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新作《金色河流》聚焦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财富观”—— 鲁敏:踏进财富创造者的生命之河
病榻上,商海沉浮半生的穆有衡即将迎来生命的最后时光,但巨额财富如何处置仍然困扰着他。这是江苏籍女作家鲁敏最新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开篇的一幕,也是贯穿这部近40万字巨著的主线。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史”“创业史”,人们或许已听闻各种现实或传说的版本,但是鲁敏写的却是这些小老板的“财富观”,相比钱从何处来,她更关心钱往何处去。
作家鲁敏
被年迈商人的眼神刺痛
“我对这种有财富故事的人,天然有兴趣。”当被问及新书为什么会写这个主题时,鲁敏坦言,在兴趣的驱动下,她早在20年前就开始留心报纸上有关商人的报道,并细心制作成剪报。剪报越做越厚,汇成一本“商海故事会”,细心的鲁敏发现每个阶段都自带主题,脉络清晰。
“最早,都是暴发户的故事,卖瓜子卖啤酒的如何挣大钱;几年后,主流变成了商海沉浮、兄弟恩怨,财富导致的背叛等等;再往后,画风又变了,财富越积累越多,有人选择读书深造,有人去登山,还有人去灵修。最近这些年,很多人开始转向慈善。比如,远至曹德旺,近到身边的耳闻目睹,对我触动很大。”
为什么这些商人辛苦赚到的钱说捐就捐?财富的流动和传承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和轨迹?中国人“子孙继承”的传统财富观通过什么样的轨迹切换到通过慈善回馈社会的现代财富观?这些问题吸引着鲁敏去思考和解答。
而促使鲁敏下定动笔决心的则是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她原来在通信行业工作时,认识一个宜兴的小老板。这个小老板当时正在为儿子不肯接班而苦恼。他的儿子当时在国外学考古,对他的生意毫无兴趣,甚至充满蔑视。“他的儿子没有意识到父亲不仅仅是个挣钱的商人,也是一个行业推动者和重要参与者。”
已经生出老人斑的小老板跟鲁敏诉说时,语气伤感,眼神却小心翼翼,一直暗中观察听者的表情。“一个读书人,如果骂自己的儿子为何不读书,可以理直气壮。但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如果说自己的孩子为何不跟我一起挣钱,他就好像很内疚,不大说得出口。”这个表情深深触动了鲁敏。她想用自己的笔写出一个不同以往的商人形象——不是偏见中的为富不仁、狡猾奸诈,也不是那种“脸谱化”的暴发户,她要把自己认识的江浙做实业的小老板们写下来,致敬财富创造者。而这些小老板都已年过古稀,不仅已陆续从商海退场,人生大幕也即将拉上,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金色河流》书封
“有总”代表了中小企业家的基本盘
作为《金色河流》一书的主人公,穆有衡(“有总”)的形象很复杂。他有生意人的“贪婪”与“不洁”——好兄弟何吉祥因帮他而意外身亡,临终前将在南方闯荡下的全部身家一手托付,以抚养其尚未出世的骨肉,却被他挪作“第一桶金”就此发迹。他粗俗,要求别人叫他“有总”,说是越叫越有,发达之后,他痴迷收藏、迷信风水、克隆宠物,一度以“糟钱”为乐。与此同时,他商业嗅觉极其灵敏,能从“国字号”“省字号”大报上琢磨出一笔笔好生意——省里要搞“见山见水”工程了,他就投资做苗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又出第二期,他赶紧搞塑胶跑道。他不大喜欢正面强攻,顺着政策红利的大动脉,找一个远远的支流搞一搞,“偏门生意经”屡次奏效。他肯吃苦,当初挤公交车去谈生意,架着胳膊把西服捧手上,下了车再找地方换上,只因为那是他的第一套西装……
借由书中人物之口,鲁敏对“有总”下了断语:“白手起家,是斩草劈蛇的开路先锋,也是乱中取胜的野路子,三四十年冲杀下来,固然是吃了很多苦头,流了不少血汗,但毫无疑问,最肥厚的那一勺猪油都挖到了他们碗里。”
“有总”事业成功,但在家产继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的大儿子患有阿斯伯格症,小儿子王桑对父亲从小刻意的培养和规训心生叛逆,立志“此生务必要跟穆某撇清,他的金山、银山,一分不要”,家族传承模式碰壁;“有总”转而模仿香港企业家邵逸夫,想通过“修几条有衡路,建几座有衡桥”流芳百世,却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最终在阴差阳错中,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走上一条带有他个性特色的慈善之路,流沙散金。
在鲁敏看来,“有总”是中国小企业家,特别是带有家族背景的小城企业家的典型代表。“苏锡常一带或温州、义乌的商人,都是一手一脚直接把东西打拼出来。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础盘,是他们的共同创造带来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进步,固然他们的来路是斑驳的、泥沙俱下的,但是时间与空间的综合机会造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不曾负于这个壮美的时代。我是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这一代物质创造者的。”
“应当公正地看待金钱”
与“有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小儿子王桑。为了对抗父亲“有总”,王桑选择远离商海和政坛,退守艺术。他一头扎进昆曲里面,成为父亲口中不成器的“逆子”。以复兴昆曲为己任的王桑,却发现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堪称“吊诡”:他的所闻所睹、所行所为都是在与“预算”厮缠,怎样的艺术大师都与钱摆脱不了干系,“艺术的骄傲和藐视万物真是很缥缈的,一落到地上就需要花钱,为着讨好并讨得经济,便往往要乔装、变装与异装”。
王桑越是想要摆脱艺术的商业属性,就越发意识到金钱的不可或缺,通过“人在事中”的现实历练,他渐渐改变了自己的财富观:“时至今日,反复刷洗中,他才慢慢想明白一点他早该知道的道理。应当公正地看待金钱,像看待阳光和水。应当爱慕商业,崇拜经济规律,像爱慕春种秋收,崇拜季节流转。”父子关系在僵持了几十年后也终于迎来和解:“他觉得这是一种觉悟。他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和敬重父亲。”
谈到为何选择把昆曲作为小说的重要支线,鲁敏透露自己是一个狂热的昆曲迷。在她身边,有很多朋友在为“600年昆曲不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而努力,鲁敏想通过自己的笔,让这些人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非物质的代际传承,也是与财富流传等量齐观的另一个接力现场。
说起自己跟昆曲的缘分,鲁敏笑称自己天生急性子,年轻时最不喜欢咿咿呀呀的昆曲。如今,人到中年,血液里的传统文化基因苏醒,再听昆曲就像老鼠掉进米缸里,心里说不尽的欢喜。
同为“70后”作家的徐则臣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传统文化在中年人生命中越来越重,“每一个中年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老东西”,借一种艺术形式探讨历史给我们打下的烙印,简直是“中年写作”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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