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必急着给生态散文下定义 前方存在诸多可能

李景平：刘军老师好！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交流过，你的观点有独立性内容，与别人不同。我以为，观点表达的迥异，恰恰是正常的。这也是生态文化或文化生态之一种。在生态文学上，我愿意听到不同观点。观点虽然不同，但都体现出对生态文学的执念。我知道你在致力于推进生态文学，你对生态文学有什么看法？

刘 军：麦克卢汉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媒介即信息。生态文学作为观念突出的文学形制，从某种意义上隶属于生态行动主义的内容。既然是以行动为指向，那么，其观念既不能锁在斗室之内，也不应斜躺在书本里，而应借助越来越丰富的社交媒体，充分地呈现各种声音。只有在多种声音相互冲撞并重组的情况下，稳定的内核方会稳定下来，成为共识。因此，对于生态观念的传播来说，媒介非常重要。

至于何谓生态文学？国内通行的做法就是援引厦门大学王诺教授的定义内容。在他看来，“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在此基础上，他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进一步概括了生态文学的几个特征：首先，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其次，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再其次，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明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最后，许多生态文学作品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了人类的未来，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

对于王诺的概括和总结，我持基本赞同的态度。作为补充的是，在当下中国生态文学刚刚起步之际，应当适当放开生态文学的边界，对于特征不分明、观念不突出、文学性不显著的生态作品给予包容的态度。我的个人主张是先打开大门，让多种形式的探索成果进入场地，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生态文学的边界问题，逐步澄清生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

李景平：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生态文学的？关注和研究生态文学的缘起是什么？据悉，你多年注重中国当代散文研究，而在生态文学研究中，重点致力于生态散文的批评和推荐。研究生态散文不能不关注国外，那么，对于世界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怎么看？不妨作一个简要梳理。

刘 军：我的专业方向是散文批评，如同一位西方作家说的，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却用它来喝水。就生态文学而言，我较早关注的是生态问题。20年前回乡，我注意到乡土世界的内循环系统，尤其处理废弃物的系统被损坏掉了，那个以家庭单元为基础的处理系统虽然微小，但作用是全面的。损坏之后，各类塑料制品缠绕在植物根部和植物头顶，让人看了非常揪心。从那时候开始，我对生态和环境问题就非常关注。2016年前后，华北地区的重雾霾，又强化了我的生态忧思。因为忧心忡忡，所以对相关生态诸多问题较为关注。从环保公益短片到环保主题电影再到环保深度调查，积累了诸多信息材料。

到今天为止，需要坦率承认的是，我并没有全面关注生态文学的各个门类，而是将重心放在“生态散文在中国”这个问题之上。2019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新世纪以来散文概括的文章，在梳理材料之际，我注意到近20年散文在思潮弱化之后，进入一个扁平的轨道。散文领域内的新的生长点较为匮乏，恰好，我正主持《广西文学》散文新观察栏目，于是和刊物沟通，能否在下一年度新开一个主题，以此突显文学的介入精神。2020年度，《广西文学》的12期每期都有生态散文主题，展示了当下生态散文的既有成果，涉及到的作家有李青松、杨文丰、祁云枝、詹文格等。2021年度，我和《黄河文学》继续合作，推出生态散文特辑，并与《绿叶》《生态文化》等刊物保持内在联系，沟通相关生态散文的稿件信息。

就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学来说，我仅仅是浏览了部分材料，尚未达到整体把握的程度。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说，人们将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当作生态文学的起点，但在言及生态文学之际，谈论最多的恐怕还是《瓦尔登湖》以及缪尔的作品，而我在读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之际，却有一个感受，即这本书的文学性在《寂静的春天》之上。同时我想，如果《寂静的春天》作为生态文学的起点业已成为共识，那么，这本著作之后，生态文学还产生了哪些经典的作品？这些作品与阿特伍德、石黑一雄、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相比较的话，艺术性、思想性的差距在哪里？我觉得，生态文学也好，自然写作也好，落脚地还在于“文学”二字，如果文学的感染力、撼动力不够，即使在文学之前安插太空的名号，也是不够结实的。

