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突破规则，制造规则

刘欣玥：嘉宁老师好！很高兴可以借这个机会和你聊聊天。最初准备采访时，想从童年和成长入手，所以重新读的第一本书是《撒谎精的时光宝盒》。写作者的谎言与真诚，在你这里好像始终有一股微妙的张力。你反复强调自己从小是个“撒谎精”，却又在真正需要虚构的小说创作中保有一以贯之的真诚与坦率。这让我想起君特·格拉斯说自己最早的写作动力就来源于儿时的谎言，以及家人对于他的谎言的称许。可以谈谈最初是为什么开始写作的吗？是否也和某种“编织谎言”的才能或爱好有关？

周嘉宁：欣玥你好！那我们就随兴聊一会儿。我一点也不喜欢谎言，更不会喜欢基于编造谎言而虚构的世界。我小时候说过一些极其天真可笑的谎言，以为那种脆弱的东西能够保护自己和那些重要的人。而少年的谎言往往是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极度敏感，在察觉到各种细微变化和趋势的同时，却又因为缺乏逻辑去判断，没有能力去处理，只好用谎言为自己搭建一个临时简陋的避难所。这些和写作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写作中谁都撒不了谎，虚构的世界大概就是作者精神风景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投影。但是极其敏感的性格大概是我开始写作的最本能的驱动。对我来说，个人面对时代的洪流，就仿佛是灾难来临前蠢蠢欲动的小动物，敏感地察觉到空气、水流和泥土的变化，因而行动了起来。

刘欣玥：虽然这个话题可能已经让人有点厌烦了，但说到开始写作的契机，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起点。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是在二十岁左右立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的，这个确定未来职业方向的时间真的非常之早。今天看起来，新概念作文大赛带给自己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这个作文比赛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了，你也从最初的获奖者变成了大赛评委，可以谈谈前后身份变化带来的感受吗？

周嘉宁：即便如今回头再去看，我也依然解释不清这个比赛对于21世纪初少年们的意义，我想它和一种更庞大的时代更迭结合在一起，或者是激流中的一部分。我其实不太愿意用短短几句话去概述重要的事情，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概述。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毫无疑问那次得奖是命运给予我的第一份巨大礼物，我至今记得当时的开心无可比拟。我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有接受和珍惜。自此以后我的人生也不过是践行了少年时内心的愿望罢了。作为评委，无非是希望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依然能够接受到这份命运的礼物，而我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尽到自己的一些责任。

刘欣玥：你的小说似乎不太常涉及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即使是在最早的书写里，父母的形象也更接近于模糊的概念和轮廓。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散文《撒谎精的时光宝盒》应该是你第一次正面提到自己的父母：“爸爸喜欢听卡朋特兄妹的磁带，喜欢纽约，希望我成为艺术家，而我妈妈是个绝对的死硬派，独当一面，希望我可以变成一个跟她一样勤勉努力的普通人。”当初决定要走文学写作这条道路的时候，家人是什么样的态度？父亲的浪漫精神和母亲的务实主义，如今在你身上实现了调和吗？

周嘉宁：我拥有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家人之间相互保护和帮助，对彼此的个体存在非常尊重，不会去跨越界限。我的父母了解我的性格，始终帮我隔离掉一些我不擅长处理的事物，在琐事上也不会苛责我。这样温和普通的家庭环境里不存在什么家庭问题，这也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非常天真。其实我比较后悔早期小说里涉及的一些父母的描写，我过于幼稚无畏，对他们的保护不够。现在我不会再这样做，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也要清晰，也希望像父母保护着我一样，去维护一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人或者事物，即便在虚构世界里存在着的人物，我也不想再随意左右他们的命运。父亲的浪漫主义伴随我整个自由自在的成长期，之后长时间的自我教育则受益于母亲理性坚韧的性格特征遗传。感谢他们。

