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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高建国著，作家出版社出版，68.00元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作为民族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形象，经历半个世纪的时代转换，依然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焦裕禄精神是如何炼成的？其间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 在人民依然呼唤焦裕禄的新时代，怎样让焦裕禄精神焕发出新的光彩？

写作《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军旅作家高建国倾尽全力，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的经验和积累。他先后16次赶赴河南寻访、挖掘、查证，跑遍了焦裕禄工作生活过的大连、哈尔滨、博山等地，这部58万字的著作艺术而全面地还原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为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奉上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

中华读书报：您的采写特别扎实，能采访到焦裕禄爱人的弟媳、焦裕禄的侄媳妇，甚至采访给焦裕禄治过病的中医专家的儿子……《大河初心》是一部走出来的报告文学，采访和叙述的耐心来自什么？

高建国：报告文学重在报告，贵在文学。重写焦裕禄要突出重围，首先要为读者奉上令人耳目一新的真材实料，使他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阅读愉悦。这样，作品才没有鲁迅说的“谋财害命”之嫌，老题材才能陡生新意。采访之初我就发现，焦裕禄1962年底代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县委工作，1964年1月27日才当上县委书记。此时，离他去世仅剩3个月零17天。他1963年5月任县委第二书记时，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建议派张汉儒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焦裕禄的兰考上任之路为何这样漫长？ 其间发生了什么？ 张汉儒又来自何方？熟知内情的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刚以98岁高龄谢世，健在的老兰考人谁也说不清，偏偏河南竟找不到焦裕禄一份完整档案。我对在省、市、县三级档案馆和山东博山焦裕禄纪念馆找到的4张任职报告表进行综合分析，终于弄清了焦裕禄上任之路一波三折的过程。这些新的发现和书写，不仅填补了中共党史空白，而且成为直抵人心的精彩内容。

采访中破解重大疑难问题，是一个脚力脑力交替并用的过程。我用双脚勘探未知，用头脑搜寻遗珍，在聚沙成塔中静候一个看上去毫无新意的题材从量变到质变、从老套到新颖。这种期待和渴求，成了我锲而不舍坚韧前行的动力。冯健看了我反复修改的书稿后，欣慰地说：“我喜欢看京剧，如果说，当年我们采写的焦裕禄通讯是京剧的一折，那么，你这个稿子就是京剧的全本；当年我们掘地一尺，你掘地百尺。你采访的深入扎实，远远超过了我们职业记者。”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家认为，您对焦裕禄精神层面的认识和理解高于以往对于焦裕禄的书写。您认同吗？ 您认为这种“高”是缘于什么？

高建国：置身新时代书写新铸造，需要有崭新的视角。这就要跳出写传记、生平的窠臼，集中写我们党铸造焦裕禄精神的长周期过程，从这个窗口进入，打开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对党和国家几十年的历史作一个纵深透视。如此谋篇，一个人与一个政党、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格局和气象就出来了。我坚持缺失的内容写全、概略的内容写细、相同的内容写新，凭借新材料、新认知写出读者闻所未闻的兰考往事与新风新貌，使这一章得以跃上书中的高地。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立体全面而且完整地展现了焦裕禄的人生轨迹，从家族写起，材料详实，能看得出来您写作背后所下的功夫。

高建国：我是怀着赓续党史的敬畏之心，重返历史现场披沙拣金的。由于年代久远，一些老同志的回忆难免会出错甚至“穿越”。这就需要认真核查。兰考县委原新闻干事刘俊生回忆，1963年6月，焦裕禄为推动抓典型召集公社党委书记开会，会上两次拿出《河南日报》，指着上面刊登的兰考有关社队的报道，启发大家要学会典型引路和抓两头带中间的科学工作方法。我到《河南日报》查阅存报，未发现刘俊生讲的那些报道，便把那段时间《河南日报》关于兰考的报道全拍回来与刘俊生对照回忆，使有关报道与焦裕禄例举的社队“对号入座”。对这些历史过往，我坚持秉笔直书，为焦裕禄精神成长史留下真实的文学记录。坦率地说，我不赞成报告文学创作借用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理念。我认为，真实，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虚构文体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报告文学的魅力和命脉所在。如果失去了真实，报告文学的生命就结束了。

中华读书报：作品通过丰富详实的资料和脉络清晰的叙述，描述焦裕禄精神成长和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您怎么看待焦裕禄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

高建国：兰考有1963年9月焦裕禄手扶树干照过相的“焦桐”。这棵中国存世时间最长的泡桐王，被视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中国历史文化中，那些被神话的英雄人物，总是以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导和折射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心理，从而具有了永不衰竭的价值和恒久的生命力。焦裕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在他身上最彻底地体现着党的宗旨和初心。

中华读书报：作为军旅作家，您认为部队生活给您带来了什么，先前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也获得很多好评。

高建国：我从1974年开始在报上发表一点杂文和散文，青年时代虽未能遂愿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但多岗位历练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每个作家的书写，都会留下自己的人生屐痕和职业印记。职业军人对于党和国家及人民的责任，参加抗震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锻铸了我的忠诚、坚毅，锚定了我写红色题材的文学坐标，也赋予我严谨求实和守正创新的追求。写《大河初心》时，多年的工作积累与生活甘苦，成为我与历史和人物对话的底气。写这部作品要求有一点政治和经历资质，作为出场入戏的“导演”，我没说外行话，这得益于岗位和工作经验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