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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应筑基于多民族文学之上，形成对多民族文学的阐释能力。为消除中国当代文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隔膜状态，应进一步重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清它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1）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是文学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实状态决定的；（2）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在完善中国文学观念、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中不断优化、提升自身理论品位；（3）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是新时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发挥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以进一步丰富完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促进多民族文学不断发展。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基本关系；理论构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思考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发展问题,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观点、方法融会在探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实际状态，特别是它的多民族文学特质，使文论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对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产生更具针对性的阐释与引导作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与此相应，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应该是建基于多民族文学之上，同时对多民族文学具有阐释能力的文学理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真正重视，逐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部分；尽管这尚未达到理想的完满状态，但大势所趋，共识已成，成果渐多。与文学实践这种情形不同的是，在理论领域，少数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文学理论话语也并未涵盖少数民族文学，更未形成切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规律和创作特点的基本范畴、理论逻辑与话语方式。可以说，直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仍然是隔膜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缺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此相反，今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日渐丰富，它涵盖了所有族别文学，涉及了创作的多个环节。在观念上，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要求，也及时地汲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新成分，展示出阐释的敏锐性和实效性，在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格局中呈现出活跃的态势。但事实的另一种情形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很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视野，两个本应紧密相连的领域在许多层面上往往分而治之，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文学理论建设难以形成真正的中国文学特质，因为它或多或少忽视了少数民族具有差异的文学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由于缺少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撑而难以获得更深入的逻辑力量和更充沛的阐释活性，某些研究要么套用既成的精英化主流化文论视角与话语，要么借用当下西方文论中某些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式，其结果是大大耗散了研究的价值。基于此,我认为在深入思考中国文学观念和状态的时候，应进一步清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中促进中国新时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多民族文学发展，也才能进一步丰富完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形态。

一、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文学理论产生于文学实践,从发展角度看,更离不开实践这个前提，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学土壤,从中汲取新养分，解决新问题,文学理论才能保持健康的生长活力,形成有效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力量。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联系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纽带是文学现场的具体研究活动，它主要包括个体化的文学批评和相关专项研究等。文学研究总是在既有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探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释放出理论的阐释力量，同时又在现象中凝练出新的理论因素,使理论领域得到不断丰富。这是理论由来已久的一种生长方式，也可以说正是这个过程才使理论演进获得重要动力。诚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说：“艺术作品为‘精神’注定要前进的方向给出了感官表达。美学变成了对表现的研究，将艺术看作是真理显现的媒介。”当然，在这种状态中,“与其说它关注的是艺术作品本身，不如说是作品之外的某样东西，艺术只是对这种东西起到指示作用。”伊瑟尔在这里谈论的是“怎样做理论”的一种基本思维，“某样东西”即指理论因素，它在与艺术作品的交互作用中展示了阐释功能和自我丰富与完善功能。循此思路，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关系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理论生成的这种逻辑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文学理论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在这里展示了双重实践意义，即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它整合了实践，相对于当代文学理论而言它转化为一种实践，这正如卢卡契所说：“实践与当前的过程的结合改变着自身的内容、形式、价值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对当前的冲突加以意识并把这种冲突进行到底的工具。”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正是这样，它不仅是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文学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也是它的一种重要资源。

在现实意义上，这是正在逐步明朗的中华文学观念决定的。中国文学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离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完整性和文学理论建设的合理性是不可设想的。今天，人们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预期是多样的，但在核心问题上认识也有很明显的一致性，即努力追求中国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因此“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让它重获生命力，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主要目标；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境界，努力使其在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紧密结合中实现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具体化，加强其对文艺领域一切工作的指导能力与指导意义，是我国文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汲取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根据我国文艺实践与理论的现实需要，交往互鉴，有取有舍，使西方文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论的有益补充，是我国文论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可以肯定,要实现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提下处理好多重关系，其中之一就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民族化特质。这种特质当然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相连，但更重要的是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当下状态相连，因为这是最具活性的成分。今天，这种活性成分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已经展示出巨大的研究价值，促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并非仅仅只是逻辑推演的必然，它的现实存在才更为重要。

