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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金宏宇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术界在大的方向上不断有所谓“转向”（turn），也有所谓“回归”（return），并提出了相应的口号。大约“转向”是想另辟蹊径，打开新视界或寻找新范式，但总体上是向前探究的；而“回归”大致上是回到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新传统），却也在后转中反思，以期有新的拓展。无论是“转向”还是“回归”，其实都是一种转，不过是向前转和向后转之别。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提出了所谓“史料学转向”。不过，这种转向究其实质和现实，似乎更像是向后的“回归”，似乎是对“回到乾嘉去”、“回归语文学”等的回应。因此，更适合于将其改称为“回归史料学”。这种回归大约有三层意涵。

第一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重理论、重阐释向重实证、重史料的回归。新中国成立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在新民主主义论、阶级论、人民性等引领下的阐释性研究，走向极端就是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有感于此前“古为今用”的治史原则和影射史学的盛行，开始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并形成一种思潮。在国外，美国的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等也试图在“对理论的抵抗”中喊出“回归语文学”的口号。而当时主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这类“回归”意向几乎无感，而更倾向于另一种“回归”，即“回到五四”。此后的研究要么迷恋方法热、文化热，要么追求文学性或思想性，要么高扬启蒙论和现代性，主要的倾向还是一种重理论、重阐释的研究。90年代以后，陈寅恪等受到热捧，出现了李泽厚所嘲讽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趋势。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则有人开始倡导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的“古典化”，但应者寥寥。进入21世纪以后，又有学者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化”倾向，提倡“历史化”，或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现象概括为“史学化”。也有人称之为“从史料再出发”。正是在此基础上，《学术月刊》在2017年第10期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了一组笔谈文章，提出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史料学转向”。不过，实际上，更宜称之为“回归史料学”。因为它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回归于重实证、重史料趋势的一种命名。同时，“回归史料学”不只停留于一种口号和召唤，其实更是对进入21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实际存在的这种学术回归实践的概括。这种回归主要是治学方法的回归，不只是回归于史学的方法，更是回归于传统的汉学方法或朴学方法，可统称为史料学方法。尽管还有人以“学术化”、“技术化”等说辞加以矮化，但“回归史料学”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潮流，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并付诸实践，也真正生产出一批或重实证的、或考论并重的、或“论从史料出”的扎实学术成果。

第二是回归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本身。如果按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一书的说法，文学研究一般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三个层面。但该书专门列出“第二部”（即第六章）谈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这其实就是关于文学史料的研究。实际是说，文学研究的各层面都应该奠基于文学史料研究。所以“回归史料学”也就是要回归于这种“初步工作”或基础工作。在20世纪新文学诞生不久，少数具有文学史料敏觉的研究者就已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比较成规模的史料整理工程当是30年代赵家璧策划、众多作家参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其中阿英编纂了《史料·索引》卷。40年代赵燕声、善秉仁等也完成了新文学书刊目录的初步编纂。而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及“绿皮书”系列等，虽另有建构新中国文学规范等目的，但也算是一种带有特殊目的的史料整理工程。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展开的系列史料建设工作等是更具史料意识的整理工作，但皆因“文革”而中断。70年代末至80年代，又开始回归现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其中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陆续出版80余种资料书。90年代因市场经济对出版业的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的成效当然不及80年代。跨入21世纪以后，回归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更成为学界的一种广泛自觉，这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最近的20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一直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受到更多的学者甚至从前偏重理论研究的学者重视。史料研究开始被视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根基和先导，史料研究成果的学术认可度也不断提高。一些大型的或厚重的现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和史料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如《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还有董健等的中国现当代戏剧目录研究，刘增人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於可训、刘勇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研究等方面的成果。此期的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辑佚、辨伪、版本、校勘、目录、考证、注释、汇编等诸多方面全面开花结果，而且越来越注重史料研究的学术规范。回归史料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最近20多年来学界更加注重史料边界的拓展和问题意识的介入。史料边界的拓展也可以说是有意去发掘新史料，更加关注从前被忽视的史料领域，如作家手稿研究、原始档案研究、视觉史料（尤其是图像史料）研究、副文本史料研究、拟文本史料研究、文学广告史料研究，等等。而当代文学段的史料研究似乎更注重问题意识的介入，或以问题为中心，如关注潜在写作史料、作品的本事史料、文学制度史料、文学会议史料，等等。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还有一个普遍关注的新问题是数字化或电子化史料。也可以说，史料领域的拓宽和问题意识的深入，是真正的回归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

