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树理和马烽是全国公认的山西“山药蛋派”领军人物。马老是知名小说家，也擅长写电影剧本。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之后，他都留下脍炙人口的力作。《吕梁英雄传》《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等，至今仍深深留在广大群众的记忆里。

和名声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在一个班子里工作，起先我有点忐忑，觉得应当用仰视的目光看他。一见面，却怎么也仰视不起来。他一点也没有大作家的派头，那穿着、那气度，就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接触几次之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位长者、亲人、同志，和他说话不需要顾忌什么，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向他说出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他免不了经常主持会议、讲话。在我的印象里，马烽的讲话都很简短，最长的超不过20分钟。没有套话，没有拿腔拿调，几句很通俗的话就把问题的要害讲清楚了，既讲原则，又通情达理，还满带幽默。这是长期“修炼”的结果，炼到了炉火纯青。我感到他是一位很有水平的领导人。

马烽在作协干了许多重要的事，有些事大家知道，有些事一般人不知道。譬如盖新的办公大楼，不是在他手里完工，却是由他办好手续，打好基础。“文革”前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同在王府大街一座小楼里办公。“文革”中，文联和各个协会被撤销，办公楼也被其他单位占了。1978年，作协恢复运转，没有办公地点，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在沙滩北街二号借《红旗》杂志大院里的空地盖几排简易楼办公。上世纪80年代初，文联、作协、《文艺报》三家联合在农展馆南里盖一座新楼，但只有作协下属的几家报刊、出版社在里头办公，作协机关仍在沙滩北街的简易楼里。马烽到作协任职后，马上着手解决办公楼问题。他从山西省政协调来原秘书长杨宗，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杨宗一到北京就全力抓办公楼建设，找地方、搞搬迁、打地基，向上级机关打报告、申请批款，这一切都是在马烽领导下完成的。有人说，干了一年多，只挖了个坑。其实，把地面上的住户迁走，打好地基，是一件很艰难、很费时日的工作。再譬如说，鲁迅文学奖，虽然第一届获奖名单在1997年颁布，但设立这个奖项，是在马烽领导下确定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宣部下文，认为全国的文艺评奖太多太滥，需要压缩。马烽召开党组会并和书记处的同志反复商量，经党组议定，把除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以外的几个项目合并，叫“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合办，没有并到鲁迅文学奖中来，仍保持原来的名称。确定之后报中宣部，得到中宣部批准。鲁迅文学奖后来扩大了评奖项目，原来没有翻译奖，这个项目是下一届党组、书记处确立的。

马烽的廉洁是有口皆碑的。1991年，国务院下达通知，让有关单位评“有突出贡献专家”。作家协会最后报了八个人。管干部的同志原以为，以马烽的创作成果和群众影响力，上他的名字是毫无问题的，但马烽坚决不让列他的名字。他是大作家，却没有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作协外联部每年要安排十几批人出国访问，以马烽的国际影响力，他应该率团出访，但在他任党组书记期间，一次也没有出过国。他的提前离京，也和他的廉洁很有关系。按照政策规定，他从山西调到北京工作，国管局或中国作协应当在京给他分房子。何况他在山西就是省政协副主席，应按相应的级别给他分配很宽敞的房子。马烽坚决拒绝分房子，在鲁迅文学院要了两间小房，夫妻俩开电炉做饭过日子。鲁院自己没有锅炉房，冬天靠旁边的一个工厂供应暖气，作协每年向工厂交一定数额的取暖费。这个工厂快要倒闭了，不少工人已经不来上班，暖气烧得有一搭无一搭，鲁院的宿舍很冷。马烽年事已高，经不住长期受寒。他过去有哮喘病，来京后此病加剧，久治不愈。常年被这个病困扰，马烽觉得跟水土不服有关系，只好回山西居住，但仍关注着北京的工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怕打扰作协的干部群众，没有通知任何人。我和丁玲的原秘书王增如从司机那里打听到消息，赶到十里堡送他上车。后来我曾多次到太原看望这位老领导。他曾给我来信，建议及时筹备、召开第五次作代会，要我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马烽最后因哮喘病而去世，我想起来就痛心，我们在京没有照顾好老人家。有一次我和张平聊天，他说，马烽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我非常有同感。2004年元旦过后，马烽病重住进医院。临终前，正是春节前夕。马烽告诉医生和家人，想办法把死期拖到春节后，如果做不到，也不要在春节期间外露消息，等过了春节再公布死讯，以免干扰他人过春节。闻听此事，我潸然泪下。这就是马烽，临死前还为他人着想。接到噩耗，我填了一首《踏莎行·别马烽》：

满腹华章，一身泥土。丹青只为黎民谱。村夫走卒入文心，穷乡僻壤传佳著。

三晋含悲，九州笼雾，斯人已赴马翁处。音容笑貌梦依稀，高风亮节心头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