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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淑穗，广东番禺人，1931年生于北京。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心理系，后转入经济系。1951年参军，到解放军后勤学院任教。1956年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曾任资料组组长、文物保管组组长，长年从事鲁迅文物的征集、保管和研究工作。著有《鲁迅手稿经眼录》《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与杨燕丽合著），参与编纂《鲁迅博物馆五十年》《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鲁迅手稿全集》等书。

我和叶淑穗先生相识于两年前。两年来，围绕着她的人生经历，我们聊了很多，聊得最多的，是她一辈子的事业——鲁迅和鲁迅文物。

大时代中的一叶扁舟

叶淑穗1931年1月生于北京，父亲叶梯云学习铁路专业，母亲姚秀贞毕业于广州夏葛医学院，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医学女大学生之一。母亲在其表兄詹天佑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最早的私人妇产科医院“秀贞女医院”。从叶淑穗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忙碌，不分白天夜晚，不分严寒酷暑，只要有妇女临产，母亲便匆匆离家赶赴医院。母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她的严格教导下，叶家大哥叶绍荫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五哥叶绍勤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姐叶郇爱则继承母业，也成为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母亲的自立自强和敬业精神，为叶淑穗打下生命的底色。

1937年夏天，叶淑穗随二哥一家到武汉游玩，“七七事变”恰在此时发生，她被迫和母亲分离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才得以团聚。这八年，她跟着哥哥嫂子辗转于重庆和贵阳，读完了小学，又进入战时中学读书。这所战时中学的很多老师是进步知识分子，班主任李辉老师给学生们讲抗战形势、讲国民党的腐败，还给叶淑穗介绍了一些苏联小说阅读。这是她最初接触文学。

1948年，叶淑穗回到北京，考入志成中学读高中。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位温婉美丽的老师——叶嘉莹。几十年后，叶淑穗还清晰记得当年上课的情景：“她当时很年轻，很有风度。我只觉得这个老师讲课和一般人不一样，她讲诗歌、分析文学作品，朗诵得特别好，讲起话来很动听，甚至让人感动。”与叶嘉莹的相遇，让叶淑穗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志成中学读书时，叶淑穗先是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后又参加学生会做干事，还被选为识字班夜校的校长。一年后，她考入辅仁大学心理学系。为何没有像母亲一样学医而是选择了心理学？我很好奇。叶先生说，那会儿，她觉得母亲作为妇产科医生非常累，学医对于文化课成绩要求又高，她有点畏难，于是报了心理学系，成为该系12名女生之一。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叶淑穗给组织写信申请奔赴战场，因当时的男朋友反对，她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两人也因此分手。1951年，她又报名参军，还写了一封长达7页的决心书，这次被顺利录取。家人十分支持她的决定，在北京市召开的欢送会上，姚秀贞作为家长代表致辞，她说：“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更爱美丽的祖国。我们的儿女在新的教养下能走上光荣的岗位，也是我们母亲的光荣！”

在军事干部学校集训三个月后，叶淑穗被分配到解放军后勤学院任助教，并参加后勤学院的筹建工作。当年，后勤学院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参加过长征和历次革命战争的同志补习文化课。叶淑穗做了一个班的班主任，还负责教语文课。班里的学生有参加过长征的，也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初上课时，她很紧张，担心自己讲不好。课间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就来鼓励她，说：“老师啊，你别害怕，你就大胆地讲吧！”她当班主任那个班的班长叫孙日修，年岁不大，却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是个老实忠厚的人，因为班级事务，和叶淑穗接触较多，后来成了叶淑穗的丈夫。

几年后，叶淑穗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到一家银行工作。那家银行离她家很远，而她的孩子才三个月大，不得已，叶淑穗申请调换工作。恰逢正在筹建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招人，经由学院一位老师推荐，叶淑穗最终选择了鲁迅博物馆。自此，文物成为叶淑穗终生的事业。

鲁迅文物的“活字典”

1956年7月，叶淑穗正式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最初在陈列组，负责组织、布置展览。文物资料室负责人许羡苏看她工作认真细致，就把她调到文物资料室，做文物保管工作。

