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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以文学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代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中，各民族作家和而不同，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使命、思量现实问题以及刻画扶贫干部等方面颇有特色。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是对十七年文学发展的辩证扬弃，与新时期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形成了跨时空对话，开辟了新世纪乡土叙事的新路径，体现了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推动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是乡土书写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在人物形象塑造、创作视野开拓、叙事视角丰富等方面有所改进，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乡土书写将会有更大提升。

关键词：脱贫攻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农村新人；乡土叙事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文学与新时代的互动中，脱贫攻坚书写脱颖而出。自2015年国家提出脱贫攻坚以来，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国家行动”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可以肯定地说，脱贫攻坚书写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学界开展的最重要的文学行动。脱贫攻坚书写的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学关注的地域有较大的重合性，因而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在这场文学行动中至关重要。回顾过去的几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在逐步展开。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脱贫攻坚书写纳入时代语境，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行动。

伴随国家脱贫攻坚行动的不断推进，在《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网、作家出版社等重要文学平台及“骏马奖”的评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战胜贫困的伟大历史进程。本文以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为研究对象，概观这场文学书写行动的整体状况，横向比较各民族文学书写的和而不同，纵向把握其内在精神的传承创新，进而探讨未来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的可能发展路径。

一、脱贫攻坚文学行动的书写概貌

脱贫攻坚书写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文学行动，其集中关注中华民族的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着力塑造在脱贫奋斗中涌现出的“农村新人”，具有现实叙事结合诗化抒情的特色。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20年，少数民族作家的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在《民族文学》发表62篇，在中国作家网发表22篇，在《文艺报》发表16篇，在《人民文学》发表4篇。2020年评出的“骏马奖”获奖作品《驻村笔记》《人间消息》《悬崖村》等皆属于脱贫攻坚题材。脱贫攻坚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重点，涵盖了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及诗歌等多种体裁。在国家开展的脱贫攻坚行动中，兼具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报告文学是作家创作的首选，彭学明（土家族）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林超俊（壮族）的《红土地上的秀美人生》、关仁山（满族）的《太行沃土》、次仁罗布（藏族）的《废墟上的涅槃》等作品就是其代表。小说的脱贫攻坚书写关注各民族团结互助的新变化，既有反映驻村干部乡村工作的《上坡好个秋》（向本贵，苗族），也有表现帮扶干部与帮扶对象间情感变化的《赐福》（瑶鹰，瑶族）等。散文多侧面展现脱贫攻坚，有关注云南等地乡村新生活的《国旗升起的村庄》（左中美，彝族）、《山寨记》（柏叶，彝族）和《海兰江畔稻花香》（郑风淑，朝鲜族）等。诗歌的脱贫攻坚书写繁华竞绽，有《桐山村，有我们的兄弟姐妹》（莫喜生，壮族）、《走访贫困户记》（西界，土家族）、《科尔沁扶贫攻坚采风诗记》（白涛，蒙古族）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的样态形式丰富。