李景平：生态文学在中国已经发展了40年，虽然生态文学仍然属于新的文学门类，但国内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已经对生态文学作过阐述性表达或概念性界定，也出版过几本研究性的著作。具体到生态散文，你却认为，对生态散文下定义为时过早，因而只给出基本点位即可。你持这样的态度，是基于什么考虑？

刘 军：生态文学40年这个说法我是持质疑态度的。批评界按图索骥的做法，有些时候过于牵强。《大地上的事情》完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的理解，苇岸的这部作品，还隶属于前生态文学写作的范畴。同样是在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 醒来》，李存葆的散文《鲸殇》等。但这些具备生态意识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学场域并不显眼，当时的生态写作尚未成为气候，因此，它们的被遮蔽就成了一种必然。而这两年，生态写作在文学现场成为热点，支撑这个热点的有如下几个因素：刊物的栏目或者特辑，系列丛书，主题研讨会，一定数量的批评文章。生态文学能否演化为一个新生的文学思潮，这个问题尚待考察。

关于生态散文的界定，我在《生态散文的边界》中提出了三个考量标准，分别是生态自觉、田野经历、系列写作的纵深度。之所以不必急于给予生态散文框定出一个定义，那是因为生态散文恰处于萌芽阶段，前方存在着诸多可能性的领域。理论生产不同于哲学生产的地方在于，理论往往是错后的，在文学史上，前瞻性的命题往往是由哲学家和作家提出来的。理论批评要拥有自省性，注意自我所处的位置，因此，对待生长性的文学形制，保持谨慎和克制是有必要的。至于我所提出的三个标准，仅仅是勾勒出的大致情状，不是命题性的，而是描述性的。比如生态自觉这个提法，它并非要求生态散文作者必须具备生态主义的理论素养，而是包含着不同的向度。一个鄂温克的猎手，他或许没有经历过任何观念训练，但是他懂得敬畏动物植物，懂得自然万物与人实际上是一个有机循环系统。具备这样的认知内容，那么，生态自觉就是成立的。而在当下盛行的草木题材散文创作实践中，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只要作者笔下的对象呈现功用的特性或者效益，我就会判断这个作者基本和生态自觉无关，因为功用是站在人的立场去看待的一个结果，对于地球生物圈来说，不会如此看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生态散文完成度特别高的作品尚没有出现

李景平：生态散文已成为生态文学的普遍风景，但生态散文同质化重复却也最为普遍。你甚至认为“即使生态散文序列中最好的生态散文也进入不了一流散文作品行列，因为生态文学写作强调观念先行主题自觉，这必然损伤文学性，无法顾忌作品对人世间的穿透力和结构能力”。请你展开说说这个判断的内涵？

刘 军：同质化这个问题其实是这些年散文界说的比较多的话题，而非是在生态散文写作场域。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散文的同质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叙事的依赖上，这种依赖与新世纪以来散文的叙事转向有关，抒情退场之后，经验性叙事成为散文写作的常态，散文作家们纷纷开掘各自具备异质性的童年经验和成长经验，将处理重心放在叙事之上。

其次是题材上的高度集中，集中在亲情、乡土或者是亲情加乡土的模式，或者是集中在历史材料的再发掘之上，形成了叙事的叠加，自然易于造成同质化的结果。

再其次，表现在对刊物的迎合之上，一般来说，刊物的美学趣味和主题要求在特定阶段会呈现出某种同一性，而迎合刊物的口味，在新世纪的散文写作实践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跟风式写作是不同的，但两者皆属于庸俗社会学在散文写作中的反映。

