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同彬，生于1981年3月，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江苏紫金文艺英才，南京申创世界“文学之都”特聘专家。曾任《钟山》杂志副主编，现任《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历史是精神的蒙难》《我们该以何种方式与传统对话》，编辑出版《韩东研究资料》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紫金文艺评论奖等各类 二十余项。

“不能躺平，继续努力”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南方文坛》2013年第4 期“今日批评家”推荐了你。同年，你入选第二批客座研究员。一转眼，快十年了。今年正好是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实施十年，前不久举办第十届客座的聘任时，中国现代文学馆还做了视频回顾这十年，一些长辈和同代批评家出境，对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给予很高的评价，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

何同彬（以下简称“何”）：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积十年之功，缔造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传统，我个人忝列其中，与有荣焉。当然这个所谓的“批评传统”内部既单纯又复杂，并非完全是一个褒奖的正面范畴。所谓“单纯”即批评的学院化、大学化，所谓“复杂”就一言难尽了，诸如圈子化、精英化、功利性、话语权的垄断、资源的优先权等。大概从客座研究员制度以后，文坛方才聚焦所谓“青批”，这十年“青批”既广受关注和赞誉，也不乏尖锐但真诚的批评，我个人更关注那些“质疑的声音”。

周：8月江苏召开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座谈会，公布首批8位拔尖人才名单，你在列。南京对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首先祝贺同彬兄。我们现在总是强调研究批评家要研究批评家的师承等，你觉得你的批评资源、风格与你的导师丁帆先生乃至南大的整体风格有什么样的传承关系？

何：忝列所谓“青年拔尖人才”，其实让我非常汗颜，一方面这几年公务、家务缠身，再加上原有批评方式的困局，所以我个人批评研究成果不多；另一方面，在入选的8 位批评家中，我自己年龄是比较大的，却并没有与自己的“资历”相称的成就，愧对“拔尖”二字。我更愿意把此次入选当作关怀我的人们的一种敦促和激励：不能躺平，继续努力。至于批评风格的传承，我记得以前也讲过，丁帆老师是一位特别包容的导师、学者，对于学生的学术选择在提出个人中肯建议的前提下，更注重每个学生独立的兴趣和风格。当然，他的批评和研究中体现的公共性和批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周：除了传承关系，其实外部成长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你是如何看待批评家，尤其是年轻批评家的外部成长环境的？

何：批评和读书是一样的道理，外部环境的作用固然重要（比如近些年各种形式的扶持、奖励和关注），其实更关键的是自我选择、自我修炼；而且，看起来优越的外部环境往往也是双刃剑，在“帮助”“提携”的同时也不无“诱导”“规训”。

周：这几年很多高校老师到刊物工作，如《当代作家评论》的韩春燕、《小说评论》的王春林、《南方文坛》的副主编曾攀,还有你，你为何从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到刊物工作？

何：这个问题被问得太多，我跟作家周恺对谈的时候他也问过，我就用那一次的回答来“充数”：这是我第1571 次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确很多人认为我离开大学是脑子被门挤了，我的官方式回答是：大学压力太大，我想活得轻松点。很多人习惯于天天在网上批判、羞辱大学，却对一个人选择离开大学表示费解，这里面的逻辑很好玩儿。我曾经用波德莱尔一个特别文艺腔的回答粉饰自己这个“逃兵”的行径：“人生是一座医院，每个病人都渴望着调换床位。这一位愿意面对着火炉呻吟，那一位认为在窗边会治好她的病。”我从大学到了杂志社还是（更像）一个病人，更多的人从别的似乎低一等的职业、身份涌入大学就不再是病人了？把大学、大学老师想象得更“好”是非常市侩的表现，但我离开大学不是我不市侩，而是因为我做得不好。

周：你在南京大学、《钟山》杂志、《扬子江文学评论》这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机构工作过，高校、创作类刊物、理论类刊物给你哪些不同的感受？

何：简单讲就是，都一样，都是在一个倦怠社会、绩效社会里的职业、工作。或者对上一个问题回答时引用的波德莱尔同一篇文章中的文字做一点改写，我的回答将是：“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你还在这里！”

周：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你本人曾参与了文学之都的申报工作，对南京的文学氛围如何看？你个人的文学批评风格与南京的氛围有关吗？