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作家以各自的民族书写凝结成脱贫攻坚道路上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追求，红日笔下的瑶族、郑风淑笔下的朝鲜族以及热孜古丽·卡德尔笔下的维吾尔族等皆是如此。对于作家们而言，将本民族的发展变化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潮之中，纳入到时代的主流话语之中，既是为本民族立传，也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言。作家们着重关注扶贫干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展现各民族之间的互帮互助。在《星光灿烂》中，“为了便于和村民交流，这里的汉族干部都有维吾尔名字”。《海兰江畔稻花香》中的朝鲜族村带头人刘海涛关心村民，“小山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连同汉语说不通顺的朝鲜族父老乡亲们，都成了他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肉之亲”。玛拉沁夫说过：“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应当写以歌颂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作家们立足现实为各民族团结和谐画像，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在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中遍地开花。此外，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还展开了跨族际书写，关注其他地区的脱贫进程。白族作家何永飞称赞独龙族干部高德荣、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关注云南鲁甸、满族作家侯健飞聚焦宁夏西海固等。作家们不再仅仅关注本民族的发展，而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野关注全国各民族同胞。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将个人、民族、国家紧密相连，在脱贫攻坚书写中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追求，自觉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注重塑造“农村新人”形象。“农村新人”多指农村题材作品中思想观念和行为做派等走在时代前沿、具有时代精神的理想人物。李兴阳认为，“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大都与土地制度的变革有关”，张裕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梁生宝（《创业史》）、孙少安（《平凡的世界》）以及曹双羊（《麦河》）等代表了四代“农村新人”。“农村新人”不仅与土地变革有关，更与乡村发展相联系。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塑造了毛一（《驻村笔记》）、黄文秀（《红土地上的秀美人生》）、帕查有格（《悬崖村》）、田主席（《赐福》）和张兴祥（《上坡好个秋》）等第五代“农村新人”——扶贫干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各民族作家以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介入到文学对乡村社会当下乃至未来的书写，为记录扶贫干部、推动乡村脱贫的重要历史进程而笔墨耕耘。与以往的“农村新人”相比，虽然扶贫干部也是村民创造新生活的带头人，但其出身不在农村，是机关单位的骨干，他们扎根乡村，凝心聚力谋划乡村经济文化发展，人生轨迹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少数民族文学描写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农村新人”体现出五个鲜明特征。其一，对脱贫攻坚有充分的信心与决心。毛一面对红山村架桥修路受阻，通过多方努力获取捐助支持，修通了水泥公路。帕查有格面对悬崖村的藤梯“天路”，“暗下决心：再难，也要带着乡亲们一步步去改变”。其二，具有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导能力。龙秀林（《人间正是艳阳天》）等扶贫干部在十八洞村“建立猕猴桃、苗绣、黑毛猪养殖等八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成功地摸索出了一条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合作社）走、能人（合作社）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做法”。寇永华（《微笑的褒奖》）开创了“红股模式”，即“户户持有普通股，贫困户持有扶贫股、土地流转增值股、集体留好发展股”，使得纳傍村提前摘帽成为小康村。其三，在工作中锻炼提升群众工作经验。红山村的高危天桥必须马上拆除，但村民坚决反对。毛一找到“乡贤”伍老并获得他的支持，召开群众代表会议陈说利弊，通过伍老的乡村影响力得到群众的理解。田主席通过与村书记交谈找到了村民的心病，化解了村民与扶贫干部的隔阂。其四，努力践行“扶贫关键在扶志”。黄文秀通过开展文明家庭评比和村规民约吟诵比赛等活动，号召村民身体力行加强乡村文明建设。上坡村的年轻人刁难驻村干部，张兴祥主动来到家中与其秉烛夜谈，从思想深处解决懒汉的惰性。其五，有崇高的使命责任感。张小娟（《信念的力量》）等人的车辆不慎坠江，“用年轻的生命／诠释着新时代中华儿女的使命与担当”。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主动到深度贫困村任职，使贫困发生率大幅度降低，她秀美的生命却被山洪定格在30岁。作品中“农村新人”的品质源于他们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感。吴俊指出：“当代文学‘新人’的内涵则表现为其自觉的时代性诉求，最核心目标就在倡导以‘新人’所赋有且为标志的文学政治性、文学创新性和文学世界性。”不仅如此，少数民族作家脱贫攻坚书写中的“农村新人”还具有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精神，体现了脱贫攻坚书写具有的文学人民性。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注重现实叙事与诗化抒情的结合。普实克曾言：“规模宏大的文学创制不是由叙事来完成，而是通过以统一的情调浸润各个部分的抒情过程来实现的，这是中国文学的典型状况。”在规模宏大的脱贫攻坚书写中，诗化抒情与现实叙事相互渗透。若无诗化抒情的浸润，脱贫攻坚书写的现实叙事就会陷入扶贫数据堆积与先进事迹陈列的窠臼；若无现实叙事的支撑，脱贫攻坚书写的诗化抒情就会沦为缺乏乡村生活质感的空谈。红日的《驻村笔记》与瑶鹰的《赐福》均以扶贫日记为蓝本，在现实叙事中注重抒情表达。为营造抒情氛围，红日书写干部与百姓共创新生活的冲天干劲，“各级帮扶干部及其单位职工，每到周末都不辞辛苦前来支援。工地上红旗招展，机声隆隆，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瑶鹰将强烈的抒情融入周围环境，在写田主席听闻杨五七的悲惨遭遇后，“村部后面，是一座长满竹子的高山。归巢的夜鸟‘笃笃’叫着，显得有些凄凉”。在写田主席解决危房改造问题后，“月亮挂在赐福山的巅峰。银色的月光，轻盈地铺撒在高山深弄间。整个五弄片，沉浸在一片安详的气氛中”。正如阿克鸠射所言，脱贫攻坚书写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亲历，经年累月的感动，用脚丈量记录的故事”。注重现实叙事结合诗化抒情，这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方法所在，更是基于现实体验的真情所在。