第三，才是回归狭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这首先是回归“史料学”之名。一直以来，也有学者主张用“文献学”概念取代“史料学”，但还是有很多学者采用“史料学”，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徐有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潘树广等的《中国文学史料学》等。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似乎更宜采用“史料学”概念，一则“文献”的概念容易局限于文字类史料，而“史料”则除了包括文字类（文献类）史料外，还可涵括实物史料、图像史料等。二则“史料学”这一概念更明确地提醒我们以“历史化”的眼光和方法去处理文献及其他类史料。更清晰地表明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虽然也服务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更主要是服务于文学“史”的研究。其次是回归“史料学”之“实”，即史料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关于此问题，冯友兰说：“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1]实际上，举凡史料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历史、规范等等都是史料学的研究内容。一般来说，既然“史料”概念比“文献”概念的外延大，那么史料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大于且包含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史料”概念的内涵较窄，即只有那些能进入历史研究视域或可作历史研究之用的材料方可称为史料，所以史料学关注的主要应该是如何处理史料的问题，而文献学则关注文献的存贮、控制、检索、传播等更宽泛的问题，二者有重合之处，但目的和侧重点不同。冯友兰又说：“了解史料，还牵涉到语文学上的问题。”[2]有人认为语文学相当于文献学，或相当于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3]。语文学这一概念至少又提示我们注意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去了解史料。总之，史料学的研究可以借鉴文献学、语文学，但又必须回归本位。而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之“名”和“实”的讨论及建构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85年1月，马良春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文，最早明确使用“史料学”概念，该文主要谈及现代文学的史料分类问题。朱金顺则于1986年出版了《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使用的是“资料学”概念，该书共列“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目录”五章，是第一部现代文学史料学著作。樊骏又于1989年撰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在概述史料研究成绩等内容时，呼吁“及时总结工作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将它们提到方法论的高度，逐步形成独立的史料学”[4]。严家炎曾称赞这篇8万字长文“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5]，但该文并未建构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学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了多部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2012年版）设“源流篇”“形态篇”“应用篇”“人物篇”，框架似乎合理。其中，“源流篇”谈史料研究史，“人物篇”叙史料研究家，皆较为完备。但作为核心内容的“形态篇”谈史料类型，“应用篇”论史料方法皆不够完整和深入。徐鹏绪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2014年版）体系较完备，概括该著的章节内容，已包括了“本体论”“功能论”“类型论”“方法论”等，但它使用的是“文献学”概念，只关注文献类史料，且又偏重取鲁迅的文献为例去展开论述。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2016年版）应该是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第一部著述，紧扣当代文学史料的特殊性，设计了一些较好的史料研究专题，有些专题的讨论还较深入，但无意于史料学体系的逻辑性建构，有些讨论也失之于芜杂。其他一些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著作和论文也多有贡献。虽然理想的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专著至今还未出现，但建构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热情已然燃起！