至于您所引述的我在社交媒体上的这段发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段话里所包含的价值判断里可能有错讹之处，即强调生态文学是观念先行的体式。生态文学到底是观念先行还是观念内植，我并没有把握。对于这个问题我愿意展开谈一谈。今年《创作评谭》上曾刊发一篇文章，质疑生态文学的观念先行，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将这一特性与新时期文学之前的“主题先行”相提并论。对于其观点，我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题先行”是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美学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与政治挂帅，与“遵命文学”相关，从某种意义上业已背离了文学的本体，沦为宣传品。

就20世纪文学来说，观念的突出构成了普遍现象，这也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学流派和思潮的出现，而生态文学在观念的进入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使用观念先行的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因此，我在这里愿意以观念内植加以修正。这里的观念内植指的是无论生态文学的体裁、处理方式、知识谱系有多么地不同，它们的指向最终将纳于生态主义的价值谱系。非生态文学的文学体式，在观念的内植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情况，文学是人学，人学的边界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被拓宽，基于艺术即直觉的准则，很多时候，观念和感性交织于一起，形成一种融合的情状。而对于强调生态自觉的生态文学来说，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则是最后抽象出来的准则，它具备某种整体性和独立性。

将观念先行修订为观念内置，一方面是担心这一词汇被误读为主题先行，另一方面，还是要充分顾及生态文学作品的审美传达问题。观念自觉只是作为生态写作的前提条件存在，这一自觉的观念并不是高悬在作品的前面，如同广场上的纪念碑一般，而应是细化在对具体事物、场景、人的处理之中。生态作品中的观念传达应符合从感性到理性的自然提炼过程。正所谓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生态写作如同拈花，而观念启发、心有所应，则如同迦叶之微笑。

生态散文在当下散文现场中的弱小位置，只是基于我个人的一个总体判断。毕竟，生态散文写作刚刚起步，完成度特别高的作品，我觉得还没有出现。就西方文学来看，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在深度和笔力上，堪称当代西方散文的代表。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生态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奖、布克奖、龚古尔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其实从侧面也说明，生态文学如果想在影响力、艺术性上抵达山之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李景平：生态文学作为现代性的文学产物，必然会引起来自多方面的说法。在谈论生态散文的时候，你曾提醒大家说：“没有必要对生态文学抱有偏见，至于古老的敌意，更是没有必要。”请你具体说说这些对生态散文的“偏见”和“敌意”都有哪些，并分析原因？以引起创作者和研究者清醒的注意。

刘 军：偏见来自于某种心理定势和利益考量，就心理定势来说，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积淀，还没有到自如地接纳新生事物的程度。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时新的东西可谓亦步亦趋，但在思维观念里，还拖曳着传统中守旧的步调。这是思想观念与文化惯性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还会长久存在，或者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是身体和灵魂的结构性矛盾。

从当下文学现场来看，这两年，“破圈”成为热词。这个热词的背后则是文学场域内圈层化现象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圈子与固化不可避免。恰是因为圈子的存在，因此，拒斥就成为可能。由拒斥出发，就有可能走向一种“古老的敌意”。实际上，文学思潮也好，文学现象也好，此消彼长，乃必然规律。对于陌生化的对象，对于异质化的内容，一旦抱有偏见和敌意，就会显得小气。

生态成为热点的背后，还有着其他因素。文学作为审美意识的产物，其话语方式、表达系统、内容生产皆有着自我的步调。它呈现现实但不跟风现实，要保持一种远眺的视野，同时借助距离审视现实，进而产生一种高于现实的力量与美。

李景平：你长久观察研究中国当代散文，也做过一个40年散文作品单，对当代散文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应该颇有心得。那么，把生态散文放在中国当代散文中，中国生态散文处在什么位置？生态散文是否产生较为经典性或典范性的作品？

刘 军：文学史与经典化是两个问题，文学史是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时代症候的一种综合，而经典化以作品为中心，指向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内涵。如前所述，生态散文在中国处于刚刚上路的状态，仅仅是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一方面，这一现象能否具备文学史意义，还很难说；另一方面，这一现象能否构成崛起的坚实力量，进而演化为新生的文学思潮，还存在很多变数。基于这个描述，谈论生态散文在当代散文中的位置，无疑是莽撞的。