整体来看，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多层面地反映了国家的脱贫行动，描绘了各民族发展的新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共同体意识。

二、脱贫攻坚文学行动的和而不同

在脱贫攻坚文学书写行动中，各民族作家作品和而不同，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在聚焦脱贫问题中同频共振，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民族使命、思量现实问题及刻画扶贫干部等方面颇有特色。

近年来，中国文学界的脱贫攻坚书写行动影响广泛，“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乡村书写”论坛、“文学扶贫看凉山”会议和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等相继举行，文学报刊纷纷开设专栏，《文艺报》的“脱贫攻坚创作进行时”“脱贫攻坚文学界在行动”等栏目报道各地脱贫攻坚创作的前沿动态和作家创作谈，《人民文学》的“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特选作品”“新时代纪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特选作品”等栏目发表了一批名家名作，其中不乏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经山海》和《海边春秋》等重要作品。与此同时，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还专门设立了“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支持25部脱贫攻坚题材作品的创作。另外，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省市作家协会多次组织作家下乡驻村，出现了滕贞甫的《战国红》和贺享雍的《大国扶贫》等微观聚焦地方脱贫的佳作、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和蒋巍的《国家温度》等从宏观关注全国贫困地区的力作。显然，脱贫攻坚书写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行动之一。

在脱贫攻坚文学书写行动中，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同频共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与《小说选刊》杂志社合编的《易地记———扶贫攻坚优秀中短篇小说选》中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占近一半。红日的《驻村笔记》和阿克鸠射的《悬崖村》等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纪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潘灵（布依族）的《独龙春风》与马卫民（回族）的《驻村笔记》等作品还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主阵地的《民族文学》，其汉文版开设了“聚焦新时代”专栏，集中发表了《被星星围住的阿丽玛》《奔腾的独龙江》《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等脱贫攻坚作品，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也设立了“奋斗新时代”等栏目，重点翻译展现书写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作品。毫无疑问，脱贫攻坚书写是各民族作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描述贫困地区民族文化与民族风情是各民族作家脱贫攻坚书写的共同特征，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还展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新发展，如《甘南乡村笔记》讲述了藏族崇拜冶海天池的仪式，《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描述了苗族的养蜂习俗。在作家笔下，民族习俗大多作为地方性知识被展示出来，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亦是如此。如《山寨记》中叙写彝族的花鼓舞、《荒园逸事》中叙述毛南族“蒙官出巡”的故事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关注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新价值。彭学明发现，十八洞村成立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苗族文化成立旅游公司。在阿克鸠射笔下，拥有彝族传统文化的“悬崖村”被打造成“彝区特色农文旅体验目的地和文旅产业扶贫示范基地”。顾长虹看到，30年没有举办过那达慕大会的海拉图嘎查，重新上演了“万马奔腾”的壮景。在何炬学眼中，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立“酉州苗绣坊”的扶贫车间，使当地留守妇女“过去那一只只挥锄握犁的粗手，现在变成了飞上飞下的兰花指”。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新绽放，无疑表明脱贫攻坚行动作为现代社会的变革力量进入到了民族地区。现代社会带来的变革是中国文学乡土传统书写必须直面的问题，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纠葛中，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别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何去何从，一直是乡土文学焦虑的难题。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直面难题，对民族传统的变迁没有沉浸于吟唱无奈的挽歌，而是着眼于表现脱贫攻坚对民族传统的重建。这既有助于民族地区民众缓解现代性焦虑，也有利于将民族地区纳入中国发展的时代洪流，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地区各具特色的实践。