根据什么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具有积极成果和鲜明特色的丰富存在，并潜藏着值得重视的文学理论构建资源因素呢？从宏观角度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族别文学研究齐全

姑且不论由来已久的关于少数民族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研究，仅就作家书面文学研究而言，今天每一个民族的作家文学都进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得到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像壮族、彝族、回族、蒙古族、藏族、哈尼族、白族等民族，其文学创作成果丰硕，文学及其相关现象研究丰富多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塔塔尔族、珞巴族、赫哲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裕固族、德昂族等民族，人口总数少，作家作品不多，但文学创作情况也同样进入到理论关注之中，如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多人的塔塔尔族，早在1983年格拉吉丁·乌斯满就写出《新疆塔塔尔族文学概况》，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刊印面世；只有六千余人的独龙族，里介筇保·阿图在《刚刚起步的独龙族文学》中就分析了阿柏、李新明、李明元、迪新荣等独龙族文学作者在新时期创作的具有浓郁边地特色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迄今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已经形成浩大状态，有了可贵的成果。族别文学研究的丰富性正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成就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文学要素研究充分

目前，除少数民族文学观念、时代社会效应、文学史构成等民族文学发展整体研究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及各种相关文学现象研究已经丰富多样，它涵盖了题材、主题、形象、体裁、结构、语言及创作过程所有微观因素，还涉及了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宏观层面。这些研究往往归结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效应分析判断，其中的精粹之论，可以为中国文论的丰富完善提供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学原创因素。

（三）观念演进研究深入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有70年历史，其时代特征和民族意蕴不断增强，原因正在于研究的理论观念随时代不断演进而提升。整体看，近70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总体观念实际上是基于三大背景之上形成的，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二是“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族观念以及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导向。这是十分恰切的总结。但在具体历史时段研究观念又有不同体现，譬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都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倾向，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都以融入统一的民族国家整体为思想与艺术价值圭臬，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身份意识和认同问题等带来的复杂情况。90年代以后，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学范畴意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文学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这种意识增强，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在理论视野中越来越突出，文化交融与价值选择变得十分复杂，其结果是加大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观念的变化，导致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也有了新的理解和变化，其中利弊杂陈，意义多样。总的说来理论观念的演进及其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前提下构建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具体材料。

二、朝向理论形态的优化提升

今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虽已蔚为大观，有许多可以称道的成果，但要在完善中国文学观念、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有赖于自身优化和理论品位进一步提升。文学评论与文学现象的具体研究只有既保持鲜活的即时性、在场感又沉潜于规律与逻辑，才能使研究对象和自身理论话语具备更大价值。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大。

正如黑格尔所说：“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来就是反思的观点”，规律与逻辑的沉潜有赖于对研究状态的反思。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展开，对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就已开始，特别是新时期，反思的层面增多，针对性增强。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号号召“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随即有学者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表达了有价值的思考。新世纪之交，就此进行审视、反思的学者更多，譬如，曹顺庆发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有“三重话语霸权”；李晓峰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缺失”；刘大先从“文学共和”角度致力反思与重建，就研究方法、立场和理论命题进行思考，并论及民族文学学科建设；李晓峰与刘大先合著《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倡导改变和推进研究内容与反思方式；姚新勇认为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不足，具体体现为“三大症候”：一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宏观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欠缺；二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微观性考察空泛；三是有关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存在着被动性、重复性和随意性；罗庆春则认为民族文学批评的重大变革和转向正在发生……这些思考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发展，就是要进一步增强理论性，要在发现总结规律与逻辑、形成强大的理论品质和理论阐释力量等方面下功夫，最终在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道路上取得新成果。

