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读书学问于身有亲
数年前，忘记读一本谁的通信集了，其中有两段话，意思极好，就抄在了本子上：“学问、逻辑是一障，文字是一障，名词是一障，要能于此斩关而过，始得学问于身亲耳。”“你学圣贤之学，能言语于身亲乎？”当时打动我的，就是这个学问、言语的于身有亲。
写《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的过程中，因为很多事若合符节，我就经常想起上面的话。有意思的是，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个学问的于身有亲，很多时候并非从容的选择，而是环境导致的不得不然。大概是这样吧，耶稣手上的钉痕，不就是不得不然？
试着看几个金克木的成长片段，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万载县，父亲为清朝最末一代县官。金克木出生不久，父亲即去世，他随嫡母、母亲和大嫂不断搬迁，于动荡中完成了最早的教育。
大概因为记事早，不到两岁的金克木，就在记忆中留下了他们母子随嫡母同往安庆的情景：“A城（按，安庆）是个山城，斜靠在山坡上，裸露在长江中来往的轮船上乘客眼里。城里也几乎到处在高地上都可以望见下面滚滚流动的长江。……他一生中第一件储存在记忆中的材料便是长江中的轮船。两岁时，他一听到远远的汽笛声，便要求大人带他到后花园中去，要大人抱他起来望江中的船。这是有一段时间内他的天天必修的功课。”
上面的引文出自《旧巢痕》，在金克木自己化名写的评语中，这段话后面的点评是：“漂泊天涯从看江船开始，有象征意味。”不知道金克木这里所谓的象征，是说他婴儿期一家人的不断搬迁，还是包括他少年和青年时期更大范围的居无定所，但每一段漂泊，都跟家庭和时代的剧烈变动有关，其中似乎确实有着命运的影子。人大概就是这样吧，无法择地而生，也无法择时而生，恐怕最终都不得不学着爱自己的命运。
金克木这种旧家庭，人口多，且来自不同地域，故而操持着不同方言。三个哥哥说的是寿县话，大嫂说的大概是一种“官话”，“特点是干净，正确，说的句子都像是写下来的。……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跟早年金克木相处更久的母亲和嫡母，也各说不同的话：“我出生时父亲在江西，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但她所服侍的人，我的嫡母是安庆人，所以她学的安徽话不地道，直到二十几岁到了淮河南岸一住二十年才改说当地话，但还有几个字音仍然只会用仿佛卷着舌头的发音，一直到七十五岁满了离开世界时还没有改过来。”
在一个天然的复杂语言环境里，金克木完成了早期特殊的听、说训练：“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的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本来，学任何东西都是“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可如果一个人天然置身于杂多的环境，没有因比较而生的分别心，则杂多便可能成为某种特殊的专一。后来金克木学多种外语，都能即用即学，即学即会，或许就跟他成长的特殊语言环境有关。
二
学前阶段，金克木已经完成了传统的开蒙教育，开始背诵“四书”和部分“五经”，并随三哥读新式国文教材，同时学习英文。1920年，金克木入安徽寿县第一小学就读，1925年毕业后，从私塾陈夫子受传统训练两年。
又是传统的背诵，又是新式教材教法，又是私塾训练，又是学习英语，照现在的说法，金克木所受的，似乎是贯通古今、中西兼备的教育，既能上接传统，又能融入现代。只是，这个新旧之间的教育，恐怕并非如想象那般完美无缺，在深入任何一个领域之前，教育只是对懵懂的简单引导而已。甚至，就连所谓私塾的传统训练，我们的理解或许也没那么牢靠。
两年的私塾，学些什么呢？“他先问我读过什么经书。我报过以后，他决定教我《书经》。每天上一段或一篇，只教读，不讲解，书中有注自己看。放学以前，要捧书到老师座位前，放下书本，背对老师，背出来。背不出，轻则受批评，重则打手心，还得继续念，背。……《书经》背完了，没挨过打骂。于是他教《礼记》。这里有些篇比《书经》更‘诘屈聱牙’。我居然也当作咒语背下来了。剩下《春秋左传》，他估计难不倒我，便叫我自己看一部《左绣》。这是专讲文章的。还有《易经》，他不教了，我自己翻阅。”
看起来顺理成章，我们心目中的硕学大儒就是这样一步步学出来的对吧？只是，不要忘了金克木提到的“传统训练”，这是什么呢？“行业训练从作文开始。这本是几个年纪大的学生的事。他忽然出了一个题目：《孙膑减灶破魏论》，要我也作。这在我毫不费事，因为我早就看过《东周列国志》。一篇文惊动了老师。念洋学堂的会写文言，出乎他的意料。于是奖励之余教我念《东莱博议》，要我自己看《古文笔法百篇》，学‘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等等，也让我看报，偶尔还评论几句。……老师从来没有系统讲过什么，可是往往用一两句话点醒读书尤其是作诗作文的实用妙诀。”
理想的读书人，不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吗，私塾老师怎么教的是实用妙诀，这把读书当成噉饭的工具了？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如此：“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叫做书生。以书为生，也就是靠文字吃饭。这一行可以升官发财，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或者依靠官僚及财主吃饭的。……照我所知道的说，旧传统就是训练入这一行的小孩子怎么靠汉字、诗文、书本吃饭，同商店学徒要靠打算盘记账吃饭一样。‘书香门第’的娃娃无法不承继父业。就是想改行，别的行也不肯收。同样，别的行要入这一行也不容易。”