刘欣玥：在涉及童年的作品里，16岁的那次搬家是重要的成长经验之一吧。搬家前的乌鲁木齐北路老房子、未整治前的苏州河都曾反复被你提及。90年代末上海住房的大规模动迁，“大工地”般的市政建设，也都很自然地出现在你笔下，包括《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天空晴朗晴朗》和关于“明天大厦”的两篇。这段搬迁和周遭空间不断拆建的经验，是不是多少造成了早期作品里上海呈现出的感伤面目和动荡不安的气息？为了寻找逝去的童年时光而写的《苏州河往事》，为什么后来改名为《天空晴朗晴朗》？

周嘉宁：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十年间，我记忆中的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我小时候见过的很多风景都被拆除了，像是记忆的彻底清理。但是在我二十岁左右时，很喜欢城市里到处可见的工地，深夜依然在运转的打桩机，剧烈的白色探照灯照耀着神秘的地下，浦东空无一人的烂尾楼房，裸露在外面的钢筋水泥结构，夜晚深入到浦东的深处可以看见建造中的高楼好像来自外星的建筑。如今我在玩那些有关世界毁灭的电子游戏时，常常被当中的场景迷住，那些画面正是来自21世纪初我记忆中摧枯拉朽的风景。我经历过的是两个时代衔接处的上海，而青春的荷尔蒙在当时感受到的是黄浦江上辽阔的有力的风。我忘记《天空晴朗晴朗》这个名字是怎么想出来的，但当时我住在浦东的纵深处，每天都经过南浦大桥，是世博会之前的晴朗的上海。这是我最喜欢的书名了。

刘欣玥：“两个时代衔接处的上海”细想起来很有意思，不仅是置身于这座城市肌体之中的体会，也和青春期产生了对位与同步感。你也是在这个世纪之交进入复旦求学的呢，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了整整七年的书，称得上是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学院派教育的写作者了。《流浪歌手的情人》里的一些篇目透露过你对大学本科生活的某种迷茫和失望，但是后来还是选择了继续攻读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可以谈谈从复旦校园、中文系的传统中获得的影响吗？

周嘉宁：1998年我在《萌芽》杂志上读到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是殳俏，写的是她当年考复旦文科基地班的经历。90年代后半期大概是实验教育最兴盛的时期，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是在一种教育改革的氛围下度过的，我也是在各种失败的实验班里一路长大的，却因此而遇见了几位非常不一般的老师，他们勇敢地突破各种教育规则，废除教材，试图建立新的秩序。殳俏的文章把基地班的报考写得犹如一场青春的冒险，我当时就想，我一定也要经历一次这样的冒险。后来我考上了文科基地班。其实我所经历的所有教育实验都宣告失败，我所在的基地班是最后一届基地班。但我确实是在突破规则和制造规则的教育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2000年去复旦大学报道的时候，看到领操台后背用大字刷着：THE FUTURE IS NOT SET。再过了一年，这行字被涂掉了。但是我想我们那批学生大概从来不相信未来是可被限制的。那年的复旦是配得上“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句话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句话只有在21世纪初的复旦有效，如今即便我心里会想起这句话，却也因为时代的变化所造成的各种歧义和过多的诠释，让我再也不愿意与任何人谈论。其实我的本科阶段没有什么具体的迷惘，所谓的迷惘不过是我作为年轻人对时代气氛的一种模拟而已。

刘欣玥：从大学本科出版的第一本书《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开始，在许多年里你一直保持了非常高产的创作状态。但是我注意到大概从《荒芜城》的出版开始吧，你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也很少再提及早年的作品。甚至有时也会对早年的书写呈现出一种类似“否定”的态度，而把自己的写作起点重新挪移到比较晚近的时间，比如2012、2013年左右。是对自己的写作历程有过一番新的认识吗？重新厘定写作起点的标尺是什么呢？