何：我最近已经在多个场合谈论过南京当代的文学传统，尤其是1980年代由“他们”文学群体参与、推动的，那个充溢着青年人的创造性和反叛热情的“小传统”，是如何推出一代代的青年艺术人才，如何让与这种气质惺惺相惜的年轻人受益。在去年的韩东研讨会和刚刚小海诗集的分享会上，我都回顾过自己与这样的一个传统和氛围的关系，在此就不赘述了。

周：这十年，尤其是你到刊物工作后，似乎文章写得不多了，但经常看到你参加会议的发言。是忙于刊物事务没时间写文章，还是不在高校不受考核的制约，就没有写文章的急迫性了？

何：我大概十年前形成的批评风格主要是一种基于知识分子立场的“偏执”的直言式批评，强调意识形态和公共性，有点像布鲁姆所说的“憎恨学派”，其中饱含的敌意和批评跟我后来的工作性质、工作形态冲突比较大，跟目前文坛这样一种虚浮的、言不由衷的批评风气也相悖，所以写得少了，或者干脆就不写了。因为很多想法、文章写出来，恐怕我的“约稿”就变得很困难了。另一方面，也和工作性质相关，活动很多，会议发言很多，尽管很多的发言我事先也做了较为认真的准备，但会后基本都不会写文章，原因主要还是不能畅所欲言，只发表那些应景的“场面话”也纯属多余。当然，写得少的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一个字：懒，以至于常常不得不用罗兰·巴特（“敢于懒惰”）和布朗肖（“悲观主义者不书写”）的话来遮羞。

周：这十多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何：乏善可陈，没有什么“突破”和“变化”。如果说“变化”，那也是变得越来越“慈祥”、越来越“谨小慎微”“瞻前顾后”，这一点让我非常沮丧。所以我经常想起诗人小海的两句诗：“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少了/像荒芜的高地上玉米的阴影”。

“我们的文学正在失去年轻的力量和青年的气质”

周：你在《钟山》杂志工作了几年，你对当下文学整体状况是如何看的？《钟山》在培养青年作家上，也做过很多事，你又是如何看待青年写作的？

何：文学的整体状况并不好，作家们没有能力和勇气书写与现实相称的文字，批评家一味随波逐流、追名逐利……当然，好的倾向也是有的，但我是一个“顽固”的悲观主义者。此外，关于“青年写作”的看法我已经发表了太多了，基本观点都已经表达了，此处就不再重述了——关键是于事无补，言辞也不无轻佻。

周：你的经历挺丰富的，大学、作品类刊物、评论类刊物，这种经历给你看待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怎样的不一样的眼光？

何：会有一些不一样，主要是现场感帮我避免陷入学院的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某种历史化和模式化的窠臼。很多的学院派评论家不在文学现场，他们的批评往往只能“就事论事”、隔靴搔痒，用现成的文学史、文学观念框套乃至肢解文本，武断又傲慢地下各种陈陈相因、言不及义、荒腔走板的判断。

周：大家都知道江苏作协工作力度很大，培养提携本省作家不遗余力，你作为江苏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刊物的负责人，如何评价江苏的文学工作和文学氛围？

何：相较于其他地区，江苏的文学氛围的确是比较好的，和这个地域的文化传统、文学传统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也和江苏作协这么多年的工作力度和服务态度有关，更与江苏作家内部的某种竞争又团结的美美与共的状态互为表里。这是一个大问题，说来话长。

周：你在《关于青年写作、文学新人的断想》中说：“对青年写作者和文学新人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期许，广泛持久的扶持、奖赏是制度的代际焦虑的产物，是当权者繁衍权力的某种古老形式，也是现代中国‘青年崇拜’、青年想象的文化心理的现实投射，如今更是蔓延为成年人、老年人重要的恶俗文化行为之一。赞美青年，是无限正确的政治‘鸡汤’；讴歌青春，是经久不衰的代际‘春晚’，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去锻造青年的皮囊如何与苍老、丑陋的灵魂完美融合。”这些年，“青年崇拜”“媚少”现象是非常突出的，包括我们在刊物工作，也有意无意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从你的观察看，你认为出现“青年崇拜”“媚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你问题中所引的我的那段话，其实就是试图说出造成这一症候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的文学中不仅存在“媚少”，更存在“媚老”，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媚老”就不会有“媚少”。“媚”并不仅仅是一种褒奖的、推崇的态度，更是一种利益、权力的传递。试想，“媚少”是由谁发起的？更多的是由年长的人施与年轻人的，其实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施舍”，如果年轻人拒绝这种施与，那“媚少”何以形成？这不过是两个代际间有关权力传承的合谋，“眉来眼去”，一拍即合，一个巴掌拍不响。

