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阅读中寻求人生问题的答案

■杨宗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

我相信培根的话：“易激怒是一种卑贱的素质，受它摆布的往往是生活中的弱者。”也相信普鲁塔克所说的：“动辄发怒是放纵和缺乏教养的表现。”但面对令我愤怒的人和事时，我仍旧会为自己的教养而苦恼不已，另一方面又会觉得，“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在愤怒与原谅中纠结。直到同事向我推荐了努斯鲍姆的《愤怒与宽恕》。

努斯鲍姆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德性伦理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在哲学界、文学界、法律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获得了一系列闪亮的奖项。当我看到努斯鲍姆来解析“愤怒与宽恕”这个主题，我便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有阅读的冲动，很想在这里找到人生的答案。恰好也因为机缘巧合，我有幸成为了这本书的译者，以一种特别的阅读方式在这部著作中寻找人生的答案，而我所得到的，不仅是对人生问题的思索，也有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

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令人愤怒不已的事情。努斯鲍姆的书是在正义的背景下对愤怒与宽恕进行深度的思考，她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开始，借助于亚里士多德、塞涅卡、斯密等巨擘的思想资源以及对现实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观察，分析了亲密关系领域的愤怒、中间领域的愤怒、政治领域的愤怒，特别是通过分析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以及曼德拉在他们与非正义进行斗争时所坚持的不愤怒的态度和做法，表明了在不愤怒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拥有尊严，可以对不义进行反抗。

努斯鲍姆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愤怒概念，指出了愤怒在规范性上存在的问题。由于愤怒是“一种伴随着痛苦的、想要报复的欲望，因为想象的、没有正当理由的轻视而产生的报复的欲望”，它会以两种方式陷入错误。一种方式被努斯鲍姆称为“报复之路”，愤怒者寻求报复是因为他们以为让犯错者遭受痛苦，就能平衡受伤害者已经受到的伤害，但事实是伤害不可能复原。第二种方式被努斯鲍姆称为“地位之路”，旨在通过贬低犯错者来扭转犯错者和受伤害者的地位。实际上 “把所有的伤害都转换成了相对位置的问题”，从而把地位看得过于重要了。

努斯鲍姆倡导一种没有通常缺点的愤怒、理性的愤怒，她称为转型愤怒。愤怒的转型在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俄瑞斯忒亚》中就有体现，《俄瑞斯忒亚》最后部分的《欧墨尼得斯》中，雅典娜通过建立法院、法官和陪审团，通过理性制定的法律取代了复仇女神，使愤怒不再与复仇结合，实现转型。转型愤怒的情感内容是：“多么无法容忍！一定得对此做点什么。”

当愤怒变为转型愤怒，把愤怒转变为做点什么以改变现状，从而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愤怒就转向更具建设性的前瞻性思考，也就给愤怒找到了理性出口。这个出口需要理性的深度参与探索，书中的丰富内容也要理性沉浸，需要深度阅读。

如何实现愤怒的转型？书中的另一个主题宽恕是愤怒的解决之道吗？我们需要通过宽恕和处理自己的愤怒吗？这些问题，努斯鲍姆都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当我们跟着作者的思路，探索这些可能曾给我们带来困扰的问题，我们会有理性的愉悦和豁然开朗的感觉。

读书，与自己和解

■高建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副社长）

这两年，由于疫情关系，社交大大减少，旅行计划也没了，我有更多时间沉下心来读自己一直想读却没有读的书。从前年开始，我集中读了不少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费尔南·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阿兰·科尔班，这些史学大家们的书，中文版能找到的我基本上都读了，没有中文版的我就去看法文原版。有些书在研究生阶段就接触过，现在重温一遍，感觉又有了新的收获。选择读年鉴学派的书，主要是想通过系统而深入的阅读，对法国当代史学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当然，这其中也有工作的需要，那就是在阅读中寻找新的选题思路。

我一开始读的是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这本书是同事去我家做客时送给我的，在书架上搁了一年多，直到2020年初我才有时间打开来阅读。这是一部厚达500多页的大部头学术著作，被学界视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花了一周多的时间读完后，我有一种既兴奋又沮丧的感觉。兴奋的是书写得太棒了，一夜之间似乎我就开窍了，对历史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沮丧的是这种领悟来得太迟。我找出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看着多年前自己留下的笔记，不禁感慨在学校时竟未能深刻领会布洛赫的史学精髓。为了解布洛赫的史学思想，我又去读了他的未竟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读到导言中的“爸爸，告诉我，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时，记忆闸门瞬间打开。我想起20年前，著名史学理论家朱本源的第一堂历史哲学课，他引用了这句话。我还记得，那天我睡过头，上课迟到，最后在众目睽睽下找了座位坐下。

