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知道蔡东，可以追溯到2012年。说起来，那已经是将近10年前的事了。那一年，《人民文学》第6期发表了一篇叫作《往生》的小说，宛如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到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这确实有几分不同寻常。全国有那么多文学刊物，发表那么多长中短篇作品，何以这部小说就被我们同时看到且谈论呢？何况，对我们而言，蔡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那一年，在不同的场合，我们时常会谈论起蔡东。这位新作者一定不再年轻了吧，如若不然，她怎么会对人、对世事有如此深切的理解呢？我们中的有些人这么猜测。要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位作家的些许消息——蔡东，女，生于1980年，山东人，硕士毕业以后奔赴深圳，在一所学院落下脚来，安心教书育人，偶尔也写小说。发表《往生》的那一年，蔡东也才32岁，是我们的同龄人。一位文学“新人”，并不将自己的经历作为创作素材，没有将抒发和表达自我作为创作的全部目的。而是一开始就取消了狭隘的“自我”，将他人作为观察、理解与书写的对象，这多多少少是令人惊诧的吧，更遑论她的文风自然从容，于平静中自有不易察觉的惊雷，就更是难得了。从那以后，我开始暗暗留心这个叫蔡东的作家。

发表一篇两篇令人惊艳的小说，固然可见作者的才华，但是还不能称其为作家，只有经过一定的时间，达到相当的量的积累，进入稳定的创作轨道，才能称其为作家。多少才华横溢的作者横空出世，却在博得一阵掌声后迅速消失在文学的天空。说到底，文学还是寂寞的事业。我也知道，这不过是我的执念。平心而论，与那些高产作者相比，蔡东写得实在不算多，零零星星，一年也不过一两篇的样子。但奇怪的是，几乎每一篇都如《往生》一般激起阵阵回响。我们热烈地讨论这些作品。在谈论写作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想起蔡东。以我自己为例，2015年我就写了一篇关于蔡东的作家论。在这篇文章里，我心有戚戚地说：“她以她的血肉，滋养出这些失败者。她深入骨髓的悲观主义，让这些失败者们无路可走。”（1）在讨论“80后”作家时，我也想到了蔡东，想到她关于艺术和生活的辩证法。最近，在读到她的《天元》时，我又随手写下阅读札记。对以懒散自居的我而言，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我为何会反复言说蔡东呢？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同龄人吗？抑或是，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在蔡东身上寄予了写作的梦想？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完全。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经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写下了关于蔡东的读记。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经常会感到那种属于同代人的默契。遇到蔡东，我们卸下了理论的铠甲，露出感性的血肉，生出惺惺相惜之感。这大约也是一种奇怪的情绪。我们可以在一个作家身上发现“善”，发现“美”，追问“思想”，推敲“艺术”。然而，一个作家令我们不约而同地袒露自我？这恐怕是属于蔡东的，也是属于我们的秘密。

那究竟是怎样的秘密呢？这个问题不妨先搁置，让我们来看看蔡东究竟写了什么。蔡东有一篇创作谈，叫作《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在这篇文章里，她袒露了自己开始写作的原因：

我写作的隐秘动力，来自灵魂深处的矛盾。我始终不能拒绝家庭生活的召唤和诱惑，热爱着它所能提供的安稳闲适。有阳光的日子里，我斜躺在沙发上，听到邻居家传来《甄嬛传》的音乐声，莫名地就觉得幸福和安全。有时兴之所至，就提前泡好了七八种米豆，早晨烹制出一锅热粥，五谷的香气在房间里回旋缭绕，一碗喝下去胃里暖暖的，也曾让我收获到巨大的满足，环视周围，一景一物，无不赏心悦目。

我珍爱这些零碎的、心无挂碍的、安宁而松弛的瞬间。

然而，我又深深恐惧着这一切，好像一不留神就陷入没有尽头的死循环中，时不时地悚然一惊，想与其拉开距离，撇清关系。家庭生活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沼泽的质地，充满着细小的吞噬和“如油入面”般的黏浊搅缠。甚至在家族的聚会上，在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里，我也经常被虚无感精准击中，突然郁郁寡欢起来。（2）