就中国的生态写作来说，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在影响力上能够超过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山林笔记》，徐刚的《大森林》，皆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大地上的事情》之所以影响深远，不在于其文学果实的硕大，而在于苇岸在急速工业化的前夜，选择了“自我放逐”，选择了迥异于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苇岸身上，有一种伟大的不合作精神，有一种不为世俗所压制的独立性品格。他的乌托邦冲动和实践，表征出一代代的人们追求“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梦想。因此，苇岸的成就不在于文学书写，而是在梦想诗学的熠熠闪烁上。作为当下的在场的写作，生态散文不宜提经典性或者经典化，这有点操之过急。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写出典范性的生态散文作品，批评界有能力辨认出这批典范性的生态散文作品。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来看，可喜的是，一批散文作家正在典范性这个问题上发力，李青松的《哈拉哈河》，旅居瑞士的朱颂瑜的《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报告》，祁云枝的《红豆杉，灾祸或福祉》，皆是较为成熟的生态散文作品，相对于同类作品，完成度较高。

生态散文写作要放开眼界拓宽题材通道

李景平：新近两年，《人民文学》《广西文学》《滇池》《西部》《草原》《黄河文学》推出生态文学栏目和特辑，《绿叶》《文艺报》《文学报》《雨花》《长江文艺》推出生态文学研究和讨论，生态文学已突破部门性的宣传动员而成为文学界的文化自觉。你觉得，生态文学的这个走势，预示着什么？

刘 军：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的覆盖面是很宽广的。理论与观念的生产构成了思想武器，生态宣言、政策、法律条文，则构成了生态行动的宗旨和准则，而社会力量、民间力量和生态写作，则构成了生态行动的主体。生态写作作为中介，既联结上层建筑，又沟通社会大众，既构成观念传播的主体，同时也是生态实践的具体组成部分。生态文学的作家们作为较早觉悟的人，有责任以手中笔，摇曳生姿，让更多的力量汇聚到生态实践的路线图之中。

众多报纸刊物加入到生态文学推介的行列中来，当然是一件好事。文学作为“感应的神经”，春江水暖鸭先知，生态主义的兴起使得文学界敏锐地察觉到一种新的气候，然后做出反应。总体来看，生态文学作品的系列推出，夯实了生态文学作为新生文学现象的基础，但对于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来说，只是有益的酝酿，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继续深化。比如主题图书的出版，比如重要 的出位（如美国的约翰•巴勒斯奖），比如重要的理论宣言和形成纵深的批评文章，等等。只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当代中国的生态文学才不会仅仅是一个名号。

李景平：在生态文学走势上扬背景下，你主持了《广西文学》和《黄河文学》的生态散文栏目和特辑，评论家和编辑联手助力生态散文。可以说，在你，这是批评家兼编辑家的一次文学实践，也是把“生态主义思潮变成生态行动主义”的一次实践。那么，在生态文学创作和编辑上应张扬什么并警惕什么？

刘 军：如前所述，生态散文写作的凡例也适用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自觉的路径有很多条，阅读、访谈、调查、观看等等方式，皆有可能推动主体的觉悟，而观念本身与价值判断紧紧相连，一旦走向了观念觉悟，个体的信与执的力量皆会激发出来，那么，个体就会投身到意义实现和价值创建的事业中去。

当下生态散文的主要症结在于田野经验的欠缺上。书斋里的写作必流于资料化，经验写作中的经验又是有限的，往往困于一隅。生态散文作品里呈现出的实证材料，需要具备以点带面的功能。基于此，生态散文作家就需要进入现场，洞见那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发”。

田野考察是结实的举动。其不仅仅意味着深入生活，积累素材，更重要的是在于发现，具体而言，就是发现那个“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载体。这个载体是鲜活的，兼具感性的流动和观念的指向。北美自然主义文学中的“石屋”和“荒野”就是这样的载体。再下一步，就是形成系列写作，不断深化自我独特发现的载体，使其成长为一种审美情态。