周：我和一些刊物主编聊过，若不是这几年各类刊物疯狂地抢青年作家的稿子，很多人的作品若按正常刊物对稿件质量的要求，连发表都是很难的。至少刊物“媚少”现象还是存在的。批评类刊物的“媚少”现象，应该很少吧？

何：批评类、研究类刊物也有，但没有文学期刊那么突出，门槛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低，毕竟学术研究的起点还是有较高要求的。文学期刊“媚少”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建立在某种一厢情愿的“纯文学”假想之上：多发一点年轻人的稿子，培养一些年轻的作者和读者，以延续严肃文学的生命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但现实显然事与愿违，我们的文学正在失去年轻的力量和青年的气质。

周：作为《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你对办好这份重要的评论刊物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

何：找一些前沿的、有价值的话题做研究专辑，讨论新的现象和真正现场的问题，以期能对读者和文学界提供一点有意义的提示、启发，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更宏观的、远大的规划不是我这样的身份可以设想和主导的。

周：你认为，“文学不可避免地‘大学化’（或学院化）是当前青年写作面临的一种特别的困局”。2015年5月，我们第一次对话中，你讲到：“没有学院的文学教育，没有那些以此为职业的学者、专家、批评家、评论家，你觉得中国文学能够独立运转吗？不可能的，极端地讲，没有大学中文系（文学院）就不可能存在‘文学’这个场域。”那你认为，青年写作要如何突破“大学化”，写出有异质性或先锋性的作品？

何：我想纠正和强调的是，“大学化”是文学的某种知识基础和观念背景，是“文学”这样一个范畴依赖的客观的存在，并不必然构成对文学发展的阻碍，所以也就谈不上要“突破”大学化。一个主要来源于大学教授的知识和经验的学院作家难道就一定写不出异质性的作品？反之亦然，一个纯民间的、没受过系统的学院训练的作家就天然携带着异质性或先锋性吗？显然不是。我想说的是，“大学化”有自身的局限，作家只不过需要意识到这样的局限，并且努力去丰富和拓展更多的经验而已。

周：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组织的青年批评家论坛，每次议题的设置、邀请的青年批评家，还有部分青年作家都很有特色。通过这几年举办几届批评家论坛，你个人对青年批评家或作家有什么样的观感？

何：无论是青年作家还是评论家都越来越老成持重，越来越合群、友好，为了某种共同体规则和利益，大家都秉持着和气生财、避免冲突的原则展开文学对话、文学交流，缺少碰撞、交锋和野性。

周：2017年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创办的年度文学排行榜，影响也越来越大，提名评委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批评家，通过几年的运作，从提名情况看，年轻一代批评家确立了自己的审美观了吗？

何：提名的情况其实反映出很多问题。“排行榜”本身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公正性就无法保证，每年那么多作品，每个研究者和从业者的视野都是有限的，又很容易被各类好书榜、文学推广活动诱导，根本无法保证提名的作品一定是那个年度、那个文体中最好的。而且，大部分的一线青年评论家都无法避免文学的“圈子化”，这就导致提名的“同质化”和亲缘性很严重：提名的基本上就是自己熟悉的作家、朋友或者刊物、出版社，范围非常有限，重复、雷同严重。因此，看起来人数不算少的提名队伍，也不过是在“合谋”做着一个貌似公正、公开、公平的文学民主化的游戏。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年轻的评论家们是否确立了自己的审美观，就算确立并在提名中体现了也是枉然，因为大部分的排行榜、文学奖的终审评委都以资深、年长的学者、评论家为主。

重建批评的尊严

周：你在《关于“文学批评的现状”》中说：“作为一个双重的从业者（文学批评工作者、文学批评刊物编辑），我对‘理想的文学批评’有期待，但也有疑惑。举个例子吧，今天一位资深的或者一线的作家发表、出版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你几乎看不到同样资深的评论家、学者公开发表批评性的意见，小有名气的青年批评家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态度。这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初不是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意见很多，形成争论的局面，甚至一群评论家‘群起而攻之’的情况也时常发生。现在敢于‘直言’的评论家往往都是‘籍籍无名’之辈，或者只敢化名到豆瓣评论区去发发牢骚、直抒胸臆……”你的期待的是什么？疑惑的又是什么？

