偷鸡的”“正经人”并未如临大敌，也许，这种“反常”已经被视为“正常”。同时，过于追究这种“反常”反而被视为“反常”。汪曾祺《受戒》中言及“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天下可笑之人”，“难容之事”不外《受戒》中和尚们不受戒律这类事体，“可笑之人”还应包括自诩洁癖的不洁者。如此，此处汪曾祺的潜台词既针对“偷鸡的”被视为“正经人”的“反常”，也指向过于追究这种“反常”的“反常”。这正是汪曾祺反讽艺术的特点，其反讽具有多义性和自反性。汪氏反讽的“潜台词”没有那么单一，而是能发现多种“对立”多种可笑的同时存在。“正经人”这段文字的“潜台词”的双重指向，让此段文字既有对“反常”的哂笑，亦有对过于在乎“反常”的冷嘲。小说中，叙述者只是轻描淡写地点出“都是正经人”，并不指名道姓地针对这位“偷鸡的”，故反讽意味有之，宽容的态度亦是明显的。这样的反讽，是一种善意的反讽，一种温婉的反讽。

反讽的“潜台词”既可能发声，亦可能沉默。反讽能够成立，依赖于“潜台词”，依赖于“潜台词”相关的具体语境。我们可以假设，小说文本中一位人物说“我真年轻”，这是否可能导致反讽呢？这取决于人物在何种情景下说出此话，还取决于接受这句话的文本中人以及文本之外的读者对于这位人物境遇的了解与判断。莫泊桑的《项链》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借项链，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虚荣心在作怪，还是得体的社交之合理需要？玛蒂尔德的故事是否可笑，是否可能导致反讽？这都紧密联系着具体历史语境中的读者对于玛蒂尔德行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文化成规的判断。琳达·哈琴的《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提出这样的见解：“反讽是一种具有相关性的策略，因为它不只在意义之间（言内的和言外的）发生作用，还在人和人之间（反讽者、诠释者、作为靶子的反讽对象）发生作用。反讽的意义之所以能够成立，乃是一种相关的结果，是互动的施为行为将不同意义制造者和不同意义糅合在一起的结果，其目的首先是要创造某种新的意义；……，言外之意有权挑战言内之意，这是反讽定义的语义条件。”[5]这“言外之意”即“潜台词”，是发话人与受话人共享的文化、道德、情感、感知记忆。“反讽和其他所有交际行为是一样的，因为它总是具有文化的具体性，决定它的是某种发话人和受话人共享的共同记忆的展现。……，反讽相当倚重互相分享的事实背景信息，以期建立起那被建议性地被称作‘个人之间认知区域’的东西。……，反讽的成功，靠的就是反讽者和诠释者对这些规则的理解互相缩短距离，或者，更精确地说，互相有某种程度的巧合，像反讽这样的委婉言语行为，相比普通的话语，对于这种共享交际假定的感觉，甚至可能要求得更多一些。”[6]反讽的成立，是通过共同文化记忆的委婉而即时的比照，这所谓“委婉”即发话者只是提供一种可供反讽的对象和表象，发话人并不承担对表象的诠释义务。反讽的缘由，反讽所联系着的价值判断与文化成规，发话者不仅不诠释得那么明白，甚至尽可能地克制。反讽修辞通常要在表象与“潜台词”之间设置理解的屏障。这理解的屏障导致受话者理解反讽宛如面对一道测试题，测验受话者对于“潜台词”中的文化成规、价值判断以及话语多义性的熟稔程度和反应能力。

这种“委婉”形成的理解障碍，一旦被突破，发话人与受话人理解上的距离迅速消失，形成可迅速交流的默契。不过，反讽的受话人通常可以直接感受到反讽的默契，却未必充分了解导致反讽的默契的具体原因，也未必知晓反讽艺术家欲擒故纵的巧妙。这是因为反讽的发生，往往将多种意义“糅合在一起”，让多种意义共同参与到反讽的场域之中。具体剖析反讽发生的机制，分析高明的反讽艺术整个过程，不是简单地指认反讽效果就了事，而是需要深入具体文本，了解优秀作家的反讽艺术的“委婉”“巧妙”“多义”之用心。

