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交织演变。站在这特殊的节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在总结历史、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明显的共同体意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如何从既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重新挖掘各个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叙事，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回应时代使命的责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古代民族文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口头传统等领域成果较为丰富，出现了一批颇有创见的专著和论文。本文试择取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略作扫描。

古代民族文学研究

2021年度，古代民族文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学的互动与交流，从单一的民族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转向对多民族文学的融通研究，取得了一些颇有深度的成果。徐希平《羌汉文学关系研究》选取了“营营青蝇”、陇头流水、羌笛等文学意象，并以《松游小唱》对近代诗歌创作大众化的推进为例，分析了先秦至近代羌汉文学关系之发展脉络，展示了羌汉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交叉影响。元明清时期，蒙汉民族间交融最为密切且逐步走向深化。多洛肯《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研究》（上下卷）通过对清代满族、回族、白族、纳西族、彝族、蒙古族、壮族的八大文学家族诗文作品的梳理和研究，肯定了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诗文创作的浸染和影响，从各民族文学在碰撞与对话、交流与交融之中构建了中华文学共同体。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以晚清民国的旗人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将其置入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乃至国际关系的关联性语境中，展开跨文化、历史与区域研究的对话，体察旗人在时代语境中经历的情感、思想、身份认同与美学追求的嬗变，阐发旗人文学的普遍性意义。米彦青主编的《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全四十册）收录了80余种蒙古族作家的诗文集，其中抄稿本18种，用文献展示清代蒙古族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和发展历史，准确描述蒙汉文学文化的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蒙汉文学交融的亮丽风貌，为建构系统完整的清代蒙汉文学交融文献学术谱系提供可能性，进而为构建中国古代蒙汉文学交融史奠定文学文献基础。

还有不少文章以民族文学史料为基础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查洪德《辽金元笔记文献整理述论》认为，笔记是古代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蕴含有大量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辽金元笔记文献数量大，具有独特价值，是未被充分发掘和利用的资料库。斯钦巴图《从口传史到编年史的改编方式与途径——基于〈魏书〉〈元史〉〈蒙古秘史〉实例》考察拓跋鲜卑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记忆和传承祖先世系的口传史，从家族、氏族、部落的神话起源说起，以程式化连环结构、规整的诗的形式记述祖先谱系，把重大历史故事夹在中间，使之成为便于记忆和传承的历史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纪传体编年史有关古代北方民族早期历史记载的形成方式与途径。在清代文学谱系中，少数民族诗人的灾疫书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马志英《清代少数民族诗人的灾疫书写》认为清代少数民族诗人秉承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精神，站在百姓立场，以平民视角书写灾疫、替广大灾民祈祷呐喊，凸显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古代少数民族文人文学思想深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黄鹏程《文学与政事的交互：论鄂尔泰的文学思想与创作》一文认为鄂尔泰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教功用指向，即文章应以经书为本、以雅正质实为尚；诗歌发乎情而约于礼义。文学与政事的交互研究，更加丰富地表现了鄂尔泰的多维形象及其文学思想。贾晓峰《论金源诗人对李白的接受》主要源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以词赋取士的推动作用。生活在不同地域空间的各个民族共同书写了中华文学史，这些成果展示了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

如何突破既有的批评范式，走出文学批评的新路，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新思路。董耀鹏《新时代民族文艺评论：价值遵循、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提出我们要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文艺评论的重要价值和独特作用，科学把握当前民族文艺评论面临的现实矛盾和挑战，坚定正确导向，强化主流声音，以精准及时健康的 ，构建民族文艺 话语体系，引导民族文艺创作。徐俊六《重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学科的逻辑理路》认为文学界应重议、重置与重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其在中华文学与多民族文学中的地位、属性、功能与作用进行价值重估，在统观视野、世界视野与比较视野的观照下对其批评范式进行转换，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进行主体性建构，逐步形成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学科范式与话语系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少数民族文学政策、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等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保障。海晓红《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一文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促进民心相通和民族团结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各类文学制度是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制度保障，各类报刊、文学组织、奖励制度等是少数民族文学充分发挥精神纽带作用的助推器。刘亚娟《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史概观》梳理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史，从理论思考的总体历程、重要理论研究发展史分类、研究方法论的演变等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状况，概要性地呈现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批评理论演变的作用与意义。

