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苇岸

嗜酸是我与生俱来的口味。幼时多饥饿，为了充饥，山里人大缸置地，把能腌渍的材料，譬如树叶、野菜、蔓菁和胡萝卜等，随季节之变，适时地扔进缸里。每有断炊的时候，从缸里捞出些许，切碎，用热辣椒油凉拌，就是口粮了。对酸菜之嗜，跟着我到了平原，进而追上了楼宇——阳台上总是放着一只矮瓮，疑似出身的标识。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与“大地之子”苇岸闲聊的时候，谈到了我的酸菜之癖，我觉得自己显得老土，面色赧然。苇岸严肃地说道：“亏你还是个书写者，这么好的大地圣事让你低看，这不是简单的口味问题，而是质朴人性、自适生活的典型体现。”他的态度让我感到亲切，便跟他讲了山地生活的种种。他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兴奋，他急切地说：“你很了不起，因为你有大生活。大生活必然蕴含着大的意义，你要对得起书写者的身份，把它们挖掘并呈现出来。为此，我向你推荐两本书，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因为苇岸的缘故，我再腌酸菜时，不仅理直气壮，还把其视作一种庄严的生活仪式。

思苇岸，于是搬过他的三大卷日记，置于案头。他的日记，是由冯秋子女士呕心沥血而编，总题为《泥土就在我身旁》。这个书名真好，不愧是思想者为思想者编文集，明暗之中总是相通的。我这是第三遍读苇岸的日记了，因为它宏富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文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苇岸的做人与作文是一致的，他极简主义的文字品质和书写方式，取决于他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而他的文学，便不是文人之文，而是赤子之文，甚至是圣子之文。所以，他的日记虽然不是端方的结构，却也是大著，甚至比他的“正本”（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还要有多元、多义的内蕴与价值，便不仅是形成“互文”，更是独立的精神宣言，理应耽读不止。

在苇岸的日记里，有不少关于我的记述。

他在1994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京的一个散文作者凸凹也参加了会，他对我的散文推崇备至，他说凡是我的作品他都是要找来读上几遍的，他说，不要多写，每年有几篇足矣。且我的散文适合在《美文》发表。

这篇日记，既确定了我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日期，也交代了我们最初的交流内容。可以证明，是“新散文运动”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那次会议是个散文创作研讨会，话题的中心是“新散文”的写作现象，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和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地点在文采阁。报到时，就遇到了苇岸。他长脸长身，有异相，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苇岸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走过来，说道：“我是苇岸。”我赶紧掩饰自己的失态：“我是凸凹。”苇岸说：“凸凹我是知道的，从文字风格来看，以为是个老者，不期是个壮汉，且身材魁梧、面色白皙，还多少有点女相，堪比屠格涅夫。”我赶紧答道：“苇岸我是知道的，《大地上的事情》写得简洁、准确、朴质，每个字都好像是一颗思想的头颅。”他立刻惊愕了，不知如何对答，只说了一句：“让我们留下通信地址和电话吧。”

他在199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同良乡的凸凹通了电话，其中我谈了对他送我的《两个人的风景》散文的看法。细节叙述的优胜，但个别中未见一般。对于故乡不宜用一两篇散文表述它，而应写一部小说。

在文采阁的那次散文座谈会上，我送了他我的乡土散文集《两个人的风景》，并索要他的赠书，他说，他刚编了一本小册子，放在楼肇明先生那里，作为“游心者笔丛”的一种，但还未出，因为书太薄了，还要赶写一组《作家生涯》，一旦出来就送我。

他读过我的赠书之后，打来电话，很真诚地说看法。电话里，他极为迟缓地低语，似乎很照拂对方的感受，便很努力地选择适当的词语。他建议我写沈从文《长河》式的长篇小说。他的话催生了我的长篇小说《慢慢呻吟》。

在1995年6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述道：

《北京文学》的会，在公主坟的城乡贸易中心五楼会议室开。关于散文的讨论会，它的目的是组稿。中年作家有肖复兴、韩小蕙、高红十、刘孝存、方旭等，青年作家有冯秋子、尹慧、杜丽、姜丰、凸凹等。

这篇日记虽近乎“流水账”，却相当重要，因为它记述的是关于“新散文”写作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次会议，准确地说，是“新散文”写作的推进会，那些中年作家的出场只是助阵，目的是“逼”到场的青年作家，也就是当时“新散文”写作的骨干作家写出新作，以壮声色。会后，果然有所成就，《北京文学》很快就隆重地推出了“‘新散文’作品专辑”，加固了“新散文”的符号地位和文学影响。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拿到了他的《大地上的事情》。

他的赠书，使我得以系统地品鉴他的文字世界。他的书，绝不是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所说的给人带来“灾难”的书，而是在物化世界里，能够喂养灵魂的“拯救”之书。情动之下，我急切地给他打去电话。于是，有了苇岸1995年9月11日在日记中的记述：

凸凹打来电话，谈了对《大地上的事情》的看法：“（这）是我中秋节最好的礼物。这两天我什么都没干，专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放在书架上的书。这本书立得住，它使散文扬眉吐气，散文家（因此）也可以挺起胸（膛）了。”

延续这种意绪，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了“新散文”写作群体中大部分同龄人的作品，觉得“新散文”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文体特征，有“超越”的品质，在开放、兼容和打通中，有了强劲的表达功能。兴奋之下，我把自己的感受专门写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的那一天，我给苇岸打了电话，遂有了他如下两篇日记：

1995年12月14日

下午五点，凸凹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看到了今天的《光明日报》，我说还未看。他说在《读书与出版》版上，他的一篇随笔发表了，叫《书读同龄》，涉及我的《大地上的事情》。在电话中，他给我念了一下。

1995年12月15日

在学校我看到了昨天《光明日报》上凸凹的文章《书读同龄》。同时该版刊头为《大地上的事情》封面影印。文章中谈到了伍立杨、彭程、邱华栋、韩春旭和苇岸各自的散文集。凸凹的文章行文灵动，用词丰富。但有口吻武断、语意不明的个人化色彩。

记得15日晚，苇岸给我打来电话。他基本同意我的观点，但也指出，对个别人的论说欠准确，而且，论述的时候应该用平和的语气、商量的口吻。我说，周氏二兄弟的文字我都是喜欢的，但我更倾向于鲁迅的立场鲜明，至于知堂的平淡、冲和，我本能地推拒，因为我生于京西山地，那里遍地石头，石头碰石头，只能发出直截了当的声音。他久久无言，最后嗫嚅道：“那么好吧。”

后来，他强烈地推荐我读雅姆的作品。他说：“雅姆的《祈祷》《和驴子一起去乐园为他人祈祷》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了，它们散发着一种令人欣悦的高于人性的或者说展现了人性另一种可能的清澈、宽阔、仁爱、朴拙的气息，其所具有的正是‘土地’和‘谷物’的意义。因此，雅姆之美，正是我们这些大地道德阐释者的写作原则。从此，雅姆成了我知识谱系、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写作伦理，使得装得下万物，装得下万民，装得下阳光下所有的生命，向善与爱，自律与节制，干净与有灵，成了我文章的底色。”

后来，我们的文字气象和精神气象有什么样的坚守与升华，都在苇岸的日记里有细致的陈述。便可以说，苇岸日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大典。他之所记，也含有我等的形迹；他之所说，也是我等心中所思；他之精神所循，也正是我等的信仰所求。在“大地道德”的精神建构上，我们结伴而行。起初我们都用散文，后来经由他的一指，我又多了小说。所以，如果说他是一棵永恒之树，那么，我们就是在他的金枝上不断合唱的灵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