对于具体的编辑流程来说，我不在第一线，也难以给出有效的建议。不过，我相信，对于文学来说，独到的见识和判断力，则是共通的。这个工作与赛场上的裁判类似，必备的专业素养是基础条件，而临场判断里则包含了直觉、即时判断等因素。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对于文学编辑来说，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专业读者，如此才可以建构一个视野又宽判断又准的审美体系；其次，他应该力避审美的疲劳，能够在众多的平庸作品中辨别出与众不同的作品，而这种审美上的新鲜感，恰恰是充实内容的最主要源泉。

李景平：据我不多的浏览，看你也创作生态散文。从创作者的角度，你肯定也是有所感悟的。我觉得，我们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散文，许多避开了现实的现代社会生活。写自然荒野山林生态当然也是现实的突破，但总觉得，如何表现作为自然生活一种的现代社会生活，应该是生态文学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刘 军：我有过短暂的散文写作经历，大概到2005年左右就中止了。2009年开始转型做文学批评，直到今天。当时写散文的时候，生态信息掌握的很少，也缺乏足够的生态自觉，因此，我的散文写作大体上与生态写作关联不大。写作时间较为短暂，因此对散文写作，我自身还处于练习阶段，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体悟。倒是在批评现场，时间久一些，有很多感怀和体悟。这是另外一个专业领域的事情，暂且按下不表。

你所提出的问题，我明白其基本的指向，这个问题集中在当下的生态写作在题材上集中于山地、植物等自然对象上面，社会关系层面的处理还比较弱，题材集中也意味着另一种扁平的发生。题材上未完全打开，确实是当下生态写作的一个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源于传播媒介的推发之上。《人民文学》在推介生态写作上，打出了“自然书写”的旗号，推出了一批以森林、草地、河流、山系为处理对象的生态散文和生态报告文学作品。《草原》的特辑则直接以“自然写作”为名，而《西部》杂志推出的特辑也和自然写作相关。在生态主题书系尚未形成气候之前，文学报刊成为主要的传播载体，其声音下隐含着自身的审美逻辑和价值指向。也因此，最近两年，李青松、粱衡、任林举、傅菲等人，成为自然写作的代表作家。

生态写作的通道实际上是很宽阔的，虽然它植根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植根于重建人与自然关系，但并不意味着自然对象构成了生态写作的全部，实际上，生态文学的美学功用主要集中在观念启蒙和批判力量上，其最终指向则是倡导一种有别于高消费、高损耗的生活方式，也是整个社会思潮转型的一个环节。自然写作中的敬畏感和心灵治愈性当然重要，然而距离深度批判和反思还是有距离的。现实生活领域里，涉及生态转向的地方非常之多，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城市的蓄水排水功能低下问题，食品生产与安全的多个环节，地下水位的降低问题，行道树与城市草地的耗水问题，生活的舒适度与资源节约的内在矛盾问题，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减弱的问题，等等 ，不一而足。上述问题，大多和人们的日常现实以及社会管理系统相关联。因此，我个人觉得，生态文学写作确实应该放宽眼界，提升勇气，要敢于迈开脚步，攻取山头。

我在《广西文学》生态散文专栏开栏语中曾经对于题材处理有过如此的寄予，内容如下：“生态写作呈现的是一种崭新的生命伦理，世间万物，皆处于有机循环之中，害虫、益虫的观念体系要打破，废物与废料的观念体系同样要需要打破。观念的问题解决之后，具体到生态散文的题材涵盖，则是丰富而开放的，草场、沙漠、河流、空气、戈壁、沿海生态、山系与植被、地下水、动植物系统等等，皆可成为处理的对象。”我相信，只有题材的丰富，处理的精当，理念与感性的融汇，方能够催生一批完成度高的生态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