上文所述，其实可以说就是本书写作的学术背景。或者说本书是对这三种回归意向和现象的回应，也即是想为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提供某种学理的支撑，为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提供一些规范与方法，为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提供一种视角或思路。本书原拟按四个板块来结构，以“流变论”叙述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以“类型论”分析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类属，以“方法论”总结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技艺，以“价值论”对现当代文学史料及其研究进行价值评判。后来为了避免行文内容的重复，删掉“流变论”和“价值论”板块，因为“流变”叙述和“价值”评判的内容都可以溶合到书的每一章中。最后形成了以“方法论”为主的十章结构。而统合这十章的核心理念就是“史料批判”。笔者认为史料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进行史料批判，而掌握史料研究的方法正是为了更有效更正确地完成史料批判。本书正文的每一章章题中都缀以“批判”二字，是想说明这些方法都可用于史料批判，而对这些方法也必须进行批判，即我们要进行的是双重的批判或多重的批判。故全书正文十章，也可名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十批判书”。特别要说明的是，因为本书讨论的内容和取例更多偏向于一般所谓的现代文学部分，而宽泛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概念其实也可以包含所谓当代文学，为了行文的便利，所以本书以下的讨论不再使用“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而只称“现代文学”。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可简要陈述如下。

第一章“史料批判”认为：史料是“历史资料”或“历史材料”的简称，即研究和编撰历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或材料。“史料批判”正是对这种广义的史料或史料源的批判。“批判”一词在古今中西都经历了一番演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通过哲学、美学使用的康德的“三大批判”，也通过文化、文学领域使用的“大众文化批判”，又通过史学领域使用的“史料批判”，还通过思维学、逻辑学中使用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等概念和理论，完成对“批判”一词的政治性的过滤，使其向纯粹的学术性、学理性意涵返转和回归。它既可以指正面的评鉴，也可以是负面的挑剔，更可以是质疑、反思、否定等，只要贯穿的是一种学理分析。而“史料批判”则是一个纯学术性的概念，它译自德文Quellenkritik 或英文source-criticism。这个概念也可以说是“史料”与“批判”两个概念的组合。其意也就是用学术性的批判态度去处理史料问题。在中文文献中，最早把“史料”与“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梁启超。史学家朱本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成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才明确地反复地提及“史料批判”或“史料批判学”的概念及其历史、方法等。西方的“史料批判（学）”大体上就是中国的考据（学）或考证（学）。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史学界提出了一种新的“史料批判”概念，一种比传统的“史料批判”更深入的且带有后现代史学色彩的“史料批判”构想。

现代文学的史料批判是以现代文学的史料尤其是文献类史料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的学术活动，对史料不仅强调有同情的了解，更强调有批判的了解。在整个批判活动和批判过程中，需要保有的也应是一种“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甚至“不疑处有疑”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史料批判的核心方法是史料学和文献学积累、发展出来的学科基本方法，也即朴学方法，包括辑佚、辨伪、版本、校勘、目录、考证等方法。还需要融合科学研究、史学研究的一些一般方法，如归纳法、比较法、综合法、分析法等。也应吸收特殊的史学方法，尤其是一些现代史学方法，如计量史学、观念史研究、心理史学、后现代史学等的研究方法。既是现代文学的史料批判，自然也少不了文学学的方法，如文本发生学、传记批评、阐释学等。从理论上说，史料批判方法应该是跨学科的“科际整合”之法，在应用中，则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选择性地组合。我们把完整的现代文学史料批判分为基础批判、深透批判、形上批判三个层级。所谓基础层级的批判，是指对史料的基本质素的考究。史料批判必须面对的史料基本难题或史料“基因”是史料的残缺、作伪、讹误、错乱、异同等。因此，史料的基础批判就是运用史料批判方法对这些基本难题进行处理，史料批判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成全补缺、辨伪正误、求同存异，从而使史料最终趋近相对意义上的真确性和完整性。这可以说就是通过史料批判来优化史料的质素。第二层级的史料批判可称之为深透层级的批判，主要是指从发生论、形构论层面批判史料。相比于基础层级的史料批判，它显然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批判。传统的史料批判基本停留于基础层级，即主要关心史料的整与残、真与伪、对与错、同与异等质素论问题，而深透层级的史料批判更关心史料的一些根源性、背景性、深潜性的问题，即史料的生成、形构、呈现等问题。基础层级的批判以对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证为主，深透层级的批判则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检讨、反思甚至否定和解构。第三层级或最高层级的史料批判是所有人文学科包括现代文学史料批判面临的共性问题，是关于史料的形上层级的批判，上升到对史料本质属性和史料观等的批判和追问。这是更抽象层面的或曰哲学层面的批判。站在第三层级史料批判的高度，我们首先应该辨证地看到现代文学史料的多种二重性，史料的基本属性正是这多种二重性的矛盾统一，如，史料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矛盾统一、材料性和话语性的矛盾统一、历史文本性与文学文本性的矛盾统一。形上层级的史料批判还应批判两种史料观：一是史料虚无主义，一是史料至上主义。最后，形上层级的史料批判还需要超越所有层级的史料批判，对史料批判这种学术实践本身进行反观和反思。