二

汪曾祺《八千岁》对反派人物的反讽不缓不急，以褒扬的方式揶揄，以抒情的叙述嘲讽。此种反讽叙事，将一位反派人物的做作、虚荣与霸悍穷形尽相。《八千岁》主要人物之一八舅太爷是位国军旅长。八舅太爷霸道，无赖，又爱出风头。八舅太爷“一到哪里，就把当地的名花包下来，接到公馆里去住。一出来，就是五辆摩托车，他自己骑一辆，前后左右四辆，风驰电掣，穿街过市。城里和乡下的狗一见他的车队来了，赶紧夹着尾巴躲开。他是个霸王，没人敢惹他。”[7]“他把全城的名厨都叫来，轮流给他做饭。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他爱唱京戏，时常把县里的名票名媛约来，吹拉弹唱一整天。他还爱风雅，爱字画，谁家有好字画好古董，他就派人去，说是借去看两天。有借无还。他也不白要你的，会送一张他自己画的画跟你换，他不是上过一年美专么？他的画宗法吴昌硕，大刀阔斧，很有点霸悍之气。他请人刻了两方押角图章，一方是阴文：‘戎马书生’，一方是阳文：‘富贵英雄美丈夫’——这是《紫钗记·折柳阳关》里的词句，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里最好的词句。他也有一匹乌锥马，他请宋侉子来给他看看，嘱咐宋侉子把自己的踢雪乌锥也带来。千不该万不该，宋侉子不该褒贬了八舅太爷的马。他说；‘旅长，你这不是真正的踢雪乌锥。真正的踢雪乌锥是只有四个蹄子的前面有一小块白；你这匹，四蹄以上一圈都是白的，这是踏雪乌锥。’八舅太爷听了很高兴，说：‘有道理！’接着又问：‘你那匹是多少钱买的？’宋侉子是个外场人，他知道八舅太爷不是要他来相马，是叫他来进马了，反正这匹马保不住了，就顺水推舟，很慷慨地说：‘旅长喜欢，留着骑吧！’——‘那，我怎么谢你呢？我给你画一张画吧！’”[8]

八舅太爷豪夺他人的钱物，觉得理所当然。不过，八舅太爷更需要的，是他人对他“艺术才华”的欣赏，满心要塑造的，是盖世豪杰之“理想自我”。

八舅太爷敲诈他人说一不二，可一旦涉及“艺术领域”，他似乎就变得客气起来，狡猾起来，甚至还带点不好意思。这客气，多少有些炫耀，要对方领教他绘画的高明，认可其艺术作品的价值——其艺术价值大概可以直追名家。如此，八舅太爷想象中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对照构成了反讽的要点。八舅太爷的“现实自我”之本色是位无赖浪子，其“艺术水平”可想而知。然而，八舅太爷自认的“理想自我”爱风雅，懂感情，会艺术，要面子。八舅太爷善于将自我修饰成风流英雄，想象自己是一位浪漫豪杰。所谓“戎马书生”“富贵英雄美丈夫”都是高强度的自我美化：八舅太爷想象中的自我文韬武略，怜香惜玉，舞文弄墨，风度翩翩，是位少年儒将。这位八舅太爷满心希望他人更关注他的“艺术追求”“艺术修养”和“艺术成就”，更试图让虚构的“英雄血，美人泪”故事桥段深深地“嵌入”他的“艺术人生”与“铁血生涯”。

汪曾祺一本正经叙述反派人物的“美好理想”，没有一句叙述否定他的绘画，反而说他的画“宗法吴昌硕，大刀阔斧，很有点霸悍之气”。至于八舅太爷与名媛虞小兰的关系，两人相遇竟然是“相见恨晚”。就是八舅太爷敲诈八千岁的八百块钱，其中六百元是给虞小兰“买一件西狐肷的斗篷，好让她冬天穿了在宜园梅岭踏雪赏梅”。[9]“踏雪赏梅”的“情景假设”，显然聚焦于八舅太爷内心的“诗情画意”。尽管他的部队就要调防，但他心心念念却是冬天里虞小兰“踏雪赏梅”之幻境。以抒情的笔调来写反派人物的“情致”，没有“贬低”，只有“抬高”，而这“抬高”之抒情全是嘲讽，这方是汪曾祺反讽叙事的高明之处。