上述研究者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化的一个良好开端，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抵达理论构建的目标则还需要艰难的努力，其中理论的提升力量是至关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宏观地看，面对当今历史语境、现实思潮和创作实际，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总体上表现得比较窘迫、被动，主体性回应和建构性理论基点都十分贫弱。”这个总体性不足，正是理论建设的难题所在，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指导下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理论形态”来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价值？为什么“研究”本身的丰富性不能成就研究工作的完整意义而要由理论构建来达成？为什么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构建必须在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交往融合中才能得以实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些问题内含着“理论自觉”性质，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这是理论发展规律决定的。马克思说：“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按这种方式实现朝向理论的自我提升，否则它只在现象中徘徊，很有可能会被现象淹没。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有实现了“理论自觉”，获得理论品质，才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从而在中华当代文化整体中展示出更大价值；与此相应，中国当代文学也才能在实践和理论上获得进一步充实，成为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华多民族文学。

在此意义上回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状态中情况就十分清楚。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习惯上是指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具体研究，它体现出明显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特征。少数民族文学史料乃至文学史的梳理编撰也带着这种具体化的研究特点。一般情况下，这种具体化的研究当然具有支配性的观点，有时这些观点还很独到很深刻。事实上正是依据这些观点，才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与现象多种多样的分析阐释。但在这里，观念总是与想象相随，想象又与感觉相随，文学评价因此无法离开体会、品味、领悟和鉴赏，批评家的个体艺术修养与个人嗜好扮演着这幕内心演出的主角。在这种状态中，就研究主体心理而言，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可以达到绝对“自明”的境界，却与其他人保持着间隔与差异。这样的理解方式将理解者与作品紧紧捆绑在一起，并迫使他的阐述在总体上采用与作品相一致的艺术化方式，带着想象和领悟特点，形成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这是笔者在《文学理论的实践视域》中对文学批评方式及特点所作的概括。从某种角度不能否认，这是简洁而有效的文学研究方式，被许多研究者不断运用。问题是这种个性化的、与他者保持着间隔和差异的方式，因为缺少普遍性规约，在展示具体研究丰富性的同时必将带来芜杂与零散的负面效应。因此，有力度的批评总是要向理论索求支持，并努力使自己升华为理论，或带上理论色彩，以增加研究价值。

但是，理论不会凭空而生，它有赖于时代的思想资源和思想环境。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还有赖于研究主体的角色意识和对研究对象的思考、处置方式，也就是所谓“主体性回应”。它要求研究主体不满足于“个人自明”的富有特色的解释，而必须通过超越批评的方式向理论的普遍规律索求阐释价值与话语品位。这两种做法的差别在哪里？“要称得上是一种理论，它必须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这还不够，它还应该包含一定的错综性。”乔纳森·卡勒在谈论理论的基本特质时特别强调了这种“错综性”，认为这是使理论超越一望即知的推测形成自身张力的重要因素，有了这种“错综性”，“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因此“要证实它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具体研究方式如果达到这种状态，意味着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理论生命。因此可以说“错综性”不仅是理论构建的结果也是构建的一种基本方式。用通俗的话表达，“错综性”就是要求在丰富的现象之中凝练出规律性因素，首先获得逻辑起点，进而形成整体逻辑自洽，以此奠定话语体系的理论合法性，最终具备理论的普适原则。在这种状态中，思想和作品融为一体，达到了自为的存在状态。在当代文论发展中，这种状态被称为一种“新的类型”。乔纳森·卡勒引用理查德·罗蒂的话说：“从歌德、麦考利、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相对短长，也不是思想史，不是伦理哲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预言，而是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得更明确：“一代人以前，依然有职业哲学家的专门话语以及与之相应的完全不同的其他学科的话语，譬如政治科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可是今天，我们有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就叫做‘理论’的写作，它同时涵盖了这一切学科。”今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努力构建的正是这种新的理论类型。

