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肤色黝黑，颧骨隆起，背佝偻着，说话时底气不足，有时还哮喘，但双眸炯炯有神，好像能穿透世间万物。这就是我对聂绀弩先生的最初印象。其时他73岁，遭受了近十年的缧绁之灾，刚从山西获“特赦”返回北京。直至1979年3月和4月，他才先后被摘掉“右派分子”和“反革命”这两顶帽子，恢复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党籍。不知怎地，一见聂老，我脑海中顿时冒出了清代诗人徐宗干《咏炭》诗中的两句：“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聂老其时虽处逆境，但仍傲骨嶙峋，桀骜不驯。

1979年，聂绀弩与夫人周颖结婚五十周年合影

我是文科生，当然知道聂老是诗人、杂文家，对古典文学乃至语言学都研究很深。我1976年4月即调到北京鲁迅研究室任职，也知道聂老是鲁迅晚年接触较多的左翼作家之一。1934年他主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刊登过鲁迅20多篇杂文，其中就有《拿来主义》《汉字和拉丁化》《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这些著名文章。鲁迅遗物中还保存着这些报纸，不过因为时间太长，一碰就会掉渣，无法翻阅。

当年《动向》副刊支付稿酬的标准大约是每千字1元，但为了优待鲁迅这样的大作家，聂老每篇短文按3元付酬。鲁迅跟聂老开玩笑说：“那我以后投给你的稿子要越来越短了。”1936年初聂绀弩等创办《海燕》月刊，鲁迅亲自题写了刊名，又在该刊发表了9篇杂文。鲁迅去世之后，聂老是治丧委员会成员，16位启灵扶柩者之一。聂老还撰写了一首著名的悼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下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那走在前头的，那高擎着倔强的火把的，那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歌的，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风雨暗天的暗夜！……”

一、还原萧军决斗的历史现场

我在跟聂绀弩老人不多的接触中，有两次记忆最为深刻。

第一次是1976年11月11日下午，地点在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9楼3单元33室聂老的寓所。带我去的是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的老主任李何林先生。李先生是鲁迅研究界的奠基者之一，仅比聂老小1岁。李先生之所以亲自出马，因为此行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金色的秋天。10月6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结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清算“四人帮”的现实罪行和历史罪行。我们的上级单位国家文物局承担了调查“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历史劣迹的任务，而聂老曾经跟张春桥打过交道。十分有趣的是：这次严肃的“外调”竟然是从萧军跟张春桥打架这件佚事聊起。

1976年11月，作者访问聂绀弩后写的记录

在这次拜访聂老前不久，我曾跟李先生及另一位同事金涛一起，到北京西城鸦儿胡同6号拜访过“东北作家群”领军人物萧军。萧老一开口就跟我们聊起他跟张春桥的接触。他说：“鲁迅去世之后，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但这只是一个名义，具体的事情都由治丧办事处来做。我是负责人，张春桥在我手下跑龙套，做点登记挽联花圈之类的事情。后来，我被感情驱使，到万国公墓的鲁迅墓地前焚烧了一些登载悼念鲁迅文章的刊物，如《中流》文学半月刊的《哀悼鲁迅先生专号》。张春桥的朋友马吉蜂就写文章挖苦我。我约他在上海徐家汇一带的空旷菜地决斗，张春桥作为马吉蜂的证人，聂绀弩、萧红作为我的证人。一上手，我就绊了马吉蜂一个跟斗，扑上去又给了他三拳，第二回合，我又把他打倒了，警告他：你再写文章骂我，我还揍你。”

我跟聂老复述这件佚事。聂老说，“确有此事，萧军烧的是《中流》《作家》一类刊有悼念鲁迅文章的刊物，马吉蜂写文章嘲讽萧军搞封建迷信。萧军大怒，带了一根铁棍，要跟马吉蜂决斗。张春桥是马吉蜂的见证人。我跟萧红是萧军的见证人。萧红怕真出人命，夺走了铁棍，马吉蜂个子大，但萧军习过武，两人打得不相上下。后来萧军见人就说他打赢了，但我可以证明，马吉蜂当场并没有认输。”说这番话时，聂老显出了孩童般顽皮的神情。

二、回忆因办报和曹聚仁产生矛盾

我们询问《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情况。聂老说：“《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但该报的文艺副刊《动向》等于是‘左联’半公开的机关报，具有独立性。《戏》周刊也是如此。我是通过叶紫认识鲁迅并约他写稿的。鲁迅给我写过一些信，但他去世前我大多烧了。因为我入了党，必须考虑鲁迅的安全。”