这两年的传统训练，给金克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我不明白，后来还看不起这种指点。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来，我这靠文字吃饭的一生，在艺业上，顺利时是合上了诀窍，坎坷时是违反了要诀。这就是从前社会中书生的行业秘密吧？可说不得”。或许这段话可以打破我们对读书是高雅之事的刻板印象，回到古代学习的具体情景，也就能够意识到，传统所谓的“耕读传家”，非常可能是两项并列的实用技能。
金克木游学生涯中，有很多长短不一的各类文章，很多人觉得够不上十足的学术，偶尔会出语讽刺。那原因，或许就是忘记了，很长一段时间，写文章是金克木的生存手段，是他身上衣、口中食。衣食尚不能保障的时候，要求一个人出手就是思虑周全的学术杰作，大概有些过于苛刻了。更何况，不管任何外在评价，只对具体一个人的读书和写作来说，这样上手即能完成文章的能力，说不定是一种有效的写作训练。
三
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家人送金克木到乡下躲兵灾，从而得识“警钟”（“井中”），始读《新青年》。1928年，经人推荐至寿县三十铺小学任教，同事背讲《共产主义ABC》。
从前面的分析，其实已经不难看出，无论看起来怎样完善的教育，如果没有跟每个人置身的具体结合起来，其实也可能不过是繁复的装饰，或许能唬人，却实在是于身不亲。除此之外，金克木真正独立读书学习的时候，社会已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双重洗礼，时代的文化重心已然转移，只抱着传统经典摇头晃脑，显然已经不足应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克木结识“警钟”，又叫“井中”，遇到了跟时代同步的契机。
这个相识故事，听起来真像一个传奇。因为躲兵灾避难乡下，金克木遇到在城里读教会中学的警钟，倾盖如故，相与谈笑。“有一天，我把书架上的五大本厚书搬下来看。原来是《新青年》一至五卷的合订本，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他马上翻出‘王敬轩’的那封抗议信和对他的反驳信给我看。我看了没几行就忍不住笑，于是一本又一本借回去从头到尾翻阅。……我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这五卷书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了，陆续和警钟辩论完了，我变了，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
上面的话或许还不够明确，所谓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好像没有具体的说明。《旧学新知集》序里，更为具体地谈论过这件事，让我们对这个转变过程，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因为此前乱读书）我成了一个书摊子，成不了专门‘气候’。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那是小学毕业后的一九二六年，我看到了两部大书。一是厚厚的五大本《新青年》合订本，一是四本《中山全书》。这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随后又看到了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我仿佛《孟子》中说的陈良之徒陈相遇见了许行那样‘大悦’，要‘尽弃其所学而学焉’。”
这段话跟上面那段话，时间记忆上有点参差，提到的书也有增减，但过程非常清晰。这个过程，说白了，就是时代的于身有亲。所谓苍蝇在玻璃窗上钻，不就是所读所学没有归处，因而身在时代之外？从窗户洞里飞出去，就是读了《新青年》和《中山全书》之后，此前杂乱的学问奔赴于时代的边际，汹涌的涡流一变而为浩荡的长河，跃跃若新发于硎。
当然，这不是金克木跟时代关系的全部，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他不断调整自己与时代关系的一个侧面。重要的是，有了这段经历，金克木打开了此前封闭的信息交换系统，能够随时更新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从这一节开头提到的同事背讲《共产主义ABC》，我们大体也能感受到，社会表层之下潜流涌动，更新的时代潮声，已经在大地上响起。
四
1930年，金克木离家至北平，因无缘得进正规大学，只能勉力游学，徘徊于高等学府之间，进出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在此期间，金克木泛览书刊，自学外语，广交朋友，在切磋琢磨中眼界大开。1935年，经朋友介绍至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得师友指点，获无言之教。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家庭，会为某个人准备好所有的条件才让他踏上社会。金克木离家去北平，原本打算找个机会上大学，却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只能不时去高等学府听几节课，然后读所谓“家庭大学”。