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批评是一条被走的路

项静

很少有人是预先想好了将来要写评论。即使如此，也有很多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这是一种让我羡慕的人生，作为一个事实上已经在写评论的人，回头去寻找和梳理自己的批评观，却也几乎找不到来时的路。

批评和写作伴随着不同阶段阅读和生活产生的困惑，从最初对文学的想象和意念，到接受一套文学教育，然后再迎接自由的阅读，借鉴阅读中遇到的他人的问题和论调，今天被一种方式说服，明天觉得换一种方式也有道理，真有点同体大悲的意思了。写作是最切实的综合整理，我们只是在说话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要说什么，一边写一边发现事情的价值和意义，一边写一边创造写作的目标和策略。在所有这些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东成西就的漫溢之外，如果说有一个东西曾经指引着我的话，那就是萨义德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警惕同时代人所持的典型误解、愚见和软弱，同时检视自己的知识和偏见，仅就写作而言，我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一种绕道前后左右的写作，能用那些研习来的知识、怀疑、反省和生活中的观察、经验、错讹一起包裹出一个形状，把大时代之下一个普通读书人的点滴眷念绕成河。

罗兰·巴特谈到同行批评家罗歇·拉波特为什么写批评，不是为了阐述，而是一种写作的欲望，“纯粹的阅读，不激发其他写作的阅读，对我来说，是某种无法理解的东西，并且很可能总已经存在着了。我只对那些能够让我想要写作的作品感兴趣。”比如他阅读普鲁斯特、布朗肖、卡夫卡和阿尔托没有让他想要写那些作者，而只是让他想要写作，这并不妨碍批评家谈论一位作者，对批评家而言，作家并不是一个借口，而是欲望的一个中介物。批评家似乎实践着一种及物形式的写作，但又潜藏着一种不及物性——写下写作的欲望。当说不清楚来源的时候，写下写作的欲望是一个很好的托词，在批评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形式分析的后台上，还有一层写作的伦理。

这也并没有减轻批评写作到底是什么的焦虑，为了拒绝那种把批评当作文学附属物的言辞，维护批评的独立性，曾经设想过诸多自认为理想的答案，比如批评是借着某个作品、某个作家表述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写作至少是一己之征象，批评是同布斯意义上的在一所房间里的写作，批评是一种竞争意识等等，在一个作者死了的时代，一己是多么不可靠，批评中呈现的那个主体是你自己吗？自己不断质疑自己，而又找不到一个合理安抚自己的答案。而试图寻找一个答案和解释是对的吗？批评不是一个判决或者解释性的总结，它的主旨不在于仅仅提供某些信息或评判，它从来不是目的地，而是一条要被走的路。而既然是一条要被走的路，也只好边走边看，随时接受写作和世界给予的刺激，用脚代替大脑。

我并不认为这就是虚无或者犬儒，如果写作是模仿上帝的创世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有创世的决心，但毕竟人又不是上帝，维持这中间的微妙需要多少平衡和小心！一项以世态人心为对象的写作行为，以人心蠡测人心，测不准或者与测不准同行，也是它应有的面目。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项静印象记

王鸿生

不知是天生，还是受了父母取名的暗示，项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静”。

她在上海大学读硕、读博的那段时间，虽然导师是蔡翔，但也要上我的课，再加上论文开题、答辩等，我应该多次听过她说话，但搜索记忆，居然一片空白。

能想起来的，只是她的“静”。静静地穿过走廊，静静地坐那儿听课，静静地在某个会议的报到桌前给人发材料，静静地听着饭局上的众声喧哗，偶或静静地站起来倒酒，还有还有，就是那永远带点儿无奈的腼腆一笑，仍是静静的。

毕业后，项静去了上海作协工作。几年后，她的评论文字多起来，长长短短的，不断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出现，文学界开始关注她、谈论她，这当然是水到渠成的事。偶有遇见，也会驻足闲聊几句，她的问候不外乎“最近还好吧”之类， 我想，一个喜欢在文字中说话的人，除了与作品、与自己交谈，大概见了谁都会这样敏于行、讷于言的。但师生间那份特殊的亲切感，仍会默默地传递过来，让人觉得踏实。

2015年夏，全国青年批评家高峰论坛在雪都崇礼举行，我躬逢其会，听项静作了个长长的发言。针对论坛的主题“城与乡：想象中国的方法”，她从当下年轻人的知觉经验切入，发现寓言化、概念化地表达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已不足以引起“震惊”，因为大量影像以及网络普及，早就让都市和乡村显得不那么彼此“陌生”了，所以，需要重审文学对城乡关系的理解，需要感知某种更质朴、更混沌的存在状态。规定的八分钟时间，她说得不快不慢，很稳也很有条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忽然感到，那个来自山东的怯于言辞的小女生不见了。

“对于没有故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地”，萨义德的这句话，曾被项静引入一篇谈刘继明的文字，现在想来，她对此类问题琢磨已久，有些思考，大概还没来得及说出来。但不管怎样，终于可以面对世界说话，这对读书人来讲， 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话语纷繁却极易被同质化的年代，一个习惯了安静的人，能找到某种经验通道，传递一些别开生面的想法，实在是不那么容易的。这需要内在的自由，需要跨越从校门到社会、从书本到生活的诸多栅栏， 还需要一点点积攒并形成自己的语言。

在讨论林白和关于她的批评史时，项静曾把关注视角从“一个人的战争” 调整为“一个人在路上”，着重发掘作家形象被固化、被遮蔽的那些面向，就很能体现出某种见人之所未见的批评家素质。文学上“没有守成之地”，“自主性强的作家，会一直同命名的力量和自我惯性交战”，在项静的类似表述里， 有一股低调的砥砺之气，一种来自沉默的力量。这个姑娘看似文静，内心却是不乏汹涌，并很较劲的。

项静也热爱生活，但这热爱肯定是自然而朴素的。随着阅历增长，结婚、成家，她并不拒绝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活消息、知识和情趣，但从没有跃跃欲试、大干一场的冲动，也不见她对满大街时尚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对生活在被称为“魔都”的上海，她不像许多迁居者那样兴奋，但也谈不上什么不适或反感，一切仿佛都是淡淡的，打扰不了她的样子。

这份淡定的静气从何而来？来自文学。文学是她人生的锚地，一切海阔天空、光怪陆离，都只在文学的“一瓢饮”中。好像是为了热爱文学才去热爱生活，她终究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她的心是属于文学的。因了这份真实的、毫无功利心的爱，项静有了长跑的精神准备，有了我们所见到的阅读、批评的耐力。而在我看来，这耐力才是成就任何一项事业的最要紧的东西。

据她的同学透露，项静还很有自嘲精神，说话、评论事情不时会冷幽默一下，温暾水里藏着内敛的犀利。这倒是另一个项静，一个我不曾领教过的项静。很难想象，她把人逗乐的场面会是怎样的。期待有一天，也让我见识见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王鸿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