周嘉宁：不是否定，只是青年时期的不稳定性会令此刻的自己感觉吃惊，那种野蛮的，随意流畅的热情也很难再回头找到去谈论的途径，那种必须要飞快地写出来的迫不及待，我现在虽然能理解，却无法去解释。所以干脆就不去谈论了。只能说后来的某个时期开始，性格中有些东西终于有了模糊的形状，成为某种可以去描述的东西，我便把那里作为描述的起点好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好的起点，我自己也不是真的那么想回头再去描述自己的写作。但有时候必须得要去描述一点什么的话，就找到一个有形状的时期开始描述吧。

刘欣玥：尽管再回头谈论的途径不太好找了，早期作品依然在写作的延长线上留下很多蛛丝马迹，比方说一些意象和场景的重复出现，刚刚提到的领操台后面的THE FUTURE IS NOT SET就是其中之一。就像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说的那样，这些重复会变成进入作品时的一些密道。再举一个例子吧，那个名叫小五的少年，就一直在你的故事里被保留下来，变换着不同的面孔出现，几乎成为你作品里一个具有个人辨识度的符号。小五似乎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物原型的叠加？这样的重复，是不是某种青春情结的延续？

周嘉宁：小说人物的中文名字太难起了，因为中文真的太妙了，总是具有各种额外的意义，有时候反而给人物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为了从名字上消除误解产生的可能性，去掉任何附属的意义，我总是重复起一些符号式的名字，小山，小丘，大树，大水，诸如此类。但小五是唯一的小五，小五在我的虚构世界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小五既是我自己的虚构，又是我想成为的某种虚构，是我对爱情的理解，对某一部分小小世界的理解。小五很久没有在我的小说里出现，但他始终在我虚构世界的某处存活着，生长着，漫游着。

刘欣玥：如果要对比最初的写作状态和现在的写作状态，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比照最初的写作，有没有什么是仍在继续坚持和追求，或者依然感到困难和不满的东西？

周嘉宁：最初的那些长篇小说写下来也不过是一个夏天的事情。现在一个夏天大概可以写完一个短篇。此刻的我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得不写下来的东西，心里酝酿着几条线索，可以酝酿几年，在这期间找到合适的人做采访，收集和阅读资料，做详细的笔记，在这种漫长的准备期中等待好运和灵感的降临，也等待着可以动笔的那个决定性时刻。我大概是通过自我教育培养出了足够的耐心，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在坚持或者在追求的东西。写作对我来说大概就是生命风景的虚构映射，那些生命中永恒的困境也会是虚构世界里的绝境和悬崖。

二、汉语文字的基本美

刘欣玥：接下来聊聊阅读经历吧。你小时候会读什么书呢，在那些或许可以称作“文学启蒙”的读物里，有没有什么至今依然难忘或仍在重读的书？

周嘉宁：高中一年级在新华书店里买到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象的失踪》，当时带给我的阅读震动很难忘怀。虽然那本书里是一种翻译过来的中文，但那种中文的使用方法与我之前所熟悉的阅读感受截然不同，那似乎是一种全新和生机勃勃的语言，描述的则是一个从未呈现在我面前的世界，不由自主也好想去那个陌生的新世界冒险啊。

刘欣玥：外国小说的阅读，在你这里好像的确挺驳杂的。2011年前后重新开始的短篇小说创作，语言风格明显能看出受到欧美小说的影响，海明威、库切、奥康纳、托宾、耶茨，都是常常被你提及的名字，是你很欣赏和认可的作家吧。加上从翻译温特森的《写在身体上》开始，你获得了英语小说译者的另一重身份。可以谈谈这些阅读和翻译工作给创作带来的影响吗？