如此写八舅太爷，才是汪曾祺式反讽的精妙所在：汪曾祺是以欣赏的方式，以发现坏人的“多情”“多艺”，深入到八舅太爷自我陶醉的知觉世界里，用发现坏人的“美”来反讽坏人的恶。这正是汪曾祺反讽叙事的婉转、精妙之处。汪曾祺不是简单地就八舅太爷的霸道来反讽其恶行，而是将一位行恶之人内心中的“美好镜像”叙述出来，通过八舅太爷的行为对其自我期待的扭曲、否定来形成反讽。具体地说，便是通过对八舅太爷的“多艺”“多情”的自我期待自我想象的叙述，与其恶行对照，让八舅太爷的“多艺”“多情”显得可笑。为什么可笑呢？因为钱财可以靠武力掠夺，但艺术认可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多情”更需要营造“氛围”，“以心换心”。这八舅太爷很懂得。所以这位爱显示武力的全能威力的八舅太爷，在希望他人欣赏他的“艺术才华”时多少变得有点耐心有点不好意思，在希望赢得“知己”的欢心之时更是别出心裁。如此，这位顽童型霸王“多情”“多艺”的自我期待，让他陷入自我分裂的状态：八舅太爷行为的低级让他的“梦想”的高级显得扭曲可笑，他的恶行的“简单粗暴”更消解了他的“爱风雅”“懂感情”。汪曾祺对于八舅太爷的叙述的“潜台词”之一便是你这位霸王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何必还要赔上“耐心”与“爱心”呢？因此，表象的“多艺”“多情”在“潜台词”的冲击中被瓦解。再有，汪曾祺的“潜台词”中的有关“戎马书生”“霸王别姬”这样的文化记忆都是正面的，甚至是悲壮的。如此，历史记忆中正面的“潜台词”会对八舅太爷的自我期许发出这样的质疑和否定：你这么一位只会敲诈勒索平民的“虚拟霸王”也配得上“戎马书生”“富贵英雄美丈夫”和“霸王别姬”？这种“你也配得上”的话语并没有直接发声，相反，汪曾祺倒是不动声色地叙述八舅太爷的“多情”“多艺”。这便是一种委婉，一种含蓄，一种让读者判断是非的自信。反讽的接受人需要一种能力，认识到“戎马书生”“富贵英雄美丈夫”和“霸王别姬”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兼具柔美与壮美的审美价值。然而，这些古典英雄的话语修辞一旦被八舅太爷所“掠夺”，则完全歪曲。“戎马书生”这类话语失去了其本该对应的历史文化语境，被误置于一位无赖的冒牌场域之中，迅速导致其语义的扭曲与贬值。一旦误置和扭曲，反讽也就随之发生了。接受人需要敏感地捕捉到这种扭曲与误置，才可能不被八舅太爷这种坏人的“一片天真烂漫”所蒙蔽，从而与发话人共同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意义：八舅太爷不过是一位“冒牌货”，他的行为可恶，他的“妄想”可笑。

八舅太爷的英雄幻想不过是一场闹剧，他试图挟持美好，因此玩点“文艺”，扮演“多情”，这就让八舅太爷“儒雅”与“多情”的假象散布于文本各处，让文本生成出一种真假莫辨、鱼龙混杂的驳杂之美。不过，话说回来，反讽不是为了“肃清”这种驳杂而存在的，也不是简单地为坏人贴标签，指认其卑鄙无耻或虚伪透顶。汪曾祺反讽的微妙性与复杂性恰恰是既让读者发现八舅太爷这位坏人“多情”“多艺”的“冒牌货”性质，也让读者发现一位无赖尚有舞文弄墨的“雅兴”和怜香惜玉的“情致”，尽管这种“雅兴”和“情致”要大打折扣。因此，这样的反讽，是一种复杂化的反讽，不是简单地以指认“冒牌货”作为反讽的终结。这不是说反讽的复杂性会带来价值的混乱，而是说反讽本身就是以这种价值混乱导致的自相矛盾为嘲讽对象。

