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意义的延续与经典的准备

金春平

文学批评的当前盛况表明，批评是文学场域当中不可冒犯的主角，它经常被视为文学新生儿的鉴定者、文学纷争的审判官、文学意义迷途的牧师、文学经典的寻宝者，这一切宣示出批评具有特殊的话语威力：文学的发现、甄别、分析、阐释、判断；批评的话语权威又经常遭受来自周边力量的反抗，作家的诘问、读者的悻然、市场的蛊惑、文学性的讥讽、学科等级的压迫，批评话语的有效性不得不一次次忍受被审视的煎熬。批评的悖反境遇表征出它在当代文化场域当中的尴尬镜像，分歧的焦点大多归结为批评是否具备文学的认知延续与意义生产的话语资格——批评是要保持坚定的“话语中立方”抑或游牧的“超强链接者”。

批评谱系持续震荡的事实认定，批评是众多理论现象和文化事实的超强联结者，包括政治、权力、心理、语言、思想、史学、审美、现象、意识形态等，话语主体之间的抵牾纠葛，引发对批评归属阵营的暗中争夺，催化着批评实践的指向分化和功能分配。这一复杂的关系图谱标志出批评的话语指涉正溢出“批评—文本”的关系边界，越来越走向“文本批评—意义生产”的开放空间，非文学话语主体的持续入侵，成为文学阐释学的意识形态基础，扩张着批评的文化生产能力，乔纳森·卡勒说，“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因此意义生产无限定，即使“研究文本的意义”，也是“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批评的持续意义生产意味着对人与世界本相的深刻发现，涌动出重构文化场域话语结构的冲动，并点燃某种批评话语实践的介入激情，转换为历史语境当中解构文化意识形态统摄的尖锐利器。这是批评的话语价值与意义尊严的主体性彰显。

但是，由文本批评所引发的话语延伸和不断越界的自由蔓延，也遭受诸多批评家的担忧，他们对越来越多不及物的批评文本开始质问，这还是文学批评吗？这是批评边界无限扩张的必然反弹，批评再次不约而同地回归文学的疆域。

文学是作家经验与世界真相的叙述关联构建，批评则是对三者的叙述关联建构“效度”的苛刻勘验与自觉对话。文学的结构主义存在方式随时告诫，批评只具备片面的解剖能力，企图穷尽文本的所有奥义注定充满难度；但批评渴望尽可能超越自身作为现场性、过程性和历史性的节点行为拘囿，增殖批评效果的“整体性”“权威性”“真理性”在文学时空中的声音延宕。对话的意识歧义宣谕出，批评对文学的流动、挑战与自信，总是试图进行收编、征服与和解，批评的“当代性”充盈着嫁接“历史性”与“未来性”的隐秘欲望，而文学场域的批评装置和话语坐标将赋予批评以“文学经典”的勘探潜能。

批评要将文本置于文学传统经验体系，探幽其继承化用或颠覆冲决，以及在文学史图谱中的囚禁或逃逸，演绎其中的互文或反叛的实施机制，裁定它所创造的史学意义，这是批评的“文学传统”维度。理论是历时规律与共时现象的严谨、逻辑而自足的知识体系，批评对理论话语的操持能发现文本表象所内隐的存在真实与意义图景，同时具有以文学来质疑、校验、解构、修正与颠覆理论效力的能力，这是批评的“理论话语”维度。批评要对文学所蕴含的人性肌理、思想价值、情感结构、道德良知、生命悲悯、灵魂高贵等人文价值进行发现、审思和评价，输出并嵌入当代人文精神语境的运行当中，这是批评的“人文思想”维度。审美蕴藏着人类普遍的美学想象与情感经验，是能摧毁外在理性规约的感性能量，批评要有对审美体系，如语言、修辞、意象、文体、隐喻、结构、符号、象征、叙事等进行美学解码与洞察判断的能力，这是批评的“艺术审美”维度。批评在坚守现代个体的价值主体性时，要具备将批评话语旨归上升为对共同体价值叙事的经验反思与机制剖释，才能走出私人化的独语而引领当代人对普遍存在处境的反观、追问、思考和行动，这是批评的“共同体价值”维度。当然，这个序列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批评是文学意义的延续话语，是文学经典的预演准备，它更是个人主义的自我对话与认知构想！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在纷繁和多元中奋勇前行