周嘉宁：喜欢的作家实在很多，英语文学和日语文学都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影响过我。近年来虽然一再想要停止翻译，却又一再拿起，极度厌倦又必须继续，就是在这样自己给自己的痛苦和束缚中持续地翻译着。大概是因为明确地感知到语言始终以某种方式塑造我，而我也塑造语言。最具体最细小的影响大概是我对词语的选择变得非常谨慎，这也是我写作速度变得极其缓慢的原因之一。会耐心地花费大量时间辨别词语之间的微妙差别，更珍惜每一个汉语文字的基本美。希望能保护它们免受污染，把它们放在正确和恰当的位置去使用，珍惜每一个字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近年来日本文学对我的审美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共享了一部分象形文字，那种视觉上的文字审美是其他语系的语言文字完全没有办法提供的。

刘欣玥：对于语言准确性的要求及其带来的某种节制感，能在你近年来写作风格的变化中很明显地感受到。但与此同时，青春和成长依旧是你笔下最重要的母题之一，包括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基本美》也表现出了这种母题，不过“青春”的意涵变得更为辽阔了。《天空晴朗晴朗》的后记里有一段关于成长小说的话让我印象很深。说的是欧茨人到中年依然可以写作成长小说，对你而言是很大的鼓舞。我注意到你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苏童小说的少年意识和成长小说。对于具有少年感的生命状态，你是否有一种持久的审美倾向？你一直提及自己有一个漫长的青春期，从最初写到现在，是不是也对成长小说产生了不一样的理解？

周嘉宁：借用我的朋友，评论家黄德海常常会举的一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日本有一本“能乐”理论书叫《风姿花传》，中间写到一个有趣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到了五十岁，他之前的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都还复合在这个人的身上，并没有消失。如果他这时候能表演二十岁，那是一种复合形态的人生经验累加以后的二十岁。小说写作也是如此，这是小说技艺有趣的地方，因为那是复合形态经验的虚构投射，而不是青春本身。但从审美来说，我喜欢的人或者世界，确实多少都有些少年心境的投影。

刘欣玥：相比于阅读，音乐在你的故事里留下的印记会更鲜明和直接，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某种风格化的载体了。从早年的打口CD，九寸钉、小红莓的摇滚乐，到老狼，再到后来的顶楼的马戏团，My Little Airport，音乐在你笔下也从纯粹的日常经验移植，渐渐融入了更复杂的对于社会和人的观察和思考。最极致的表现应该就是《基本美》了吧。是怎么看待音乐和写作的关系的呢？在构思小说的时候，音乐会以何种方式进入？

周嘉宁：当我在谈论顶楼的马戏团或者MLA乐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在谈论他们的音乐本身，而是在谈论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进程时的市民意识。不过这种方式大概也不太正确。我至今都没有在小说中找到音乐进入的途径，又或者这种途径的寻找本身就因为功利而不应该存在，再或者音乐和小说的组成方式中应该有种自然的共振，是永恒存在着的。音乐对我来说是非常纯粹的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并没有被赋予社会功能性。我想，除了对美本身的讨论外，它不会以其他任何被利用了的形式进入我的小说。

刘欣玥：除了音乐，你对于社交媒介变迁的敏感，也比不少同龄人的写作要更突出。从早期的OICQ、MSN、博客，再到创作《基本美》时对社交媒体的思考。这些已经消逝的媒介形式会在你这里留下记录，是一代人的共同经验里很特殊，却又不易被写作觉察的一条轨迹。与此类似的是游戏书写，从超级玛丽到《基本美》中致远和洲一起探险的低像素大陆，这里面有个人经验的投射吧。但在书写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时，社交工具和游戏空间，的确又发挥了很微妙的隔断和扭结作用。

周嘉宁：我特别喜欢打游戏。这几个月我有一大段时间游荡在电子的世界里。不过小时候夏天打一天游戏会觉得是天堂，现在我不免会因为在电子世界里玩耍太久而疲惫和担心起来。但不管怎么说，那个电子世界里的风景也影响着我大脑里虚构的图景，确实也有一片低像素的大陆存在于那里，有时候能和我的朋友在那里相遇，使用那里的语言，谈论那里发生着的事情。游戏和小说一样，都虚构了一个可以被进入的地带。科技的进程会影响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关系，因此也影响着人类情感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我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我对频繁更替的网络语言使用非常警惕，那仿佛是新鲜和陈词滥调的混杂，我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让它们进入我的小说。

