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体上兼具文学性、新闻性的报告文学可谓是“后起之秀”，随着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书写越来越受关注，客观写实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报告文学在文学与现实建构的话语空间中，日益彰显着时代精神的光和热。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为当代文学树立了风向标，其获奖作品在创作方法、内容题材、主题意蕴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诠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理想与精神价值导向。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获奖者和获奖作品是：丁晓平《红船启航》、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钟法权《张富清传》、龚盛辉《中国北斗》、蒋巍《国家温度》。关于“如何在艺术与纪实间寻找统一？”这个所有报告文学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五位获奖者分享了他们的想法。

《红船启航》丁晓平：在文学、历史、学术间寻求统一

丁晓平，安徽怀宁人。著有《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王明中毒事件》《1945·大国博弈》等作品30余部，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文津图书奖、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杯”奖等。

Q ：《红船启航》中有历史真实，也有虚构的场景，这是一本文学书还是历史书？

丁晓平：我也经常曾反复思考这个问题。70后作家中从事党史重大题材创作的不多，这是个体力活。我写作遵循“真实、严谨、好看”三个标准：文学是语言和结构，保证作品的“好看”；历史是史实和真相，保证作品的“真实”；学术是思想和观点，保证作品的“严谨”。

说白了，我的作品，既是文学，也是史学，但这也有一个弱点，就是在文学圈子里它被看作是历史著作，而在历史圈子里却被看成文学著作，两边都不讨好。

Q ：那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

丁晓平：我自己的定位是历史作家。有人说，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我既有文学的野心，也有史学的野心。史文并重，文史兼修，追求文学和史学的统一。何谓“野”？原始也。野心，其实就是初心。要老老实实不胡编乱造、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保证每个细节有它的来历，每段对话有它的出处，让读者在作品中体味到个体生命的质量、体验到民族精神的能量、感悟到科学理论的力量。只要这样，重大历史题材文学写作就能经受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真实、严谨、好看”自然也就互不冲突了。

Q ：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冲突，您会如何取舍呢？

丁晓平：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冲突，我认为不存在首要和取舍的问题，而是我们创作的才情、技术和艺术水平的问题。

《江山如此多娇》欧阳黔森：坚持并执着书写自己所熟悉的是为文的明智之举

欧阳黔森，代表作品包括《雄关漫道》《非爱时间》《绝地逢生》《奢香夫人》等；曾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飞天奖”“金星奖”等。

Q ：故土是一个人的精神根基，又是作家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您几十年间扎根贵州，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坚持并执着于书写这片热土？创作动力来自哪些方面？

欧阳黔森：我的小说创作多数取材于贵州。贵州府志曾誉铜仁：“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仁。”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是属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种地方。我的小说带有楚味，也是一种必然。文学与地域属于母子关系，民俗民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确定文学的味觉。生于斯、长于斯，坚持并执着书写自己所熟悉的是为文的明智之举。创作于我而言，就像有人想唱歌一样，一有时机就放开喉咙唱个痛快，而我不知道除了写作，还有什么能让我如此愉悦。

于我而言，记忆是写作的源泉，回忆是开启写作的动力。如果说，一个人一生中缺少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生活必然枯燥乏味，也会丧失精神的归所。我曾在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一个伟大的民族从不会缺失记忆，一个失去苦难记忆的民族是失语的民族，而一个失语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战胜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我想，参加过这场堪称创造人类减贫史上中国奇迹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便也成了我们民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记忆，并代代相传。

《张富清传》钟法权：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为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写一部传记

钟法权，湖北荆门人。代表作品包括报告文学《雪莲花开》《张富清传》等。曾荣获军事文学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Q ：2019年9月，张富清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一时间各媒体对其事迹纷纷报道，同时读者们呼唤着更全面、更血肉丰满的作品。2019年10月，《张富清传》的前身中篇纪实《藏功记》刊于《延河》“祖国进行时”专栏，引起热烈反响。您亲起的“藏功记”这一最初定名，是否可以视为您解读张富清那只“棕色牛皮箱”的密码？