第二章“史料分类批判”认为：史料类属的划分，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知识控制，是对史料的分类控制。其控制是否得当、合理、完满，当然值得深入批判。史料分类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史料”的定义，应认同一种广义的史料概念，即史料是遗留的和后生的各种可用于历史研究的材料。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史料的外延，又要将其内涵限定于“可作历史研究之用”。历史学界对史料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史料的划分也一直处于摸索之中。如果考虑到现代文学的史料主要形式载体是文本，同时又要涵盖其他史料载体类型，我们可以以“文本”为中心进行史料类属划分，可以用正概念“文本”与其负概念“非文本”的二分法去涵纳所有的史料类属。这样，现代文学史料就包括文本史料和非文本史料两大类，其中，文本史料包括正文本史料、副文本史料和拟文本史料；非文本史料包括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图像史料、微缩史料、数字化史料。而当我们以文学为中心谈论史料类属划分时，可以以文字或文献史料为主要对象，现代文学的史料又可二分为文学文献史料和非文学文献史料。其中，文学文献史料包括纯文学文献史料、杂文学文献史料；非文学文献史料包括评论类文献史料、历史类文献史料、工具书类文献史料。而以价值标准来划分史料类属，则是更概括、更抽象意义上的划分方法，这就涉及到了史料的价值类属划分问题。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傅斯年的划分法，并挪用于现代文学史料类属的划分。其一是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其二是经意（有意）史料对不经意（无意）史料，其三是官方史料对民间史料。还有其他几类对举的史料，一是“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二是“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三是“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我们还可以从梁启超的论著中概括出两类对举的史料类属：一是“积极史料对消极史料”，二是“意义重要的史料对意义屑小的史料”等。这样，在史料类属划分上，既突出了一种价值上的辨识度，又强调这种价值的相对性。以上我们分别从史料的承载或表现形式、体裁特性、价值类属三个层面完成了史料分类问题的讨论，把这三个层面统合在一起，就基本建构了现代文学史料分类的较完整体系。

第三章“辑佚批判”认为：辑佚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的一种悠久的学术传统。辑佚作为一种重要的史料批判方法，在古今之间有异有同。古典文献的存储往往存在原书已经亡佚但又残存于其他书籍的情形，辑佚就是辑录出这些散佚的文字以便恢复原书或部分地恢复原书。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往往指的是对“集外”文的辑录。古典文献的辑佚主要源于书籍，是所谓“书海寻书”；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主要搜寻于报刊，是所谓“刊海寻书”。辑佚其实就是对散佚文献的重新发现，要想发现就得借助一些特殊技艺，如，第一可以通过对报刊和文章性质的判断来预测佚文的来源。第二可以通过对文献或口述线索的追踪而获取佚文。第三可以经由笔名去发掘作者的佚文。再就是通过作品的广告或广告文去发现佚文。有关辑佚的更深入的批判应该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辑佚的学术规范问题，二是关于辑佚的价值问题。所谓学术规范的批判是指对辑佚中出现的漏、滥、误、陋等不规范现象的批判，进而建构辑佚所应遵循的基本规范。要避免“漏”，辑佚当求全、求备。要避免“滥”，辑佚当求准、求正，即要准确和正规。要避免“误”，就要本着求真的精神。要避免“陋”，当在辑佚中求原、求源、求流。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当然也需要进行价值批判，这首先要辨伪。对辑佚的价值批判还应有其他一些角度。从文学经典化的角度看，辑佚一方面有助于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因为辑录出好的作品或文献有可能改变文学经典秩序，但总的来说，辑佚又是一种反经典化的学术行为。佚文的价值需要在更深入的阐发中才能充分地凸显出来，重要的方法可能有两种：一是通过比较来彰显佚文的价值。二是通过具体定位揭示佚作的价值。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实践可转化为不同的辑佚成果形态：一是佚文单集，有的直接叫“集外集”。二是拼合型佚文集：即把佚文与非佚文拼合，通常是集外文与成集文拼合在一起。三是佚文考释，主要是指对佚文的考证与论析。