这个金克木称谓的“家庭大学”，应该来源于他当时读的英文“家庭大学丛书”，当然，包括他进入“私人教授英文”和“私人教授世界语”两处别人的家庭，也包括他逛的旧书店和书摊，最重要的，则是他出入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如果没有身历过同样的困窘，我们大概很难体会交不上房租、穿不上棉袍、吃不上三顿饭的金克木，为什么会觉得图书馆是他最亲切的“家庭大学”。我们不妨设想，在寒冷的冬天，衣着单薄的金克木，偶然进入一家生有火炉的图书馆：“我忽然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馆中书不多，但足够我看的。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困厄之时，有这样的容留之地可以安心读书，也就怪不得金克木一直觉得，那些普普通通的小图书馆，跟自己的情分算得上“风义兼师友”：“我平生有很多良师益友，但使我最感受益的不是人而是从前的图书馆。那些不为官不为商，只为穷学生服务的公共图书馆，不知道现在还有几所？”后来流徙各地，金克木也是“每到一地，有可能就去找当地图书馆，好像找老朋友”。更重要的是，金克木从图书馆的读书中，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我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这个从图书馆习得的奇特读书法，能把已在某种意义上风干的书复活，重新拥有生动的面容，并在深处通向他后来提出的“读书·读人·读物”，有心人或可深思。
除了这些普通的图书馆，金克木跟北京大学图书馆可以说缘分深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足一年的时间里，金克木管借书还书，就此开阔了眼界，结交了朋友，更新了学习方式，可谓收获颇丰：“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里，金克木领悟到一种读书法，“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
把这方法移用到读书，不妨称为“望气读书法”。学会了这个方法，可以一眼而能知书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并能迅速判断其格局和价值。在当下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种读书法或许更应该重视。
五
1938年，金克木到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始执教于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至印度加尔各答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辞职，于佛教圣地鹿野苑随憍赏弥老人钻研印度古典。
这段时间的经历，乍看起来非常惊艳，仿佛一个人拥有极大的选择空间，随时随地可以潇洒自如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无论是到香港，还是在湖南，还是去印度，都是因为日本侵华造成的困顿时局，导致金克木不得不辗转求生。拿到香港为例，金克木说那“实在无路可走”，“是‘逃难’去的，是去找饭吃的”，根本没什么潇洒可言。
不过，虽然在如此被动的情形中，金克木却也没有一蹶不振，或者怨天尤人，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势，迅速调整自己的学习和读书策略。就说到香港吧，原来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只是朋友介绍去见萨空了，萨空了见他拿着一本英文书，便让他去报社翻译外电：“那晚上他只对我说了一下美联社的‘原电’的种种简化说法怎么读，路透社的和报上一样就不必讲了。说完便匆匆走了……通讯社陆续来电讯，我陆续译出。快到半夜，他来了，翻看一下，提笔就编，叫我次晚再来。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他实在忙不过来，又找不到人，要我连译带编这一版国际新闻（约相当于《新民晚报》半版）。桌上有铅字号样本，还有报纸做样子。说完又匆匆走了。”
就这样，金克木居然很快就适应了报社的工作节奏，并对这份工作胜任愉快。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不只是能够挣钱养家，还让他锤炼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一年（没有休息日）无形中我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练出了功夫，在猛然拥来的材料堆积中怎么争分夺秒迅速一眼望出要点，决定轻重，计算长短，组织编排，而且笔下不停（《立报》要求篇幅小容量大必须重写，规定只用手写稿），不能等排字工人催，不能让总编辑打回来重作。”这种不依赖环境完善，而是在复杂情形中迅速调整，并辨认出重点信息的能力，我觉得是金克木读书甚至做事方法的核心，值得好好思量——世上哪里会有一种情形，是准备好了所有条件才让我们去读书、做事的呢？
体会到这个方法，后面的到湖南教书和钻研印度古典，甚至金克木其他生平片段，就不用一一介绍了，因为都可以看成在不完备条件下迅速做出决断的例子。就像他自己说的，香港报社学会的那套功夫，“后来我在印度鹿野苑读汉译佛教经典时又用上了”，后来也多次用上。
或许，读书和学习就是这么一回事，永远不要期盼有人铺好了全部的阶梯，也永远不要期待此后会有更充分的准备，而是要在每一个条件不完备的环境里，找出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这样的方式，因为时时于身有亲，即使走得趔趔趄趄吧，也自有一种特殊的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