蔡东是想说，写作是她挣脱黏稠生活的途径，或者说自救的办法。然而，这番“夫子自道”却也让我们不期然窥见她写作的核心。事实上，每一个作家都有他/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创作都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对于蔡东来说，从一开始，普通人如何处理沉重得让人无法承担的生活就成了她表现的主要内容。在成名之作《往生》中，沉重而乏味的生活表现为照顾一个智力萎缩长期卧病的老人。这般日复一日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仿佛泥沼缓缓上升，足以淹没一个人。通过蔡东细腻的描写，我们仿佛与康莲一起共同度过了这一个个琐碎的近乎停顿的日子。这是一个长期照顾卧病的老人的康莲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生活呢？康莲所渴望的，无非是从日复一日对他人的责任中挣脱出来，过安逸自在的日子。这日子是什么形态呢？“上午翻翻报纸，下午照料花草”。蔡东还用抒情笔调描述了在一个雨天，康莲伸开手脚躺在床上，感觉蓬勃的能量注入身体。这时候的人与自然是毫无阻碍，有点“天人合一”的意思了。这一细节仿佛清脆的风铃声，时时在滞涩的日子里叮咚作响。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在蔡东这里，某种前现代的具有乡土性质的生活被判定为更有意义更有趣味的生活。透过一个身心疲惫的付出者康莲，蔡东温婉而又尖锐地迫使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横亘久远的问题。

但是，对于蔡东而言，这还不够。几年后，她又重写了康莲的故事，她需要再次回到这个故事，重新审视有什么东西在她第一次讲述的时候遗漏了。这一次，她给小说取了个颇为拗口的名字，叫《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康莲的另外一个分身，叫周素格，名字似乎更洋气了，生活也更城市化，更文艺了。她需要照料的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不再是她的公公——一个仅仅通过责任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而是她的丈夫，曾经让她仰慕与深爱，与她声气相通的爱人。我猜，蔡东是要去探究，爱，是否可能拯救黏稠的日常生活。虽然生活的环境变了，照料的对象也变了，但是周素格和康莲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不同。疲惫不堪却又心如死灰的生活缠绕着她，她所能做的，不过是从小时工阿姨那里求得几个小时属于自己独自的时光。这时光是多么好啊，说起来，也不过是独自看看树，听听音乐会，去看看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博物馆。但仅仅是如此卑微的愿望也很难实现。于是，就有了“海德格尔行动”。那么，周素格对丈夫的爱，两人昔日共度的好时光可以让她从泥沼一样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吗？蔡东刻意描述了两个人心领神会的瞬间，那是张爱玲式的时刻，仿佛一时间的永恒足以抵御生活的风暴，但仍然没有用。康莲神往于“往生”，而周素格则遐想能“骑一头披毛犀，无声无息地，从五楼阳台走上天空，消失在淡金色的天边”。当生活不能给人以安慰与希望的时候，死亡，特别是披着想象光芒的死亡则成为快要溺毙的人的向往。当然，周素格最终中止了“海德格尔行动”，那只从五楼纵身一跳叫作朋霍费尔的白猫提醒了她。她还是带着丈夫参加了演唱会，甚至在环境使然下亲吻了他。但是，作为有经验的读者，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她终将从生活中挣扎出来，她无法从昔日深爱的丈夫身上获取继续前行的动力，那不过是又一次自我安慰罢了。