——略论金春平的文学批评

贺仲明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多元而纷繁的时代。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前现代的、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都同时斑驳无序地并存于世。就文学观而言，有一味以金钱为目的的，有为政治和现实服务的，有为对读者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也有为个人情趣，或者纯粹审美与娱乐的……在多元文学观的基础上，文学批评方法更是五彩斑斓。西方现代以来几乎所有文学方法都在批评家手中重演，偶尔还有19世纪以前的和中国传统的，包括政治、文化、历史、审美的不同旨归，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左翼思想的不同色彩……不一而足。而且对于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多元也许还不是最主要的影响者，更重要的是这众多的思想观念都以悬置的状态存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文化主导来告诉你哪个正确哪个错误，也没有权威来判断孰优孰劣。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各擅胜场，各有空间，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示和证明自己，理直气壮地宣称着自己的价值和优越，诱惑人们来认同和选择。而现实社会也确实很大程度给予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虽然有其限制范围），甚至在客观上逼着你只能自己去选择。

自由选择有其乐趣，却也有其艰难。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说过：选择就意味着责任。弗洛姆《逃避自由》也深刻地论断：每一个人都幻想自由，但是真正拥有了自由之后，一切都要自己面对，压力自然而生，于是逃避自由成为新的潮流。所以，当前中国的这种环境，对于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困惑和迷茫更是很普遍存在的心理——就像一个人突然进人喧闹的菜市场，面对无数个向你吆喝呼喊的商贩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或者像一个大学新生来到图书馆，看到书架上浩如烟海的图书和杂志，一时的茫然失措是不可避免的，感受到压力也很正常。

这种压力，对出生于198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80后）的人来说更为突出。因为比他们年长的60后和70后成长环境都相对稳定，所接受的文化中更有单纯而明确的“现代化”目标，他们不需要（也没有这种可能）太多的思考和选择，只要跟着潮流行进就行。而且在进入到这个多元年代时，它们年龄已经不小，思想基本上成熟了，有了较多的“免疫力”。80后不一样，他们的成长年代正与中国社会近年的巨大变化相同步。换句话说，他们从一懂事，就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一个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稳定走向纷繁变化的时代。生活在乍然变得复杂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中，80后也许不一定能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但也绝对会有对时代压力的深刻体会。所以，几年前，80后批评家的代表之一杨庆祥提出“80后怎么办？”，表达与其年龄很不一致的强烈焦虑感，却得到他很多同代人的认同，传达的正是这代人的共同心态。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压力也是一种幸运和机遇。以往人们生活在缺乏自由选择机会的时代，内心固然会比较轻松，但内在地却是被严重剥夺了独立性的生存价值——按照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理论，人的主体性价值就在于自由的选择当中。所以，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尽管每天滚石头上山很辛苦，但心情却始终很愉悦，每次都能迈着欢快的步伐朝山下走去。更具体地说，纷繁多元的文化环境，绝对可以拓展一个人的思想视野，拥有广阔的选择和思考空间，更有可能深刻和丰富自己一一这是单一环境下难以想象也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这样，我曾经对80后批评家怀着热诚和期待，到现在也依然没有放弃。

金春平就是一个典型的80后批评家。他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师从我曾经的同事高永年教授。由于我也是导师组的一员，因此也可以算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又跟随南京大学丁帆老师做博士后研究，所以他也是我的同门师弟。我以前对他的了解不深，只有个大致印象是谦逊而勤奋。这次比较全面地读了他的学术著作和评论文章，深刻地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或者换句话说，他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折射出他这一代人的某些共同性特点，但同时，他又有自己的专注和努力，拥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