读布洛赫的著作，以及传记《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我们很难不被布洛赫所折服：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从事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大学教授，祖父是中学校长，从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毕业后，考入法国的顶尖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之后到德国留学；一战爆发后投笔从戎，退役后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吕西安·费弗尔一起创立年鉴学派；二战期间，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在胜利的曙光到来前，被德国纳粹枪杀。天赋、学识、领导力、爱国热情，法国能够跟布洛赫比肩的历史学家大概只有布罗代尔。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史学科班出身的我，读了这么多大师著作后，终于与多年来自己心中的不甘和解：以自己的条件与资质，能够成为出色的编辑和优秀的翻译已是难得，不再为自己当初没有进入大学或研究机构成为“女史官”纠结与懊恼了。

在阅读中走进科学

■陈 静（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我加入北京大学出版社成为图书编辑已经17年有余，有幸参与并主持“科学元典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见证了丛书连续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版本依次有“红皮版”“彩图珍藏版”“平装版”“学生版”，品种扩大到近百种，销量也突破了100万册。

“科学元典丛书”让我感受到了编辑职业的幸福感。因为丛书拥有一批“忠实粉丝”，他们有的写下3000多字的读后感，有的不断追询丛书的出版计划，有的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当看到读者分享书架上一排整整齐齐的“科学元典”，收到亲友们分享的在电视剧中、在图书馆或其他公共空间看到的“科学元典”之时，颇有“见书如见人”的奇妙。

“科学元典”受读者欢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方面可以重点分享。

一是“科学元典”的许多故事，展现了立体的科学家形象。比如，《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牛顿光学》《宇宙体系》中，我们看到身披耀眼光环的、勤奋无比的牛顿，也看到经常与人吵架的牛顿，他和胡克吵架，和惠更斯吵架，和莱布尼兹吵架……他“小气”，爱“煽风点火”，但是，他的伟大并不会被这些争吵所玷污，因为“牛顿是人，不是神”。

达尔文的好奇心举世闻名，几乎所有身边有生命的东西都能成为他的研究对象，无论是环球旅行途中遇到的珊瑚或藤壶，还是隐居“党豪思”后，他花园里的蚯蚓。当他注意到动物与植物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便有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正是好奇心让他不止步于只研究动物，而是进一步研究植物20余年，并陆续出版《食虫植物》《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等6种植物相关著作。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们都成为他的观察对象，他开始对动物表情进行研究，最后写了心理学名著《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二是“科学元典”有很多细节，彰显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达尔文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以《物种起源》为代表的20多部著作和大量的笔记、书信和草稿，很难想象这是在他的健康情况一直不佳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从他的著作里看到一个努力的、顽强的、伟大的达尔文。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在《物种起源》导读中也描述了达尔文践行科学精神的一生：他热爱自然、为科学献身，他理性质疑、求真求实，他文理兼修、内涵相通。

居里夫人有着一般科学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作为成功女性的典范，她激励了无数人。《居里夫人文选》收入了她的博士论文《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居里传》《居里夫人自传》，其中博士论文还是在国内首次译成中文。她也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在丈夫去世后，因为与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绯闻，被媒体和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我在给《居里夫人文选》一书编配插图时，特别展示了居里夫人以罕见的勇气和坚强承受了丈夫意外去世、自己陷入绯闻中心的双重打击，接替丈夫未竟事业，培养两个优秀的女儿。因为在书里，我读到的不仅仅是居里夫人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她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更读到了一位情感丰富的知识女性，一位理解真爱并践行教育理念的伟大母亲。

我们今天读科学元典，重点已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借此体会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当今的信息化时代，获取知识的快捷渠道多种多样，但蕴含于“科学元典”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却历久弥新，常读常新。