如果说，一开始，蔡东认为，生活给人的那种绝望感来自生活本身的重量。比如，康莲与周素格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照料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责任，生活对于她们而言是高难度的。渐渐地，她开始意识到，即使是看上去顺风顺水的普通人，亦常常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换句话说，日常生活对人施加的压力，大多数时候体现在精神上。在《无岸》中，柳萍宣告自己的人生失败，其实并不是真的失败，某种意义上，这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女性面对生活的变化为自己寻求的遁词罢了。较之于《往生》《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蔡东从容地向我们展示了当下一位中产阶级女性的日常生活。这生活包括她对城市消费文化的热爱，所谓生活品质，所谓高雅情调，所谓艺术修养，等等，摆在她案头的是才子书与闲情录。这些士大夫趣味，往往被人拆解掉更为核心和本质的东西，顺着时间的长河，漂流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有意味的是，中产阶级如柳萍正是借助这一鳞半爪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说到底，这人生哲学就是退让、顺其自然，放弃与社会建立联结，不要说“兼济天下”，甚至连“独善其身”都没有，仅仅只是享受生活的壳子。只是，一旦遇到了变化，连“变故”都谈不上，这人生哲学便开始剧烈摇晃起来。《无岸》中让我们触目惊心，且讨论最多的细节就是柳萍的“受辱训练”。一名中年知识女性，自诩为已经与生活和解，平日耽于享受城市生活所提供的锦衣玉食，却不得不训练自己如何谄媚权力。更可怕的是，在反复的“受辱训练”中，她甚至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对权力产生了依赖心理。在小说里，通过旁观他人的人生，我们终于发现人是如何在权力下屈服，乃至于将自我全部交付。现代人所接受的那点子似是而非的老庄哲学，完全不能给人以依凭，一旦与那些风高浪急的现实生活交锋，便败下阵来。这仅仅是柳萍一个人的问题吗？倘若没有社科双姝作为比照，倘若环绕着柳萍的全部环境不是将成功、送孩子出国读书作为人生价值的唯一指向，又何至于此呢？

从那一个个在生活面前卑微而坚韧的人出发，蔡东终于将目光对准了日常生活本身。梳理蔡东的小说，可以发现，蔡东一直以来讨论的是，在一个日常生活成为最大的政治的年代，普通人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这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无法再激起任何涟漪的问题，但似乎又是一个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的普遍性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大多是“烦闷”“虚无”的，用时人的话说，是“人心失其所信，竟无安身立命之方”。“烦闷”与“虚无”的根本原因是新旧交替之际，旧的人生观被摧毁（即使没有完全被清洗，至少人们觉得旧的人生观是有问题的），而新的人生观又尚未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的烦闷感与失落感。人们一方面对新的社会形态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又很难将个人的生命意义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王汎森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一文中分析了“主义”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在近代中国，‘主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形成一张蓝图，一张沟渠网，把各种零散的力量最后都汇向一个出路，联合成共同的行动。它照顾到的范围不只是政治——即使它的最终目标是政治，它还包括人生观、世界观、日常生活中的烦闷与挫折。它提供了一套新的认知框架来解释烦闷与挫折的情绪，使得一切飘荡的资源可以循着‘主义’所提供的认知框架而得到新的位置与秩序。它将问题置入一个新的架构中，使得原来无以名之、无以解说的问题，在新架构中，结束了它原有的模糊、漂浮、零碎性，转换成新的了解问题、意义的方式。”（3）也就是说，“烦闷”的情绪经由“主义”的统合，寻找到了出路，转化成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结方式，汇聚成创造历史的行动。

到了20世纪80年代，青年人的“烦闷”再次成为时代情绪。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身心之痛在“潘晓讨论”中被呈现并引起了广泛共鸣。直到今天，潘晓所感慨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仍然在历史的岩层中激起阵阵回声。潘晓这一代青年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自我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问题。这一代人是将自我投射到革命和对革命充满信仰的历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强烈需要支撑、安稳自我的精神来源。然而，根据贺照田的分析，“潘晓讨论”中蕴含着理想主义的顺承与转化、虚无主义的解析与吸收这一至关重要的时代精神史课题，却未得到有效的思考，（4）反而被极其单一的“物质主义逻辑”所掩盖，导致了对现代社会的简单化想象，为今天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心灵苦恼埋下了伏笔。