三、文艺青年心灵史

刘欣玥：在80后写作者里面，嘉宁老师走的是挺典型的所谓“文艺青年”的进路。考察80后文艺青年的成长和心灵史，你的写作本身和所身处的文学场，都提供了很好的标本，有几个置身集体的时刻令人关注。在最初“新概念”和《萌芽》阶段之后，就是21世纪初的网络论坛时期了。你曾深度参与过暗地病孩子、黑锅论坛和晶体论坛的活动。《杜撰记》的不少篇目是写于那个时候吧，现在会如何看待你所亲历的这个短暂时期和文学生态？

周嘉宁：世纪初的论坛里一片先锋和实验的景象，年轻人热烈地讨论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以及陈侗出版的白皮书系列。写作虽然试图挣脱规范，却也是各种各样的模仿。当时文艺青年的行业划分还非常不明确，所以写诗的，写小说的，画漫画的，拍照的，涂鸦的，唱民谣的，做电子的都玩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原始和形态混杂的审美教育，是荷尔蒙和浪漫主义爆炸的一段青春，也成为某种人生底色。《密林中》里有过对论坛时期的零星记录，但青春太过美好，反复谈论和定义反而是损失。

刘欣玥：除了《密林中》的故事，另一次集中谈起这段回忆是在《鲤·最好的时光》里。在《密林中》你借着阳阳的见闻，曾涉及写作状态从半地下向主流体制转化的心路历程，也间杂着十分矛盾的内心活动。我会联想到你2007年签约作协，算是向严肃文学转型迈出的一步吗？你出版《天空晴朗晴朗》后，在创作上有过一个四五年的空白阶段。直到2011年发表《寂静岭》，是从《收获》杂志回归的，无论是发表平台还是写作风格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周嘉宁：我没有做过什么决定，也不会对人和事进行明确的区分归类。但我从中学开始就订阅《收获》，所以很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小说也能刊登在那里。中间停顿的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普通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经的困难时期，花费了不少精力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着路径，撞了些墙，陷入了几片沼泽，也幸运地见到很多不错的风景。我很感谢《收获》的编辑们，自从《寂静岭》开始，每一个在那里刊登的小说他们都给出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令我不断追问自己，得以来到内心深处被忽视的地带。自此以后，写作对我来说也成为了存在的方式。

刘欣玥：对于刚刚聊到的困难时期，履历上公开的工作经历是2008年开始和张悦然一起创办《鲤》，这是另一个令人好奇的共同体阶段。作为最初的创始人和文字总监，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决定办这个主题杂志书的初衷，以及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吗？

周嘉宁：2008年1月1日我在上海过新年，接到张悦然的电话说要不要一起做一本文学杂志，我没有犹豫半秒就说好啊。然后我大概是1月2日回到北京的，下了飞机就拖着行李去见她。后来就有了《鲤》。我们有一部分的性格非常一致，又有一部分的性格非常互补，比如说我们都很拖延，行动能力相对迟缓，但是这样的好处是我们因为主观上的延宕，而错过了很多时机。而一再拖延，导致最后完成的都是真的愿意去做，也真的值得做的事情。《鲤》从来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产物，或者说它不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产物，它是一个在比较自然的情况下来生长起来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成长，写作观的变化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否确切，我想我这个年龄的人，也就是2007年6月第一代iphone手机发售之前大学本科毕业的人，或许是最后一代有杂志梦想的青年人。我想我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经历了媒体最自由和最精英的时期。