《八千岁》中的一号主人公八千岁也是反讽对象。围绕八千岁的反讽，所形成的复杂性亦同样微妙。八千岁这样的吝啬者偏偏被八舅太爷敲诈，被敲诈的钱的一部分花销偏偏放在八千岁的紧邻赵厨房办满汉全席，让八千岁看得见摸得着，心疼不已又无从发作。看别人大手大脚花自己的钱，八千岁看开了，不如自己的钱自己享受，但吝啬老板再怎么“纵容”自己，也就是大声叫了碗三鲜面。汪曾祺反讽八千岁，并不是那种放开手脚以八千岁出乖露丑为乐事的狂欢式的反讽。相反，对于八千岁的反讽，汪曾祺是十分克制的，充分照顾到这位新兴商人克勤克俭的艰辛。因此，不难发现，汪曾祺不吝于刻绘俭省的八千岁有些“独特”但又合情合理的知觉：“碾坊没有窗户，光线很暗，他欢喜这种暗暗的光。一近牲口槽，就闻到一股骡子粪的味道，他喜欢这种味道。他喜欢看碾米师傅把大黑子或二黑子牵出来。骡子上碾之前照例要撒一泡很长的尿，他喜欢看它撒尿。骡子上了套，石碾子就呼呼地转起来，他喜欢看碾子转，喜欢这种不紧不慢的呼呼的声音。”[10]这一连串的“喜欢”，是常人不太可能产生如此多好感的“粪”与“尿”。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甚至有点“不卫生”的物，承载着八千岁发家的希望，寄托着八千岁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因此，汪曾祺所叙述的八千岁一系列吝啬“行状”多为这种八千岁对牲口对于“生产资料”的“款款深情”所消解。人们可能这样理解：八千岁是小气，但他的小气多是来源于惜物爱物导致的“放不开”。对于八千岁这样的普通人，汪曾祺哪怕反讽之，也留有余地，其同情多于反讽。

汪曾祺的反讽叙事，通常不暴烈，不喧闹，不怪异，哪怕看穿了人性的弱点，汪曾祺也多考虑到为被反讽对象“遮丑”，在叙述内容上为其提供“辩护”的理由。当然，汪曾祺的反讽叙事的特点还不止这种“宽恕式”反讽的厚道，汪氏反讽更精彩之处，在于他的反讽很“安静”，很委婉，在不喧不闹中揭破可笑的精神面相。《金冬心》就是汪氏小说中反讽艺术达到极精妙水准的作品。

三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互通有无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文化人向市场“兜售”其“才华”不值得大惊小怪。只不过《金冬心》中的名士金冬心的价值观念与具体处境可不像布尔迪厄的结论那么简单。口头上，金冬心对文人向商人“打秋风”嗤之以鼻，声明“箪食瓢饮”更能让他得其所哉。然而，一旦有了机会，能让金冬心不觉得“无聊”、打起精神来的事体，则是周旋于达官巨贾之间，并以此获得可观报酬。

金冬心蔑视“打秋风”，但需要缓解经济的压力。文章一开篇便言及杭州官员馈赠的程仪“殊不丰厚”，冬心先生颇有牢骚。去年秋后买了两块大砚台，“一块红丝碧端，一块蕉叶白，手头就有些紧”[11]，眼下，先生打算购买翟家花园新从福建运到的十盆素心兰。这五两一盆的兰花，“除了冬心先生，谁配？然而……”[12]名士要维持他的雅致生活，难免花销。然而，即便冬心先生已经设计出“乌木灯架”这样别致的“营销方案”，找南京的袁子才帮忙，从元宵等到清明，灯架却被退了回来。如此看来，金冬心不是无心俗务，而是推销无方。这让冬心先生颇懊恼。冬心先生对同是文人名士的袁子才的要求显然严苛，见不惯他“打秋风”，说他“俗”，骂他“斯文走狗”。不过，所有这些不满，所有这些“骂声”，之后都会“返回”冬心先生自身，构成对冬心先生自身的反讽。故事发展到后半部分，冬心先生的表现与之前他所谴责袁子才的“俗”没有两样。然而，《金冬心》中名士的“俗”被叙述得极“雅”，甚至“雅”至出神入化的地步。以极“雅”的方式遮掩其“俗”，“雅”“俗”难辨，以“雅”媚“俗”，这才是冬心先生的精明过人之处。