思考致贫原因，展现脱贫攻坚难度，关注脱贫结果，是各民族作家脱贫攻坚书写的共同特征，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还展现了对脱贫的深入思考。乡村贫困的原因是各民族作家作品关注的焦点。《战国红》叙述了人为造成的生态恶化，使柳城村百年困于“从今往后，河水断，井哭天，壮丁鬼打墙，女眷行不远”的喇嘛咒。激发村民的内在动力，依靠带头人回乡创业，是驻村干部破除喇嘛咒的重要举措。《易地记》中，为走出累马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赵姑妈劝说村民易地搬迁住进幸福居。少数民族作家的脱贫攻坚书写同样如此，阿克鸠射发现贫困不仅是现实地理原因造成的，还有村民的精神贫困。“千年奴隶制形成了生活习惯……习惯于贫困，也是一种看不见的贫困。”在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实施后，村民转变思想观念，自力更生创造了“一步跨千年”的奇迹。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还对致贫原因和脱贫结果进行了深入思考，如李约热在《村庄、绍永和我》中直面村庄贫穷虽然看似有些无奈，但难掩农民自身的麻木。传统村庄的烟火气息与乡情乡谊似乎荡然无存，村民之间少有相互诉说与帮助，他们被隔绝在各自的世界，乡村笼罩在一片沉寂中。在李司平的《猪嗷嗷叫》中，“脱贫猪”刚刚下发，有人便着急宰杀，小说提出疑问：完全靠国家政策的懒汉该如何帮扶？可见，少数民族作家在关注脱贫攻坚成果时，也提出了他们的忧虑，深入思考着如何更好脱贫、深度贫困群体如何能精准脱贫等问题。

将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扶贫干部作为主人公，是各民族作家脱贫攻坚书写的共同特征，少数民族文学还注意到如何带领少数民族干部共同完成脱贫攻坚。在《抬花轿》中，作为主人公的书记“我”通过村主任齐大嘴解决了两家的世仇，也积累了群众工作经验；《易地记》中的主人公同样是扶贫干部，她因易地搬迁被村民诽谤，也因创建留守儿童家园获得称赞。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书写扶贫干部时，还着力表现他们与少数民族干部共同致力于脱贫攻坚。在《驻村笔记》中，毛一带领壮族年轻村干部覃文科等人参与灾后重建，引领各民族群众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长征路上的扶贫人》中的林美娇等人帮助藏族村主任丹巴扩大村集体经济，树立文化脱贫意识，“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内地与高原的兄弟情深”。少数民族作家发现，扶贫干部不仅在物质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干部，更在思想意识方面帮助他们成长为乡村扶贫的骨干力量。乡村未来不仅仅依靠扶贫干部等“外来者”的嵌入带动，更需要本地民族干部与群众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通过各民族“兄弟情深”的表达，自觉体现了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具体可见的现实生活层面，更体现在深入内心体验的情感认同层面。

将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置于当下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各民族作家作品共同关注作为“国家行动”的脱贫攻坚主题，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书写了别具特色的故事。毛巧晖指出：“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在尊重差异性的同时，进一步彼此促进、互动融合，为从情感、民心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基础。”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秉持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智慧，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表达各民族的互动融合，表现各民族的互助合作，促进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脱贫攻坚文学行动的传承与创新

将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置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会发现，它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辩证扬弃，与新时期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形成了跨时空对话。脱贫攻坚书写行动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它所表现的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走向了合作互助，所表达的思考视角由“边地民族”走向了“边地中国”，这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精神发展的新动向，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实践。

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是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乡土书写的辩证扬弃。新中国赋予各民族的新生、社会主义建设激发的热情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那时候的文学作品多“描写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的现实生活、革命斗争历史、新生活新风尚、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内容”，文学发展自觉融入主流叙事话语。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触及乡土书写的作品有《不能走那条路》《锻炼》等，与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共同呼应着时代话语，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区别。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乡土书写以诗歌见长，抒情气息浓郁。如诉说贫苦牧民旧社会苦难生活和讴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党的恩惠》（巴·敖斯尔，蒙古族）、勾勒东乡族人当家作主新变化的《黎明》（汪玉良，东乡族）、书写藏族牧区变化的《雅鲁藏布江》（汪承栋，土家族）等。当前的脱贫攻坚书写以报告文学见长，注重对乡村变化的纪实。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以“颂歌”为主，作家对农村的部分问题予以回避，而当前的脱贫攻坚书写既歌颂成就也披露问题。如《码头》揭示了脱贫攻坚中存在的因急于求成而疏于管理的弊端，《驻村笔记》揭示了乡村修路时相关单位的互相推诿，《猪嗷嗷叫》描述了扶贫办主任的官僚主义等。尽管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与当前脱贫攻坚书写的艺术水准有高下之分，但两者的文学价值定位仍有传承，都把文学书写行动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力量，以文学书写反映国家发展，进而推动民族精神的新成长。