刘欣玥：延续《鲤》与集体工作的话题，你曾提及写作是非常需要孤独的事业，但又在作品内外透露出对写作带来的亲密友情的肯定，也向往小圈子集体行动的向心力。这两种精神状态这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周嘉宁：2008年前后住在北京，遇见了各种精神形态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在奥运会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参与了一次非常小规模的文艺复兴，时间很短，密度很大，光芒很强烈，然后在无意识间突然消逝。大致就是这样的感觉。我最喜欢的就是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但是这些和写作都没有什么关系。

刘欣玥：“小规模的文艺复兴”的说法，似乎也在你描述世博会后的上海时出现过，这种生活状态大概是因为特别具有吸引力，所以才会一再被你捕捉。和你的想法有点不同，在我的阅读观感里，这些经历和偏好多少还是投映到了你的作品里，《基本美》中的不少作品对此有所展开。在同路人的意义上，除了工作伙伴，专业批评与各式各样的读者也不可避免成为创作上的重要他者。是怎么看待文学批评和自己的写作之间的关系的？

周嘉宁：批评家对我来说都是同行，都是写作者，不会去区分写作文体或者身份上的差别。我觉得有同时代的人在书写和讨论我所身处的时代，对我来说是一种好运。我希望我作为作者在读者的心里渐渐抽象，直到变成我所虚构的世界里一位看不见的守望者。

四、建造虚构地带上的庇护所

刘欣玥：最后想和你聊聊一些作品内部的细节问题。你笔下的上海一段时间以来是以咖啡馆、小酒吧、马拉松路线为主线的，多少是由小资或文艺青年趣味过滤出来的都市消费空间。但《只有淮海路是想要记住马路吗》里，上海的食肆地图也非常之动人，几乎是你笔下平民日常气息最浓郁、温度最高的部分。可能令你着迷不是食物本身或什么本地饮食文化，而是觅食的行为和态度本身？

周嘉宁：我很爱写食物和酒。我觉得喝酒就是喝酒，是没有其他任何意义的喝酒，是最天真的快乐，食物对我来说也差不多是这样，是香喷喷的美好。我在写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都是我最本能的爱。这样的爱果然能感染到他人。

刘欣玥：是这样的。《你是浪子，别泊岸》里的那盆沸腾鱼配白米饭真的让人不能忘怀。继续说回上海，你很早就写过，安妮宝贝笔下的上海“不是真正的上海”，似乎也不全然认同王安忆、陈丹燕她们笔下的那种老上海风情。当然近年来对于上海各种空间的挖掘也在变得愈发杂花生树，金宇澄的《繁花》，更年轻的张怡微，都在呈现各自关注的一角上海。作为在这里长大，又一直在若即若离地写着上海的人，更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上海呢？

周嘉宁：我曾经有过这样幼稚的想法。我很爱上海，但是哪有什么真正的上海呢，真正的上海就在你我心里存在着，也始终只对自己有意义，即便是一个多么片面的上海也都是真正的。我喜欢王安忆、陈丹燕、金宇澄、张怡微和其他各种作家小说里的上海。《繁花》重读过好几遍，和金宇澄老师聊天时说起，90年代我还是少年，当时的温柔也只瞥到过一眼，那种温柔即便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存活，也被完整地保存在小说里了。金宇澄老师笑笑讲，但是2018年的温柔就在你的心里，你相信吗。我相信的。

刘欣玥：除了上海，北京是你笔下第二重要的城市空间了。可以说说2007—2010在北京生活的经历吗？《了不起的夏天》获得了很多肯定，对于北京在奥运时代从无序走向秩序化的过程，那种集体主义的狂热、焦灼与幻灭感，小说都呈现了另辟蹊径的观察和思考。2000年来北京见证申奥成功的狂欢记忆，是经过了怎样的沉淀和重新激活，通向了《了不起的夏天》？