到鲁迅博物馆工作前，叶淑穗虽有一定文学基础，但对鲁迅作品并不熟悉。为了保管好鲁迅文物，她通读了鲁迅作品，对资料室收藏的众多鲁迅藏书、手稿和各式文物也慢慢熟悉起来，凭借着勤奋和好记性，逐渐成为鲁迅作品与文物的“活字典”。一次，鲁博开会征求专家对鲁迅文物展览的意见，叶淑穗负责向与会学者介绍情况，这次讲解让鲁迅好友、翻译家曹靖华印象深刻，“叶淑穗对鲁迅了解得很多、很全面，并且有系统”。后来，曹靖华写文章的时候，如果想不起鲁迅先生某句话的出处，就打电话问叶淑穗，她马上就能做出准确的回答，“当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就研究鲁迅先生的一些问题来问我，而我又记不清时，就介绍他们去找叶淑穗。因为叶淑穗对鲁迅先生原著、资料都很熟悉，全装在她的心里。”

叶淑穗不仅为学者们提供咨询服务，每当在鲁迅文物中发现了新材料，她也会主动提供给相关领域的专家，为研究提供帮助。有一次，叶淑穗在整理许广平送来的信札时，发现了一封敬隐渔给鲁迅的信，就将这个线索告诉了翻译家戈宝权。敬隐渔是最早把《阿Q正传》翻译介绍到法国的翻译家，与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来往密切。鲁迅生前一度以为：敬隐渔回国之际，罗曼·罗兰请他给自己捎了信，托创造社转交，但创造社并没有转交给鲁迅。通过这个史料，戈宝权进一步考证后认为，罗曼·罗兰并没有直接给鲁迅写过信，其对《阿Q正传》的高度评价是在给敬隐渔的信中陈述的，且并没有公开发表过。这就澄清了当年鲁迅对创造社的误会。在后来完成的专著《〈阿Q正传〉在国外》这本书的后记里，戈宝权特意感谢了叶淑穗。

博物馆最重要的工作是文物保护，作为一个保管员，叶淑穗有着高度的责任心，用她的全部心力守护着文物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馆里库房条件不好，有一次雨后，库房渗水，叶淑穗和同事及时清理了积水才下班回家。不料，晚上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她从万寿路的家里赶赴鲁博。夜深雨大，她恳求路过的车辆捎她一段，一位司机师傅禁不住请求，把她带到复兴门，再不肯往前走了。叶淑穗就在大雨中步行两公里，走到了位于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把库房打开一看，万幸，雨水没有进到库房，可是她的衣服都湿透了。

保护文物之外，叶淑穗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征集文物。鲁迅博物馆组织编纂内部资料《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其中的《鲁迅手迹目录》部分由许羡苏和叶淑穗负责编辑。为了解鲁迅手稿收藏情况，在许羡苏带领下，叶淑穗开展了广泛的征集和访问工作。她走访了鲁迅的许多学生、挚友和一些鲁迅手迹收藏者，只要有线索，就一追到底。上海有位顾家干先生，他家的鲁迅手稿《天上地下》是藏在地板下保存下来的，已经霉烂，叶淑穗也将其征集过来。后来才发现，这两页手稿非常宝贵，上边有鲁迅在文章发表后补写的一小段文字，这一小段文字在当年已有的《鲁迅全集》中并没有收录，后来全集出修订版时作为注释加上了。还有一次，甘肃临洮发现一个手稿线索，叶淑穗独自长途跋涉到了甘肃，征集到两封鲁迅致王熙之书信。1960年前后，她还曾拜访过一位叫张勉之的收废品的先生，从他那收集到鲁迅在北大领薪金的收据和一页《会稽郡故书杂集》手稿。为了表达感谢，叶淑穗从馆里申请了十几元经费，还自己掏腰包，另给了他几斤粮票。

在跟随许羡苏征集文物的工作中，叶淑穗了解到许广平、曹靖华、章廷谦等人保护鲁迅文物的经历，深受触动，对馆里的文物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自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伟大的，因为我所保管的是中华民族一代伟人的遗物，无论是大还是小，它们都是我们全民族、我们子孙后代不可多得的瑰宝。”

因为征集文物，访问一些和鲁迅有过交往的老人成了叶淑穗的日常工作之一。与此同时，馆里也希望叶淑穗可以通过访问弄清一些有关鲁迅的史实，作为研究资料保存。为此，叶淑穗近距离接触了众多知名文化人，和鲁迅的亲属许广平、周海婴、周作人、周建人、周丰一等也建立了联系。