第四章“辨伪批判”认为：辨伪在中国源于一种疑古惑经的传统，是古典学术研究中搜集史料、鉴别史料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方法，也是史料批判的一种技艺。辨伪其实要涉及伪书、伪文、伪本、伪事、伪史、伪说等具体内容，为论述方便，前三项可概称伪书，后三项可概称伪事，因为伪史可归人伪事，伪说主要指对伪史、伪事的叙述和解说。所以，“伪书”和“伪事”二词可涵盖辨伪的所有内容。现代文学研究也需要辨伪这种学术方法，因为其文献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翻译、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新青年》的“双簧信”事件是现代文学造伪和辨伪的一个典型案例和象征。近百年的现代文学辨伪大致可分成论争型、政治型、学术型等三种类型。最先出现的是论争型辨伪。这是指一些文学论争中含有辨伪的成分，或一些大的文学论争中所含的小论争其实就是辨伪。现代文学辨伪中还存在政治型辨伪，或某些学术型辨伪中包含着政治问题。学术型辨伪则是一种注重学术规范、追寻学术价值、遵循辨伪律、采用辨伪法的辨伪类型。前两类辨伪都是未完成态，终将走向学术型辨伪。而真正的学术型辨伪必须遵循适用于现代文学的辨伪律和辨伪法，辨伪律使我们辨伪时不致于迷失，辨伪法则能提供效用上的帮助。“辨伪律”这个概念是现代辨伪学家张心澂提出的，他较全面地总结出六条辨伪律，它们也基本都适用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辨伪。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切合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辨伪，借助作家的自述文字辨伪，在文本互见中辨伪，等等。辨伪本身就是一种对史料真伪的批判，还应被置于学术价值、思想价值、社会价值等不同层面的批判之中，因此更需要取一种超越的姿态。

第五章“版本研究批判”认为：版本是书、刊的表现形态，对版本的研究则是一种史料批判实践，这种实践形成的学问就是版本学。现代文学版本研究最基本的知识学工作是考识版本本性，包括版本的物质形态表征和版本内容构成特性。而版本本性最理想的呈现名称是所谓“善本”。在此基础上，版本研究的新路径是必须从版本视域进入文本视域，了解作品正文本与副文本在文本建构和阐释中的功能和作用。当我们把“版本构成”置换为“文本构成”时，正文自然就是正文本，其他的版本构成因素则都成了副文本。这时，最重要、最微妙的变化是正文中的标题、副标题、笔名、题辞、注释等都可以纳入到副文本中。版本研究还必须进入变本视域，厘清作品原文本与它的各种变本之间的变异关系，包括作品传播载体发生改变时形成的变本，审查制度造成的删节本、伪装本等变本，书商盗印产生的变本即盗印本，迎合性修改导致的变本等。于是，现代文学版本研究就主要集中于三个关键词：版本、文本、变本。与“版本”相关联的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等的研究；与“文本”相关联的是文本发生学、阐释学等的研究；与“变本”相关联的是创作学、语言学、修辞学、观念史学等的研究，因此，版本研究最终必然体现为一种科际整合研究。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著述形态既可以与传统的版本研究成果形态类似，更可以有新的著述形态。如，可以呈现为校读记、书话等不同的著作形态，而终将走向更具学术价值的版本批评。版本批评超越了传统的图书版本研究，为单纯的版本考辨研究注入了更多的问题意识，是一种关注文学的特性且具有史料批判意识的版本研究方式。