家里有一间小型二手书店

■魏 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文学主编，副编审）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大约是大三时读到这本书，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陀翁对于人性深层意识的把握，对席勒式的的崇高与欢乐的礼赞，人物无处不在的对话性，都赋予阅读时隐秘的快乐与诚服。从此就喜欢上俄罗斯文学，尤其是陀翁。后来只要寒假在家，很多冬夜就在读这本书，随时拿起都能翻阅下去，很多段落忍不住诵读起来。回想起来，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从历史系转考中文系读研究生。后来我的网名“米卡”就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老大德米特里的小名，在一众人物中，我与米卡最为共情，而这个名字6年前我送给了我的儿子，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关联。还有一层关联是职业上的。硕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现在这份，工作仅一年我就策划了关于陀翁的两本小册子：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和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工作第二年开始策划并主持“文学纪念碑”丛书，首先想做的就是引进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权威陀翁传记。后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我引进了不少经典作家传记，团结了刘佳林、戴大洪、刘文飞等杰出译者，提出传主、作者、译者“三重契合”的理念，从而搭建了一片巍峨的碑林，刷新了大众对经典作家的传统认知。目前丛书已出到48种，运作中的约有二三十种，计划至少出到100种。

活在当下，做文学类的书多了，有时倒有些羡慕做历史类、社科类、思想类图书的编辑。不仅仅是读者群以及销量的问题，毕竟文学回应现实不是那么直接，相对更侧重审美一些。比如“文学纪念碑”推出的诗学批评经典小册子《捍卫想象》《T.S.艾略特的艺术》以及聚焦于英美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的子系列“浪漫星云”，虽然也有一些读者喜欢，还是觉得受众面窄了一些。

作为拓展，可能以后要多做一些文学与思想史、与艺术史交叉的选题。“文学纪念碑”的部头一般比较大，所以我每年基本上在阅读/编辑丛书的书稿，譬如最近在编辑《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这是得过班克罗夫特奖的经典作品。还有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按作者弗兰克的说法，这是“一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的经过浓缩的19世纪俄罗斯文化史”。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近日上市，是压轴的一卷。

阅读除了职业需要外，也是内在需求。我的深度阅读基本上着眼于“丛书”，我会关注市面上比较有特点的“丛书”或品牌，譬如“理想国译丛”“开放的艺术史”“甲骨文”“索·恩”“汗青堂”“新思文化”“艺文志”“薄荷实验”等，关注层面各有不同，博采众长，无疑会丰富我们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感知。我喜欢买旧书，基本是五六十年前的英文二手学术书，大多数是图书馆剔旧的。时间一长，家里就成了一个小型二手书店。同时，这些书也是我筹划选题的一个重要来源，按图索骥，触类旁通。

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孙晓梅（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经管编辑部主任）

“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句话是苏格拉底说的，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共同之处，都是强调反思的重要性，现在的新说法是“批判性思维”。从史书中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先秦还是古希腊，人们都非常注重批判性思维，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大都是以那时的文化为基础的。

只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在不断加深和扩展，很多原先的疑虑被打消，而且人是有惰性的，很多人不喜欢思考问题了。

可事情发展总是超乎想象。2016年3月15日，AlphaGo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胜了；2017年9月8日央视《机智过人》节目，机器人“小冰”成功挑战几位年轻诗人并于同年5月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起了大范围讨论。

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类还能在哪些方面占据优势？我们还能靠什么胜出？科幻电影中机器人控制人类的事会发生吗？

这种时候，看看《批判性思维》（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一书能有很大帮助。该书从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常见思维谬误讲起，我看的时候发现“这就是写的我呀”，这些思维谬误差不多我都会犯，要不要改呀？怎么改呀？

当然要改，因为无论是否常见，总归是谬误。作者胡伟清教授开设同名课程多年，他给出了一些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和技巧，包括5种训练思维的方式——多观察、多阅读、多提问、多思考、多写作；也提供了大量的思考题，所以不需要花费很多，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我最喜欢做的是“汉诺（Hanoi）塔问题”和“斑马问题”，花了不少时间，虽然影响阅读速度，但值得。

当我们采取正确的思维方式面对工作和生活时，就会获得无法计量的好处。比如，避免上当受骗。因为古今中外，骗术无论如何“与时俱进”、千变万化，其实就那么几招。只要冷静地理性思考，就不容易掉入别人的陷阱。再比如，经过练习，我更容易在论证选题、与作者沟通、辩论、演讲等方面获得优势，起码我不会轻易掉进别人的思维陷阱。还比如，能让我成为优秀的公民。我有投票权，我要有足够的判断力才能投出神圣的一票。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传播正能量，《批判性思维》本来就是为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幸福指数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