金春平批评的代际特点首先表现在其多样性的批评面貌。金春平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工作也有十多年了，审察其学术道路，可以看到他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呈现出丰富和开放的状态。就他的文学观念而言，现代性启蒙思想是最显著的特点。最典型的是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著作《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非常明确地体现出以人文关怀为基础的现实批判精神。著作中醒目的关键词如“文学精神”“苦难体验”“现代焦虑”等，就明确地体现出这样的思想内涵。然而，金春平也写作了许多针对当前文学现象的批评文章，传达出与现代性思想不完全一样的思想观念。比如他近期好几篇论文，都侧重于从自然、生命角度关注生态文学，就不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充满了对“自然”的充分认可和尊重，与后现代的生态主义思想有密切关联①。再如他对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也不是简单从传统的现代人文角度进行批判和否定，而是以宽容的眼光揭示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从社会发展必然性角度对文学的未来以开放性态度。他对网络文学的论述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网络正以其直接性的充满刺激、浅白、快捷、享受的感官解读，侵蚀着传统文学阅读的深度思考和精神反思。”②

在批评方法上，金春平的运用同样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他运用得最广泛，也最基本的方法，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作家精神文化分析。如《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一书，就有非常丰富的作家作品分析，体现出他认真的阅读功夫和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能力。特别是在将作品思想内涵与作家精神意蕴相关联方面，该书的把握非常准确，较充分地实践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学术研究方法。此外，他写作的许多作家作品评论，也都是充分立足于文本，不做空疏之论。然而，金春平所运用的批评方法远不止一种，而是有着多方面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方法。学者杨矗对他一本书有这样的评论：“在这本书里我们就不难看到来自法国现代叙事学、西方和国内近年出现的生态美学、出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对他的影响。”③确实，金春平的好多篇文章从“传媒文化”“大众文化语境”角度评论当前文学现象，以及对“文化领导权”问题、文化产业等问题的思考，都运用了时下流行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对问题的阐释角度也超越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范畴。

金春平文学思想和视野方法的多元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在80后的年轻批评家身上，这种特点比较普遍地存在。并且从学术和文学批评要求上说，这种多元并不就是优点，而是具有两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只是一味跟随纷繁的时代，为多变的时代潮流所裹胁，就有可能失措于无序的混乱中，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更难具有创造性的批评个性。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能够在学习和借鉴中成长，才能真正从丰富多元中受益，实现良好的学术发展。

让我感到很欣喜的是，金春平是明确地朝着后一方向努力前进，并且已经有了很不错的成绩。

表现之一是他始终拥有学术主见，坚持自己的学术个性。从研究领域来说，金春平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他虽然也涉猎其他作家作品批评，但重点一直在乡土、地域、民族等密切相关的领域，其思想也一直与这些问题有内在关联——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无疑是学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思想领域，金春平也一直保持比较明确的人文精神意识，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批评，都具有较强的社会关怀意识和批判立场。包括他近期对生态文学的研究，也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而是努力将它与审美文化、生态文明融合在一起，使之更具开放性和穿透力；研究方法也是这样，虽然金春平的学术视野丰富、方法多元，但他最擅长、也是他始终坚持的，还是对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这一特点，贯穿于他所有的研究阶段和全部的研究领域。

表现之二是他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和发展意识。金春平有着多元的文学思想，但他对现有的思想不是满足，而是进行深刻反思，蕴含着自我否定和发展的意识。在研究方法中，他也表现出对多种方法的大胆扬弃。从而呈现出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学习、探索中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思想方面最典型的是他对启蒙现代性的思考。如前所述，现代性思想是金春平最内在的精神资源，但他所坚持的启蒙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在反思中发展的。《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一文典型体现出这一点。这篇文章系统全面思考二十余年文学中的启蒙思想，它虽然坚持对启蒙精神的认同，但同时更反思了传统启蒙思想中的某些缺陷，更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愿望——虽然这一思想并非由金春平提出，但他拥有这样的意识，认可这样的观念，充分显示出他思想的发展性和自我反思性。同样，《“风景”抒写中人文精神与智性经验的构建》这篇文章虽然是一篇书评，但思考却相当深入，将来自不同文化资源的现代人文精神和智性经验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而且融合自然，对“风景”问题呈现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思考。