将地域文化视角融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重新理解民族文学的新路径。李瑛《突破和发展：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研究范式建构及其创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和定义重新思考，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吴正锋《论湘西少数民族文学与湘楚文化的关系》认为湘西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湘西神秘魔幻的巫傩文化特征，表现了浪漫传奇精神与楚人的悲剧意识，表达了炽热的爱国爱民情怀以及对独立人格精神的坚守，表现了少数民族独有的民情风俗与民歌民谣。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是海外汉学及文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显示了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价值。邱婧《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及问题》通过对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性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建构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再创作与电影改编的研究，以及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相关性的文化研究或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梳理，指出部分海外研究成果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及相关问题，认为其研究否定了中国多民族交往交融共生的关系，无视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形态下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夏维红《建国“十七年”时期国家集中型赞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一文考察了“十七年”时期国家机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行为，分析其译介特点和译介效果，同时谈及译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机构译介行为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

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自1981年创立至今已连续评选12届。《民族文学研究》推出“骏马奖获奖作品评论小辑”，李壮、乌兰其木格、杨彬等解读了第十二届（2016—2019）骏马奖获奖作品中的中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黄晓娟、郑雪竹《当代满族女性文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为例》对历届满族女作家作品形式、主题、内涵风格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此外，还有对广西获得骏马奖的三部作品潘红日《驻村笔记》、李约热《人间消息》、莫景春《被风吹过的村庄》的评析和解读，以及散文集《新疆时间》、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等骏马奖作品的赏析和解读。

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被重新解读和阐释。藏族作家阿来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他以对藏地的书写建构了独特的文学世界。王妍《阿来论》从阿来与文学的发端、阿来作品的主题意蕴、多民族人物、叙事形态、文学执信等几方面，全面而又动态地展现了阿来丰满的文学面貌。赵军仓《全球视野下的民族意识拓展——吉狄马加与瓦历斯·诺干的诗与文》提出，吉狄马加从民族传统出发，以全球视野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强烈的抒情加以表达；瓦历斯·诺干则结合族群历史经验，以冷静的笔触记录人类战争，呼唤世界和平。从传播学视野考察少数民族诗人及其作品会有耐人寻味的发现。陈祖君《传播学视野里的铁依甫江及其诗歌创作》一文认为，铁依甫江诗歌创作表达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各种人可以从他诗歌中各取所需。老舍、公刘以及多位文学史家在推动铁依甫江诗歌的传播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主流文学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传播铁依甫江诗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因性别身份和族群身份在文学创作者中居于特殊地位，以“性别”和“民族”双重维度对典型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解读，是理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多元复杂性的有效途径。张淑云《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地方书写——以获“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为例》以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对12届78位女作家的地方书写所形成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形态作了深入的探索。韦惠文《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女性视野》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她们书写着广西少数民族女性日常生活、生命思考和情感体验，不仅深刻地揭示男权社会和苦难生活双重压力下女性的隐忍和抗争，还挖掘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出一种女性人文关怀意识，其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广西当代少数民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建党百年：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建党100周年，文学正当其时。对建党百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专题回顾、反思和梳理成为2021年度的一大学术热点。白庚胜《建党百年 民族文学写意》提出，建党百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文学的革命性、历史性变革中，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为多元的、平等的、团结的、进步的美学实践，不仅从无到有，而且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古老中华文学的新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创造的文学精彩。《民族文学研究》开设了“建党一百周年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辑”梳理总结建党100周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是当代少数民族文艺政策的重点。罗宗宇、王彦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及思考》在总结思考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史的基础上提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始终是制定实施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基础；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当前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要进一步聚焦全面提高作家水平和文本质量。宋骐远、邹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述略》认为，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依靠早期中共党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文艺活动、社会团体的文艺实践、报纸刊物的文艺宣传以及苏联的文艺工作等传播实践，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并对新疆现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理解民族文学，有助于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传承与发展。刘大先、刘成、朱旭《“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谈》从“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命运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边缘与差异目光的转换”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对话。千百年来，民族文学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文学方面的沟通路径。魏清光、李跃平、周绪琳《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指出“多民族文学”的命名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超越，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由二元对立向多元一体的转变，在心理认知上体现了由民族视野向国家视野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断“跨界”和“融通”，不仅有多领域“跨界”的学术活动，也有多学科的“融通”研究成果。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一方面固守既有的、传统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尝试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打破现有的学科窠臼，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综观2021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发展以及相关的热点，如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新的方向，探索新的范式，立足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和学术发展的历史，挖掘、提炼各民族文学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寻找一方新天地，成为新的开拓方向。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