小说中，冬心先生收到了扬州一号大盐商程雪门宴请新任盐务道铁保珊的请帖，方认为今天的日子不再“无聊”。这样的宴请，让冬心先生进入了权贵、资本、文化三者交切互渗的场域。“果然，等金冬心下了轿，往平山堂一看，只见扬州的名流显贵都已到齐。藩臬二司、河工漕运，当地耆绅、清客名士，济济一堂。花翎补服，辉煌耀眼；轻衣缓带，意态萧闲。程雪门已在正面榻座上陪着铁保珊说话，一眼看见金冬心来了，站起身来，铁保珊早抢步迎了出来。”[13]这样的场合，官与商本是主角，然而，冬心先生作为名士，他的到来显然转变了这一场域的关注焦点。如此，盐商为新任盐务道的洗尘酒席，悄然转变为文化追星之宴。显然，对于有一颗“文艺心”的盐务道铁大人来说，冬心先生比酒宴更有吸引力。铁大人与金冬心此时都愿意将自我扮演为闲云野鹤一般的“文艺人物”，于是，关于宴席菜单的“评点”游戏将反讽叙事的帷幕拉开。

“今天的酒席很清淡。铁大人接连吃了几天满汉全席，实在是没有胃口，接到请帖，说：‘请我，我到！可是我只想喝一碗晚米稀粥，就一碟香油伴疙瘩丝！’程雪门说一定照办。按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曾请铁保珊过了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烩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鯚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车螯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铁大人听说有河豚，说：‘那得有炒蒌蒿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有蒌蒿，那才配称。’有有有！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苔、素炒金花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马兰头、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尖、素炒黄芽白……铁大人听了菜单（他没有看）说是‘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请金冬心过目，冬心先生说：‘“一箪食，一瓢饮”，农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的。’”[14]汪曾祺如此铺陈“菜谱”，是揭示以清淡名义“创造”出的奢靡。精微而奇异的美食展示过程中隐含着暗暗的反讽。“很清淡”“极素净”“也只是”皆可视为反讽口吻的客气而平淡的表达。至于两位“文艺人物”的反应更是令人叫绝，如此名贵的宴席却被“轻盈”地命名为“菜根席”，“一介寒士”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中仿佛完全漠视宴席的奢华。清淡却名贵的宴席，正与冬心先生风雅却功利的做派遥遥相对，形成风格上的同构关系。

酒席上，那位“艺术造诣”颇深的铁大人出了一个“飞红令”，并吟出了《葬花吟》中的诗句“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令盐商毕恭毕敬的铁大人与林黛玉的身份与境遇差异巨大，这位内心里住着一位柔弱敏感女子的铁大人形象，在互文映射中是否会发生滑稽怪异的形象变形？这种形象变形，汪曾祺没有丝毫渲染，却是嵌在《金冬心》中一个极具搞笑潜力的反讽笑点。至于冬心先生接下来以一首虚构的元人诗来挽回因“柳絮飞来片片红”发窘得无地自容的程雪门，冬心先生则以丝毫没有做作的从容气派在众人面前“瞒天过海”，以极风雅极高明的方式弥合了其所推崇与其所需要的分裂状态。

金冬心所推崇的与其所需要的构成了其价值判断的内在分裂。“箪食瓢饮”作为一种对文化圣贤的向往，作为对诗化的极简生活的想象，当然是可以确立的。这样的价值判断不能说完全虚伪，对于冬心先生来说却很难躬身力行。实际处境中的冬心先生，作为文化名士，名贵的大砚台和价格不菲的素心兰，作为环绕着他的文化象征符号，是其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对于冬心先生来说这些文化符号并非“无可无不可”，他自己都声言“谁配”。因此，名士推崇的诗化极简生活与其费用不菲的精致雅好所构成的冲突，迫使金冬心这位文化名士要在虚假的表演与真实的需求之间妥协出一种合适的应对方式。《金冬心》最具喜剧性的反讽之处，便在于名士的虚假表演不但要维护如素心兰般“花心如玉”的高洁外表，还要通过其自身才华适时适地高水准发挥，极体面极隐蔽地交换到急需的经济援助。体面到众人喝彩，高雅到浑然天成，并能因此博得才华的顺利“兑现”与金钱的适时“回报”，这才是冬心先生的高明之处。不再有被人挖苦的自我推销，不必直接降低身段去取悦权贵商人。相反，一切都是“自然”与“完美”，“自然”得如同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行酒令”的游戏节目，“完美”得像一场文人雅士的即兴诗歌派对。然而，这种“自然”，这种“完美”，却是某种意义上的作弊方能成就的。不过，这种作弊，这种瞒天过海，介于作弊与游戏之间。如此才华横溢的瞒天过海，即便被人识破，亦无伤大雅，甚至作弊本身就是名士洒脱不羁的风格化表演。况且，这不是抄袭，而是即兴的“口占一诗”。如此，虚假表演不再“虚假”。一是冬心先生玩的都是“文艺”，而且玩得很陶醉，杜撰的诗作“如此尖新，却又合情合理，这定是元人之诗，非唐非宋”[15]，才华横溢让冬心先生再次“圈粉”；二是冬心先生为盐商解围，对盐商没有丝毫要求回报的暗示，靠的是“自觉”，演的是洒脱；三是盐商事后以千金馈之，并不点明原因，彼此心知肚明，要的是默契。这种“文艺”，这种洒脱，这种默契，让冬心先生左右逢源，长袖善舞，让冬心先生的角色表演在自我和他人都十分认可的文化名人行为框架之内游刃有余。到此，金冬心以丝毫不求功利的方式获得功利，以毫无媚态的方式献媚，以不求回报的方式获得可观回报。如此高明且精明的表演，如此云遮雾罩一般的遮掩，这才是《金冬心》的反讽重点。