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真实处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与前辈不同的是，“烦闷”的根源大约在于日常生活。如果说，对上一代人而言，日常生活是抵御宏大叙事的堡垒，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发挥个性的游击阵地。对于我们来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与城镇化的推进，经济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部分。在现代社会浸淫越深，我们越能真切感受到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也随之形成了单一的思维模式，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雅斯贝斯所描述的当代生活秩序的危机状况越来越真切。“那成就人的世界达几千年之久的事物看来正面临着近在眼前的崩溃。而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则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但是，在这架机器中，人不可能达到满足。它并不为人提供使人具有价值和尊严的东西。那在过去的贫穷与困苦之中曾经作为人的存在之不被争议的背景而持续存在的东西，现在正处于消失的过程中。虽然人正在扩展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似乎也在牺牲那个他在其中实现自己的个体自我的存在。”（5）我想，蔡东一定是深刻体认到了这一点，她不再无条件地信任日常生活，而是对“日常生活”展开了精神分析。在蔡东这里，“日常生活”并非仅指字面意义上的每一天的生活，而是包含着一种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生活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厌倦情绪。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列斐伏尔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市场、消费与技术全面塑造与控制。列斐伏尔提出“总体的人”概念，强调日常生活与艺术性的结合，是诗意创造，也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蔡东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这位一开始就格外瞩目于人的韧性的作家，自然不会对压迫性的日常生活束手就擒。于是，在她最新的小说集《星辰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脱离了日常生活轨道的“不寻常的人”，他们是《伶仃》中的徐季。我们甚至都看不清他长什么样，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是顺着卫巧蓉的视线悄悄跟随着他。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卫巧蓉理解不了他。话说回来，可能大部分人都很难理解他吧，谁能突然就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挣脱出来，来到岛上，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公园、早市、剧场，看上去，他无比享受这样的没有任何目的独自一个人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说的就是徐季这样的生活吧。他是怎么想的，他会遇到别的困扰吗？蔡东什么都没说，只让他远远地留下一个背影给我们，但这依然让深陷于日常生活尘网中的我们眼睛发热，羡慕得要命。如果说，徐季过分高邈了，让我们无法抵达的话，《天元》中的陈飞白则离我们更近。与柳萍的摇摆不定相比，陈飞白有非常强悍的自我，这是因为她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哪怕这价值观与这个时代单一的价值观是背道而行的。蔡东犀利地指出，当下的日常生活，是由商业结构和劳动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市日常生活。人人遵循“效率优先”和“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争先恐后地抢夺最优生存资源。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陈飞白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前途，但是，在所有人都认为不过是走形式的价值观问题上，陈飞白从不勉强自己。因此，在于贝贝这样完全认同时代价值观的人看来，这显然是“不值，太不值了”，陈飞白也显得“滑稽，虚伪，造作，不可理喻”。殊不知，这恰恰是陈飞白最大的坚持。尽管没有人理解她，但她毫不犹豫地按照自己的生活原则生活着，过得那么认真，那么从容，或者，用蔡东的话说，有尊严。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陈飞白的那首叫作《瞄准，瞄准》的诗。

这首诗或许不是诗艺上的好诗，却在我人生的某些关节点响起，仿佛是在提醒我“不瞄准”。蔡东之所以打动我们，之所以让我们一再讨论，也是因为这一点吧。她充满体贴地洞悉了我们的精神困境，她以小说的方式真实不虚地呈现出来，她甚至创造了陈飞白这样的人物，陪伴和引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迎着微茫的光走去。问题在于，蔡东何来的底气反抗这刻板单一的日常生活呢？答案竟然是，对生活的爱。再看看她的小说，一切就更清晰了。她是一个细节型的作家。在每一篇小说中，她如此充满热情地描述一顿蒸腾着世俗生活热情的食物，描绘着那些很容易被来去匆匆的人们忽略掉的一阵香气、一片叶子、一张隐藏着生之壮阔的脸。在她词语的抚摸下，日常生活中那些隐藏着的美对我们开口说话。美真的能提供根本性支撑吗？可以持久吗？对此，我或许还存疑。但是，我们中的某个人踏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这毕竟安慰与鼓励了我。

到底是我们的蔡东。

注释：

（1）岳雯：《人与城——蔡东论》，《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2）蔡东：《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3）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1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见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5）〔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50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