第六章“校勘批判”认为：校勘是古典文献整理中的一种技艺和方法，也可以说是根据古典文献的不同版本及相关资料，比较它们的文字（含字词、语句乃至篇章）的异同，审定其中的正误真伪这样一种史料批判活动。现代文学文献存在与古典文献一样的误字、脱文、衍文、倒文等错误和异文，更存在特有的阙文、斧削文、修改文等异文类型，需要全面、系统地校勘。在古典文献校勘中总结出来的校勘方法，如陈垣总结的校勘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也普适于现代文学的校勘。现代文学文献的校勘与古典文献校勘有同也有异，它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复原性校勘，一种是汇异性校勘。复原性校勘以求真复原为目标，原则上是校异同而定是非，尤其是遇到错误时可以用活校法。汇异性校勘则以求真存异为目标，其特点是只校异同却不定是非，一般采用死校法或对校法。它针对的是作家自己的修改造成的变本及其异文。这两类校勘都还必须解决一些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校勘学的理论问题，也是这种史料批判方法的实际操作问题。首先是底本及校本的选择问题，其次是非实质性异文的校勘问题，第三是作者意图问题，第四是作者权威问题，最后是校勘中的真善美问题。现代文学文献校勘的成果类型主要可以呈现为以下形式：一是借身于一种版本。这是一种依附于原书并使原书发展成一种新版本的校勘成果，如，校正本、精校本、汇校本等。二是校勘专述。指不录原书全文，只记录校勘所得，单独成书、成文的那种成果类型。三是复合型校读记。它不是纯粹的校勘论著，它以校勘为根基，既与原书、原文复合，也与其他一些史料批判方法复合，甚至与文本学、阐释学等文学研究方法复合。四是校勘成果的序跋和凡例等。

第七章“目录实践批判”认为：目录是一种著述形态，而编撰目录则是一种史料批判实践，对这种学术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即为目录学。目录是目与录的合称。现今出现了重目轻录或有书名、篇目而无叙录的现象，于是目录蜕变成书目，目录学也只剩下书目学。这已偏离了中国传统目录的学术宗旨。中国传统的目录从形态上重视小序、叙录（即题解）一类的叙述、说明文字，从功能上偏于考见学术源流。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编录（目）实践从新文学诞生不久即已开始，近百年来出现了四次目录实践高潮，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80年代、21世纪前20年等时期。现代文学目录的功用可概括为四大方面。首先是广告、传播功用。其次是整序（控制）--检索功用。第三是辅助、导读功用。最后是学术研究功用。现代文学文献目录编撰最主要的欠缺应该在专题目录方面。专题目录是最能体现问题意识的目录，它直接对应于某一学术主题和问题，是更见学术功力和学术价值的目录。现代文学文献目录也应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目录更应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著述类型。由于目录实践中的有目无录趋势，由于图书馆目录的重目轻录倾向，也因为对传统学术的知识学缺失，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对目录的价值、功用缺乏正确的认知，在实践上也不重视这种著述类型。