用什么力量使研究涵盖“一切学科”，获得“错综性”，进而成为一种“新的类型”呢？从根本上看，回答只能是理性思维的概括方式或抽象功能。它抛弃个别追寻一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在文学现象深处搜寻本质与规律，避免过分沉浸于现象而让就事论事的研究掩盖了观念和方法。也就是说，要用观念和方法引导具体研究，去伪存真，在规律层面上形成更明晰的目标，产生更大的话语力量和言说自信。在这里，区分理论与批评的不同就变得很重要。我们不应该仅仅常识性地注意到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的差距，而是要在思维方法上深入理解文学理论的基本特性，正如西摩·查特曼所强调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本质的研究。它不会为了自身而关注对任何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或描述。文学理论不是文学评论，而是对批评之‘规定’的研究，是对文学对象和各部分之本质的研究。”可见，将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理论的功能价值，结果是仍然停留于无理论状态。相反，肯定和突出文学理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给文学评论带来积极的意义，它给予批评以工具和武器并优化提升了批评，同时又在这种批评中获益，使批评成为理论自身完善的先锋，为理论不断提供新的养分。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具有重大文化意义——如果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能够理解和调动理论即能使自己的实践理论化，也就是在当代文化政治中为自己获得了公民权。”在这种状态中，理论的价值实际上也就超越了理论本身。换句话说，你不仅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学”，同时还使它在文化整体中成为不可忽视也难以忽视的存在，具有了“文化权利”，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的价值当然就会随之得到巨大的提升与强化。

三、交往融会的理论发展途径

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品位，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这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其内涵繁复，涉及宽广。如果仅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而论，我认为，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这是理论发展的必要和有效途径。其中有两个侧重应予注意。

（一）重视当代文论的主导作用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理论发展（包括理论品位的逐步提升、理论形态的逐步形成等）不能离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和主导方向。这是中国文学整体状态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有上升到中国文学整体理论高度，不断汲取中国当代文论的积极因素，才可能形成更为开阔的视野，获得更大价值。

今天，世界文学理论多元多样，中国文论也丰富复杂，但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主导下的理论建构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可以说是主导力量，特别是新时代文学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的理论观念、方法，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文论建设的思路，更是文论建设的基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主流文论学习、借鉴西方和俄苏文论，逐步建构了文学基本理论的框架体系，围绕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接受等，形成了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逻辑理路。虽然不同理论家在具体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理解不同，差异很大，但并不影响这些基本范畴和逻辑理路作为理论结构的基本要素在文论构成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每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定性和建构方式，这是理论的“元语言”，文学理论当然要“致力于创造一种元语言，借此可以系统地探讨文学问题，如果取消了概念和概括，如果没有元语言的术语，对文学的组成因素和文学史的研究便不可能科学化。”可见，在这个方法层面，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必须首先满足“文学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种概念”要求，才有可能作为一种理论形成自身特点。理论总是要以这种强制方式促使现象显示本质，促使个别走向一般，然后在普遍性上形成“理论自洽”状态。在此层面反观现象，方可达到视点更宽、层次更深的澄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化过程，应当适应文学理论的构建规律，完成经由抽象概括达成的“错综性”，而不是被浩繁的现象淹没。只有这样，无论是继续致力于批评化的具体研究活动，还是开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体系化书写，才会形成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着重解决这六个基本问题及其相关指涉，形成理论取向与表达，以便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更多的民族文学新的理论因素。一是文学本体问题，即要探讨“文学是什么”，这是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它涉及到文学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基点。二是文学的表现对象问题，即要弄清“文学写什么”，文学与生活的基本关系要在这个范围里得到阐明。三是文学创作主体问题，即要追问“文学怎样写”，要解密文学的创造性并展示出可以依循的创作规律。四是文学的文本问题，即要描绘“文学什么样”，以语言符号为体现方式的文学“象”“意”体系必须在此得到清晰阐释。五是文学的价值问题，即要探讨“文学有何用”，这是从历史文化层面对文学价值的再审视，它让文学理论再次回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六是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即将文学理论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反思与探讨，以此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属性，促成深层的文学理论自觉。在文学基本理论的构建中，这六个问题构成了它自身相对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有机性，“这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大立足点”。离开了这个“立足点”，理论主干残缺，理论之树不能健康生长，理论话语就会苍白散乱。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化过程绕不开这个框架中的上述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融入中国当代文论的重要路径。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这种理论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有了可贵的尝试。比如，“20世纪90年代，梁庭望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进行深化探索，建构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首先是在研究生中开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讲座，逐步积累研究成果。”1988年由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作为研究生教材面世，这“是迄今唯一一部从理论上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著作”，它在少数民族文学定义的基础上，由“少数民族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分类”“少数民族文学纵横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社会”六章构成。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化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成果，迄今这样富有理论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著作并不多见。理论空档引发了进一步思考，2007年刘大先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角度强调，需要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成僵化的析解。还有学者认为应改变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要走出过去大而化之的空泛比较，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在时代精神关照下赋予新的阐释。这些积极思考，是不断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进程的重要力量，体现出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主导作用的重视与认同。