钟法权： 在我的写作进程中，一直有一个梦想，为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写一部传记。2019年的春天，圆梦的机会到来。老英雄张富清一夜之间成为焦点，国内大报小报、各类新兴媒体无不以连篇累牍的方式进行报道，他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看了媒体上的宣传，我觉得不够解渴，“是什么让他深藏功名六十年？”也许是因为版面的原因，很多关键节点被一笔带过。为此，我萌生了为张富清老英雄写一部传记的想法。

《延河》是知名文学杂志，这些年，我有不少作品得到了《延河》杂志的垂青。2019年，《藏功记》在《延河》杂志首发，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年荣幸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给了我强大的信心。“藏功记”这个题目具有强大的文学张力，正如“棕色牛皮箱”的密码那样，需要逐层打开而让人神往。成书之后采用《张富清传》这个书名，主要还是基于文体的考虑，使其更加直截了当，直击耳目。

《中国北斗》龚盛辉：每一篇作品都是在感动中写完的

龚盛辉，湖南江永人。代表作品包括《中国北斗》《铸剑:国防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纪实》《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等。先后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21年度“中国好书奖”等。

Q ：您这辈子最想干什么？

龚盛辉：问得好，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每次想到最后都是一个结论，最想当一名作家。

Q ：您为了创作采访了很多科学家，采访他们的时候您有什么感受？

龚盛辉：我每采访一个科学家，就被感动一次，可以说每一篇作品都是在感动中写完的。

Q ：听说曾有人问您：“你50多岁的人，怎么像个60多岁的小老头？”当时您是怎么回应的？

龚盛辉：我说，我的头发是在快乐中掉落的，我脸上的皱纹是在一次次喜悦中增多的，我是在快乐中慢慢地变老的。的确，我从写作中得到了很多快乐。一部作品、一篇文章构思完之后，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听到获奖消息时，被人评论时，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哭笑一起苦闷时，甚至在写作中想到一个好词、一个精彩句子时，我都会感到幸福。这种充盈的快乐，让我常常在电脑前一写就是几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

Q ： 2014年，您的夫人突患重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在完成报纸日常编辑事务和采写工作之余，您还要到医院看护妻子，但在此期间您还完成了《决战崛起》的创作，并在2016年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您当时那么忙还坚持写作不会累吗？

龚盛辉： 不写，我会觉得更累，写是最好的休息。

《国家温度》蒋巍：写人写事，必须放在大时代的地平线上

蒋巍，满族，1947年生，出版各类作品30余部， 代表作包括《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人生环行道》《牛玉儒定律》《丛飞震撼》《海雀一棵树》等。先后获全国第二、三、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盾文学奖等。

Q ：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为历史作传的。在长年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又是如何处理时代和人物的关系的？

蒋 巍：文学界常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就成了好人好事表扬稿了。写人写事，你必须把他放在大时代的地平线上加以考察，做出具有宏观意义的价值判断，这样才有广泛的公共性和可读性。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采写了哈尔滨林机厂上任两年的厂长邵奇惠，他毕业于哈工大，通过改革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起死回生。如果只写他的事迹，那就是个人化的表扬稿了。

当然，我也常写平凡人物。比如我写过普通警察王江，文名就叫《王江的意义》。那片管区很大，有山有水有平原。当地警室就王江一个人，那也是他的家，他外出办事，妻子就在家帮他接群众来的求助电话。此文在《光明日报》刊发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王江则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这就是作家的贡献，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我看来，深入基层，用心用情写这些人物，不需要动员，甚至也不需要觉悟。妻子说我“虽为老骥，并不伏枥，天天在上空飞来飞去”，虽然辛苦，热血却总在沸腾，内心也总是充实的，精神是昂扬的。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五部获奖的报告文学作品

从建党百年的回溯到脱贫攻坚战的凯旋，

从突出重围的“北斗”飞升到践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时代楷模，

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书写中国发展的光辉历程，

展现了时代精神与大国风范的同时，

抒发了作者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深度的文学思考。

今天，中国一大批优秀作家

正在用卓越的作品

呈现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

历史与现实、梦想和荣光

我们应该用最具仪式感的热忱和礼遇表达

对文学的敬意、对作家的褒奖、对读者的尊重

中国作协决定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开始

打造以颁奖典礼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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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

2022年11月20日19：30

湖南卫视、北京卫视、芒果TV联合直播

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频、晨视频

爱奇艺、优酷、腾讯同步转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