第八章“考证方法批判”认为：考证，又称考据、考核等，是古典学术研究中鉴别史料、解决具体学术问题的一种方法。当我们把这种方法提升为一种方法论或学问时，就称为考证（据）学。考证（据）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之混。作为方法的现代文学考证学承续的是中国古典文史研究中的考据学传统。传统考据学在经历了其鼎盛和衰落之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走向兴盛，转型为现代考证学，复在五、六十年代的受挫中有所发展。对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早就有人尝试，但到80年代才初见成绩，进入21世纪后才真正得到重视和践行。一般认为传统考据学重“据”，现代考证学重“证”。现代文学考证学的特征应该是有据且证、据证合一。为寻求合适的证据，通常需要对“证据”进行二分以大致评判其性质和价值，如分为一手证据与二手证据、硬性证据与软性证据、刻意证据与非刻意证据。合适的证据则应该具有相关性、可采性和证明力。而如何去“证明”往往有一个基本原则：主用本证、辅用旁证、贵在反证、慎用理证。也涉及方法问题，一般有逻辑思维法、调查观察法及其它辅助考证法等。现代文学考证学是广涉之术，涵盖文献史料的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文献史料学的各学科分支如辑佚、辨伪、版本、校勘、目录等都需要运用考证术；同时还要有地理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支援”。现代文学考证学是较高级的史料批判方法，但我们仍应给予它一种恰当的价值批判。即它应该定位于“述学”，有别于索隐法，不等于繁琐考证，不提倡默证和“过限”考证。只有更多运用辩证法，它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的考证术。

第九章“注释批判”与语文学关系更密切，本章认为：注释在中国是一种源于注经而普及于注子、史、集部的悠久学术传统，注释也可视为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中的一种史料批判方法。注释有旧注、新注与今注之别。现代文学文献的注释当然属于今注。与旧注相比，它已经“减负”但仍然范围较广。“注”，从其本义说，就是“灌注”，文献的注释也就是对文献文本的文字“灌注”和意义“灌注”。注释最主要的特点是全面的细部“灌注”，即扩散到文献的语言文字细部，同时全面覆盖文献的诸多内容。现代文学文献的注释也基本上具有这样的特点，只是范围略有伸缩。如，关于作品结构、技巧、章法等的评点已经交给文学批评，不必进入注释的范围。现代文学文献在其初刊、初版时多是白文本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献的重印，作者开始在文献上添加自注，更多的情况则是他人（编辑、亲属、研究者等）叠加新的他注。于是，多数文献渐失其白文本面目而被改造成了注释本，导致了其文本的再建构和篇幅上的扩容。但注释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其实是使文献所含有的信息、知识、内涵、背景等得以“著明”和敞开。注释作为一种史料批判方法，其价值体现在能为文献史料的解读提供真确的知识，但一经注释也可能出现失注、偏注、错注、误注、臆注、妄注、伪注、讳注等现象，由此就产生了注释之蔽。注释之蔽，缘于注释的文本简短、注释者的学养不足、意识形态的干预等原因。

第十章“汇编批判”认为：文献学史上有“论纂”“纂辑”“抄纂”“类纂”“编纂”“编辑”等许多概念，我们采用不会引起歧解的“汇编”概念。汇编是一种文献知识控制，是指用具体形式（体）对文献史料的秩序化、专题化或完备化的辑录、集合或重组活动，是史料批判的最基始的工序。关于文献史料，如果从其内容的来源或内容性的体裁角度说，大约可划分为三种：著作、编述和汇编，相当于古代的“作”、“述”、“论”。汇编是对所有著作和编述成果及汇编成果的再处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汇编可从文献的结集甚至报刊的编辑算起，其汇编形式包括刊汇（期刊、副刊）、集汇（别集、全集、总集、丛书、类书、选本）、库汇（电子数据库）等，它们有各自的内容、形式、特点和方法。如全集是浩繁而精密的学术工程，丛书是现代文学文献生产的集群性呈现，选本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文献汇编对古今文献的生产、传播、控制、研究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功用和价值。文献汇编自身的分类、排序等方法固然重要，但更离不开其他的史料批判技艺。要使汇编对文献建设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也需要运用众多的史料批判技艺。汇编可定性为一种不同于“作”、“述”的学术行为和学术成果。如果对其众多形式（体）的“编”再作性质上的区别，则可分为原编与再编，选编与全编，它们体现出不同的史料价值。

