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毫无疑问，“新时代文学”是当下中国文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话题。关于“新时代文学”，许多值得探讨的文学创作与理论问题还有待叩问和展开。比如，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到“新时代文学”根本性质与艺术高峰的核心命题。

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新人民英雄史诗”，只不过与“人民英雄史诗”和“古典英雄史诗”相比，“新人民英雄史诗”更愿意塑造普通人中不普通的人民群众形象，或者说是平凡世界中不平凡的人民群众形象。这种形象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平民英雄形象。中国作家要想创造出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就必须进一步在文学创作中凸显和完善人民主体性建构，必须努力塑造和展示新时代文学中的人民主体形象及其主体精神。梁晓声在新时代写出了史诗性巨著《人世间》，以工人家庭周志刚和三个儿女的故事为中心，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跨度中将笔触延伸和发散至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中。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闪耀着永不懈怠的追求，执着而坚韧，体现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的生命意志与奋斗精神。毫无疑问，《人世间》所展示的人民形象张扬了当代中国人民的主体精神。这与路遥当年的史诗性巨著《平凡的世界》一脉相承。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的命运，彰显了当代中国人民的主体性。

为了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除了要努力建构新时代文学的人民主体性之外，还需要大力推进新时代文学的时代主体性建构。新时代文学的人民主体性必须要通过新时代文学的时代主体性来体现，人民群众是时代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在时代和历史的创造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出来。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必须树立“大时代观”和“大历史观”，而对于那些志在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的作家而言，建立新时代的“大时代观”和“大历史观”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英雄史诗”创作中，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的“人民英雄史诗”更多地体现了革命作家的“大历史观”，那么农村现实题材的“人民英雄史诗”就更多地体现了革命作家的“大时代观”。如《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这样的作品，就是在鲜明而坚定的唯物史观基础上展开革命叙事，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战争，作品始终将革命的农民阶级置放在宏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视野中予以观照，凸显了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再如《创业史》这样的作品，试图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塑造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这些作品体现了现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所以“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彼此联系，相互渗透，往往交织在“人民英雄史诗”的两种题材类型中。新时期文学中，在《平凡的世界》和《麦河》等史诗性作品中，中国作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以梁晓声的《人世间》和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为标志，中国作家再度贡献了能够反映“大时代”和“大历史”的史诗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人世间》是将《平凡的世界》的“大时代”和“大历史”书写加以放大和扩张。《人世间》对工人阶层的现实命运描绘令人印象深刻，具有强烈的时代主体性与历史现场感。而《金谷银山》则比《麦河》往前更进一步，讲述新时代中国农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奋斗故事。

最后是关于新时代文学的民族主体性建构问题，这同样是创造新时代人民史诗的重要途径。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艺术界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坛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呼吁重建中国文学的民族主体性。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在“站起来”的意义上倡导“古为今用”，到新时期文学在“富起来”的形势下开始“文化寻根”，再到新时代文学在“强起来”的背景下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难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民族主体性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日渐坚定。毫无疑问，无论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还是全盘西化都与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背道而驰，盲目地保守会失去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宝贵机遇，而一味地西化也不是民族主体性建构的正途。所以那种失去了中华民族特色的西化或欧化文学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现代化与民族化交融中才能催生出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史诗创作历程，对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呼唤与重建长期以来都是时代的文化强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创业史》和《红旗谱》不仅体现了时代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还体现了强大的中华民族主体性，是能够展现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的史诗性作品。而在新时期文学中，不少作品致力于发掘或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民身上的投影，试图重构中华民族主体性与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比如《平凡的世界》和《麦河》中，孙家兄弟身上的传统道德人格理想及其现实践行方式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心理共鸣，曹双羊发生人格蝶变，重新向中华传统土地文明认同与回归的过程，也折射了当代中国作家重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诉求。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前两个阶段中不同类型的人民史诗写作，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艺术经验，其中就包括重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经验。实际上，在新时代出现的初具规模的人民史诗中，如《人世间》和《金谷银山》，这种民族主体性重建经验得到了进一步的艺术张扬。《人世间》中凸显的家庭道德伦理温情和城市人民之间相濡以沫的道德情感世界，就集中反映了在近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有一种难以磨灭的民族精神在坚韧不拔地维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命脉，由此在这部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史诗巨著中释放出了强大的中华文化力量和中华美学精神。而在《金谷银山》中，以范少山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农民工在返乡后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也折射了人民群众身上那种百折不挠、敢于开天辟地的奋斗精神。

以上我们探讨了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的三种主要路径，即重建新时代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时代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而这三种主要路径都与主体性建构有关，由此凸显了主体性哲学在新时代重建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发展道路，虽然在探索途中也曾遭遇艰难与曲折，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重建了人民的主体性与民族的主体性。这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英雄史诗”中有着突出的审美表现，当时涌现出的一批史诗性的经典作品就是最好的艺术证明。及至新时期文学中，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打开国门，主动融汇世界范围内的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试图重构适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的新主体性哲学。一时间，从哲学界到文学界，关于人的主体性哲学和文学的主体性美学成为显学；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评价问题也成了理论焦点。可见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如何冲破西方世界的文化壁垒，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种迫切的时代需求中，新时期文学涌现出一批史诗性作品，这些作品努力描绘和呈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昂扬奋进姿态。当代文学前两个阶段的作品，都为新时代文学的到来积蓄了巨大的历史和审美能量。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这在新时代出现的人民史诗创作中也初现端倪。只要我们继续秉持开放的文化气度和胸襟，始终与世界保持平等对话关系，我们终将创造出更多新的史诗性作品。