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改革”与“寻根”思潮形成了跨时空对话。新时期少数民族的改革文学突出“表现各民族地区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改革的艰难及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如东乡族作家舍·尤素夫的《夜空，也有两只眼睛》表现国家的富民政策给东乡族人民带来的新生活，满族作家李惠文的《蛮人小传》反映改革中辽西农民的精神风貌与人际关系骤变。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改革文学与脱贫攻坚书写都以新政策对农民思想的影响为切入点。改革文学多表达民族落后时代的忧虑，蔡测海在谈及1982年发表的《远处的伐木声》时说，“在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颁奖时，看到祖国处处轰轰烈烈的改革气象，精神为之亢奋，而回到湘西老家探亲，却为‘另一种气氛’即古朴宁静、愚昧落后所‘降温’，深感压抑悲愤，希望土家族人民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的潮流”。脱贫攻坚文学书写正面回答了民族如何跟上时代的问题，《悬崖村》不仅解决了“看得见的贫困”，还通过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等措施改变了惯于“在火塘边竹篾上一蜷就是一辈子”的“看不见的贫困”。《奔腾的独龙江》中的高德荣深知“独龙族同胞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水平、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等还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自掏腰包建设“秘密基地”培训村民。《人间正是艳阳天》中的施关保不甘于贫困，“自己钻研学习，摸索出了一套立体生态养殖技术”，成为村民产业致富的典范。可以说，在脱贫攻坚书写中，少数民族作家以国家支持、干部帮扶和个人作为三条对策，回答了改革文学曾经提出的忧虑。

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与“寻根”文学同样存在跨时空对话。在寻根文学热潮中挖掘民族文化精神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重点，张承志的《黑骏马》、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想》等即是如此。脱贫攻坚书写重在表现民族精神的新变，《悬崖村》中为修建“天梯”，彝族村民靠肩膀将钢材背上山，“总计3万人次的上上下下……没有畏惧，没有动摇，只有坚实的脚步。那一股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真是感天动地，气壮山河”。九溪江瑶族乡民“每户都派出一位或几位劳动力出工修路，有的甚至全家出动，带上锅碗瓢盆，饿了就在现场做饭吃……就这样，历时2年多，全乡干部群众肩挑手提，全员参与，一米一米挖掘填平铺好，终于建成了一条全长6.5公里的道路”。如果说寻根文学重在发掘民族精神的特殊色彩、面朝历史深处探寻民族根基，那么脱贫攻坚书写则重在发现民族精神的新生动力，立足现实境遇探求民族发展。

脱贫攻坚书写体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乡土书写的新路径。“新世纪少数民族的乡土叙事沿着‘飘摇的乡土’‘重塑的乡土’这两个向度拓展与推进。”“飘摇的乡土”延续改革文学对少数民族生活处境的忧思，“重塑的乡土”继承寻根文学对民族自身的追寻，可以说，脱贫攻坚书写是乡土叙事的新维度，“巨变的乡土”聚焦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给乡土带来的巨大变化，表达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在边境线附近的海拉图嘎查的贫困牧民众多，阿丽玛等人通过小额贷款和生态保护等措施让大草原了恢复“万马奔腾”的生机（《被星星围住的阿丽玛》）。扶贫干部通过引进中草药种植项目、成立养牛合作社，让大山深处四方岭村的瑶族过上了小康生活（《跨越国界的贫困户》）。值得注意的是，脱贫攻坚书写开拓了新世纪乡土书写的新路径。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乡土书写曾出现了《麦河》（关仁山，满族）、《泥太阳》（潘灵，布依族）、《白虎寨》（李传锋，土家族）等作品。与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书写相比，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在脱贫攻坚书写出现之前的作品中，城市与农村常常是二元对立的关系，《麦河》中桃儿等厌弃农村贫苦，在城市优越生活的诱惑下选择逃离农村；《白虎寨》铺绘了纸醉金迷又瞬间坍塌的城市梦幻图，主人公幺妹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返乡。但在脱贫攻坚叙事中，城市与农村和谐互助，《悬崖村》中钢梯的修建离不开城里钢材老板的低价销售；《驻村笔记》中城市老板与驾校校长无私援助红山村，向村民捐赠衣物、传授驾驶技术。类似书写无疑反映了少数民族作家乡土书写的新动向，体现了跨越城乡区隔的各民族的团结互助。