拜访聂老，自然会问及他跟曹聚仁的矛盾，因为这不单纯是私人之间的纠葛，而是涉及对鲁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信的理解。聂老说，鲁迅临终前不久，想跟他和二萧等一些左翼青年作家合编一本刊物。胡风提议刊名为《海燕》，鲁迅同意并亲自题写了刊名。印刷费是大家一起凑的，编辑杂务由他承担。当时出版刊物，一定要注明发行人和地址，并交法院报备。但聂绀弩不能公开身份，第一期“发行人”就用了一个“史青文”的假名。地址印的是上海兆丰路人和里8号。刊物因此受到警告。一天晚上，他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碰见了曹聚仁。“那时曹聚仁跟徐懋庸住在一起：曹是二房东，徐是三房客。”曹聚仁主动跟他打招呼。聂灵机一动，就想请曹聚仁出面做《海燕》的发行人。曹不赞成，聂劝了半天，陈述了很多理由，他以为曹默认了，所以《海燕》第二期出版时，发行人就印上了曹聚仁的名字。刊物准备发行时，聂去代售该刊的群众杂志公司，正看见曹用油墨把第二期上他的名字一个个涂掉。曹说：“我没有答应，你误会了。”2月19日，曹给鲁迅写了一封告状信，鲁迅21日复信调解。因为曹不仅发表了公开声明，而且把聂告到了法院。《海燕》第一期印出后，当天售尽两千册，可见广受欢迎。第二期印出后，以“共”字罪被禁，同时被禁的刊物有二十多种。聂也被判罚款50元，当然并没有真去交罚款。

鲁迅的这封信，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想缓和当时的态势，所以先批评聂因是年轻人激烈的热情，不顾前后，又对曹“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表示理解。曹聚仁觉得刊物只要“内容没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鲁迅表示这“是不能求之于现在的中国的事”。因为当局关注的“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对于凡刊登左翼作家作品的刊物，“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对于《海燕》的夭折，鲁迅当然是悲愤的，因为这是鲁迅跟青年作家共同创办的最后一种刊物，内容原本丰富，刚发行时的势头又那么好。

三、解释为何被鲁迅公开批评

在围绕建立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两个口号”之争中，聂老是旗帜鲜明地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反对周扬等人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却公开批评了聂老，原文是：“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对于这个问题，聂老的回答是：“冯雪峰对鲁迅说，‘国防文学’口号是上海地下党提出的，不能公开反对，全面否定。‘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实际上是冯雪峰的意见，目的是加强团结，缓和矛盾。鲁迅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以‘两个口号并存’也是鲁迅在经过跟友人商议之后赞同的意见。”“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在当时和当下都是一个众所纷纭的问题，但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聂老的说法无疑是值得参考的——至少是一种说法。

我对于46年之前的这次访谈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完全不是靠的“好记性”，而是靠的“烂笔头”。我当场认真做了速记，回单位后马上进行了整理，这整理稿还保存在我的一本采访日记当中。1977年，我所在的鲁迅研究室准备编一部资料完整的《“两个口号”论争集》，而由于时间不够，第一次采访时聂老又语焉不详，便用通信方式请他再安排一次时间，那年2月26日，聂老复信说“何时枉顾均可”，所以4月初我就跟同事张小鼎再次登门了。

1977年2月26日，聂绀弩寄给作者的信

这回见到的聂老身体更差，他坐在床上，腰后垫了一个枕头，腿上盖了一条褥被。小鼎是我的师兄，热情博学，后来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过《瞿秋白文集》《茅盾全集》《老舍全集》等重要著作，主要缺点是有时说话有点啰嗦。我记得我们连板凳都没坐热。“周婆”就走进来对聂老大声嚷嚷：“你这病刚好一点，不好好休息再病了怎么办？”“周婆”指聂老的老伴周颖，邓颖超的校友，天津觉悟社成员。1929年跟聂老结婚，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我问聂家的朋友，“周婆”这个称谓从何而来？回答是：这是聂老对夫人的昵称。聂老因错案劳改时，就写过一首七律《柬周婆》，描写他当时砍柴背草推车的情况。周颖短发，脸盘方圆，我们采访当年已经67岁，所以大家都跟着叫“周婆”，并不认为失敬。那天“周婆”一声吼，我们知道是下达逐客令，便吓得赶忙告辞，落荒而逃，所以采访也一无所获。

至于此后聂老还为我们撰稿没有，现已毫无印象。我们拟编的《“两个口号”论争集》也因故流产。1986年，聂老走完了83年的坎坷一生。2004年，他故乡的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十卷本的《聂绀弩全集》，为他修建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