鲁迅的《孔乙己》是对落魄文人缺乏自知之明的反讽与怜悯，而汪曾祺的《金冬心》则是对文人名士把握时机隐蔽地“出售”自我才华之精明性的反讽。当然，《金冬心》对于反讽对象的反讽是十分克制的，金冬心的高明与精明并未被过度渲染。有些读者很可能还有一种理解，那就是金冬心对盐商的解围救场，完全是文人兴之所至的即兴行为，不过是为了活跃活跃“现场气氛”。这样行为友善，很诙谐。如果这种理解能够成立，那金冬心精明过人的说法就要被推翻了，所谓反讽效果多少要打折扣。如此，似乎由于汪曾祺关于金冬心杜撰元人诗之动机的“内心活动”缺失了，导致金冬心这一形象是否具有反讽性变得可疑了。事实上，即便金冬心即兴口占所谓“元人诗”并无要求盐商马上回报的动机，但他为盐商挽回面子的打算是能成立的。金冬心接到盐商的请帖那刻起便神情振奋，却要等“第三次催请”才肯坐上轿子。可见金冬心是很懂得不要过于显露自己对大盐商的“期待”的，免得露出“寒乞相”。假定金冬心向盐商示好的信号过于明显过于招摇，金冬心便不是金冬心了。金冬心为盐商解围，妙就妙在动机很隐蔽很含糊，甚至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而非有意识的“策划”去为盐商解窘。然而，只要能通过冬心先生的“文艺才华”让盐商在场面上下得了台，让盐商博得他人“想不到程雪翁如此博学！佩服！佩服！”[16]之类的赞美，那么，盐商的回报是迟早的。这一点，如此聪明的冬心先生，应是心里有数吧。况且，这次酒宴多少还有点“文化搭台”的雅集意味，玩的就是心领神会。

话说回来，汪曾祺对金冬心的反讽的确是有限度的，此篇小说的反讽修辞运用是“点到为止”。金冬心起码是懂得廉耻的，非贪得无厌之徒。冬心先生虽然结交达官巨贾，但在他们面前还是保持了一位名士起码的得体做派，并无过度献媚之嫌，金冬心先生毕竟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况且，冬心先生收下大盐商的馈赠，首先想的也是终于有银两可以购买那福建来的“十盆素心兰”了。雅士毕竟是雅士，就是经济的困窘逼他不得不俗气些，终究也是要以风雅之物为精神寄托的。然而，正是冬心本身是如此懂得维护自我的“人设”，故他的可反讽之处是轻微的，没有太大动静的，不会掀起任何外部波澜。金冬心收到盐商馈赠之后，还骂了一句“斯文走狗！”[17]，这一句骂，是骂袁子才，还是骂他自己？不得而知。冬心先生这指向模糊的一句骂，是嘲笑别人呢，还是看不起自己，或兼而有之？无论是嘲人还是自嘲，“斯文走狗”在文末都发散出微妙的反讽意味。这句骂，大概只有金冬心本人才能体会得特别幽深特别复杂特别意味深长吧。