（二）发挥民族文学研究的积极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需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成分，以弥补、完善存在问题，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最终形成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质。从主流文论角度看，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探索前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高度完善封闭自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理论的生命总是在不断发展中体现并壮大的。目前，中国当代文论在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面前，特别是在多民族多区域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面前，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其实都有许多开拓空间。因此，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首先意味着一种希冀，即当代文论建设必须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积极成分和影响，更多尊重、学习、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使理论自身获得更大的生长动力。

在促进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无论是在文学本体与形态、创作与接受，还是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等方面，其影响都是明显而有力的。

譬如，关于文学本体和文学观念，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域和理解思路。不断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影响力就是不断扩大和增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内涵。今天，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文学不仅仅是以汉族文学为主的精英文学，而应该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样化文学，这样的观念已经逐渐得到认同。如果说当代文论不能再沿用过去的思路方法来理解“中国文学”的含义及其本质，那么如何调整角度深化认识，形成新的观念和理解思路，这正是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工作提出的挑战。在文学本体世界中，要概括、体现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独特性质和精神风貌，有效识读与汉族文学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基本前提，也是摆在当代文论面前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充分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学整体观念的确立，将改变人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认识，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回首过去，文学史书写过程显露了理论的乏力，迄今尚没有一部充分融会多民族文学在内的文学史，“西方话语霸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因为超过一半的文学史都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上。”审视当下，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很大程度仍然保持着精英视野和西化的价值标准，少数民族作家阵营虽不断壮大，作品不断增多，但仍然难以得到充分重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不入流的边缘写作。这与尊重多样文化、倡导多元共生的时代要求相距甚远。因此，主动汲取多民族文学研究成果，更新文学理论观念方法，实为当代文论建设的迫切使命。

再如，在文学形态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状态及其研究成果，可以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更丰富的内容。语言是决定文学存在的唯一的因素，被称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只有语言才构成了文学的独特魅力。民族文学带来的是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文学语言的深处是话语权问题，文学语言研究的价值往往会超过语言本身而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文学语言及其带来的多样丰富的话语方式都是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幸事。中国当代文论在文学话语研究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有欠缺，势必影响对文学话语的充分阐释，也难以为拓展文学话语的表达力度及多样性丰富性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这在文学创作反抗西方话语霸权方面尤为突出。有人认为，这甚至导致“现当代文学处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压迫之下，在反映本民族生存经验的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出色，出现现当代文学的失语现象。”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境况中，问题还有延伸的负面效应。因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总是徘徊在语言困境中，总是会在使用民族母语写作还是汉语写作中不断纠结困惑。可见，文学语言问题中积淀着众多文化因素，怎样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解决好多民族文学语言和话语问题，这是当代文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中或可找到解决途径和方法。

总之，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理论拓展不足问题。除了争取“必要的社会条件支持和其他学科的理论支援”之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强化文化尊重，积极与中国当代文论进一步交往互鉴、融会贯通，并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理论品质的文论话语才更加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壮大，必将是各民族文学共同繁盛的结果。这正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基本关系的起点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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