金春平思想方法的发展性特点在他的学术道路中体现得很充分。他学术起步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西部文学，基本思想是现代性启蒙精神。几年后，他的视野转向生态和民族文学等问题，视野更开阔，方法也更新颖，体现的新方法和观念较多。最近几年，他转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虽然成果还不算很多，但却标志着他已经进人一个更高的学术成熟期。在这一研究中，金春平显示了思想和方法的全面综合和提升，现代性批判和新的文化观念结合得更自然深入，对问题的认识也更有自己的创新性。如《从本质到关系：少数民族小说主体性的构建方法与审视》（《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2期 ）《游牧文明与西部少数民族小说的叙事形态生成》（《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等文章，从“叙事伦理”等现代叙事学的视角，又结合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文化背景，将思想文化问题融入叙事学方法问题之中，思路新颖，又具备了相当的深度，已经属于很成熟的研究成果了。

在不断的学术成长中，金春平已经初步具备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形成了自己的批评特色。简单地说，就是学术性与批评性的统一。由于他能够将文学和文化，作品、作家和社会关联起来研究，又始终以细致的作品分析为基础，其成果就显得扎实厚重，具有学术的含量。同时，他又有开阔的视野和新颖的方法，文章不乏敏锐和锋芒。总体来说，与其他同代批评家相比，金春平的文学批评质朴和厚重更突出，锐气则相对弱一些。也就是说，他更内在更自然的特征还是比较传统（现代性批判）的东西，在接受和表现新的事物（概念或方法）时多少有些缓慢和犹豫。

文学批评（研究）的个性各有所长，很难进行简单的品评。但对于一个批评家（学者）来说，拥有自己的个性本身就很值得珍惜。因为文学批评的生命力正是独立的个性。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不是泯灭自己的特色、融入大流中，而是始终能够拥有与众不同之处，展示自己独特的思想和风格特征。事实上，当前文学批评一个大的缺陷就是个性的严重匮乏。当前的文化环境虽然多元丰富，但由于一些不良学术生态环境的影响，文学批评界存在着较强的圈子意识和人情意识，其直接后果就是思想和方法走向同质化，以及批评个性的消失、风格的雷同。这一点对年轻的80后批评家尤其容易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金春平如此的批评个性，也许多少与他的生活和学术环境有关。他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山西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任教，与学术中心有着不近的距离，但这其实也许并非坏事，反而是一种有益的磨砺，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成长。在文化中心地带生活，固然有很多的便利，但潮流的影响更大，更容易为其所裹挟甚至被吞噬。而且这个功利化社会还存在许多假象或者说幻象，年轻人要承受很大的抗诱惑压力。比如张爱玲的一句“出名要趁早”，让多少有才华的青年人折戟在其谬误当中。其实，无论什么事业（当然也包括文学）应该是一辈子的努力，要想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取得过人的成就，必须有顽强的韧性，耐得住寂寞。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相对浮躁而纷繁的时代。曾国藩曾这样告诫他的儿子曾纪泽：“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④我以为对今天的年轻学者（批评家）依然很具有启迪意义。

所以，尽管金春平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还有不小的继续努力空间，特别是在更集中的学术领域做更深入地开垦方面，需要他在未来的学术和批评道路上注意。但读到他写得越来越出色的文章和论著，看到他在评论界渐渐崛起的身影，我还是由衷地为他高兴。同时，我也坚信金春平不会为某些时尚所误，能够在文学研究和批评界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迹和声音。

2020年2月于深圳疫情紧张中

【注释】

①金春平：《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人民出版社，2018。

②金春平：《大众文化语境与新世纪的文学重构》，《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③金春平：《文学地图的批评谱绘•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④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李瀚章编，李鸿章校刊，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第628页。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贺仲明，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