附录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派”一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存在一个绵延已久的“史料派”。它主要是一个学域性学派，但也包含有某种师承的性质。它的生成有一个较长的历程，百年来至少有四次较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浪潮在为其推波助澜。史料派其实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的派别：一是史料考证派，也是史料研究的主流派。二是史料散文派，主要是指现代书话派。三是史料阐释派。四是史料学建构派。史料派具备称派的一些外在表征和条件，如时长、刊物阵地、核心成员、学科支撑等。史料派还具有特定的学术范域、共同的学术关切和层叠性的研究方法。史料派还延续了中国传统汉学研究尤其是乾嘉学派的朴学风格。史料派及其学术成果有其特殊的价值所在。只有史料派的存在，才能保障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更加良好的学术生态。史料派首先是根基派，史料派又是史料批判派，史料派也是限制阐释派。最后，史料派还是学术推助派。

三

本书主要讨论史料问题和史料研究方法问题，所以可视为一部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方法论著作。本书形成了自己的著述特点。已有的几种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著作，多半参照或仿效历史史料学、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而本书则想通过对“史料批判”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增加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内容层次和思想深度，也使得对这种文学史料的审视和批判更为严谨、科学、理性和辩证。这种新的史料研究思路和史料学建构尝试，既注重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语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强调对西方和现代的史料学经验的借鉴，更强化其作为文学史料学的特色，最终企望在史料学的现代化和本学科化方面有所建树。

本书是学界第一部从“史料批判”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论著，是运用批判性思维对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内容、规范、方法、价值等的一次较完整的总结和反思。它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有一些“接着讲”的进步，尤其在现代文学史料学知识的系统化、史料研究方法的整合性、史料批判理论的层级建构等方面有一些新见或创见。当然，它的浅见和不见可能更多。

本书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首先在于它试图避免教科书的知识性介绍和理论书的夹生写法，既注意著述的逻辑性和理论性，也关心行文的可读性和可懂性，努力做到深入浅出，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有所贡献。其次，本书有助于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理论、轻史料之偏，也为拓展和生发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和切入角度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第三，从更实际的层面或文学研究教学的层面说，本书有助于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规范和优良学风的建设；对一般研究者和学生来说，在史料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上，也应有些裨益。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3]苏杰：《语文学的精神是什么》，《文汇报》2019年10月25日。

[4]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5]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本文系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导论）

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目录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导论

第一章 史料批判

一 “批判”与“史料批判”

二 方法的整合

三 三个层级

四 效用及价值

第二章 史料分类批判

一 习见的分类

二 文本与非文本

三 从文学到非文学

四 价值类属

第三章 辑佚批判

一 古今异同

二 发现的技艺

三 规范与价值

四 成果形态

第四章 辨伪批判

一 伪书、伪事

二 百年辨伪类型

三 律与法

四 辨伪即批判

第五章 版本研究批判

一 版本“本”性

二 版本与文本

三 原文本与变本

四 多学科研究

五 著述形态

第六章 校勘批判

一 错误与异文

二 旧法新用

三 两种校勘

四 成果类型

第七章 目录实践批判

一 目与录

二 编录（目）实践

三 功用甄评

四 价值衡估

第八章 考证方法批判

一 兴衰历程

二 有据且证

三 广涉之术

四 较高级批判

第九章 注释批判

一 旧注、新注与今注

二 全而细的“灌注”

三 文本扩容和“著明”

四 注释之蔽

第十章 汇编批判

一 “作”“述”“论”

二 众多的形式（体）

三 汇编实践批判

附录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派

一 生成历程

二 一源四派

三 何以称派

四 价值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作者简介：金宏宇，湖北省英山县人，文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近现代文学史料分会常务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已出版个人专著、合著十余部，代表作有《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系列学术论文。

（转载自“近代人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