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中国作家协会近期提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是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用高质量文学记录乡村巨变

建设农业强国，推动乡村振兴，一直是我国重要国策；满足人民需求，追求共同富裕，更是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只有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乡村振兴，我们才可能从更高的视角、更广的视野认识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文学，才可能认真引导组织作家深入新时代的乡村，记录乡村新变化，书写时代新成就。

2021年12月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会前，中国作协党组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什么是“国之大者”？“国之大者”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去实现这个“国之大者”？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便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但仍然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之于我国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农民富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仍然非常重要，“三农”问题仍是关乎党、关乎国家、关乎民族的大问题。

我们须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就对斯诺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农民问题不仅是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样也是改革开放时期至关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也成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在新时代的今天，农村的现代化程度仍然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可以说，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要素。“农为邦本”，不是停留于纸面的。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得以巩固的大政方针。“压舱石”的意思是，有了乡村振兴，有了农业现代化，我们才有底气，才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认识新时代的文学工作尤为重要。

那么，什么是文学的“压舱石”？换言之，什么是新时代文学的“文学之大者”？就是围绕“国之大者”的书写。而文学的压舱之作，就是“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中国作家协会提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不仅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写好农民，写好农村，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一份忠实记录，是新时代作家的职责所在；以高质量的文学书写，为奋进的中华民族提供精神支撑，更是新时代作家的光荣使命。

乡土文学是百年新文学成就斐然的一脉

事实上，百年新文学中，对于“农民”的书写从未中断。从鲁迅小说中，我们至少可以抽出三个线头。一是对农民问题的思索。《故乡》《药》《阿Ｑ正传》等呈现了闰土、华老栓和阿Ｑ们的生活与精神双重贫瘠的世界，他们的形象已然跃出了浙东市镇的乡土，而成为当时中国农民的一种写照。二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开掘。《狂人日记》《孔乙己》《白光》《在酒楼上》《孤独者》为我们呈现了旧文人与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出路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危机。无论是狂人，还是孔乙己，其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之苦和对自我价值的覆灭之痛，都令我们看到旧中国改造进程中灵魂重塑的不易。三是对于女性问题的关切。《祝福》《离婚》《伤逝》为我们揭示了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在当时环境中自我身份确认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艰难。无论是生于乡村还是出身城市，无论是目不识丁还是识得书文，无论是性格懦弱还是泼辣大胆，在父权、夫权文化语境中，她们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三个线头，开启了中国新文学对农民现代意义的书写，对知识分子精神问题以及女性自我发展问题的严肃拷问。而无论是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是女性问题，都是当时社会转型期中国人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现实。这些小说所提出的问题具备了“历史教科书”的社会学价值以及一个作家对“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深度思索。“人的现代化”一直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鲁迅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三条线索之一，即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显现了一个作家在他所处时代的严肃思索。

鲁迅之后最深切体察农民的作家，当属赵树理。但赵树理笔下虽有二诸葛、福贵、三仙姑、小飞蛾延续着闰土、阿Ｑ、祥林嫂的命运，却出现了更多小二黑、小芹、铁锁以及“老槐树下的‘小字辈’”这样的“新的人”。农民中的“新人”形象的出现，使中国新文学从对“个人”的关注而跳跃到对“人民”的塑造。“这里的‘人民’不再是五四时期需要被启蒙的大众，而是历史的、能动的主体”。这一主体的发现，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人民放在文艺创作的主体地位上的指导与引领密切相关。因有赵树理的文学，我们才完整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人民的生活，了解到当时晋东南和晋北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习惯、婚丧嫁娶、心理嬗变，并在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田寡妇、潘永福这些具体的农民形象中看到了人民的成长。在小二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已然“站起来”了的农民形象。这种形象不是理想化的拔高，而是作家对现实农民状况的真实反映。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扬才感叹，“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艺创作上的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显然，赵树理不仅将之作为“任务”去完成，他是真正出于对农民精神成长的深度理解与满心喜悦去写作的。他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想，写农民生活的作家”，当得起“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的评价，而这一切的原因正在于“他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

与赵树理同时代的作家孙犁，同样是人民文学的实践者。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自述中，讲到比起冀中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自己的作品只是“一鳞半爪”，“《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他写道，“我在延安的窑洞里的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有“我”有“情”的文学，所获得的生命力，所从何来？答案只能是作家与人民情感的深度共振。

作家柳青从不讳言他对时代进步的积极关注，他多次谈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在1978年一次对业余作者的座谈会讲话中，他谈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并说到《创业史》：“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这种自信使他的作品不但有血肉、有温度，而且有底气、有“筋骨”。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初期中国乡村变化的忠实记录者，柳青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也创造性地贡献了一个作家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早期构想。柳青从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空泛的标语口号，而是以一种坚实的、诚恳的现实主义的书写和具体可感的人物、细节的艺术展现，去完成一部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他写于1972年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散文以及《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这两个作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创业史》。在《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中，柳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苹果产区计划，期望农民富起来的拳拳之心接通着他的作品。所以，他才能是“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的柳青，他的作品才“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

描绘新时代农民新风貌

只有和劳动者一并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孙少安、孙少平与梁生宝有着精神的血缘。继“站起来”的农民梁生宝之后，路遥续写了中国伟大变革中“富起来”的农民故事。小说虽只截取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短短十年，但它对改革开放中国城乡人民成长的深度书写，成为读者心中矗立起的一座新时期文学丰碑。

中国文学对农村的书写，被学界认定是最有成就的。大作品的应时而生，源于作家在大历史的转折处应时代潮流而动。正如我们可以在大革命时期前后，举出鲁迅《阿Q正传》与《故乡》的例子，农民在那时的形象距离“站起来”相差甚远。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民形象显然让我们看到了“站起来”了的新的农民，而农民的真正“站起来”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如果说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出了“站起来”的农民，改革开放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出了“富起来”的农民，那么，新时代“强起来”的农民形象，那个代表一个时代的“新人”形象在哪里？对于“他”的塑造，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新时代文学的使命呢？我以为是。这里，我们要完成的，不仅是一个文学史的延承与文学题材的赓续问题，更是一个对文学史中“农民形象”的创新问题。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文学作为社会的反映，城市写作与城市成长的作家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农村农民有淡出文学史的迹象。这些问题与现象真实存在。对此，文学如何回应？是迎上前去，还是高高挂起？是扑下身子，还是置之不理？我们的态度、作家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文学的时代面貌，决定了这一时代能否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也决定了这一时代对文学价值的认可与对文学从业者的尊重。所以，相对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这样的伟大实践而言，我们要做的事，是推出和创作新时代的“创业史”和“山乡巨变”。写出新时代文学的压舱之作，描绘出新时代农民的新风貌，为新征程上人民的伟大实践留下信史，以“强起来”的农民新人形象，丰富中国文学农民形象画廊，这正是这一代作家的神圣使命。

反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有成就的作家都是能够把握历史主动、深入生活深处、对艺术和人民充满深情的作家。近年来，一批小说家深入农村，已经写出了一定数量的反映乡村巨变的长篇小说。“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一经提出，一大批作家即投身其中，以满腔热情去感受新时代新农村的脉动。我们相信，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应在新时代乡村书写的文学创作中有大的突破。而中国作协对这一创作的有效组织与推动，让我们对代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品诞生充满期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创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