思考视角由“边地民族”走向“边地中国”，也是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表达的新路径。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注重发掘“边地民族”被主流叙述遗忘或掩盖的隐秘角落，难免陷入族裔文化的孤芳自赏，“即搁置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建构历史，而重新回缩到一种族群共同体的首尾连贯的叙事神话之中”，而脱贫攻坚的思考视角由“边地民族”走向了“边地中国”，扎西措的《长征路上的扶贫人》、王华的《大娄山》《在路上》和热孜古丽·卡德尔的《星光灿烂》等作品都将“边地民族”融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家以“边地民族”发展的“朵朵浪花”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壮阔波澜，进而建构了“边地中国”脱贫发展的新形象。可以说，脱贫攻坚书写是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增强家国意识的新表达，也是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实践。

将脱贫攻坚书写置于当代文学发展史可见，脱贫攻坚题材写作关注并回答了十七年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思考，反映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乡土书写的新动向，呈现了城乡互助精神与“边地中国”的建构，这无疑推进了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书写。

四、脱贫攻坚文学行动的反思与展望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现实如此，文学表达也该如此。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虽然呈现出新气象，但是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症候，笔者在此分析其原因，思考提升未来乡土书写的路径选择。

脱贫攻坚文学行动在作品的表达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作品的人物形象具有同质化倾向，带有概念化特征，缺乏精神转化的力度。《驻村笔记》中毛一自下乡时起就激情高昂，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直到工作顺利完成。《上坡好个秋》中的张兴祥、《赐福》中的田主席和《星光灿烂》中的王平等都是如此，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似乎没有任何缺点，怀有昂扬的工作热情。扶贫干部如此，农民形象亦是如此。他们或毫不犹豫地跟随扶贫干部的指引，或经扶贫干部的开导很快就转变了思想。如《驻村笔记》中红山村的部分群众始终坚定跟随毛一修路，《上坡好个秋》中的刘生原被安排工作后就“脱胎换骨”。其实，在整个脱贫攻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样态是复杂的。精准识别前的蒙混过关、被评为贫困户后的喜悦或羞耻、未被评为贫困户的嫉妒、接受帮扶时的变化反复和第三方评估时的猜测质疑等，都是农民的真实本性。关仁山曾说：“我们在曾经的文学创作中目睹了沧桑世代远去的农民，同时也应该在新时代的书写中看到奋斗在小康社会里农民的众生相。”文学书写应该反映现实存在的众生相，但脱贫攻坚书写中的农民形象相对单一。虽然作家塑造了“农村新人”形象，但并未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纠葛。福斯特认为，“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人物因辨识度高、易于塑造、易被读者牢记，但人物精神缺乏丰富的层次和内部张力。文学是人学，脱贫攻坚书写不应仅仅关注乡村变化，更应该聚焦乡村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脱贫攻坚中扶贫干部与乡村农民相互成就，脱贫攻坚的胜利是扶贫干部与老百姓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干部与农民的人格精神应有所成长。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刻意忽略人性弱点，未能展现作品人物性格发展的曲线，这使得脱贫攻坚书写中的人物形象扁平而单薄。

其二，历时性拓展思考不够深入。就目前的作品而言，从历时角度对少数民族的审视存在一定的欠缺，对脱贫攻坚过程的描写过于急促，作家沉入问题现场的深度不够，限制了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如，作者以“村里的野猪养殖场弄起来了！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一句话概括结局，如何成立养殖场、村民如何实现脱贫再没有交代。这种安排对展示集体脱贫是不完整的，是有欠缺的。脱贫攻坚是一场持久战，绝不是农村老百姓实现“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便停止工作。作家们在关注脱贫攻坚的同时，还应关注村民“脱贫不脱策”的状况、如何巩固胜利果实、是否有返贫出现以及如何预防返贫等问题。《驻村笔记》《上坡好个秋》《星光灿烂》和《被星星围住的阿丽玛》等作品都是在全村脱贫的喜悦中戛然而止。相较而言，沈洋的《易地记》不仅关注易地搬迁户是否“搬得出”，还聚焦农户是否“稳得住，能致富”等，提出了搬迁后的种种生活问题以及扶贫干部的解决方式。所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对事件的历时性拓展思考仍有待深入。