1956年，因为交接文物的关系，叶淑穗第一次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在文章里详细记述了那天的场景：“许先生将我们让到客厅，自己搬出一个大箱子，将手稿一件件地交给我们，并对每件手稿的来历或特殊经历做了详尽的介绍。在介绍一页《表》的翻译稿时，许先生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当年萧红、萧军意外发现鲁迅手稿的故事。”许广平是广东人，叶淑穗也是广东人，作为老乡，她们天然地有亲近感。除了文物交接工作，许广平会和她讲家乡话，也会向她说一些对馆里工作的不满和心中的苦闷。1961年的一天，许广平特别高兴地把叶淑穗带到卧室，告诉她，自己已经被批准入党。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对叶淑穗也十分信任，两人经常交谈。在周海婴那里，叶淑穗既是“秘书”，也是朋友。遇到一些不想处理的信件，他便交给叶淑穗处理，有些人事信息需要问清楚，就打电话给叶淑穗，请她帮忙查找信息。许广平去世后，有时候家里的事弄不清，他便直接问叶淑穗：“我妈妈怎么说的？”一些不好出面的事，周海婴也找叶淑穗帮忙。周海婴曾让她帮忙询问周作人儿子周丰一家的家庭情况，因为和周丰一联系也比较紧密，叶淑穗就去找了周丰一。周丰一给她写了一张详细的单子，一一标清子女姓名、年龄和工作单位。

叶淑穗曾和同事拜访过鲁迅二弟周作人，周作人对她们非常客气。后来遇到鲁迅手稿、照片搞不清楚的地方，她就请教周作人，周作人会托鲁迅的学生常惠带回解释的字条。叶淑穗和鲁迅三弟周建人也有联络，并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整理周建人的口述《鲁迅故家的败落》，手稿最初写得比较乱，需要找人誊抄，周晔找到叶淑穗，叶淑穗自己忙，就让爱人帮她抄了一份字迹清楚工整的书稿。周晔特别感动，送了叶淑穗好几斤毛线作为谢礼，叶淑穗婉言谢绝了。

叶淑穗还拜访过冯雪峰、曹靖华、胡风、徐梵澄、戈宝权、章廷谦、江绍原、唐弢、胡愈之、萧军等人。她特别尊敬这些老先生，在向他们请教的同时，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并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的真诚赢得了这些先生及其家人的信任和尊重。她和曹靖华、曹苏玲父女及江绍原、江幼农父子等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曹靖华先生1965年给鲁迅博物馆捐献了71封半书信。曹先生去世后，曹苏玲又将曹先生自己留作纪念的9封鲁迅书信捐献给了博物馆。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保管员的岗位上，叶淑穗坚守了几十年，成为学界公认的“经眼经手鲁迅手稿第一人”。即使退休了，馆里的年轻人遇到搞不懂的问题，还常常向她咨询。

从文物理解鲁迅

1976年2月，鲁迅博物馆成立鲁迅研究室，下设《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年谱组、手稿组和日记组四个部门，新任馆长李何林兼任鲁迅研究室主任，叶淑穗也转入手稿组从事研究工作。多年的文物保管工作，对鲁迅作品、文物、交游的熟稔，为叶淑穗从事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手稿组的主要任务是为出版《鲁迅手稿全集》做准备，具体工作非常繁重，首先是需要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鲁迅手稿全部复印，此外还要向全国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征集鲁迅手稿的线索。在复印北图所藏手稿时，他们发现了18篇鲁迅佚文。当时，很多学者不知道《两地书》还有鲁迅、许广平二人的通信手稿存世，他们及时传递了这个消息。1979年，手稿组搜集了当年能搜集到的所有鲁迅书信手稿，编辑了《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1年，《鲁迅手稿全集·日记》出版。此外，手稿组还编注出版了《鲁迅致许广平书简》。这些文献为学界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有了扎实积累的叶淑穗，除了参与编纂集体研究成果，也开始在报纸杂志发表鲁迅研究文章，直至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叶淑穗十分谦逊，认为自己只是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就努力解决它们，“对于这个事业，我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发挥自己能力做些工作。”但在几代学人眼中，叶淑穗的功劳不容忽视。北京大学教授高远东这样评价她：“叶淑穗先生悉心组织征求鲁迅文物，鲁迅博物馆的文物大半都由她经手，她是鲁博鲁迅文物的‘活字典’。她对鲁迅生平思想和生活的研究，以文物实物为依托，搞清其来龙去脉，为学习和研究鲁迅提供了准确可靠的知识和背景性理解，使鲁迅研究能植根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叶淑穗经手了大量鲁迅文物，对鲁迅文物的考证是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砖砚”“水盂”“书箱”“床铺”“朱安居室”“故居改造”等文物的由来及历史，她都下过一番功夫。为了介绍鲁迅书桌上的小水盂，当年她曾向许羡苏详细询问过，得知这是许羡苏赠送给鲁迅的。这方面的文章为学界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史料。这样的文章，或许只有叶淑穗写得出来，因为她既是这些文物的守护者，又是个有心人。