何：其实“期待”或“疑惑”在你的问题引用的文字中我已经基本说清了，简而言之，期待的是大家都实话实说、言之有物，疑惑的是虚与委蛇、言之无物的风气为何愈演愈烈。而且，我在我的位置谈“疑惑”难免矫情，因为我就置身于这样一个场域中，很清楚其中的根由。

周：那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打破你上面所说的这种批评的利益化呢？

何：批评家不独立，要么受制于体制，要么受制于自身的欲望，或者是这两者的夹攻。这是死结，很难打破，少数个体的打破也无助于改变整个体系的运转逻辑。我们渴望“得到”，并且恐惧于“失去”。文坛上极少数敢于说点实话的人，他们直言的基本前提就是不怕“失去”，而且有的“人微言轻”“一介草民”，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如果你是知名教授、博导、学者、主编、青年才俊、某某人才……那就另当别论了，名头越多，说话的“禁忌”和“顾虑”也就越多。

周：我们再说得宏大点，你认为今天的批评，要如何做，才能实现自己作为批评的有效性呢？

何：“实现批评的有效性”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我只能略微谈一下我认为的可行的路径，这在我以前的一个对谈中具体表达过，在此赘述如下：首先要适度地脱序，我们嵌入既定的文学秩序太深，甚至已经成为这一秩序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充分继承了秩序的利益及其“恶”；其次要重建批评的尊严，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废话，但我还是想再说一次：尊严，没有尊严的批评可怜又无聊；再次，别再假装爱文学，爱得那么深沉而虚伪，还不如直接说出你的恨和无奈，做不了勇士也不要做一个售卖劣质文学鸡汤的小贩，至少可以做一个“逃兵”：“逃兵是一个拒绝为他同时代人的争斗赋予一种意义的人。……他厌恶像一个小丑那样参与大写的历史的喜剧。他对事物的视觉经常是清醒的，非常清醒……它使他从同时代人中分离出来，使他远离人类。”（米兰·昆德拉）

周：这些年对学院派批评一直有不同的批评，你曾在高校完成了硕士博士教育，又在高校工作几年，现在到了刊物，应该更能清楚地看清学院派批评了，你是如何看待学院派批评的？

何：关于学院派批评的问题和我对它的看法，在前面第二部分的第二个问题已经涉及了，这里不重复。需要重申的是，“学院化”“学院色彩”并不是学院派批评的原罪，它只是容易导致一些封闭、狭窄、僵化的问题和局限，而不是说学院派批评本身就是错的。离开学院的文学批评会变好吗？一样差，甚至更差，或者更明确地说，目前所有行之有效的批评都是宽泛意义的学院批评，压根儿就不存在学院以外的批评。即便很多“豆瓣”的评论、新媒体的弹幕，都有着或隐或显的学院知识的痕迹。

周：“80 后”一代批评家，是以相对整齐的方式出道，后来有人批评“80 后”批评家抱团取暖，替代了讨论文学。我在看第五代批评家资料时，看到李劼当年写的《写在即将分化之前——对“青年批评家队伍”的一种展望》，李劼很刻薄地批评了整个批评队伍面临着从年轻化转入名人化的危机，青年批评家的贵族化等问题。其实，我发现第七代批评家的分化更严重。你认为，文学批评家正常的出道方式除了认真研读、做好充足的理论储备和知识储备，外力的助推对批评家的成长有没有益处？关于第七代批评家的名人化、贵族化问题及其分化，你如何看？

何：在任何一个职业和行当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科层化、等级化的问题，文学或文学批评概莫能外。对于“80 后”评论家来说，如何才算是“出道”？无非就是成为学术名人、有充足的出镜率和曝光度、掌握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分配到更多的奖励和学术权力……这和娱乐圈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因此，那些推动和促成某个个体或群体出场或成长的力量，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来说，都不能算是“外力”，而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无谓的指摘。所以，纠缠于这样一个非文学性的社会学问题（关于贵族、名人、门第、学阀等），是无益于进行有效的文学思考的——虽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不是不重要。

周：若给批评家朋友或晚辈推荐几本书，你会推荐哪几本？

何：“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此处略去“附注”部分。）

周：谢谢同彬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