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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还有文学》，宗城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2022年3月出版

上世纪80年代末，李宗盛创作《阿宗三件事》用三个片段勾勒自己的早年生活状态，分别写给亲人、创作和记忆，歌词朴实，短长句搭配很有节奏感。每听到这首歌里的阿宗在市井繁华里奔波，我就联想到，青年作家宗城也有自己的三件事：读闲书、写文章、“席地而坐”。前两点看起来与普通文学青年的爱好无甚不同，但宗城阅读极快、涉猎极广、想法极繁，对文学充满热忱，又能在高产出的同时持续性深入阅读。有了这些特点，也就自然交友极多。不过，鲁迅先生讽刺时人谬充知己的说法，用在这里正合适：事实上我与宗城素未谋面，神交多年，错过几次相聚机会，对彼此的印象皆为纸上得来。

宗城读什么闲书？读者从《至少还有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阅读谱系：在咖啡馆与伍尔夫、张爱玲和门罗共聚，从暗夜窄巷中与卡夫卡、鲁迅遥相对望，新科诺奖得主鲍勃·迪伦、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陆续进入宗城的会客室，并和默存理想主义的钱锺书温故《大明王朝1566》。“中文系学生只读文学不算读书。”不知道他的大学第一课上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导，但显然宗城也在文学边际之外细读更多的哲社经典。除却契诃夫、菲茨杰拉德、托马斯·哈代、袁哲生等常读常新、手不释卷的文学巨匠，他甚爱在同一时段内并置多本其他学科著作同读，以便碰撞启发。例如同时逡巡于《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弱者的武器》几本完全不同的著作之间。又需提一句他对影视作品、媒体特稿、微博热搜的关注，宗城并不将其作为可供消遣的“亚文本”，这是他灵魂活动滋养进补的“闲书”一种，也是另一种开展“心灵辩证法”与“挤掉自我奴性”的阵地所在。可见，“至少还有文学”诚非谦辞，写作的转益多师自然要求“闲书”不闲。

宗城以文学为志业，游走于随笔、批评、诗歌、小说、剧本之间，游走于纪实与虚构之间。他善于臧否文学热点事件，当然不免有全职写作者的为稻粱谋，通过一份快稿糊口养身，但他驳斥庸常之论，三言两语里能见精警。宗城本能地对源头问题自觉追溯，对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观察，几乎要从文学文本分析的字里行间跳出来。他的自媒体时评还有个人文学创作，小说和练笔片段穿插在文学批评与有关时事激昂的两畔。

作为朋友，我必须直言不讳，比起随笔文章，阿宗的小说还显得稚嫩，他笔下人物的情绪有待整理沉淀，转化成更加“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独特情感。然而，我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与宁静共处时对于阶层变动、身份认同、文学何为等命题有如此的执着，并通过建立一个个相近的童话家园点燃心火，又通过或暴力或蚕食的方式破灭它。宗城的小说与批评文字能够互为镜像，仅从他在《作品》杂志的“左迁录”专栏便可略窥其文学心事：柳宗元、苏轼、汤显祖、李德裕、冼夫人等被贬秩的历史由他打捞，在文本抽丝剥茧中发现诗意，完成了卑贱对世俗的超克。宗城愿意在每一个最后的夜晚里寻找理想者的应许之地。

纸上得来终觉浅，如今得靠互联网。“席地而坐”既是实指宗城的一档播客节目，更是他疏离所谓精英而亲近大众的文化姿态。“席地而坐”着重关注具有大众性的公共议题，谈论文化背后的权力场域，试图以一种平等、宽容和友好的方式建构一种泛文化交流模式。策划主持“席地而坐”时，宗城从他阅读、写作的阁楼上走下来，破除一个关于象牙塔的借喻——又或者他根本没有他的塔，和文字码农、“程序猿”、外卖小哥们一起席地而坐，畅所欲言。对于宗城来说，“体面的反思”是不够的，阅读与行走的结合，目的在于用自我的“普遍性”替代“优越性”，这是“席地而坐”的题中要旨，亦可与他日常的读书写作互参。同时，宗城“席地而坐”的姿态背后也难免有着某种龃龉，他表达的困惑与遗憾也是他建构自身思想的一部分。更可贵的是，他看似是坐而论道，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方式“站着喝酒”：“席地而坐”绝非流行性“躺平”的间歇清醒，而是在独立“横站”之后的偶然稍息——几个简单的姿势，反映着百年中国的思想变动。在青年写作者行动能力普遍性减弱的当下，“席地而坐”拥有难能可贵的稀缺品质。显然，对新一代写作者的关注，倘若停留在有限的发表或出版履历上，定不能窥得全貌，更无法为其写作的“本事”提供思考。文学的“破圈”在宗城这里不存在，且不谈问题本身是否可以证伪，作家如果不主动给自己“设圈”，又何来“破圈”之说呢？通过宗城的“席地而坐”，我明白了他是鲁迅先生的信徒，用思考实践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行文至此，我仍没有真正展开有关《至少还有文学》具体篇什的讨论，但我已经说出了想说的话。至于更多有关此书眼饧耳热的愉悦共识，读者自然能根据上文点厾按图索骥并会心一笑。人生须臾如梦，文学可抵漫长。我想，倘若努力没有报偿呢？不如慢一点，再放慢一点，毕竟梦境须臾，毕竟“至少还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