其三，叙述视角不够丰富。就脱贫而言，国家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工程，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应该有丰富的展现，但作品多书写引进项目、成立合作社的生产脱贫，其他脱贫方式较少涉及。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的扶持比其他地区的力度更大，注重地方特殊性与全国普遍性相结合，应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点，但这方面在少数民族作家的脱贫攻坚书写中同样少有涉及。少数民族作家大多聚焦单个村落的脱贫，全国有六盘山区等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此类地区为对象展现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少有出现。此外，脱贫攻坚不仅是摆脱物质贫困，还应抛弃精神贫瘠，注重心理帮扶。少数民族作家大多关注乡村成人的心理世界，却遗忘了贫困地区儿童的精神生活，漠视对儿童的心理帮扶。脱贫叙述视角的单一化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学在此领域的写作尚待提升。

脱贫攻坚书写乃至今后的乡村振兴书写都是少数民族文学乡土书写的重要题材，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达。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乡土世界的复杂性，学界对乡土转型、乡土生态、“流动农民”及“新乡土写作”等问题都有过探讨。笔者以为，反思少数民族文学脱贫攻坚书写存在的不足、思考乡土书写的未来发展，柳青式的创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柳青的《创业史》是当代文学经典，生活、政治、文学的“三所学校”观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乡土书写具有重要启示性。其一，作家应当深入当下的乡村生活。《创业史》绝非柳青的凭空想象，是他在皇甫村生活十余年的成果，深入生活是职业作家必然的创作道路。作家马步升曾敏锐地意识到，“乡村叙事与时代脚步合拍的盛大合唱，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作家写的是乡村，但实际上他们与乡村生活和乡村情感之间存在隔膜。对脱贫攻坚书写而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仅凭网络新闻资料进行创作，难以深入现实乡土，难免与写作对象存在“隔阂”。乡土书写要创作优秀作品，避免成为“贴着乡村符号的乡愿式写作”，深入生活是必由之路。其二，作家应当深入思考国家有关乡土的政策。柳青格外注重“政治的学校”，但并非“政治的传声筒”，他不是囿于国家政策的解说，而是对国家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现象的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用文学作品去解释确定的政治理念或条例，毋宁说文学以元叙事的方式、与国家政策处于同一理论平台上对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少数民族作家不仅要以作者的身份记录眼前所见的脱贫攻坚，更要全面思考脱贫攻坚的实践历程。这不仅是现实经验的总结概括，更是解决问题的思想创新。不能用“上面来了一个人”的简单叙述方式将国家政策直接自上而下地套入乡村，而应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形成立足微观具体事件，思考宏观全局问题的视野，以文学书写探索国家政策实施如何做到既合理又合情。其三，作家应有发现乡土故事新细节的敏锐性。正如柳青所言：“当作家缺乏对生活的洞察力，抓不住刚冒出生活的地平线的东西，抓不住开头总是不明显的本质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写不出与生活相称的作品。”乡土新细节不仅新在表象，更新在人物内心的变化。少数民族作家要敏锐洞察脱贫攻坚带给乡村的新变，察觉新变遇到的新阻力，在变与不变的矛盾中捕捉人心浮动，以乡土故事新细节反映乡土新世界。其四，作家应有自觉的史诗意识。柳青的《创业史》因为思考问题的深广性，成为具有史诗性的佳作。脱贫攻坚行动在中国乡村掀起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在纵横比较中展现少数民族的新风貌，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脱贫攻坚中形成的新特质，书写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给中国乡土世界带来的新变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自觉担当了为时代树碑、为人民塑像、为民族立传的时代使命，以文学行动助推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脱贫攻坚的书写，对于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书写，对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书写，还仅仅是开始，更高的山峰等着我们去攀登。”

（注释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