在工作中，叶淑穗接触、访问了许多和鲁迅有关的文化人，也听了许多关于文物保护、收藏和流转的故事，她做了细心的观察和详细的记录，从亲身接触和见闻出发，撰写了一批文章，如《许羡苏与鲁迅文物——记许羡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千秋功业 永载史册——记王冶秋先生与鲁迅文物》《鲁迅研究的开拓者 鲁迅事业的建设者——纪念王士菁先生》《戈宝权与鲁迅研究》《蜡炬竭身明远志，春蚕尽处系真情——冯雪峰先生二三事》《胡愈之二三事》等。她真诚地记录下和这些人的交往，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也丰富了学术史上众多学者的形象。

对鲁迅手稿的介绍、阐释和解读，是叶淑穗研究工作的重点。她以自己的工作积累为基础，撰写了不少文章介绍鲁迅手稿的来龙去脉，如《萧军为鲁迅博物馆注释书信的一段往事》《鲁迅手稿在“文革”中遭江青劫掠》《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等。除了对鲁迅手稿予以事实性介绍外，她也对一些手稿做幽微细致的解读，每每有独到发现。如《鲁迅的家用帐》一文将鲁迅的三册《家用帐》和《鲁迅日记》对读，析出鲁迅在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这段时间日常生活里的种种细节——经济拮据，生活节俭，用蜡烛照明，却还在年节之际给女工发赏钱，从而丰富了我们对鲁迅早年人生的了解。《一份鲁迅关于古钱币的手稿》理清了鲁迅对古钱币逐渐产生研究兴趣继而大量搜购古钱币和有关钱币专著的过程，从中探察出了鲁迅对兄弟的深厚情谊。而尤让人感慨的是她的这个发现：

1913年8月鲁迅从绍兴回京后就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地购买古币，购买有关古币的书籍，并且写了这份有关钱币的手稿，因而在购买古币上收获不少。但鲁迅不忘他兄弟们也正喜爱这些古钱币，为了与他们共享，鲁迅就将自己收集到的古币一批一批地寄回绍兴。

此外，《鲁迅遗编——〈汉画像考〉初探》《〈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考释——鲁迅石刻研究成果之一斑》《鲁迅手绘汉画像图考》等文章对鲁迅整理古籍、研究金石和汉画像的工作做了深入考察。写作这类文章，既要有对手稿的熟稔，又要具备相关领域的丰富知识，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去多方查证、校验原始资料，故尤为学界所称道。

叶淑穗先生性格率真，为人、为学皆讲究实事求是，不论是退休前的日常工作，还是退休后对馆里事务的“参政议政”，都是怀着一腔热忱，经常直率地提出各种改进意见。对外界研究文章、图书中涉及鲁迅史料的讹误之处，不论撰述者的身份地位如何，她都直率地提出质疑和批评意见。为此，她撰写了《大型画册〈鲁迅〉的失误与失范》《对〈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一文的质疑》等多篇批评文章。在和我的聊天中，她多次提到《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本画册，对其出现的众多讹误痛心不已。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把一本从造纸厂废纸堆中找到的日记交给叶淑穗，希望对她的鲁迅研究有所帮助。多年来，叶淑穗一直想让这本写于1922年的日记物归原主，但因为不知道日记的作者是谁，未能如愿。2020年，她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为这本日记手稿寻找主人。这本民国文人日记在当前价值不菲，她却千方百计想让物归原主。我读后深受感动，于是做了一点考证工作，推断出日记主人是商务印书馆元老伊见思先生，后又帮助联系上伊先生的亲属，并建议她举行仪式进行交接。2020年9月10日，叶淑穗先生和伊葆茱先生（伊见思之子）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了日记交接仪式。仪式上，90岁的叶先生发表了口头演讲，其流畅的语言、敏捷的思维和博大的胸怀，让在座之人都深受感动。

叶先生今年92岁了，会用微信，仍然在写作。这两年，我们断断续续地在做她的口述自传的工作，她的状态一直很好，也很关心鲁迅研究的前景。前几天，她告诉我：“我还想尽力写一些关于历史的回顾文章，想给鲁迅研究界留一些东西，这也是我这辈子寻求的价值。”

（作者：费冬梅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