周嘉宁：2001年暑假我和同学一起去北京玩，住在地坛体育馆附近很便宜却很干净的国营旅馆。有一天傍晚马路上空无一人，我们也待在旅馆等着看晚上的申奥直播。其实那段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但记得那天晚上似乎全北京，全国，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家里看电视，有一种既期待又肃穆的气氛。然后等萨马兰奇公布结果的时候，我们立刻奔出门喊车去了天安门。出租车在长安街上无法再继续前进，只能下车步行。后来这段记忆被我写进《了不起的夏天》里面。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集体性的狂欢，所有人都有种朴实的快乐，很多市民骑着自行车，互相打着招呼，公交车停运了，人们站在车顶笑着呼喊。我有时候想起这些会疑虑，会不会是记忆改写了事实，是不是青春荷尔蒙的美化作用。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查了资料，翻看了当时的视频记录。视频记录里面，人们流露出来的眼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快乐和期望。这种纯粹的集体性快乐带给我的震撼非常强烈，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世界刚刚以这样的面貌剧烈地展现在眼前，我以为这样的快乐和震动在以后的人生中会一而再地出现，但其实并没有。若干年后我来到北京居住了三年，是我对世界最好奇，最想参与其中的年龄，见到了奥运会前后城市和朋友们的变化。那会儿虽然空气也被污染得厉害，但雾霾这个词语还没有出现。

刘欣玥：小说集《基本美》里的每一篇采取的几乎都是回忆视角，回忆21世纪最初十年逝去的青春和“了不起的年轻人”，但是调子不再像《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中那些现在进行时的作品那么冷峻和灰暗。为什么回望反而能传递出令人振奋的热度？

周嘉宁：因为我的青年时期热烈和自由。即便中间和所有人一样经历挫折和失望，当时的能量也都没有丧失，反而缓慢增长，并支持我如今的人生。

刘欣玥：《基本美》和此前作品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对于“自我”边界的向外拓展，你也曾在其他访谈中说，到现在的写作增添了对同时代人的责任感。我很喜欢你对于香港回归、世博会、奥运这些重大历史时刻进入个人生活的处理方式，真诚，细腻，自然，没有刻意为之的拼贴感。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要向外转、并意识到了某种“责任感”的存在？

周嘉宁：从没有意识到过任何决定的时刻。时代、历史、平凡如星斗的个体，实在不应该用任何概述性的语言去总结其间的关系。这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之一吧。用文学的方式照亮个体的命运，搭建一个叠加在现实世界上的虚构地带，重新解释那些庞大的名词，不要让个体被巨型的坚硬的不可阻挡的东西碾压。所以此刻的我，至少想要承担起一点点小说里人物的命运来，为他们在虚构地带建造一些庇护所，给他们食物、床铺和照明，保护他们继续接下来冒险的旅程。

刘欣玥：《大湖》也是我在小说集里偏爱的一篇，看到最后“大湖对面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立刻想到了两个可以对读的文本。一个是《往南方岁月去》里面的那个湖。那时候湖对面住着J先生，对于“我”和忡忡都象征着另一种可以为之奋不顾身的生活，但是现在已经拥有了底气，不再在乎湖对面有什么。另一个记忆是你曾在《低温》中对都柏林的一条河的记忆，也是对于彼岸不再好奇，而更专注于眼前的生活。“我不想走远了，我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走得更深入些。”面对同一片湖，前后的态度已经两样。《大湖》的结尾，是否也寄寓着你对写作状态的某种期许？

周嘉宁：湖真的很美。城市里的湖，树林里的湖都很好看。湖面的风，周围各种各样的植物，山丘，湖心的小洲都是美的一部分。去过几个有大湖的城市，到了夏天，居民们骑着自行车穿着泳衣到湖里游泳，不由自主想要加入他们。一点也不想要去占据这样的美，足够好运的话，大概能成为风景里小小的一部分。而湖的对岸到底有什么，真的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刘欣玥：不知道为什么，这又让我想起了刚刚聊到的“相信2018年的温柔就在心里”。过程中见过的具体的美，远比抽象的目的地要宝贵，置身其中的时间就足以令人确信。今天聊得很开心，再次谢谢嘉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