《金冬心》这样的故事，没有大是大非，冬心先生哪怕有弱点，也是很轻微的弱点：一位自我形象设定为“一介寒士”的名士以毫无媚态的方式讨好盐商以寻求经济援助。这样的弱点是很容易得到谅解的，然而，其中以文人风骨做幌子的矫饰、才华横溢的俗气以及“出售”才情之后的小得意，终究成为小说反讽锋芒的指向所在。如此，《金冬心》全文是以轻微的反讽来对待轻微的弱点，这样的反讽，不辛辣，更不暴烈。这样的反讽带着沉默的坏笑，混杂了些微俗气的雅致，可谓恬淡的反讽，温婉的反讽，自反式的反讽。

克尔凯郭尔论反讽，认为“反讽的修辞自己推翻自己，就像一个谜，一旦猜破，就没意思了”[18]，反讽通常“愿被理解但不愿被直截了当地理解；结果是，这个修辞格不大瞧得起谁都能马上理解的直来直去的言谈；它就像个高贵者隐匿姓名身份出外旅行，居高临下，以怜悯的眼光观察一般常人的言谈”[19]。表面上，《金冬心》很好理解，其反讽的指向似乎也很明确。不过，精读《金冬心》，却发现汪曾祺即便反讽了，亦处处设置下两可的理解，哪怕有些讨厌其主人公的做作，却又不无欣赏其做作的“高水平”，哪怕可以“揭穿”反讽对象的用心，却又不愿意过分声张，让读者继续“猜谜”，让反讽的文章留有悠长的余韵和回味。

《金冬心》是汪曾祺小说中反讽艺术特别出色的一篇佳作，这不意味着汪曾祺小说的反讽叙事篇篇都精彩。汪曾祺的《卖眼镜的宝应人》的结尾就过分依赖外部条件的“反转”，缺乏对于主人公心灵的深度透视，好笑固然好笑，但人物的微妙性与复杂性远不如《金冬心》，至于《红旗牌小汽车》则完全靠直接的“骂”来宣泄情绪，虽有可笑之处，但全篇艺术价值不高，其反讽叙事偏于简单化。《荷兰奶牛肉》亦是以人物的“大话”与世俗的物质要求作为反讽的落差，其反讽叙事艺术尚可，但不属于汪氏反讽作品中的上佳之作。《皮凤三楦房子》亦是热闹胜过反讽，其人物经历的奇特性与其外部动作的奇异性所形成的反讽效果固然直观，却缺乏内在的深度。《金冬心》《八千岁》《异秉》《星期天》《云致秋行状》才是汪曾祺小说中高水平的反讽叙事作品，这类汪氏反讽小说的上佳之作不仅仅通过人物“有声有色”的外部动作来构成反讽，而且叩问人物的内心动机与应有之道理、应有之情形的不协调的错位关系，窥测人物的自以为是处、虚伪做作处、自相矛盾处或无可奈何处，多通过人物判断、感知与“自然的”“合理的”判断的偏离或不协调去揭示可值得反讽的人物与现象。汪曾祺反讽叙事的上佳之作往往是委婉的、静默化的，还可能是模棱两可、意蕴悠长的。这样的反讽叙事不过于尖锐，以反讽锋芒“柔化”的方式形成多义性、模糊性乃至诗意性兼具的反讽美感。

注释：

[1] [美] J.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70页。

[2] [英] D.C.米克：《论反讽》，周发详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2月，第46页。

[3]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美]詹姆斯·费伦、[美]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52页。

[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96页。

[5] [加]琳达·哈琴：《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徐晓雯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67页。

[6] [加]琳达·哈琴：《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徐晓雯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24页。

[7] 汪曾祺：《八千岁》，《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09页。

[8] 汪曾祺：《八千岁》，《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10页。

[9] 汪曾祺：《八千岁》，《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11页。

[10] 汪曾祺：《八千岁》，《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06页。

[11] 汪曾祺：《金冬心》，《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81页。

[12] 汪曾祺：《金冬心》，《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82页。

[13] 汪曾祺：《金冬心》，《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83页。

[14] 汪曾祺：《金冬心》，《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84页。

[15] 汪曾祺：《金冬心》，《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85页。

[16] 汪曾祺：《金冬心》，《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85页。

[17] 汪曾祺：《金冬心》，《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86页。

[18][19]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